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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子，和刑罚的肉体意义


●王怡



司法正义对犯人的肉体紧追不舍。
——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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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位法律界的朋友聊天，检察官马谈起最近铁路法院在成都火车站举行的公处公判大会。场面宏大，聚众甚多。他说到两点引起大家共鸣。一，马检说，最划不来的是那些劳动教养的农民。不如干脆把标的搞大点，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最多半年拘役，结果现在二、三年劳教。一位法官说，是啊，公安直接就处了，休想翻案。

第二就说到这次判死刑的几个抢劫犯。马检说，首要一个，念到“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便大叫：“冤枉啊，我冤枉啊。”旁边一人说，“叫什么叫，说好了不准叫的嘛。”

我对现在的公判形式感兴趣，问：“还有没有头上插牌子？”

马检说，现在不准插了。
“有没有剃头呢？”
“有些剃了，有些没剃。”
“有没有五花大绑？”
“讨论过，有期徒刑的不绑，戴手铐，死刑的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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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带手铐与绑绳子的区别是什么呢？
显然是两种待遇。是不是绑绳子比戴手铐更保险，被告（既然是公判大会，未宣判前就还是被告）逃脱的机会更小？马检承认不是。从功能上说，戴手铐其实更可靠些。

其实这是一个刑罚中源远流长的问题。五花大绑是一种仪式。它将受刑者从大众之中标明出来，它和剃光头、着统一的囚服、甚至戴枷、上脚镣一起，给受刑者打上耻辱的烙印，甚至在死后还要焚尸扬灰、楦皮实草，或者悬尸示众。就像法官的黑袍、假发和惊堂木构成权威与正义的外观设计一样，这些施加于罪犯肉体的招数，也构成了对于被告人格的彻底否定，对于罪恶的彻底清涤。法官高一句话提纲挈领，说：目的就是为了要侮辱他。

刑罚显示出它的肉体意义。它不是仅仅要实现其实际功能而已。刑罚还要借犯人的肉体来树立威权，借别人的肉体来献祭。甚至让罪犯的亲人在人群里都要无地自容，对之弃之不及，生怕旁人知道那是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如果被告西装革履、发型完整，在外观上和我们没有一点区分，我们就较为容易将他当作平等的人看待，我们会想，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我们会从一般的人性上去企图理解被告及其行为。但他若是像舞台上的丑角或反面人物那样出场，我们便自然倾向于一种类似于种族主义的心态，认为他与我们不同，甚至认为他根本就不是人，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会忘记，如果自己也如此出场，一样会在别人眼里面目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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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我在电视上看见了这段新闻。
由于有马检的介绍，我看得认真。注意到了一个镜头。两名法警将死刑犯双肩拿住，推往警车时，那犯人开始大叫。新闻里没有声音，但我知道他叫的是：“冤枉啊。”

这时，他左边的法警腾出一只手（左手），伸开手掌，用虎口迅速卡住了犯人的喉咙。你可以设想那种感觉，嗓音被中断，一时之间出不来气，有呛住甚至呕吐的反应。


为什么要掐他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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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可能。一是法警认为有可能是真的冤枉，他一定知道公安在严打期间刑讯逼供是家常便饭。他怕犯人叫的是真的，所以卡住他的脖子，不让他说。

另一种可能。法警不会认为他冤枉，也不是为了堵住真相而卡他的脖子。他只是觉得让他乱叫，会破坏公判大会的仪式感，破坏法律的神圣性，而且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不给他说话的权利。也许，那位法警根本就是下意识的，他觉得卡住犯人的脖子是他的责任。

第一种假设是可怕的。但冤假错案的可能在严打时期，也不可完全排除。而且另一个枝节问题是：究竟什么才叫冤枉？

没有杀人、抢劫，说我杀了、抢了。这是定罪上的“冤枉”，也是我们习惯上认为的“冤枉”。但即使杀了人或抢了人，在程序上、量刑上有出入，尤其在严打期间“快捕快审”，便宜从事，而使被告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又可不可以叫“冤枉”呢。


