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金庸小说中的侠文化及其幻灭
——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金庸的解读

柯岚

    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作了金庸忠实的读者，至今仍然保留着隔一段时间就找一部已经记不太轻情节的金庸小说重温一遍的习惯。虽然文学界的精英们大肆贬低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对人数众多的金迷们颇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怨气，我每每想起也有点遗憾自己层次太低，但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惯。自觉还算是个比较客观的金迷，金老先儿确实不是一流的小说家，也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他的小说有不同寻常的魅力。
在我看来，金庸小说的成功之处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他的小说写得很干净，没有渲染色情和暴力的成分。而同是新派武侠小说大师的古龙，其作品中却经常出现格调低下的地方，有时简直迹近于下流。其次，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个性十分鲜明，几乎每一个人物，读者都能在心中想象出他们的样貌神态，想象出他们或泣或笑、或嗔或怒的表情。这恐怕是他的小说何以能够赢得雅俗老幼无数观众的最重要的原因。再其次，金庸的小说中渗透了一股浓浓的传统文化的氛围。金庸虽然不是一流的小说家，也不是一流的作家，但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一流的文化人，读他的书能让我们这些无暇读闲书的工具人学到不少传统文化的知识。最后，金庸的小说中还有对历史和人生的凝重的思考，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会在其中发现不同的寓意。二十岁时读金庸的小说，我们也许会关注其中的爱恨情仇，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和女人；三十岁时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就会去体味其中的文化和政治寓意，找到现实和历史的缩影；三十五岁时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就会艳羡其中的至情至性，而那些正是被生活的压力所吞噬了的我们本真的自我；五十岁时读金庸的小说，我们就会感慨其中的世态炎凉和权谋术数，看到其中那些为了权力和金钱蝇蝇苟苟、机关算尽也只落得一场空的武林人物，难免令人莞尔一笑。
金庸的小说已经被视为是侠文化的最好代言人，最近我发现其实他是个侠文化的叛逆，他构筑了一个宏伟的侠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最终不免归于幻灭，他不得不走上了反侠、反英雄的末路，实际上这隐喻着他不自觉地选择了自由主义的立场，所以他往往旁敲侧击地批判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
一、金庸小说里的侠文化
    侠文化的缘起与演变   侠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曾经繁盛一时、但后来却渐次被压抑、再后来更被写正史的御用文人们和被八股取士斫丧尽灵气的俗儒们肆意歪曲和阉割的文化。侠字本为古“俜”字的通假字，俜字据《说文解字》载本为古时陕西三辅一代的方言，意指轻财之人。之所以通假为侠字，“夹”取“铗”之音意，春秋战国时剑即称为铗，长剑即为长铗，佩剑之人即为侠。远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所以中国的先民尚武风气极盛，所受教育也以武化教育为主。周朝时贵族所受教育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礼是礼仪，书是书写，数是计数，均是较为基础的文化教育，而所谓乐艺，实际上是配合钟鼓之乐持干戈挥舞，练习战斗的基本技巧，至于射艺（射箭）和御艺（驾车），就更是纯粹的战斗技巧了。至春秋末年孔子兴私人办学之风，武化教育才演变为文化教育。先民尚武在贵族则是学习干戈相击、驾车射敌，以卫社稷，平民无权接受贵族教育，只好以简易的兵器——剑——来痛击私敌、捍卫私人的尊严。史载商君在秦国变法时，民间私斗之风甚盛，堪为明证。（旁白：今陕西商州一代民风野蛮，动辄为细故伤人，或为古先民之遗风也！）春秋战国时，人民多喜佩剑，铸剑和教习剑术的行当都十分流行，今人传诵的干将、莫耶、龙泉、太阿、鱼肠等诸般宝剑，都为战国时著名匠人所打造。由此可见，以“佩剑之人”为象征的侠文化，其实是春秋战国时同以礼乐征伐为象征的贵族文化相抗衡的民间文化。
