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思历程
时 间：二00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晚上七时至九时
地 点：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金耀基
1937年，中日抗战爆发时，我二岁，在杭州。我的小学大都是在战乱中渡过的，抗日胜利后去了上海，刚读初中不久，中共军队已临上海，1949年就随父母避难来台湾了。我正常的读书生涯真正开始是到了台湾之后。到台湾的时候，内战并未结束，还闻到战火味，两岸是非常紧张的，但是隔着一个海峡，我还能有一个安定的求学环境。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命运\\ 可以说被分成两部份，假如我1949年仍留在大陆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有机会跟大家谈这个题目了，要讲，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我初中唸的是成功中学，我觉得成功中学给了我很多东西，自己一些基本的兴趣与价值观或多或少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当时成功的师资素质非常高，有一些老师过去在中国大陆还在大学教过书，有的早着文名，其中很突出的是一位国文老师，他一直觉得我的国文程度很好，甚至最近他从旧金山给我的信中他还惋惜为什么当年我不跟他学诗。他就是中国现代诗中占重要地位的纪弦先生。在成功中学，他的名字是路逾。路老师乐观、浪漫，讲究文字的音乐性与意象，在他与其他如祝丰等师长的薰陶之下，我不写诗，但倒也有文学的想像力，我以后从事社会科学，始终都有很强的人文的倾向。
成功中学毕业后，我进了台大。以今天就中国的大学在世界的位序来看，我认为台大是一所很优秀的大学。我在台大唸书的时候，傅斯年校长刚去世不久，他是北大出身的，他领导台大时间很短，但对台大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使台大有一种自由、开放的独特风格。在台大我唸的是法律系，当时有不少大陆来台的资深而具有学术风格的教授，如萨孟武 、梅仲协，范寿康等。台大四年，让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大多数时间我是在图书馆中渡过的，台大毕业后到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转唸政治。我是为当时政大政治所的教授阵容所吸引的。王云五、浦薛凤、邹文海等先生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政研所二年，加深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趣旨。我在台大一年级时已考取高等考试（高中毕业考取了普考），主要是为了让父亲高兴，父亲是很重视国家典试的，在台大、政大的二个阶段，法律、政治学是我所读的专业。但是在这段求学时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或者说为一个问题所困苦，那就是中国的前途问题。台湾在那个时期，虽说安定，却十分艰辛，面对大陆，有一种无奈的忧患心理，作为当时国民党统治时代下的知识份子，很少不会去思考国家社会的前途，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前景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的中心课题。大家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期间，中国的思想界有一番大的论争，在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台湾也有一个所谓的文化论争。论争很热闹，在当时沉闷的文化圈，透显出生气和新鲜感，但坦白讲，当时台湾的论争，并没有能超出五四时期论述的水平，我曾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文章，发表在一个叫《狮子吼》的月刊上，提出我的一些看法，今天再回头来看，很可以看出我当时的心情，在那篇文章中我对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当然，今天看来，文中的论証是很不严谨的。此后，中国社会文化的问题一直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
1964年我以公费生资格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唸书，匹兹堡大学广阔的现代学术风貌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它的建筑，尤其是那幢巍峨崇宏，有四十二层高，被称为「学术之塔」的大建筑，仰之弥高，一见倾心。在匹兹堡大学，唸的是组织管理，国际政治方面，不过我一开始着眼用心的是社会学，尤其是当时由美国社会学家柏深思 （T Parsons）发展出来的现代化理论。这个现代化理论对我在思考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学术上的激发点。我第一次到美国确感到很大的文化震撼，这也使我体认到台湾真的需要现代化，才有前景。那一次“出洋”，我在美国的奖学金只有一年，所以那一年我是分秒必争，不知道多少个夜晚，我都在「学术之塔」的偌大图书馆里看书，一直看到夜阑人静。
从美国回来后，我在政大教书，又在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工作，并开始有系统地在我主编的「出版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字。台大、政大的同学陆续请我去演讲，我不止乐意，还很兴奋，因为我极希望把自己的看法介绍给大学生，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殷海光先生，当时他应该快写完《中国文化的展望》，殷先生看到我的文章之后，特别托陈鼓应、陈平景二位先生到商务印书馆三楼邀请我去他家喝咖啡。殷先生的咖啡是他在美国的学生寄送的，他很珍惜，不随便请人喝。当时殷先生是被孤立的，很多人都“不敢”去看他。殷先生没有教过我，但我在台大读书时他是哲学学系的教授，他是师辈人物，我对他的言行，素有敬意。初次跟殷先生见面的时候，他拿了我《出版月刊》的文章密密麻麻在旁边写了很多字，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我想了多年才得到这样看法。」在与殷先生多次喝咖啡的短谈、长谈中，我发觉他在孤傲、冷峻之外的谦冲和热情，他对学问几乎有一种燃烧的欲望。我对他有很深的怀念。
一连串演讲、着文之后，我结集出了一本叫《从传统到现代》的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社会科学者，又是一个知识份子，我是在这两个身份之间进出的。我之论析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固然自觉地厘别「实然」与「应然」的层次，但我又毫不妥协地宣扬和主张中国的现代化。我认为现代化是台湾应有也是唯一的出路。多年后，我读到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墨西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帕斯（Octavio Paz）论墨西哥前途的文字，他认为墨西哥是「命定的现代化」。墨西哥伟大的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虽会遭到损坏，但他坚信现代化是墨西哥非走不可的一条路。这正是我当时对中国（台湾）的想法。我在论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时候，是有意识的运\\用社会科学的观念，有意识的避弃长期以来中国几次文化论战中那种文人式的空泛论述。这本书发表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回响，我可以悄悄告诉各位，这本书确为我带来一笔可观的版税。当然，真正令我感到快慰的是当时有思想性的大学生几乎很少不看这本书的。
在这本书出版24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台湾清华大学的傅大为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由台湾思想史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看发言权的取代与转型－从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过渡到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我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是否如傅教授所说，在台湾思想界的转变中取得那样「发言权」的位置，我自己不敢评说，但是我的中国现代化论点确为许多人所接受。 1994年刘小枫先生，他是一位研究「现代性」很有成绩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写了一篇《金耀基的“现代化论”及其问题意识》的评论文章。他对《从传统到现代》有很深刻的批评，但他确很能看出我写书的心志趣向，他说：「从汉语思想学术百年经历来看，现代化论的学术效力是，将社会学的知识学原则引入了传统人文学的论域（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化学乃至思想史），对有效地抑制文人式的社会问题言述有至今难估量的学术意义，金先生致力于社会科学在汉语知识界的确立和扩散，抑制文人式的浮泛之论，实际促成了汉语思想学术言路的转向。」