第二种假设，是这篇文章最关心的。一个没有冤枉他的犯人，可不可以叫“我冤枉啊”。可不可以卡住他的脖子，以免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误导。电影《垂帘听政》中，顾命大臣肃顺押往菜市口的时候，就大叫冤枉，，大骂慈禧和恭亲王叔嫂二人上下其手、狼狈为奸。主事官员便用一个夹子夹住他的舌头，免他胡言乱语。

法院的公开审判，就有人担心某些人肆无忌惮的说话，影响不好。尤其是某些敏感案件，被告要是敞开来说，就让法官尴尬，审判就要草草收场。对司法公开的意义如果没有真切的理解，就难免如此，就没有底气来面对被告的发言。

比如当年审判江青等人，就是如此。
前不久看到四川某地审理一起f轮功案件的庭审实况，那名被告是妇女，非常坦诚，执迷不悟。她说，我晓得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坐牢没关系，我只想说f轮功不是邪教，我们练功，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凭什么说我有罪？

听审过程中，只要这名被告一说起f轮功不是邪教，那个法官明显就慌了，马上说：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事。然后慌忙把中共中央的决议内容叙述一遍。这样还审什么审呢。又要公开审理，又怕被告“乱说话”。构成了一种“法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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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对于仪式感的破坏。
正义与罪恶，各有各的肉体姿势。昂首挺胸、高呼口号，这是革命者作为被告的高大形象。而俯首认罪、弓腰缩背，就是罪犯的肉体语言。公判大会所营造的仪式感和对于被告的“形象设计”，是需要被告来配合的。法警绝对不会容忍被告像一个地下党员那样气宇轩扬。被告的头要是抬得过高，都会有人觉得不自在，会有人来吼他，“抬那么高爪子嘛，老实点！”

不会让你像一个革命者那样摆POSE。

我在电视里常常见到这样的镜头：警察抓人，嫌疑人已经服贴了，已经放弃抗拒，但警察仍然要将他的头死死按住，按得越低越好，让嫌疑人的身体呈一个拱形。甚至让他蹲下，让他趴下。总之就是让他像一个“坏人”，让他像一个小丑。权力将肉体的姿势道德化、通过肉体的姿势传达出一种信号，从反面代表了法律的怒不可遏，和正义凛然。

被告的肉体，从一开始就成为了法律的道具。
最终的目的是让被告自己，让被告的肉体成为他自己所犯罪行的宣告者，成为司法的同谋和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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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检说，那个抢劫犯立即押赴刑场，开了三枪，半个脑袋都打烂了，才死。

我问：允不允许观看？
法官高插话：现在不许群众进去看了。不过内部的人可以看。

律师石说：上回成克杰是注射死的。有报道说是中国第一个。

我说：其实几年前云南就试点注射法了，但为什么不推广呢？


我们在坐四人，全部同意以注射代替枪杀。但对于注射法从成克杰开始，颇为不满。我认为这仍然是“刑不上大夫”的体现。因为枪杀的意义与五花大绑一样，并不仅仅是执行死刑的方式，而是构成司法仪式及其肉体意义的重要组成。枪杀是对于肉体的彻底否定，枪声是一种威权的象征，不像注射器是温和的，缺乏强烈的道德贬斥。这也是枪杀长期盛行，不易被注射取代的重要原因。许多人仍然对这种针对肉体的仪式感情有独钟。

而在对成克杰的执行注射上，死刑的肉体意义被取消了，注射仅仅具有一种技术性的作用。死刑并没有对犯人的肉体构成任何侮辱和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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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对于注射取代枪杀的关注点上，我们分成了两派。我和律师石关注的是死刑犯的权利与人格，并主张将枪杀这一刑罚的肉体意义通过注射法的替代予以抹煞。而马检和高法的出发点则是对死刑执行人的关注和同情。这是我想得较少的视角。