侠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从春秋时的“士”这个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周朝时实行封国制，周天子的王庭和诸侯国的小朝廷都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形成了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的封闭政治秩序，士本为最低层的贵族和低级武官，职责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但当时战事频繁，有时或因兵力不足，也适当选拔一些武艺精熟的庶人加入士的阶层，所以士其实是当时贵族与平民相交汇的一个阶层，是当时封闭的身份社会为平民进入上层留下的一个有限的缺口。至春秋末年列国争霸加剧，各国开明的政治家纷纷实行任人唯贤的制度，废除爵位世袭制，士就演变成为有才能的知识阶层的通称。而此时因私人办学兴起，文化教育逐渐压倒武化教育，士这个阶层逐渐演变为两个价值取向不同的群体：文流入儒，武流入侠。儒生接受的是文化教育，以治国之术游说各国诸侯，小求个人之显达，大求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侠士则继承了古老的尚武传统，他们鄙视儒生皓首穷经的迂腐气，身体里涌动的是武人刚勇的血脉和不愿屈己就人的傲骨。春秋初年各国间的战事与其说是杀人艺术，还不如说是武艺的竞技，讲究揖让从容、穷寇莫追、老幼不虏。而自战国伊始，天下纷争，各国间战事日趋残酷，再也不讲究什么贵族精神和武人的风度，动辄坑卒十几万、几十万，个人的武艺在战争中已经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元素。武人要想摆脱贫困与卑贱，只有侧身行伍，放弃对武艺的审美追求，而以凶猛实用的杀人技术来砍杀性命，以斩杀敌人首级的数量作为加官晋爵的筹码。在这个竟逐势利的时代，刚烈的侠士就成为游离在社会边缘的狂狷之徒（史载荆轲每与市中屠狗者狂歌大醉，旁若无人，或因心中郁闷所集，唯以烈酒浇胸中之块垒）。他们既不齿文人们抱书袋奔忙于各国的急功心态，又不愿降志辱身作低级军官，以无辜平民的尸骨作自己进身的阶梯，他们要以壮烈的动作来获得世人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认同、来实现生命里那一刹那的辉煌。这就是战国时侠文化“轻生重义”精神的真义，而同是性情中人的太史公更把这种精神概括为“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战国士侠文化的集中体现即为刺客文化。《史记·刺客列传》中广为流传的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而其中写的最为悲壮的其实是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晋人豫让初事范氏和中行氏，均郁郁不得志，唯有智伯识豫让之才，请至自己门下，礼遇甚厚。后智伯为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所灭，襄子将智伯的头颅“漆为饮器”（又旁白：古书上说饮器为饮酒器具，但也有学者说这是为尊者讳，谁没的恶心拿个人头饮美酒，实际上是拿去作了尿壶。智伯下场之惨，只有西塞罗先生可与之媲美。安东尼的手下割了他的头颅和双手去向主子领赏，安东尼却还不解恨，把人头摆在床前的桌上每天看，直至腐烂才让人拿去扔掉），豫让决意为智伯报仇，先是化妆为寺人潜入襄子宫中行刺，未及成事即被襄子手下抓获，襄子感其义烈，将其释放。豫让既为襄子手下所识，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割须去眉”，行乞于闹市（其妻过而不识），厮机再行刺。一次俯身于襄子出行所经之桥下，再次行刺又不得。襄子问豫让，范氏、中行氏皆为智伯所灭，为何你只为智伯报仇呢？豫让答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乐己者容。范、中行氏以众人（平常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最后又请襄子脱下外袍，拔剑三跃，刺袍三次，乃伏剑自刎。刺客的故事大抵都是这种模式，而其中的深义却不是理学家忠孝节义的道德解释得了的。混迹在贩夫走卒之间、身怀超凡胆略的侠士，他们虽以贱业为生，虽只是在平凡人的洪流中与时浮沉，却丝毫没有沦落自己高贵的人格。贵族公子如以贱民视之，他们就报之以鄙夷和加倍的高傲；如能亲身造访蓬门，与其同尝平民之饮食、同操平民之娱乐，以朋友视之，事其亲以晚辈之礼，他们就获得了对自己平等人格的认同，于是便身怀利器、手刃公子之仇人，以死报知遇之恩。这决非后世俗儒所称颂的愚忠愚义，而是身处社会边缘的侠士以刹那辉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壮举。