我的《从传统到现代》是在1966年出版的，也就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当时台湾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深，六十年代，台湾虽然是一个威权式的统治，但是不像大陆是一个极权式的统治。大陆发生的文革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不幸的事件之一，文革绝对是「反现代化」的，而文革对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摧毁可说无以复加，别的不说，单就对中国的大学的冲击来说，就是一灾难，使得大陆的大学产生了断层现象。在过去20年中，大陆的大学制度才慢慢开始规复。中国大陆是在1978年四人帮垮台之后才开始有「开放」、「改革」。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人的三个社会：大陆、台湾与香港，共同的话语是发展，而这个「发展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是现代化。
就我的学术生涯来说，1970是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从美国到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我之到香港教书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到中文大学完全是因为着名的中国社会学家杨庆?先生的怂恿与邀约。杨庆?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当时是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书，他写过几本有名的书，如Chinese Family, Chinese Village 及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中国社会的宗教），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宗教》这本书，我认为是Max Weber的 Religion of China之后社学会中讲中国宗教最好的一本经典性着作。杨教授当年受香港中文大学李卓敏校长之特别邀请，到香港帮助中文大学发展社会学。杨庆?教授在匹兹堡大学没教过我，他看过我的书，他希望我能到香港中大教书，特别是接替他在社会学系开的课。就这样，我到了香港。本来我打算在香港 ?一两年，结果没想到一?就?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之间，我亲自体验并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成长与发展，也看到香港由一个殖民地的城市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
1977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问研究了一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正好中文大学在进行改革，新亚书院需要遴选一位新院长。新亚书院是由钱穆先生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创办，这个书院创办初期在香港政府眼里是个野外之地，可是这几位学人真正开创出一番不同的学术景观，受到海内外的重视。1963年香港政府决定成立第二间大学，就把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结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在新大学成立初期，出现了很多问题，大学与新亚书院之间更发生理念与权利上的磨擦与冲突。很客观地说，当时新亚院长一职决不是一项令人特别喜欢的工作。由于李卓敏校长的诚\\意劝说，和新亚同事的怂恿，我终于同意担起新亚书院院长责任。新亚院长一做做了八年，我花了很多心血，也做了点事。可讲的东西不少，但这里不说了。说实话，新亚八年的院长工作，我是愉快的，觉得是有意义的，但我还是不愿再延任，并于1985年秋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半年。更想不到的是，德国回香港后，过了一段时日，又拗不过新校长高锟教授的好意，担任起副校长的工作。要特别说明一点，中文大学的书院院长与大学副校长，都是兼职，我的主要身份是教授，所以，一直没有脱离教书、研究。相信彭副校长能了解，兼任是很辛苦的。因为我是教授，因此大学要审查教学与研究时，我一样也要被审查，不能说没有压力。在还没有兼任行政工作之前，我是乐于做经验性研究的，就是去实地调查，七十年代中我曾经主持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支持的「观塘研究」，观塘当时是香港新开辟的一个工业区，我个人研究的是观塘的小工厂制度以及政治结构。在研究过程中，我很勤快的掌握了当地的语言（广东话），因为要从事调查的话，如果不懂当地的语言，根本无法做得深入。对于这个小工厂的研究，我认为非常有意思，学到很多东西，也使我了解到小工厂在香港，乃至在一般社会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七十年代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并不侷限在观塘区，而是整个香港。我对于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的特性提出了「行政吸纳政治」 (The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的观点，我这篇文章首先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中发表，一开始就引起很大的反应，许多人认为我把香港政治的根本特质找了出来，当时香港教育的首长，一位英国殖民官托柏雷先生，他亦是与会听众之一，跟我争辩，但又同意我的分析，后来还成为朋友，他的夫人是一位很优秀的人类学家。这篇文章之后在Berkeley的Asian Survey出版，引起更多的回响，也许这是研究香港被引用最多的单篇论文。隔不久，英国权威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就请我担任该刊国际编辑会委员会的编委，一做就做了十年。我这篇文章主要想解答一个问题，即香港一百多年来，为什么没有民主甚至谈不上政治发展而社会却能享有长期的安定呢？我的答案是由于这个「行政吸纳政治」的机制。哈佛大学的传高义 (E. Vogel) 教授告诉我他用这篇文章作为研究香港的教材。
到了香港之后，我不止更关心大陆，并且对中国大陆的变化开始作学术上的研究，同时也以知识份子的身份发表政论性的文章，我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是在美国跟台湾断交的时候发表的，当时，香港的《明报月刊》认为香港、台湾、大陆是处于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美国与台湾断交，香港也会受到波及，因此《明报月刊》主编胡菊人先生提出九个问题要我答覆。我一夜之间写了八千字回覆，台湾的《中国时报》也同时与《明报月刊》把这篇文章登了出来。在我的笔答中，我的分析指出台湾不会因美国之断交而影响自我生存发展之道。自这篇文章之后，我陆续不定期的写了不少有关两岸三地的政论，特别是关于台湾政治发展、民主建构的文字，后来辑成《中国人的三个政治》、《两岸中国民主的反思》二书。
做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无法不面对政治问题，这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传统。我认为知识份子与学者的角色的确存有紧张关系。知识份子与学者在写文章时，不管是论証立场与表达方式都有不同。知识份子写文章难免不“热”，学者写文章就必须要“冷”。我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就以知识份子与学者二种身份，写过一些文字。文革发生后，西方有许多学者，有的是很有份量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寻找到一条中国社会的理想发展的道路。他们在对苏联共产社会的失望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更赋予了文化大革命理想的色彩。但在我看来，文革在「实际层次」上是非常残酷疯狂的政治灾难，而在「理念层次」上确是有非常浪漫的东西。它强调大民主、强调平等主义，强调人性、思想的解放，当时文革的「大话语」则是反官僚主义。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性社会，而其主要的组织型态就是韦伯 (Weber) 提出的科层组织 (Bureaucracy) 。韦伯认为科会组织是最有效率，也最有效能的组织。可是韦伯的科层政治是否就是人类最合理的组织形态呢？事实上，西方社会学、管理学多年来对科层组织作过大量研究，对它有很多的反思与批评，特别是批评科学组织压制人性的一面。我看到毛派的思想工作者，发表了成百累千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充满意识形态，缺少理论性，但都在追求一种理想的组织形态。我对韦伯的科层组织作过不少研究，这不只是一个组织的问题，它是关乎“现代性”很根本的一环。我对毛派思想工作者出版的大量的书与文章作了最「同情的了解」的努力，发掘了它的潜在理想性；也看到了它的虚无的浪漫性。当我在剑桥大学访问研究的时侯，我应剑桥社会学者论坛之邀，作学术报告，写了一篇”The Voluntarist Model of Organization”的论文。剑桥社会学者的论坛是一个十分绅士，却又是十分野蛮的地方，它像一个斗兽场，一进入论坛后每一个人都想要拆你的骨，在我之前报告的是刚卸任的美国社会科学学会会长柯塞教授，他报告一完，他的论文就被批评得体无完肤，柯塞是大家风范，一点未动气，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着名的社会学家，就气得不可开交。由于那次经验，我就不敢掉以轻心，做足工夫，有点意想不到，我的论文却得到大家的认同与欢迎，是一场愉快的讨论会。之后，我将论文寄到英国老牌权威的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也被接受刊登了。此后，一本英国出版的社会学教科书，还把它当教材来介绍。