在《合法杀人家族》一书中，我们看到17—19世纪法国刽子手世家桑松家族七代死刑执行人的故事。这个家族的兄弟、叔伯、表亲，一代一代辗转于法国的城市和乡村，挥舞斧剑、或用绞首、四马分尸、火烤、烙铁、剁手足、车裂等等方式处决犯人。最后在大革命中开始使用断头台。

在大多数人眼里，桑松家族的人都是“有着粗手指和沾血指甲的”怪物和可怕的东西。是命里注定被人讨厌、谩骂和憎恶的对象。人们把他们当作一种“必不可少的恶”。而这种代表公共权力将一个人处死的任务，对于一个在三步之内鲜血淋漓的执行人来说，也意味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精神折磨。换句话说，死刑在法律上的正当性，并不能完全说服执行人，在每一个法警或者刽子手心里，理智是如此脆弱，不能抵御情绪和罪恶感的蔓延。

夏尔桑松在第一次处刑时，腿脚不听使唤，摔倒在处刑台上。直到晚年他一看见血就浑身打颤。这个家族的另一位刽子手由于不断加重的精神紧张，35岁就得了中风。另一个桑松在处决了一位反革命后，就再也没有站立起来。以冷酷著称的亨利桑松处死了路易十六，当晚就偷偷出城，四处找人给国王做弥撒。

正如那个抢劫犯被开了三枪才毙命，当年苏格兰女王玛丽在断头台上，也是被连砍三斧，才使脑袋与身体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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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枪杀与当年的断头台一样，除了天生的仪式感和肉体意义，也有非常实用的技术价值，就是简洁迅速。在大革命雅各宾派掌权后，在断头台上处死的人每天不少于30人，多时达60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时，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马不停蹄的砍死了2700人。君主制时代的所有名人都杀光了，其余的则是名不见经传的老百姓。面对疯狂运转的专政机器，断头台以他的效率积极配合了革命和政治的需要。

据说用绞首刑致死要7—15分钟/每人。用电刑有时也需要4分钟/每人。而断头台的速度是惊人的，“21名吉伦特派成员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甚至只用了28分钟”。

在这方面，枪杀显然更加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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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马检：这些死刑犯都是早就核准了的吗？
马检说：当然。省高院很快就核准了。赶在严打期间杀，既有威慑力，又算是严打的成果。


最后一个问题，严打时期，为什么要杀得如此的急？
死刑复核制度越来越稀松。古时杀人一般交由中央甚至皇帝本人来复核。所谓秋后处斩制度。建国后我们的死刑复核起初也是由最高法院统一把关的。后来刑事犯罪愈演愈烈，便把死刑复核权下放省一级。下放的范围越来越宽。8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居高不下的犯罪高峰期，所谓死刑复核就越来越松，越来越快，尤其在忽视程序和法治精神的间歇性严打期间，死刑及其肉体意义，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献祭。在政治和政策目标的驱使下，快审快结、快捕快杀，被告和罪犯的肉体成为法制直通车轮下的奠路石。

但另一方面，重典之下，偏偏顶风作案、逆风而上的人却前赴后继，层出不穷。重典和重犯此起彼伏，你追我赶，进入一个盖茨所谓的正循环。一字排开，一路杀过去，千万颗人头落地，革命就会成功、天下就会大治的神话，不仅在政治领域，就是在治安领域也不过是一个残酷而无功的乌托邦。

连让犯人捱过一个秋天的耐心都没有了。并非显出正义的疾恶如仇和迫不及待。而是显出时代的浮躁，和主事者的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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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福柯所说，“犯人的肉体变成国王的财产”。被告在刑罚之下被征用。他的肉身成为国有资产，和集体占有的对象。刑罚的目标不仅在于惩戒，更在于把肉体意识形态化，让它在公众面前说出执法者想让它说出的话，让它背叛自己的主人，并自证其罪。

犯人不再是人。犯人成为法律的手段。
并以人民的名义。





王怡/2001/4/30于包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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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亞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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