秦统一六国之后，战国刺客、烈士之后辈痛恨秦之暴政，多有舍身行刺赢政者。于是秦之法令对侠士甚为惨苛，天下搜捕甚急，秦亡时刺客几近绝迹。汉初重行封国制，地方豪强又效战国时公子养士之风，游侠遂又兴起。作为侠文化传承者的游侠，因受秦以来专制统治的威压，也就表现得少了几分刚烈之气，而多了几分老成持重，他们不再与当权者直接对抗，而是群聚以义气相励，替人出头解纷，一时势力大盛。可以说游侠乃是后世黑社会的鼻祖，但当时游侠还有武人的铮铮风骨，并不以聚敛钱财为目的，更没有烧杀淫掠、陵暴无辜平民的下作行径。但它也不象现代武侠小说中所称颂的狭义道，并没有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的远大抱负。从刺客至游侠，侠文化中所萌动的其实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受压抑的个人主义精神，即不屈服于当权者的道德专制，或孤身行刺窃国权奸，或群聚江湖以义气相推许，坚持自己的自由人格。至汉景帝兴削藩之举，游侠这个社会团体即成为大一统政治的大敌。从文帝至武帝，郭解、朱家等游侠首领均遭屠戮，此后侠文化即一蹶不振，压抑至无声，只有唐宋传奇及后世野史中如神龙般偶一现身的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等风尘奇人，才算得断续绵延了侠文化的正统。
侠文化自其萌芽时即为文人所不齿。堪为中国专制政治传统始作俑者的韩非，最为痛恨的便是不愿作驯服顺民的有自由人格的人，所以便把儒与侠列为五蠹之首，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家的至圣孔丘起初也是武士出身，但对以力服人的侠客却十分不齿。孔门弟子中唯一有侠士风骨的子路，却被孔夫子毫不客气地骂作是“暴虎冯河”（意思是疯狂的老虎想要跳到河的对岸，却力气不济掉进了水中）。子路后来赴母邦卫国之难，为敌人所杀，孔子感叹说“自由入于吾门，恶言未闻于耳”（子路本名仲由，这句话意思是指自从子路作了我的学生，再也没有人敢对我恶言相向），却颇有哀戚之情。或许孔子对侠士的真性情和义烈之气还是有几分欣赏，只是惋惜侠士只图小我之完善，无民胞物与之胸怀，只可算作末流。而孔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被后辈自董仲舒始的儒学法家化潮流断送殆尽，被“尊君卑臣”的奴化教育吞噬于无形，成了成仁成圣者一厢情愿的空想。宋时儒学大师朱熹在《答陈同甫》中叹道：“千五百年之间，俱是架漏补迁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可谓一针见血之言。倒是只图小我之完善的侠客，却能保自由人格以善终。
两千年中国官方的正统文化中，唯有司马迁这个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多元主义者体会了侠文化的精髓，《刺客》、《游侠》列传在《史记》中的耀目光彩远胜于帝王将相的家谱。至班固作《汉书》，其时大一统已成定局，班氏亦随俗之毁誉，妄言太史公“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是非颇谬于圣人”。虽然班氏对游侠多有贬损之词，但《汉书》中仍不得不作《游侠列传》，可见平民文化的繁盛不是政治的高压一时湮没得了的。至范晔作《后汉书》，正史中游侠列传的传统终告断绝。但后世有真性情的豪放文人仍不断吟咏侠文化的精神，尤以唐代李白和魏晋时最盛。唐宋以后，理学兴起，侠文化遂遭歪曲。或被评话作者演艺为流寇文化（《水浒》最为典型，其实《水浒》中梁山一百零八将纯属乌合之众，或为占山剪径、烧杀淫掠之小毛贼，如小霸王周通辈，或为好勇斗很、杀人不眨眼之强梁，如李逵、武松辈，或为家具资财、阴蓄异志的野心家，如宋江辈，《水浒》中唯一可堪称为侠的只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任我芒鞋破钵走天涯”的花和尚一人），或被八股俗儒歪曲为愚忠愚孝的卫道士侠文化（《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为其代表）。
