阡陌:对季卫东先生<<渐进改革的新动力>>一文的评论

10/13/2002 12:21:07 PM 阡陌(清华大学)

季先生长期对中国的改革问题保有强烈的兴趣，不能否认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深刻的，对中国政治运作的很多问题有着明晰的认识。但是他认为可以从政协这个处于权力边缘的政治花瓶着手进行宪政的重构，其可行性是可疑的。关于宪政改革的途径，我们必须考虑改革的语境，而我以为在当下中国的语境当中，政协要想从权力的边缘迈向权力的中心面临着诸多阻隔：

一、意识形态的阻隔——人大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在名义上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人民”拜物教的组织形式，人大虽然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是名实相离并不必然意味着“名”就很容易祛除。“名”不过是整个政治运作的一个符号掩饰，若政治中的人尤其是权力拥有者不发起政治格局的变化，这个符号便将继续作为一个方便实用的工具继续存在。由此，一个被认为是全体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怎会容许另外一个更加边缘化的组织僭越其神圣的权力呢？

二、既得利益者的阻隔——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向人们指出一种制度形成之后往往会因为种种因素形成制度惯性，这些因素包括学习效应、制度配合、变革惰性、既得利益者的阻碍等，我自己以为其中最重要的乃市既得利益者的力量。在当下的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无疑是庞大的中共党员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各级权力行使者，如秦晖先生指出，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实际上早已“去意识形态化”，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以及由制度漏洞而来其他利益，而且他们也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强大政治资源维护其利益。政协想从政治权力中分一杯羹何其难啊！

三、现有的稳定机制的阻隔——康有光先生的文章<<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着力分析了中国在市场化不断深入利益不断多元化的情形下何以能够仍然保持政治稳定。他使用的“行政吸纳政治”的分析框架展示了共产党的权威体制通过民主化之外的种种途径将社会精英吸纳到既有的体制框架内，从而使在一般政治学观点来看是属于民主化动力的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失去了对民主化的兴趣。这种“行政吸纳政治”的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和多长的时间范围内有效固然尚可存疑，但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或许还可以维持，这无疑是季先生改革方案的另一阻隔。

四、政治博弈过程中人大扩张欲望的阻隔——政治是由人来操作的，而人又不可避免地有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而权力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大中的“人”和政协中的“人”的利益无疑具有冲突性。而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无论在全国人大还是在地方人大，人大常委会的上镜率越来越高，譬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会议的积极立法和扩张行动（甚至意图对司法机关进行个案监督），广东省人大会议对政府机关行为的步步追问，而沈阳市人大居然没有通过法院的工作报告，如此等等。尽管这里面有派系斗争的因素，但我想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博弈过程，政治组织的行为或许与一些崇高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就如马歇尔大法官开创的违宪审查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党派斗争的产物，并不是说马歇尔出于建构一个完美的政治体制的意图大义凛然地来作出决定的。人大的扩张欲望的外显肯定是政协迈向权力中心的一大阻隔。

由此，我以为将政协作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在可行性上存在严重的问题。

那么，政治改革难道就无望了吗？

对此我非常疑惑，无望与希望同时萦绕心间。

无望是因为当下中国理想主义的缺失——新权威主义的盛行。民众甚至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多的人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威权统治下的经济发展，我的许多同学都曾经认为民主化将增加改革的成本，有很多社会资源将被浪费在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因此虽然讨厌现行体制的种种恶习，但对其发展经济的能量却都比较认同，而这种认同往往还被新加坡以及类似国家的经验所强化。我自己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秦晖先生的文章却表明，民主缺失条件下的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未必就比民主化之后的改革成本小，而且一旦遇到适当的时机，前者所压抑的爆发性的力量可能会带来摧毁性的打击。那么，怎么改革？

难道，只有“为权利而斗争”？

为权利而斗争！耶林甚至将它作为公民的一项义务来看待！近世各国民权的扩张无有因为统治集团的自动分权让利而实现的，只有斗争才能够为自己赢得神圣，也只有斗争才能促使政治结构的良性转变！

可是，现在却面临理想的缺失。

难道，只有振聋发聩的启蒙？

市场化改革预定了个人的利益导向，现代社会多元主义趋向不断扩展，知识界新左派跑马占地，后现代主义也来横插一脚。最为致命的是，政权对表达自由的钳制。因此不得不问：启蒙是可能的吗？甚至可以这样问：“启蒙”这个词是恰当的吗？

或许是可能的。如果使用“启蒙”会让某些人神经过敏，那也不妨使用诸如“呼唤”、“呼吁”此类的词。

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利益导向和多元倾向固然会使人们对一些“大词”的兴趣减弱，而且康有光先生的文章也表明经济精英可以在专制体制下找到更多的赚钱机会，但问题是，专制体制的容纳能力真的能够大到不改革便足以稳定多种力量吗？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利益多元化的倾向越来越凸显，国有的与私有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大型的与中小型的，产棉区与纺织厂的利益，如此等等，他们能够在现行体制下找到合适的安身之所吗？我以为很难。可以预见的是，市场主体将越来越希望通过民主与法治来保障自己的权益，而不再满足于在“行政吸纳政治”的框架内分一杯羹。

第二点在于，学界的争论此起彼伏本身便是表达自由空间扩展的表现之一，而且也只有在争论过程中才有可能达成妥协，到达秦晖先生常讲的“共同底线”，即政治民主，起点平等。

第三是因为，就我自己非常有限的阅读，我感觉今天的表达自由空间比四年前我来到大学时已有大的扩展，更遑论十年前。而互联网的发展和中国向世界的靠近也使得政权对思想的控制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这为知识分子和民众愿望的表达提供了较为充裕的空间，因此也使得民间愿望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中释放，然后民间力量通过种种渠道对权力拥有者施加压力，最终使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得以展开。

但是，这仅仅是改革的前提。

接下来的难题便是：怎样回答季卫东先生的问题，即政治改革可以在哪里突破？

我的看法是，就根本政治体制而言，能够突破的或许只有人大。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享有神圣地位，其存续业已数十年，近年来它又表现出一副蠢蠢欲动的模样，那么何不顺水推舟从人大入手呢？从拥有的政治资源来看，人大比政协有更大的突破可能性。首先，意识形态的转变实际上需要一系列社会因素发生作用，而人大在宪法文本中具有的神圣性决定从人大入手并不会遭遇“合法性”的步步追问。其次，人大制度从上世纪30年代便成为共产党的政治实践，5年宪法又将之推行到全国，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人大制度已经形成一种传统。而且从80年代以来人大的会议并无中断，一个现代的政治组织形式在中国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保持其运作的稳定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不管其有无实权，就其运作形式而言，毕竟“人大”还是宪法中规定的那个“人大”，而且民众已渐渐习惯这种制度的运行。在法律社会学看来，这种传统和民众对这种制度的适应是制度变革的重要资源。再次，近年来人大在扩张自己权力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无疑是进一步改革的良好基础。

法学时评网(www.lawintime.com)首发,200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