当我被邀谈我的学思历程时，我觉得我的学思历程很平常，没什么特别好谈的，可是开始回顾之后，发现有些经验，颇有意思，也愿意跟各位分享。上面所讲当年剑桥的经验，对我以后参加不同的学术会议都有影响。各位做学者，也必然会面临到类似的情景。我们要学习如何批评、以及如何被批评。剑桥那个论坛的「批评文化」未必好，但是中国学术界一定要形成一种批评的制度和文化。讲到批评或评核，我要指出，今天中国人的大学的文化已改变很多了。就如何评鉴教师教学的制度来讲，曾经有一个国际评审团来访问中文大学，我告诉他们，中文大学几年前就已经有学生对教师的评鉴机制，虽然今天我们多数会觉得这个评鉴机制是应该有的，但我说假如在半个世纪前钱穆先生任新亚校长的时代，你说要评鉴老师，我看那些老师会一脚把你踢出窗外去。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讲究的是「天地君亲师」，师的地位是何等崇高与神圣！应该接受老师授业传道的学生可以给老师说三道四，打分数吗？现代的大学中，教师的身份与角色已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知道，今天连学问的定义也已与过去不同，至于“研究”更是新观念。其实我们今日所了解的大学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以往有太学、国子监这样的人才养成所；但与今日的大学不同，北京大学被称为第一所中国真正的大学。实则，北京大学到蔡元培先生手中才突显出现代大学的性格。蔡先生以大学为“研究学问”的机构的观念，是他从德国带回来的。中国现代的大学是横向移植来的，不是纵向继承来的。
现代大学里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同时也要创造知识，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单位。在学术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讲到做学问，创造知识，做为一个中国社会学者，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用英文还是用中文来发表论文呢？英文是国际语文，我到德国做访问教授，用的就是英文，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怎能不用中文呢？我执教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大教师对个问题就更在意。其实，香港中文大学一开始就以双语言、双文化为教育方针，教师可以用中文或英文授课，学生写论文或在试卷上也可以用英文或中文。中文大学二文三语（二文指中英文，三语指普通话、广东话、英语）政策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转前如此，在1997后亦如此。对一个社会学者言，用英文发表文章较易得到认可，因为英文的学报或出版社通常有严格的审查机制，而中文的出版物常是素质参差不齐，就是因为在审查方面没有完善的机制。我与中大的一般教师一样，发表学术性论文时，英文、中文都用。对我来说，用中文写作给予我更多的亲切感与满足感。久享盛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显然看到中国将来广大的市场，决定也开始出版中文书，他们在1992年第一次出版中文书，而第一本就是我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其后，陆续共出版了我五本书。我认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书的决定是有远见的。
从1977年我开始担任新亚书院院长之后，我的学术生涯中，有一半是学术，一半是行政。我原本以为只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处理学术行政事务，事实上，有时连二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够用。当然，我不能不特别注意“时间的处理”(time management)了。应该说一说的是，在我兼任行政工作之后，基本上我已有意识地脱离了实地调查的研究，转向理论性的研究。我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当然，在研究着述过程中，特别着意「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我一系列写的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与面子的论文，就是这方面的较早的建构性的工作。
我的研究兴趣从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到探索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我记得六十年代我在台湾演讲的时候，我曾谈到「现代性」这个概念，当时有人以为我在谈现代“性”的问题，结果发现我是讲“现代性” (modernity)。我不敢说我是最早把“现代性”来译 modernity 这个词的。但我可能是中文世界第一个较有系统地讲「现代性」问题的。不过我当时对现代性的探索很浮浅\\。其实，世界学术界盛谈“现代性”也是八十年代的事。我认为中国二十世纪主要的问题是现代化问题，而不是现代性的问题。当然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不能完全分开的。我的看法是，过去的一个世纪（２０世纪），中国发展的问题基本上是「制度现代化」层次上的问题，例如我们要民主发展，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们要经济发展，这便涉及经济制度的问题；我们要追求法治，这又是法律制度的问题，过去中国一百年的现代化的中心课题是制度现代化的问题。说到底，中国要现代化，要达到中国的现代性，实不外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中国要建立新的现代的文明秩序，中心的工作就在建立和完善新的制度。大学就是我们建立的新的教育制度、新的学术研究的制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发现不论到那里，各国的飞机场都差不多，酒店都差不多。现在，许多地方都有Starbucks、麦当劳、肯德基，所以有位美国社会学者把「麦当劳化」看作是全球化的象征。这不是没有点道理。但这又是不是表示现在世界趋于「一同性」呢？前几年中文大学的教授跟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 Watson 合作研究亚洲（北京、香港、台北、汉城）的麦当劳，发现虽然麦当劳的快餐饮食文化已普及全世界，可是再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各地的麦当劳现象又未必都一样，例如台北的麦当劳，有很多中学生会去那里温习功课、谈天、聚会，而美国的麦当劳就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各地去麦当劳的人，对「空间 – 时间」的观点就不一样。总之，「麦当劳化」不能就等同于全球化。
今天一般所讲的「现代性」基本上是一种「西方的现代性」的经验。说来很有意思，「现代性」的论述成为学术上的热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后现代」主义所挑激起来的。当然，如果说到「西方的现代性」是否已经是变成全世界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探讨。这问题太复杂，不易说清，如果要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的回答是：全世界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现代性，也即不会有一个单一的文明体。前几年，Samuel P. Huntington 写了一本书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认为全世界有七八个文明，不仅很难变成一个单一的文明，如果任何一个文明（包括欧美的文明）要把自己的价值强加到其他的文明上，就会有文明的冲突的可能。我发现学术界对亨丁顿的书有颇不同的解读。五月初我将到柏林出席一个「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研讨会。据知，亨丁顿也会与会。现代性是我近年来一直很关心的课题。
讲我的学术生涯，我不能不讲大学，我的学术生涯几乎就是我的大学的生涯。我的研究，我的教学，我的行政（新亚院长与大学副校长）都与大学有关。因此，我对“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的角色与功能？这些问题颇有一些自觉的思考。说起来很有趣，我从唸大学到唸研究所，到在大学教书，都与大学有关，同时，也访问过很多大学，但对于大学是什么这问题却没有很深入的去思考过，一直到七十年代中，到剑桥的时候，也许因为剑桥太美丽，我对剑桥大学发生浓厚兴趣，开始去了解剑桥大学的历史。同时，也去追索今日大学的源头与发展，这份兴趣且成为我研究工作的一个部份。在我做书院院长的时候，我特别思考书院应该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发挥书院的功能；后来我担任副校长的时候，更须考虑到大学的使命与发展的策略等问题。讲到对「大学」的理解，我得益于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 (C. Kerr) 的着作甚作。克尔是社会学家，我认为他是当代对「大学」了解的第一人。他从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起，即是中大校董会的成员，现是终身校董，非常有幸过去一段时日常能受教于这位前辈学人。