金庸小说里的侠文化   自《蜀山奇侠传》开创的武侠小说传统，起始就演变为道化的侠文化和儒化的侠文化两脉。前者倡超然物外、无拘世情，后者倡锄强扶弱、济世为怀。而只有道化的侠才比较接近于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张扬自由人格、萌动着个人主义色彩的侠文化，儒化的侠其实是现代武侠小说作家结合传统儒家文化精髓所演绎出的侠的乌托邦。或许因为受“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化传统浸淫太深的缘故，金庸在他的小说中把这种儒化侠的传统张扬到了极致，描绘出了一幅惊天地泣鬼神的武侠英雄长卷。从第一部不太成熟的长篇作品《书剑恩仇录》开始，金庸一直都把笔墨着力用于塑造为国为民的所谓“侠之大者”，一直都在努力宣讲“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大仁大勇胸怀，是在努力把作为中国贵族文化精华的先秦儒家传统和作为平民文化精华的侠文化融为一体。而其作品中虽也尽力渲染了杨过、令狐冲、黄药师这类性灵之侠的审美化人格，但读者不难发现金先生始终最为推崇的还是乔峰一类铁血丹心的大丈夫。
金庸早期的几部长篇作品（《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飞狐外传》）中男主角塑造得都不太成功，没有一人可称之为“侠之大者”。陈家洛空有浊世佳公子的俊雅造型，对感情拖泥带水，不知道自己真爱为谁。对政治更是一窍不通，一心只想说服亲哥哥乾隆把满人皇帝换成汉人皇帝（他已经是皇帝了，你给他开的条件却也只是个皇帝，而且还要为此冒杀身之祸与本来很信任他的满族王公大臣为敌，这样赔本买卖，白痴才愿意做），实在是幼稚已极。作了红花会一干豪杰的首领，却仍脱不去迂腐的书生气，倒是奔雷手文泰来、武诸葛徐天宏这些小角色，却颇有几分大侠风范。在这部长篇处女作里，金庸把儒家理想与侠客精神结合起来的努力显得很牵强。袁承志身为一代抗清明将以后，又负有盖世武功，立誓“并诛明帝清酋”，既报父仇、又为天下人除害，于是投身义军。但后来又对闯王部队进北京后纪律的涣散大失所望，决意隐居海外。《碧血剑》里侠的叙事仍是十分紊乱，金先生至此尚未找到出路。至《飞狐外传》，金庸似乎有意要放弃把侠儒家化的努力，胡氏父子俱是率性而为的山野之侠，小说也不再和真实的历史背景夹缠不清。胡斐在《飞狐外传》的前半段还写得颇见功力，尤其写佛山血印石一段，胡斐逼令两个酒客讲钟阿四一家的冤情，“一路听下来，早已目眦欲裂”，待听到钟四嫂为救丈夫到北帝庙前将小三子剖腹明冤，“不禁大叫一声，霍地站起，砰地一掌，打得桌上碗盏跃起，汤汁飞溅，叫道：‘竟有此事？”读到此处，怎不令人热血沸腾。下面再写胡斐化名拔凤毛尽力寻凤天南的晦气，宛然有《水浒》中急人所难的鲁达的影子。然而小说的后半段却打横冒出个莫名其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袁紫衣，顿令胡斐的形象大失光彩。
《射雕英雄传》算不得金庸最成功的作品，但却无疑是最重要的作品。开篇时，郭靖（又旁白：写到此处，拼出jin却遍寻靖字不着，翻字典才知念jing ，我却随港版《射雕》一直误念为jin ，台湾国语真是为祸不浅，可恨！！！）随母亲流落大漠、苦练武功，也是以复仇者的面目出现的。但他背负的不是狭隘的个人恩怨，他的名字即取了“靖康”国难之义，他个人的仇恨起始就与亡国之恨融为一体、须臾不可分离。郭靖一生的行止可谓无可挑剔，事母亲、师父以至孝，事朋友以至诚，对感情忠贞不贰，为天下兴亡不惜牺牲自我，最后也在襄阳一役中捐躯殉国。子曰：“贤贤易色（见到贤人就肃然起敬），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金先生塑造的读书甚少、资质卤钝的郭靖，恐怕是孔夫子大智若愚、大勇若怯的人生理想的最好写照。《射雕》中另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北丐洪七公，一生手刃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大恶、负义薄幸之徒”，“老叫化虽然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因为贪食耽误了救人，毅然断一指以为戒。而其行事率真任情、无一丝迂腐之气，比起郭靖就要可爱得多了。华山论剑之时，洪七公历数铁掌帮历代帮主英雄行径，痛斥裘千仞与金人勾结，通敌卖国，“你上得华山来，妄想争那武功天下第一的荣号，莫说你武功未必能独魁群雄，纵然是当世无敌，天下英雄能服你这卖国奸徒吗？”一番话义正辞严，听得裘千仞如痴如呆、羞愧难当，当时便要跳崖自尽。所谓华山论剑，也绝不同于旧武侠小说中的名利之争，而是人格与人格的较量。从《射雕》始，金庸的小说里的侠义道概念才显得血肉丰满了。可以说到《射雕英雄传》出炉，金庸的儒化侠理想才得以功德圆满，此后写来也就炉火纯青了。
