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科
精神病院的诞生
下面这些故事我们是耳熟能详的，在各种精神病学的史书上都有所描述。这些故事要证明的是，当疯癫终于被按照我们长期以来视而不见的真理来认识和对待时，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代。
高尚的公谊会……竭力使其教友相信，如果他们不幸丧失理智而又没有足够的钱财在昂贵的机构中获得各种医治和与其身份相称的舒适生活，那么有一种自愿的募捐金能够提供资金，而且在过去两年间，在约克城附近建立了一个收容院。这个收容院似乎既具有许多优点，又十分节约。如果当一个人对那种似乎生来就是为了羞辱人类理性的可怕疾病望而生畏的话，那么只要他想到有一个聪明的慈善机构一直有能力想出各种看护和医治的办法，他就会感到一种欣慰。
这个收容院座落在约克城外一英里远的景色宜人的乡间。它绝不会使人想到监狱，而会使人想到一个大农场。它周围是一片有围墙的大花园，没有铁门，没有铁窗。
下面这则解放比塞特尔的精神病人的故事也是十分著名的。皮内尔决定解除牢房中犯人的手铐脚镣。一天，库通（Couthon）到该院视察，了解是否有隐藏的嫌疑犯。当其他人看到这位“被人搀扶着的残疾人”而胆战心惊时，皮内尔却勇敢地走上前去。这是大智大勇的慈善家与瘫痪的怪物之间的一次较量。“皮内尔把他直接带到精神错乱者的区域。牢房的情况给他留下痛苦的印象，他要询问所有的病人。但是多数病人只是污辱和谩骂。继续询问已无意义。他转身向皮内尔：‘公民，你要给这些野兽解开锁链，是不是发疯了？’皮内尔平静地回答；‘公民，我相信，这些疯人之所以难以对付，仅仅是由于他们被剥夺了新鲜空气和自由。’
“好吧，你可以按你的愿望处置他们，但是我恐怕你会成为自己想法的牺牲品。”说完，库通就被扶上马车。他一走，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伟大的慈善家（指皮内尔）马上就开始工作。”
这些故事都具有重要的想像成分：在图克的收容院里有一种家长式统治下的平静，因此病人心灵的亢奋和头脑的紊乱便逐渐被平息了；皮内尔头脑清晰，意志坚定，他用一句话或一个手势就能制服两个紧逼过来向他咆哮的野兽般的疯人；皮内尔的智慧能够在胡言乱语的病人和嗜杀成性的国民公会成员之间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危险。这些形象带有传奇色彩，广为流传，至今不衰。
关于皮内尔和图克的传说带有神话色彩。19世纪的精神病学认为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在这些神话背后有一种运作，或者说有一系列的运作。这些运作不声不响地组织起疯入院的世界，治疗方法以及对疯癫的具体体验。
首先是图克的行动。由于这种行动与皮内尔的行动是同步的，而且由于他因获得整个“博爱”潮流的拥护而闻名，因此他的行动被视为一种“解放”行为。但实际情况则大相径庭：“……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也能观察到，我们社会中的个人蒙受着重大损失，因为照管他们的人不仅完全不懂我们的原则，而且还常常把他们和其他病人混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沉溺于不健康的语言和招致非议的活动。在病人恢复理智后，这种情况似乎还经常对他们的头脑留下无益的影响，使他们疏离他们过去的宗教情感，甚至使他们染上原来没有的恶习。”休养院应成为一个实行道德和宗教隔离的工具，通过隔离在疯癫周围重建一个尽可能类似公谊会教友社区的环境。这样做出于两个理由。首先，邪恶的景象是造成每一个敏感的心灵的痛苦的原因，是恐惧、仇恨、厌恶等各种强烈有害的情感的根源。而这些情感都能引发和加重疯癫。“下述想法录十分正确的，即在大型公共收容所里，不加区别地将具有对立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礼仪的人混在一起，将放荡者和有道德的人混在一起，将亵渎林灵的人和严肃认真的人混在一起，会阻碍病人恢复理智，并且会加重病人的忧郁情绪和厌世思想。