剑桥一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十个月，在美国剑桥的 M.I.T. 二个月）对我有两大影响，一个是对「大学」这个课题的研究，另一个是我因剑桥而写了不少篇散文，这些散文后来结集出版，名为《剑桥语丝》，这本书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一九八五年我到海德堡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又写了《海德堡语丝》。这二本《语丝》把我的一点文学情愫自然地抒发出来了。至于对大学这个课题的研究，在1985年我也出了一本叫做《大学之理念》的书，这本书对后来台湾的大学的改革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今年（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希望将这本书再版，我就作了一些删削，并增加了1985年后所写的一些文章，以新的面目问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问的道路是看不见尽头的，我们只有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路的前头与两旁有时确是风光明媚，走起来精神欢愉，但也有些时候景色晦迷，往往步履艰沉。我的志业，我的工作与大学可说结一生缘，我总觉得这是我可能有的最好的选择，假如我再年轻一次，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做学术研究与教学这条路。上面所讲的是我对学思过程的一些回顾、回忆，讲得很简略，也不够条理，希望将来有机会补正。
问：（黄俊杰教授）今天很欢迎金耀基院士回到母校来演讲。刚才听到金院士讲到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学术着作发表的问题，我个人也有所感慨。张光直先生在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应该要用英文发表，但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着作来说，其困难度比物理、化学方面至少困难好几倍，而且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和知识份子来讲，我觉得很不公平，如何才能克服这个问题，真正走向国际，是不是请金教授再给我们一些指教。
答：张光直先生是有一番苦心的。因为他希望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无可否认，英文是目前的国际学术语文。不用英文发表很难为国际学术界重视，甚至很难有沟通交流，一些有“普世性” 的学科，如物理学、生物学，大概都会用英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学科，像经济学、社会学，如希望达到跨文化，跨国界的真正对话，也不能不多用英文，至于有些学科，如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因为有强烈的“文化性”，用中文写作就很合理，也有必要，当然用英文也可以。整体讲，我们应鼓励用双语文，但要中文的学术出版物得到应有的重视。首先就必须建立中文学术出版的评鉴制度，这会有些困难，刚开始不容易做，但必须要克服它。我知道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研究所及许多学术机构及出版社已经在做，台大也在做，当我们自己建立起评鉴制度的信誉后，中文发表的东西，自然也一样会得到承认与重视。
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很多大师级的人物，而同一时期西方也有很多大师，不晓得金教授对这个现象有没有特殊的解读？此外，因为我是中文系学生，我知道金教授除了学术性研究之外，小品文写得非常好，以社会学的观点来讲，文学除了本身自己情怀的抒展之外，您觉得在现实世界当中客体的价值观何在？
答：你前半个有关大师的问题，很有趣。我并无特殊的解读。事实上，这跟你对「大师」的定义有关，与一个时代的人对“大师”的理解有关。说实话，我一时也无法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大师。这其实是一个很可以研究的问题。关于你后半个问题，我想说，高行健很着意于文学定位的问题，他出过一本书叫做《没有主义》，里面一再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传统上讲「文以载道」，对文学赋予很大的责任。高行健显然不同意，他认为文学存在的理由，在它本身。他只认为文学家重在自我表述，只对他的语言学负责，对高行健来说，文字是一种自救。他对文学的看法，不一定会被大家接受，但却是深刻而有反思智慧的，这与他很特殊的文学生涯是有关的。很简单地说，我认为文学在抒情以外，至少还必须有“美”的表现，不止是语言表述上的，也是思想境地上的。
问：我前阵子翻了金先生的着作，其中有提到 C P.Snow的两种文化，简单的说就是人文的与科技的文化，人文的有一个通人的传统，科技的就比较强调专业。台湾现在非常强调打造绿色硅岛或科技发展，尤其最近政府的措施也比较偏向科学园区的发展，在现阶段这种以科技挂帅的氛围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去肯定人文研究的价值，尤其是在大学的角色。
答：当年C P Snow提到两种文化的问题，是从剑桥大学开始，然后引起了欧美乃至世界性的讨论，当然也包括台湾。我觉得科学要与技术分开来讲，罗素讲过一句话：「科学使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技术使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研究科学的人要有一定的执着，一定的超越性，并且要抽离人间的因素，但是技术就必须要跟人文有关系。台湾要成为一个绿色硅岛是不是要有人文关怀呢？当然要，我想科学家、技术专家也会同意。我们对于科技不应该采取一个敌视的态度，从人类文明发展看，我认为科技对人类的文明是有提升的作用的，这只要想一想电灯的发明，对我们生活的改变是怎样？我告诉各位，我一直拒绝用行动电话，我儿子硬送了个 Nokia叫我用，我一用之后，就一直用到今天，它的确给了我很多的方便。当然，科技也带来许多问题，原子弹、核子弹这些足以摧毁人类的科技且不去说了，科技对我们传统的价值也产生了巨大改变。举个例吧！唐诗三百首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所咏的是离情别绪，诗人写的离别的距离往往不过是从台北到高雄，这个在我们今天不过是四、五小时车程，但过去隔个山脉就像杜甫讲的，「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在今天如果杜甫想念他的亲友的话，一个电话就可以了。科技改变了空间与时间，它使我们的心理与感情结构都产生了改变。唐代如已有今日的科技，恐怕唐诗三百首中有三分之一不会出现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的人就没有感情，只是表达的不同了。过去物质条件的限制，现今被科技所解放了，科技创造出了新的可能性。科技与人文是应该配合的，一种以「人文为根基」的「技术主义」或技术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才是文明健康的发展。我完全同意在大学里，人文学应有独立的位置，人文研究应得到强力的支持。
问：您刚才提到知识份子与学者之间常常处于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否会造成知识份子与学者之间有所矛盾，这中间有没有交集或是平行发展。第二个问题是台湾跟美国断交的时候，金教授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提出台湾可以不用紧张，这么多年以来您长期在中文大学服务，可否以立足香港，放眼两岸的观点来发表您的看法。
答：学者跟知识份子在中国传统上是很难分的，二个角色是交集的。但在今天，二个角色分开了，是平行的，因为从事研究，发展知识的才是学者，而知识份子主要是指关怀社会一般问题的知识运\\用者，这二种角色是分开的，但并非不能交集，有的学者可能是「兼职的」知识份子，也就是说你可以是一个科学家，但你有时也会去关心一般社会民生，发表意见，爱因斯坦就是一例，所以做学者是无碍于做一个知识份子的。
「立足香港，放眼两岸」，我确是如此，并曾发表过不少文章。两岸三地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美国跟台湾断交，诚\\然影响到这个三角关系。1997年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实施「一国两制」后，三角的关系变得更不平衡。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97后，香港的自主性并无问题，台湾与香港二地应该加多关系，而在不久将来加入WTO之后，相互的交叉点更多。香港其实不够了解台湾，台湾也对香港不够了解，有的时候，我看双方面都有误解或「故意的误解」，从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观点看，香港跟台湾都有出色的表现，台湾跟香港在现代化上都已经有很好的成绩，我刚才讲过「制度的现代化」是整个中国二十一世纪很重要的大业，从现在到二十世纪，都会继续，大陆自978年推动「四个现代化」后，已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岸三地在未来将有更多更大的互动。只要在一个和平的条件下，两岸三地的互动必能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更上层楼。