金庸侠文化的理想到《天龙八部》终于达到了巅峰，和《射雕》一样，小说的背景又设计到了统一难以维继、天下纷争、民不聊生的宋末。小说中侠义道精神最忠实的继承者又是出身贱民的丐帮群雄，而豪气干云的丐帮帮主乔峰，可谓金庸小说中最为完美的男人形象。乔峰在小说中的出场写得十分有生气：“西首座上的一条大汉回过头来，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在他脸上转了两转。段誉见这人身材甚是魁梧，三十来岁年纪，身穿灰色旧布袍，已微有破烂，浓眉大眼，高鼻阔口，一张四方国字脸，颇有风霜之色。顾盼之际，极有威势”。望见其形，即能想见其人。《天龙八部》第二部中写丐帮众长老本欲叛乔峰，澄清事实后自愿受帮规处罚，乔峰一一历数众长老所为侠义行径，以法刀插于自身替众人受刑，毫无做作，至为感人。书末写乔峰劫持耶律洪基，逼其立誓有生之年不得侵宋之后，以短箭毅然自杀，其磊落丈夫气概，真令人荡气回肠。金庸所塑造的乔峰，已经超越了为国为民的所谓“侠之大者”，他的身上，分明可以看到普渡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慈悲心肠。乔峰的悲剧，即令与《赵氏孤儿》、《精忠旗》、《清忠谱》这些著名的古典悲剧相并列，也丝毫不见逊色，可以说它是现代白话通俗文学中最为壮美的悲剧。至《天龙八部》，金庸已经完成了侠的乌托邦的最为宏伟的篇章。
在极力歌颂儒化的入世之侠的同时，金庸也不惜笔墨塑造了一些十分出色的道化的出世之侠。杨过与小龙女惊世骇俗的爱情，黄药师对世俗礼法的辛辣嘲讽，令狐冲与邪道中人真挚感人的友情，处处都流露出金先生对入世与出世的难解矛盾的深思。在礼法处处设防、正统道德足以用口水淹死人命的俗世，要保持自己本真的性情，恐怕只有避居世外、淡薄世情这一条途径了。而要避世隐居，就必然要逃避对世间困苦的道义承担。也许金先生还是坚持孔夫子对侠的态度，所以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他虽对这些性灵之侠的审美意义表示艳羡，但始终还是把郭靖、乔峰一类的大侠归于正统。所以《射雕》中把黄药师列为东邪，对其行事之怪癖（用哑仆、打断徒弟手脚）也颇有微词，《神雕》也要安排杨过诛杀蒙古暴君、为天下人作些事後再隐居，《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对田伯光虽有惺惺相惜之意，却始终不愿对其推心置腹。
金庸不同于一般小说家的是，他始终以史家的风范自居（金先生在北大讲座时，就说他的小说只是写着玩玩，他自己是治史学的），始终在努力坚持对历史、政治的冷静思考。乌托邦的审美寓意是不容置疑的，但二十世纪这个极端年代对乌托邦的惨烈政治实践却把它的政治寓意消解了个干干净净。其实金庸从《射雕》开始，虽然一力歌颂为国为民的平民英雄，但也流露出了对这种理想的悲观态度。襄阳城守将腐败无能、守军贪生怕死，国家政治糜烂不堪，郭靖虽然武功盖世，但一人的勇力又如何挡得了蒙古千万铁骑的锐势，最后也只得携家人同赴国难，可是一家哭又哪里能换得万家不哭呢？相比之下，杨过和他的爱人避居桃源，或许才算得大彻大悟。到《倚天屠龙记》一书，金庸开始描写他的小说中另一个大主题：魔道之争。这固然是对当时大陆政坛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的讽刺，但也显现出他自己开始对侠义道精神发生了怀疑。侠义道中人士固然行侠仗义，但对付魔教却不择手段，老弱妇孺都不放过，道与魔的界限又何在呢？《倚天》一书中灭绝师太的形象，恐怕就是对侠义道精神的绝妙反讽（又旁白：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说，女人天生就容易为政治教条所狂热。金先生是不是受此影响才写出灭绝师太这样的人物呢？其实平心而论，女人为政治教条所狂热还是出于想把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初衷，哪比得男人内心根本对主义嗤之以鼻，却要打出主义的招牌欺骗世人甘心为其奴。论奸论诈，女人们永远难望男人之后尘。天下本来并不乱，都是男人们来搞乱了的。男性读者读到此处，请保持风度，不要拿矿泉水瓶子扔我）。到《笑傲江湖》，金庸的侠理想其实已难以维继、在哪里勉力支撑了。侠义道中多有欺世盗名、丧尽廉耻之辈，而为了权力斗争，其残杀同道手段之阴险毒辣，魔教中人恐怕要自愧弗如了。这样的侠义道，内讧尚尤不及，哪里还有士气拯救天下苍生呢？
金庸晚年精研佛学，所以现在出来讲话往往有万事皆空的感慨。到压卷之作《鹿鼎记》出世，金先生的侠乌托邦理想其实已经彻底幻灭了，物极必反，或许他对侠的理想期望太高，而又太爱作理性的思考，百思不得出路，终于走上了反侠、反英雄的末路。韦小宝这个人人都可以在他身上照照镜子的市井小人，他的出世不亚于鲁迅笔下阿Q的出世，其实是对现代中国国民性的漫画式描写。倪匡评韦小宝时说：他身上的缺点我们未见得没有，他身上的优点我们却未见得有。此人虽然狡猾无赖、流气十足，但对大是大非却毫不含糊。既不出卖侠义道去做汉奸，又不出卖皇帝朋友去迎合侠义道的迂腐道德，虽爱搜刮钱财却不取无良之财，对朋友也不吝惜钱财，虽然不学无术却欣赏不爱拍马屁、有真才实学的部下，虽然好色却不薄幸寡情、得新忘旧。十余年前，我读《鹿鼎记》曾对韦小宝厌之入骨，现在读来，实感金先生用心良苦，在现代社会祓除巫魅、英雄已无存身之地的平凡人洪流中，人若能保有韦小宝那样天生的一线良知，其实并不比作英雄容易！英雄已逝，英雄亦无力拯救世人，英雄倘得天下，凡人又何能合乎他那超绝的道德标准？在英雄看来，凡人皆有可死之道！于是我们不再需要英雄，倘若人人都能保有韦小宝那样本能式的良知，国家庶几幸矣，天下庶几太平矣！而金先生写韦小宝混迹于妓院中学来一身油滑泥鳅功，能使其在官场中如鱼得水、从容进退，这是对今世政治腐败何等绝妙的讽刺，倘若读《鹿鼎记》者一味偷学韦小宝做官的技巧，就如读《金瓶梅》者一味看见淫一样地可悲可叹！倪匡把韦小宝排为绝顶人物，实具慧眼。既已写出这等绝顶人物，侠客英雄的理想既已幻灭成空，又哪里还有下笔之处呢？金庸的武侠从此已为绝响！