原载：台湾大学通识教育论坛
地 点：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金耀基
1937年，中日抗战爆发时，我二岁，在杭州。我的小学大都是在战乱中渡过的，抗日胜利后去了上海，刚读初中不久，中共军队已临上海，1949年就随父母避难来台湾了。我正常的读书生涯真正开始是到了台湾之后。到台湾的时候，内战并未结束，还闻到战火味，两岸是非常紧张的，但是隔着一个海峡，我还能有一个安定的求学环境。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命运\\ 可以说被分成两部份，假如我1949年仍留在大陆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有机会跟大家谈这个题目了，要讲，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我初中唸的是成功中学，我觉得成功中学给了我很多东西，自己一些基本的兴趣与价值观或多或少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当时成功的师资素质非常高，有一些老师过去在中国大陆还在大学教过书，有的早着文名，其中很突出的是一位国文老师，他一直觉得我的国文程度很好，甚至最近他从旧金山给我的信中他还惋惜为什么当年我不跟他学诗。他就是中国现代诗中占重要地位的纪弦先生。在成功中学，他的名字是路逾。路老师乐观、浪漫，讲究文字的音乐性与意象，在他与其他如祝丰等师长的薰陶之下，我不写诗，但倒也有文学的想像力，我以后从事社会科学，始终都有很强的人文的倾向。
成功中学毕业后，我进了台大。以今天就中国的大学在世界的位序来看，我认为台大是一所很优秀的大学。我在台大唸书的时候，傅斯年校长刚去世不久，他是北大出身的，他领导台大时间很短，但对台大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使台大有一种自由、开放的独特风格。在台大我唸的是法律系，当时有不少大陆来台的资深而具有学术风格的教授，如萨孟武 、梅仲协，范寿康等。台大四年，让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大多数时间我是在图书馆中渡过的，台大毕业后到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转唸政治。我是为当时政大政治所的教授阵容所吸引的。王云五、浦薛凤、邹文海等先生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政研所二年，加深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趣旨。我在台大一年级时已考取高等考试（高中毕业考取了普考），主要是为了让父亲高兴，父亲是很重视国家典试的，在台大、政大的二个阶段，法律、政治学是我所读的专业。但是在这段求学时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或者说为一个问题所困苦，那就是中国的前途问题。台湾在那个时期，虽说安定，却十分艰辛，面对大陆，有一种无奈的忧患心理，作为当时国民党统治时代下的知识份子，很少不会去思考国家社会的前途，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前景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的中心课题。大家知道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期间，中国的思想界有一番大的论争，在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台湾也有一个所谓的文化论争。论争很热闹，在当时沉闷的文化圈，透显出生气和新鲜感，但坦白讲，当时台湾的论争，并没有能超出五四时期论述的水平，我曾写了一篇四万多字的文章，发表在一个叫《狮子吼》的月刊上，提出我的一些看法，今天再回头来看，很可以看出我当时的心情，在那篇文章中我对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当然，今天看来，文中的论証是很不严谨的。此后，中国社会文化的问题一直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
1964年我以公费生资格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唸书，匹兹堡大学广阔的现代学术风貌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它的建筑，尤其是那幢巍峨崇宏，有四十二层高，被称为「学术之塔」的大建筑，仰之弥高，一见倾心。在匹兹堡大学，唸的是组织管理，国际政治方面，不过我一开始着眼用心的是社会学，尤其是当时由美国社会学家柏深思 （T Parsons）发展出来的现代化理论。这个现代化理论对我在思考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学术上的激发点。我第一次到美国确感到很大的文化震撼，这也使我体认到台湾真的需要现代化，才有前景。那一次“出洋”，我在美国的奖学金只有一年，所以那一年我是分秒必争，不知道多少个夜晚，我都在「学术之塔」的偌大图书馆里看书，一直看到夜阑人静。
从美国回来后，我在政大教书，又在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工作，并开始有系统地在我主编的「出版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字。台大、政大的同学陆续请我去演讲，我不止乐意，还很兴奋，因为我极希望把自己的看法介绍给大学生，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殷海光先生，当时他应该快写完《中国文化的展望》，殷先生看到我的文章之后，特别托陈鼓应、陈平景二位先生到商务印书馆三楼邀请我去他家喝咖啡。殷先生的咖啡是他在美国的学生寄送的，他很珍惜，不随便请人喝。当时殷先生是被孤立的，很多人都“不敢”去看他。殷先生没有教过我，但我在台大读书时他是哲学学系的教授，他是师辈人物，我对他的言行，素有敬意。初次跟殷先生见面的时候，他拿了我《出版月刊》的文章密密麻麻在旁边写了很多字，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我想了多年才得到这样看法。」在与殷先生多次喝咖啡的短谈、长谈中，我发觉他在孤傲、冷峻之外的谦冲和热情，他对学问几乎有一种燃烧的欲望。我对他有很深的怀念。
一连串演讲、着文之后，我结集出了一本叫《从传统到现代》的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社会科学者，又是一个知识份子，我是在这两个身份之间进出的。我之论析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固然自觉地厘别「实然」与「应然」的层次，但我又毫不妥协地宣扬和主张中国的现代化。我认为现代化是台湾应有也是唯一的出路。多年后，我读到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墨西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帕斯（Octavio Paz）论墨西哥前途的文字，他认为墨西哥是「命定的现代化」。墨西哥伟大的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虽会遭到损坏，但他坚信现代化是墨西哥非走不可的一条路。这正是我当时对中国（台湾）的想法。我在论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时候，是有意识的运\\用社会科学的观念，有意识的避弃长期以来中国几次文化论战中那种文人式的空泛论述。这本书发表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回响，我可以悄悄告诉各位，这本书确为我带来一笔可观的版税。当然，真正令我感到快慰的是当时有思想性的大学生几乎很少不看这本书的。
在这本书出版24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台湾清华大学的傅大为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由台湾思想史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看发言权的取代与转型－从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过渡到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我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是否如傅教授所说，在台湾思想界的转变中取得那样「发言权」的位置，我自己不敢评说，但是我的中国现代化论点确为许多人所接受。 1994年刘小枫先生，他是一位研究「现代性」很有成绩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写了一篇《金耀基的“现代化论”及其问题意识》的评论文章。他对《从传统到现代》有很深刻的批评，但他确很能看出我写书的心志趣向，他说：「从汉语思想学术百年经历来看，现代化论的学术效力是，将社会学的知识学原则引入了传统人文学的论域（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化学乃至思想史），对有效地抑制文人式的社会问题言述有至今难估量的学术意义，金先生致力于社会科学在汉语知识界的确立和扩散，抑制文人式的浮泛之论，实际促成了汉语思想学术言路的转向。」
我的《从传统到现代》是在1966年出版的，也就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当时台湾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深，六十年代，台湾虽然是一个威权式的统治，但是不像大陆是一个极权式的统治。大陆发生的文革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不幸的事件之一，文革绝对是「反现代化」的，而文革对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摧毁可说无以复加，别的不说，单就对中国的大学的冲击来说，就是一灾难，使得大陆的大学产生了断层现象。在过去20年中，大陆的大学制度才慢慢开始规复。中国大陆是在1978年四人帮垮台之后才开始有「开放」、「改革」。过去二十年间，中国人的三个社会：大陆、台湾与香港，共同的话语是发展，而这个「发展的话语」是什么呢？就是现代化。
就我的学术生涯来说，1970是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从美国到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我之到香港教书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到中文大学完全是因为着名的中国社会学家杨庆?先生的怂恿与邀约。杨庆?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当时是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书，他写过几本有名的书，如Chinese Family, Chinese Village 及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中国社会的宗教），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宗教》这本书，我认为是Max Weber的 Religion of China之后社学会中讲中国宗教最好的一本经典性着作。杨教授当年受香港中文大学李卓敏校长之特别邀请，到香港帮助中文大学发展社会学。杨庆?教授在匹兹堡大学没教过我，他看过我的书，他希望我能到香港中大教书，特别是接替他在社会学系开的课。就这样，我到了香港。本来我打算在香港 ?一两年，结果没想到一?就?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之间，我亲自体验并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成长与发展，也看到香港由一个殖民地的城市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
1977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问研究了一年，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正好中文大学在进行改革，新亚书院需要遴选一位新院长。新亚书院是由钱穆先生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创办，这个书院创办初期在香港政府眼里是个野外之地，可是这几位学人真正开创出一番不同的学术景观，受到海内外的重视。1963年香港政府决定成立第二间大学，就把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结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在新大学成立初期，出现了很多问题，大学与新亚书院之间更发生理念与权利上的磨擦与冲突。很客观地说，当时新亚院长一职决不是一项令人特别喜欢的工作。由于李卓敏校长的诚\\意劝说，和新亚同事的怂恿，我终于同意担起新亚书院院长责任。新亚院长一做做了八年，我花了很多心血，也做了点事。可讲的东西不少，但这里不说了。说实话，新亚八年的院长工作，我是愉快的，觉得是有意义的，但我还是不愿再延任，并于1985年秋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半年。更想不到的是，德国回香港后，过了一段时日，又拗不过新校长高锟教授的好意，担任起副校长的工作。要特别说明一点，中文大学的书院院长与大学副校长，都是兼职，我的主要身份是教授，所以，一直没有脱离教书、研究。相信彭副校长能了解，兼任是很辛苦的。因为我是教授，因此大学要审查教学与研究时，我一样也要被审查，不能说没有压力。在还没有兼任行政工作之前，我是乐于做经验性研究的，就是去实地调查，七十年代中我曾经主持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支持的「观塘研究」，观塘当时是香港新开辟的一个工业区，我个人研究的是观塘的小工厂制度以及政治结构。在研究过程中，我很勤快的掌握了当地的语言（广东话），因为要从事调查的话，如果不懂当地的语言，根本无法做得深入。对于这个小工厂的研究，我认为非常有意思，学到很多东西，也使我了解到小工厂在香港，乃至在一般社会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七十年代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并不侷限在观塘区，而是整个香港。我对于香港的政治与社会的特性提出了「行政吸纳政治」 (The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的观点，我这篇文章首先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中发表，一开始就引起很大的反应，许多人认为我把香港政治的根本特质找了出来，当时香港教育的首长，一位英国殖民官托柏雷先生，他亦是与会听众之一，跟我争辩，但又同意我的分析，后来还成为朋友，他的夫人是一位很优秀的人类学家。这篇文章之后在Berkeley的Asian Survey出版，引起更多的回响，也许这是研究香港被引用最多的单篇论文。隔不久，英国权威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就请我担任该刊国际编辑会委员会的编委，一做就做了十年。我这篇文章主要想解答一个问题，即香港一百多年来，为什么没有民主甚至谈不上政治发展而社会却能享有长期的安定呢？我的答案是由于这个「行政吸纳政治」的机制。哈佛大学的传高义 (E. Vogel) 教授告诉我他用这篇文章作为研究香港的教材。
到了香港之后，我不止更关心大陆，并且对中国大陆的变化开始作学术上的研究，同时也以知识份子的身份发表政论性的文章，我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是在美国跟台湾断交的时候发表的，当时，香港的《明报月刊》认为香港、台湾、大陆是处于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美国与台湾断交，香港也会受到波及，因此《明报月刊》主编胡菊人先生提出九个问题要我答覆。我一夜之间写了八千字回覆，台湾的《中国时报》也同时与《明报月刊》把这篇文章登了出来。在我的笔答中，我的分析指出台湾不会因美国之断交而影响自我生存发展之道。自这篇文章之后，我陆续不定期的写了不少有关两岸三地的政论，特别是关于台湾政治发展、民主建构的文字，后来辑成《中国人的三个政治》、《两岸中国民主的反思》二书。
做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无法不面对政治问题，这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传统。我认为知识份子与学者的角色的确存有紧张关系。知识份子与学者在写文章时，不管是论証立场与表达方式都有不同。知识份子写文章难免不“热”，学者写文章就必须要“冷”。我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就以知识份子与学者二种身份，写过一些文字。文革发生后，西方有许多学者，有的是很有份量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寻找到一条中国社会的理想发展的道路。他们在对苏联共产社会的失望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更赋予了文化大革命理想的色彩。但在我看来，文革在「实际层次」上是非常残酷疯狂的政治灾难，而在「理念层次」上确是有非常浪漫的东西。它强调大民主、强调平等主义，强调人性、思想的解放，当时文革的「大话语」则是反官僚主义。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性社会，而其主要的组织型态就是韦伯 (Weber) 提出的科层组织 (Bureaucracy) 。韦伯认为科会组织是最有效率，也最有效能的组织。可是韦伯的科层政治是否就是人类最合理的组织形态呢？事实上，西方社会学、管理学多年来对科层组织作过大量研究，对它有很多的反思与批评，特别是批评科学组织压制人性的一面。我看到毛派的思想工作者，发表了成百累千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充满意识形态，缺少理论性，但都在追求一种理想的组织形态。我对韦伯的科层组织作过不少研究，这不只是一个组织的问题，它是关乎“现代性”很根本的一环。我对毛派思想工作者出版的大量的书与文章作了最「同情的了解」的努力，发掘了它的潜在理想性；也看到了它的虚无的浪漫性。当我在剑桥大学访问研究的时侯，我应剑桥社会学者论坛之邀，作学术报告，写了一篇”The Voluntarist Model of Organization”的论文。剑桥社会学者的论坛是一个十分绅士，却又是十分野蛮的地方，它像一个斗兽场，一进入论坛后每一个人都想要拆你的骨，在我之前报告的是刚卸任的美国社会科学学会会长柯塞教授，他报告一完，他的论文就被批评得体无完肤，柯塞是大家风范，一点未动气，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着名的社会学家，就气得不可开交。由于那次经验，我就不敢掉以轻心，做足工夫，有点意想不到，我的论文却得到大家的认同与欢迎，是一场愉快的讨论会。之后，我将论文寄到英国老牌权威的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也被接受刊登了。此后，一本英国出版的社会学教科书，还把它当教材来介绍。