二、金庸小说的政治寓意
金庸侠客理想的幻灭，其实早就埋下了伏线。他的作品中早就隐含着对民族主义、极权政治的批判，虽然有时表达得不够含蓄蕴籍，而且往往从不相干的叙事中突兀而出，但读者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线索的。因为精研史学，他对中国历史上恩怨纠缠最为复杂的民族主义有着深刻的反思。而当大陆政治反智主义、思想专制传统臻于极致的动乱年代，他幸得处身于彼岸，但对大陆知识界的同情却至为深沉，所以每于书中借机讽刺大陆政治的造神运动、愚民政策和文字狱毒辣手段。
金庸小说里的民族主义金庸早期作品中大汉族主义的情绪很浓，他笔下的异族武林人物多是会些邪门武功（血刀、火焰刀之类），拿些造型丑恶、招式阴毒的兵器（带锯齿的轮子、带倒刺的钩子之类），而且多半人品低劣，要么滥杀无辜，要么坏良家妇女清白（金先生的书译成藏文出版，肯定会引起民族矛盾）。他书中的男主角多半是身负驱除鞑虏、光复大汉江山的民族大义，陈家洛、袁承志、郭靖、张无忌，几乎无一例外，连乔峰这个冒牌汉人起初也一心要抗辽保宋，韦小宝虽然满心不情愿搅进了反清复明的纷争，但一提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是立即破口大骂满洲鞑子。第一部长篇《书剑恩仇录》中就极力描写清兵残暴成性、禽兽不如，侠义道对判汉附满的武林败类张召重都是切齿痛恨、人人得而诛之。也是到《射雕英雄传》，金庸对驱除鞑虏的民族英雄形象才得以塑造成功。蒙古人的暴虐成性、铁木真欲壑难填的野心、岳武穆精忠报国的壮志，终于合情合理地演绎出了郭靖这个质朴的民族英雄形象。
金庸是一个兼具感性与理性气质的文人，虽然身为汉人，难脱正史中民族仇恨叙事的的影响，但他治史的严谨又使他不能不跳出正史去寻找历史的真相。《书剑恩仇录》中残暴的清兵并非都为满人，绿营汉军对自己的同胞也同样嗜杀成性（仔细品味金庸早期的几部小说，从《书剑恩仇录》到《碧血剑》、《飞狐外传》、《雪山飞狐》，几乎都以明清之际作历史背景，其中满清官兵形象多很丑恶，但也多半是汉人）。后来写清兵对回疆部落的残杀，已隐隐表达了对弱小民族的同情，金先生安排陈家洛在书的末尾加入回教，或许不无深义。《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从小就在蒙古长大，与蒙古兄弟情义深重，而书中对蒙古豪放民风的着力描绘，也流露出日神文化对酒神文化的艳羡之情。而至《天龙八部》金庸则极力描绘异族英雄的形象，大汉族主义情结终于被消解掉了。金庸笔下最完美的男人、最具英雄情怀的乔峰，却是一个人人切齿痛恨的契丹人，本来姓的却是大辽的国姓萧。书末写耶律洪基被萧峰挟持被迫立誓不侵宋后，冷笑一声，朗声道：“萧大王，你为大宋立下如此大功，高官厚禄，指日可待。”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死后丐帮中群丐一起拥上来，团团拜伏。丐帮长老吴长风捶雄叫道：“乔帮主，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刹那之间，辽宋两族人民的仇恨被这催人泪下的英雄壮举消祢于无形。
要想知道历史的真相，看正史只有把人误导，譬如今人要想了解社会现状不能去看《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一样，历朝的正史也就是那时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面充斥的是历代统治者为自家作说辞的伪叙事。往往是那些不甘道德专制、冷眼看透世情的野史和小说，才会告诉人们真相。《天龙八部》二卷篇末写乔峰为寻身世真相，出雁门关来到辽宋边境，正逢大宋官兵出关打草谷（宋辽交战之际，边关守军往往掳掠地方平民，斩首级以充军功，称为打草谷），见宋兵抢掠辽人牛羊牲畜，淫辱辽人妇女，“突然之间，一个契丹妇女怀中抱着的婴儿大声哭了起来。那契丹女子伸手推开一名大宋军官的手，转头去哄啼哭的孩子。那军官大怒，抓起那孩儿摔在地下，跟着纵马而前，马蹄踏在孩儿身上，登时踩得他肚破肠流。那契丹女子吓得呆了，哭也哭不出声来。众官兵哈哈大笑，蜂拥而过。”稍后一个被宋兵俘虏的契丹老人路过，“看到地下的童尸，突然大叫起来，扑过去抱住了童尸，不住亲吻，悲声叫嚷。押解的宋兵痛殴老人，逼他赶路，“那老汉转向北方，解开了上身衣衫，挺立身子，突然高声叫号起来，声音悲凉，有若狼嗥。”这惨绝人寰的悲剧，和汉族正史中无数次重现、用来激励人们杀尽蛮夷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有什么二致呢？