当我被邀谈我的学思历程时，我觉得我的学思历程很平常，没什么特别好谈的，可是开始回顾之后，发现有些经验，颇有意思，也愿意跟各位分享。上面所讲当年剑桥的经验，对我以后参加不同的学术会议都有影响。各位做学者，也必然会面临到类似的情景。我们要学习如何批评、以及如何被批评。剑桥那个论坛的「批评文化」未必好，但是中国学术界一定要形成一种批评的制度和文化。讲到批评或评核，我要指出，今天中国人的大学的文化已改变很多了。就如何评鉴教师教学的制度来讲，曾经有一个国际评审团来访问中文大学，我告诉他们，中文大学几年前就已经有学生对教师的评鉴机制，虽然今天我们多数会觉得这个评鉴机制是应该有的，但我说假如在半个世纪前钱穆先生任新亚校长的时代，你说要评鉴老师，我看那些老师会一脚把你踢出窗外去。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讲究的是「天地君亲师」，师的地位是何等崇高与神圣！应该接受老师授业传道的学生可以给老师说三道四，打分数吗？现代的大学中，教师的身份与角色已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知道，今天连学问的定义也已与过去不同，至于“研究”更是新观念。其实我们今日所了解的大学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以往有太学、国子监这样的人才养成所；但与今日的大学不同，北京大学被称为第一所中国真正的大学。实则，北京大学到蔡元培先生手中才突显出现代大学的性格。蔡先生以大学为“研究学问”的机构的观念，是他从德国带回来的。中国现代的大学是横向移植来的，不是纵向继承来的。
现代大学里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同时也要创造知识，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单位。在学术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讲到做学问，创造知识，做为一个中国社会学者，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用英文还是用中文来发表论文呢？英文是国际语文，我到德国做访问教授，用的就是英文，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怎能不用中文呢？我执教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大教师对个问题就更在意。其实，香港中文大学一开始就以双语言、双文化为教育方针，教师可以用中文或英文授课，学生写论文或在试卷上也可以用英文或中文。中文大学二文三语（二文指中英文，三语指普通话、广东话、英语）政策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转前如此，在1997后亦如此。对一个社会学者言，用英文发表文章较易得到认可，因为英文的学报或出版社通常有严格的审查机制，而中文的出版物常是素质参差不齐，就是因为在审查方面没有完善的机制。我与中大的一般教师一样，发表学术性论文时，英文、中文都用。对我来说，用中文写作给予我更多的亲切感与满足感。久享盛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显然看到中国将来广大的市场，决定也开始出版中文书，他们在1992年第一次出版中文书，而第一本就是我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其后，陆续共出版了我五本书。我认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书的决定是有远见的。
从1977年我开始担任新亚书院院长之后，我的学术生涯中，有一半是学术，一半是行政。我原本以为只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处理学术行政事务，事实上，有时连二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够用。当然，我不能不特别注意“时间的处理”(time management)了。应该说一说的是，在我兼任行政工作之后，基本上我已有意识地脱离了实地调查的研究，转向理论性的研究。我研究的课题主要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当然，在研究着述过程中，特别着意「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我一系列写的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与面子的论文，就是这方面的较早的建构性的工作。
我的研究兴趣从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到探索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我记得六十年代我在台湾演讲的时候，我曾谈到「现代性」这个概念，当时有人以为我在谈现代“性”的问题，结果发现我是讲“现代性” (modernity)。我不敢说我是最早把“现代性”来译 modernity 这个词的。但我可能是中文世界第一个较有系统地讲「现代性」问题的。不过我当时对现代性的探索很浮浅\\。其实，世界学术界盛谈“现代性”也是八十年代的事。我认为中国二十世纪主要的问题是现代化问题，而不是现代性的问题。当然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不能完全分开的。我的看法是，过去的一个世纪（２０世纪），中国发展的问题基本上是「制度现代化」层次上的问题，例如我们要民主发展，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们要经济发展，这便涉及经济制度的问题；我们要追求法治，这又是法律制度的问题，过去中国一百年的现代化的中心课题是制度现代化的问题。说到底，中国要现代化，要达到中国的现代性，实不外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中国要建立新的现代的文明秩序，中心的工作就在建立和完善新的制度。大学就是我们建立的新的教育制度、新的学术研究的制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发现不论到那里，各国的飞机场都差不多，酒店都差不多。现在，许多地方都有Starbucks、麦当劳、肯德基，所以有位美国社会学者把「麦当劳化」看作是全球化的象征。这不是没有点道理。但这又是不是表示现在世界趋于「一同性」呢？前几年中文大学的教授跟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 Watson 合作研究亚洲（北京、香港、台北、汉城）的麦当劳，发现虽然麦当劳的快餐饮食文化已普及全世界，可是再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各地的麦当劳现象又未必都一样，例如台北的麦当劳，有很多中学生会去那里温习功课、谈天、聚会，而美国的麦当劳就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各地去麦当劳的人，对「空间 – 时间」的观点就不一样。总之，「麦当劳化」不能就等同于全球化。
今天一般所讲的「现代性」基本上是一种「西方的现代性」的经验。说来很有意思，「现代性」的论述成为学术上的热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后现代」主义所挑激起来的。当然，如果说到「西方的现代性」是否已经是变成全世界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探讨。这问题太复杂，不易说清，如果要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的回答是：全世界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现代性，也即不会有一个单一的文明体。前几年，Samuel P. Huntington 写了一本书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他认为全世界有七八个文明，不仅很难变成一个单一的文明，如果任何一个文明（包括欧美的文明）要把自己的价值强加到其他的文明上，就会有文明的冲突的可能。我发现学术界对亨丁顿的书有颇不同的解读。五月初我将到柏林出席一个「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研讨会。据知，亨丁顿也会与会。现代性是我近年来一直很关心的课题。
讲我的学术生涯，我不能不讲大学，我的学术生涯几乎就是我的大学的生涯。我的研究，我的教学，我的行政（新亚院长与大学副校长）都与大学有关。因此，我对“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的角色与功能？这些问题颇有一些自觉的思考。说起来很有趣，我从唸大学到唸研究所，到在大学教书，都与大学有关，同时，也访问过很多大学，但对于大学是什么这问题却没有很深入的去思考过，一直到七十年代中，到剑桥的时候，也许因为剑桥太美丽，我对剑桥大学发生浓厚兴趣，开始去了解剑桥大学的历史。同时，也去追索今日大学的源头与发展，这份兴趣且成为我研究工作的一个部份。在我做书院院长的时候，我特别思考书院应该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发挥书院的功能；后来我担任副校长的时候，更须考虑到大学的使命与发展的策略等问题。讲到对「大学」的理解，我得益于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 (C. Kerr) 的着作甚作。克尔是社会学家，我认为他是当代对「大学」了解的第一人。他从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起，即是中大校董会的成员，现是终身校董，非常有幸过去一段时日常能受教于这位前辈学人。
剑桥一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十个月，在美国剑桥的 M.I.T. 二个月）对我有两大影响，一个是对「大学」这个课题的研究，另一个是我因剑桥而写了不少篇散文，这些散文后来结集出版，名为《剑桥语丝》，这本书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一九八五年我到海德堡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又写了《海德堡语丝》。这二本《语丝》把我的一点文学情愫自然地抒发出来了。至于对大学这个课题的研究，在1985年我也出了一本叫做《大学之理念》的书，这本书对后来台湾的大学的改革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今年（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希望将这本书再版，我就作了一些删削，并增加了1985年后所写的一些文章，以新的面目问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问的道路是看不见尽头的，我们只有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路的前头与两旁有时确是风光明媚，走起来精神欢愉，但也有些时候景色晦迷，往往步履艰沉。我的志业，我的工作与大学可说结一生缘，我总觉得这是我可能有的最好的选择，假如我再年轻一次，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做学术研究与教学这条路。上面所讲的是我对学思过程的一些回顾、回忆，讲得很简略，也不够条理，希望将来有机会补正。
问：（黄俊杰教授）今天很欢迎金耀基院士回到母校来演讲。刚才听到金院士讲到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学术着作发表的问题，我个人也有所感慨。张光直先生在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应该要用英文发表，但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着作来说，其困难度比物理、化学方面至少困难好几倍，而且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学者和知识份子来讲，我觉得很不公平，如何才能克服这个问题，真正走向国际，是不是请金教授再给我们一些指教。
答：张光直先生是有一番苦心的。因为他希望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无可否认，英文是目前的国际学术语文。不用英文发表很难为国际学术界重视，甚至很难有沟通交流，一些有“普世性” 的学科，如物理学、生物学，大概都会用英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学科，像经济学、社会学，如希望达到跨文化，跨国界的真正对话，也不能不多用英文，至于有些学科，如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因为有强烈的“文化性”，用中文写作就很合理，也有必要，当然用英文也可以。整体讲，我们应鼓励用双语文，但要中文的学术出版物得到应有的重视。首先就必须建立中文学术出版的评鉴制度，这会有些困难，刚开始不容易做，但必须要克服它。我知道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研究所及许多学术机构及出版社已经在做，台大也在做，当我们自己建立起评鉴制度的信誉后，中文发表的东西，自然也一样会得到承认与重视。
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很多大师级的人物，而同一时期西方也有很多大师，不晓得金教授对这个现象有没有特殊的解读？此外，因为我是中文系学生，我知道金教授除了学术性研究之外，小品文写得非常好，以社会学的观点来讲，文学除了本身自己情怀的抒展之外，您觉得在现实世界当中客体的价值观何在？
答：你前半个有关大师的问题，很有趣。我并无特殊的解读。事实上，这跟你对「大师」的定义有关，与一个时代的人对“大师”的理解有关。说实话，我一时也无法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大师。这其实是一个很可以研究的问题。关于你后半个问题，我想说，高行健很着意于文学定位的问题，他出过一本书叫做《没有主义》，里面一再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传统上讲「文以载道」，对文学赋予很大的责任。高行健显然不同意，他认为文学存在的理由，在它本身。他只认为文学家重在自我表述，只对他的语言学负责，对高行健来说，文字是一种自救。他对文学的看法，不一定会被大家接受，但却是深刻而有反思智慧的，这与他很特殊的文学生涯是有关的。很简单地说，我认为文学在抒情以外，至少还必须有“美”的表现，不止是语言表述上的，也是思想境地上的。
问：我前阵子翻了金先生的着作，其中有提到 C P.Snow的两种文化，简单的说就是人文的与科技的文化，人文的有一个通人的传统，科技的就比较强调专业。台湾现在非常强调打造绿色硅岛或科技发展，尤其最近政府的措施也比较偏向科学园区的发展，在现阶段这种以科技挂帅的氛围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去肯定人文研究的价值，尤其是在大学的角色。
答：当年C P Snow提到两种文化的问题，是从剑桥大学开始，然后引起了欧美乃至世界性的讨论，当然也包括台湾。我觉得科学要与技术分开来讲，罗素讲过一句话：「科学使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技术使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研究科学的人要有一定的执着，一定的超越性，并且要抽离人间的因素，但是技术就必须要跟人文有关系。台湾要成为一个绿色硅岛是不是要有人文关怀呢？当然要，我想科学家、技术专家也会同意。我们对于科技不应该采取一个敌视的态度，从人类文明发展看，我认为科技对人类的文明是有提升的作用的，这只要想一想电灯的发明，对我们生活的改变是怎样？我告诉各位，我一直拒绝用行动电话，我儿子硬送了个 Nokia叫我用，我一用之后，就一直用到今天，它的确给了我很多的方便。当然，科技也带来许多问题，原子弹、核子弹这些足以摧毁人类的科技且不去说了，科技对我们传统的价值也产生了巨大改变。举个例吧！唐诗三百首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所咏的是离情别绪，诗人写的离别的距离往往不过是从台北到高雄，这个在我们今天不过是四、五小时车程，但过去隔个山脉就像杜甫讲的，「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在今天如果杜甫想念他的亲友的话，一个电话就可以了。科技改变了空间与时间，它使我们的心理与感情结构都产生了改变。唐代如已有今日的科技，恐怕唐诗三百首中有三分之一不会出现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的人就没有感情，只是表达的不同了。过去物质条件的限制，现今被科技所解放了，科技创造出了新的可能性。科技与人文是应该配合的，一种以「人文为根基」的「技术主义」或技术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才是文明健康的发展。我完全同意在大学里，人文学应有独立的位置，人文研究应得到强力的支持。
问：您刚才提到知识份子与学者之间常常处于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否会造成知识份子与学者之间有所矛盾，这中间有没有交集或是平行发展。第二个问题是台湾跟美国断交的时候，金教授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提出台湾可以不用紧张，这么多年以来您长期在中文大学服务，可否以立足香港，放眼两岸的观点来发表您的看法。
答：学者跟知识份子在中国传统上是很难分的，二个角色是交集的。但在今天，二个角色分开了，是平行的，因为从事研究，发展知识的才是学者，而知识份子主要是指关怀社会一般问题的知识运\\用者，这二种角色是分开的，但并非不能交集，有的学者可能是「兼职的」知识份子，也就是说你可以是一个科学家，但你有时也会去关心一般社会民生，发表意见，爱因斯坦就是一例，所以做学者是无碍于做一个知识份子的。
「立足香港，放眼两岸」，我确是如此，并曾发表过不少文章。两岸三地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美国跟台湾断交，诚\\然影响到这个三角关系。1997年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实施「一国两制」后，三角的关系变得更不平衡。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97后，香港的自主性并无问题，台湾与香港二地应该加多关系，而在不久将来加入WTO之后，相互的交叉点更多。香港其实不够了解台湾，台湾也对香港不够了解，有的时候，我看双方面都有误解或「故意的误解」，从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观点看，香港跟台湾都有出色的表现，台湾跟香港在现代化上都已经有很好的成绩，我刚才讲过「制度的现代化」是整个中国二十一世纪很重要的大业，从现在到二十世纪，都会继续，大陆自978年推动「四个现代化」后，已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岸三地在未来将有更多更大的互动。只要在一个和平的条件下，两岸三地的互动必能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更上层楼。
原载：台湾大学通识教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