谁又能断言，异族人千年的风霜中，就没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血泪史呢？西汉初年武帝遣霍去病率铁骑深入匈奴腹地，如入无人之境，在霍氏立下“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雄壮誓言的同时，匈奴的诗人也吟出了“亡我祁连山，使我牲畜不藩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悲歌。看看正史上汉族统治者对本族平民的凶暴，不难想象他们会怎样对付异族人。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兴起，而很多异族文献中却把安、史二人奉为圣人，堪为历史明证。而国势衰微、自家天下难以维继之时，民族仇恨就是最好的嫁祸对象。肃宗因唐军无力平定内乱，即两次向回纥乞兵收复长安、洛阳，代价就是任由回纥兵在城内奸淫掳掠，洛阳数十万生灵遂两次惨遭涂炭，妇孺躲于白马寺亦不得幸免。这样的丑行，在正史中却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也许这世上从来都没有哪个民族与哪个民族的仇恨，有的只是残民的官家与无权无力的小民之间的仇恨，这样的仇恨，不是什么“中国可以说不”这类新义和团式的愚妄气焰可以消解的了的，而只有民主、法治这两方苦口的良药才可以消解得了。
到《鹿鼎记》出世，金庸把韦小宝的身世交待得不清不楚，韦春花一生阅人无数，不要说异族人，连俄国鬼子都打过交道，最后连自己都搞不清小宝他爸是谁，只好开个玩笑说可能是个贼秃兮兮的西藏喇嘛。这其实不是低级的玩笑，而是在表达金庸从历史真相中悟出的民族共和理想。书末写韦小宝向天地会群雄交待为何不杀康熙，问道：“你们觉得康熙是个好皇帝还是个坏皇帝？现在康熙作皇帝，天下人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书读，有什么不好？倘若换个汉人来作皇帝，把天下搞得乱七八糟，又有什么好？为什么就非要让汉人来作皇帝？”（原话记不清了，懒得翻书，姑且这样写吧。说来讽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少受史学家非议的皇帝，一个就是康熙，纯种满族人，另一个是李世民，唐朝李姓皇室据史家说其实是五胡乱华的杂交品种，其实是杂种汉人。）这小流氓的大白话其实正说出了金老夫子历史观的升华。
金庸小说中的极权政治金庸的先祖是清朝的著名诗人查慎行，其族弟查嗣庭于雍正朝在江西作考官时因出了“维民所止”的考题，被人诬为是将雍正砍头，全家均死于文字狱，查慎行也受到了牵连。这家族的仇怨或许是他大汉族主义情绪的因由，也是他始终批判思想专制的原因之一。而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写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时正值大陆文革，也正值华夏知识阶层史无前例的深重劫难，金先生感同道之悲惨遭际，遂每于书中冷嘲热讽，抒发郁积之愤慨。所以金庸的小说中总要出现丁春秋、东方不败、神龙教主这类嗜好个人崇拜的人物。丁春秋着星宿门人高呼“星宿老仙，寿与天齐”之口号，意在讽喻“毛主席万寿无疆”，最为明显。《鹿鼎记》写神龙教教主洪安通早年与一干老兄弟出生入死打下了江山，还十分团结部下，五十岁时娶了个年轻的夫人，从此就性情大变，猜忌甚重，夫人也大吹枕头风，怂恿他重用一班新入教、气焰正盛的十五六岁青年子弟，大肆迫害从前旧部。这分明就是当时大陆政坛风波的真实写照。
金庸的晚期作品《笑傲江湖》，是他唯一一部隐去了历史背景的作品，书中故事不知所述何朝之事，也不象其他的作品那样出现几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小说写作之时，正值大陆夺权斗争趋于白热化的阶段，其实是一部着意讽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作品。书中魔教教主取名为东方不败，不正是讽刺“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这样的豪言壮语吗？而东方不败大搞个人崇拜，所用的也正是学习语录、强行洗脑的策略。《笑傲江湖》四卷中开篇写魔教众武士说，“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十字，大家每日里都说上好几遍，说来顺口纯熟之至。”杨莲亭为迫童百熊就范，将其儿孙尽数捉拿，喝道：“童家各人听了，那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那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爷爷不对，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听教主的话。”（读到此处，我不禁想起洗脑教育的发明者柏拉图圣人，他说为了让哲学王、战士、生产者的等级划分成为天经地义，就要用金、银、铜质造人的谎言从儿童期就开始灌输，直至世代绵延，谎言自会成为真理。这一记从童稚期开始洗脑的法宝，几千年来真是屡试不爽、无往而不胜！）仇恨即友爱、谎言即真理式的极权逻辑，在这番独裁者与失心儿童的对话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
《笑傲江湖》中对魔道两途人士殊死斗争的描写，也把极权政治阶级斗争中惯用的策略透视得清清楚。一曰精神胜利法。侠义道中人每说到东方不败的名讳，往往改称“东方必败”（衡山派定静师太就是这样教弟子们说的），意谓只要我辈侠义中人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即令东方不败这个魔头武功盖世，也定能将其战胜。这和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有异曲同工之妙。（《鹿鼎记》中神龙教一干低级门人与天地会群雄对战，本已明显处于劣势，忽然使出教主传授的咒语致胜的不二法门，高呼“洪教主万年不老，永享仙福！寿与天齐！寿与天齐！”连呼数遍，顿时众门人勇气百倍、妙着频出，不多时便转败为胜，将天地会群雄统统擒拿。）二曰栽赃陷害法。左冷禅使门人化妆为魔教教徒追杀衡山派女尼，既铲除了政敌，又为侠义道多出了一个灭除魔教的理由。这令我想到1946年为扭转全国反苏情绪，北大地下党员沈崇竟不惜献身谎称被美军强暴，令我想到到处声情并茂诉说所谓刘文采的罪行、激起无数中国人阶级仇恨而活了大半辈子的冷妈妈。而书中写东方不败倒台后魔教教众为获新教主任我行的信任，纷纷揭发东方不败的罪恶，“但听各人所提东方不败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加琐碎。有人骂他喜怒无常，苦笑无端；有人骂他爱穿华服，深居不出。更有人说他见识肤浅，愚蠢糊涂；另有一人说他武功低微，全仗装腔作势吓人，其实没半分真实本领。接着又听一人说东方不败荒淫好色，强抢民女，淫辱教众妻女，生下私生子无数。”令狐冲听到此处，不由得笑出声来，再也不忍听下去。试想文革时刘少奇、陶铸、彭真诸般大人物被打倒时，哪一次没有上演过这样的丑剧。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写魔教逼人入教时，都要强人服食三尸脑神丸。这药深入脑中，发作时不仅痛楚难当，而且心智尽失、理性丧尽，连父母妻儿都可能被咬死吃掉。这“三尸脑神丸”正说中了极权政治的窍要所在，古代专制政治没有发达的传播体系来控制人的思想，顶多只能以暴力恐吓小民，以文字狱逼迫知识阶层少谈政治、治学只为稻梁谋即可。至明清专制政治达于颠峰之时，明太祖朱元璋就已将其语录编成《乡约》，勒令族长在宗祠里晓谕乡民，雍正皇帝也将曾静、张熙忏悔的供词编成《大义觉迷录》，传令士子一体学习背诵（《鹿鼎记》中载有此事），以卫其皇朝正统。然而毕竟天高皇帝远，效力终是有限。现代社会传媒四通八达，官方意识形态充斥广播、课本，要控制人思想实在便当不过。只有极权政治才能以现代社会发达的管理技术彻底粉碎私人生活的空间，而其最厉害的杀着就是用洗脑来把一切问题都转换为政治立场问题，用洗脑来灭绝人伦、灭绝人性的尊严、灭绝自由选择的人格，形成无处不在的恐怖。细想起来，文革期间那些在阶级斗争中出卖亲人、朋友以站稳立场的受害者，又何尝不象是吃了这三尸脑神丸一般。

后记
不知金老先生会否同意我这些纸缝里抠出的微言大义，也许他只是一个不自觉的自由主义者。不过读书贵在自由地思考，在我看来金庸小说中最有智慧的人当属风清扬，无招胜有招的武功真谛，其实也是作学问的窍要，要在各家学说里看各路英豪如桃谷六仙般打嘴仗，终归把自我埋没在他人口沫之中。所以读书只读大意，当时不明意义也不要紧，待等读得多了，诸家之言都忘个干净，思考却是怎么也忘不了的，也许刹那之间，就会从心底涌流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备注：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本想再写一段金庸小说里的人性，只是起始就选了文化、政治这样的宏伟叙事，再写形而下的主题，逻辑上比较难梳理。只好偷个懒，草草收场。篇末零散说说我对金庸小说中真性情的感想。古人尚且可以纵情山水、吟咏诗词以寄情怀，但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也只有退隐山林才能遂愿。现代社会山水不复自然，媒体无处不在，信息挤满了我们的脑袋，感情也越来越廉价，正应了龚定庵“东邻吊罢西邻贺”的感慨，要保有几分真性情，实在是昂贵的奢侈品。如今人心沦落、竟逐势利，每个人要想在权力和金钱的斗争中尽早胜出，都需要过人的体力、诡谲善变的机智和超凡的道德勇气，要幸存我们本真的自我，或许只有清心寡欲，以黑色幽默来消解现实的重，以好小说、好电影和好音乐来积淀理想的轻，再留一点不多不少的精力谋个吃饭着落，也算可以过个自得其乐的审美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