但是，主要的理由则在于，宗教能够发挥自然本性和外界制约的双重作用，因为一方面它在世代相传的习俗中、在教育中，在日常活动中已经化为人的自然本性，另一方商它同时又是一种稳定的强制源泉。它既具有自发性，又具有强制性。在这种意义上，当理性丧失时，它是唯一能够抗拒疯癫的无节制狂暴的力量；它的戒律“只要已经强烈地浸透进入的早年生活，……就会变成与人的自然本性一样。即便在精神错乱的指妄状态下，人也经常能感受到它的制约力量。强化宗教原则对精神病人思想的影响，被认为如同一种治疗手段一样，具有重大疗效。”‘即在精神错乱的辩证法中，理性隐藏起来但并未自我废除，宗教便构成了那种不可能变疯的成分的具体形式。它负载着理性中不可战胜的成分，负载着在疯癫背后继续存在的准自然本性，并在疯癫周围构成一种具有稳定吸引力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当病人处于神智清醒的间隙或康复状态时，会喜欢周围那些有相同习惯和见解的人组成的社会”。宗教在疯癫出现时保护着理性的古老奥秘，从而使早在古典时期就来势凶猛的约束变得更紧、更直接。在古典时期，宗教和道德环境是从外面强加于人，结果使疯癫受到控制，但未能治愈。但是在休养所里，宗教是整个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表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疯癫中都有理性存在。这种活动使人从精神错乱恢复到健康状态。宗教隔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它并不是试图保护病人免受非公谊会教友的有害影响，而是要把精神错乱的人单独置于一种道德环境中，让他与自己及环境展开争论。由于给他造成了一种不受保护的环境，使他不断地受到“戒律”和“越轨”的困扰，因而总是处于焦虑状态。
“精神错乱很少能减轻恐惧，因此，恐惧原则被认为在管理病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恐惧是精神病院中的一种基本现象。如果我们记起禁闭的恐怖，那么毫无疑问，恐惧是一种古老的现象。但是，禁闭的恐怖是从外面包围着疯癫，标志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分界，而且具有双重力量：一方面是制止狂暴，另一方面是控制理性本身，将其置于一定距离之外。在休养院产生的恐惧却要深刻得多。它在理性和疯癫之间活动，从中斡旋，寻求双方的共同点，借此将双方联系在一起。一度支配一切的恐怖是古典时期疏离疯癫的最明显标志，而现在恐惧则具有消除疏离的力量。这使它能恢复疯癫者和有理性的人之间的原始共谋关系。它重建了二者之间的某种相互性。现在疯癫不再会引起恐惧。它自己因我韩子立而感到恐惧，从而完全听凭关于睿智、真理和道德的教育学的支配。
图克曾经讲述他如何在休养院接收一位躁狂症患者。此人很年轻，力大无比。他发作起来使周围的人、甚至包括看守都惊恐不已。他被送到休养院时被铁链捆绑着，带着手铐，衣服也被绳子缠紧。他一入院，所有的镣铐都被去掉。他被允许与看护一起进餐。他的亢奋状态立刻就平息了；“他的注意力被新处境吸引住了。”他被带到自己的房间；看护向他解释，休养院中的一切都是根据如何使每一位病人享有最大的自由和尽可能的舒适而安排的，只要他不违反院规或一般的道德准则，他就不会受到任何强制。看护声明，虽然他有强制手段，但他并不愿使用。“这位躁狂症患者感到自己受到善意的对待。他承诺克制自己。”他有时依然会狂呼乱喊，使其他病人受到惊吓。看护就提醒他在入院第一天对他的警告和他自己的承诺，如果他不克制自己，那他就要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病人听了会更加亢奋，但很快就渐趋平静。“他会很注意地倾听这位友好的谈话者的劝说和理由。在谈话之后，病人通常有几天或一个星期比较好。”4个月后，他完全康复，离开了休养院。在这个例子中，病人直接感受到恐惧，但他不是通过刑具而是通过谈话了解恐惧的。这里不仅对超出界限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而且标出了一个受到赞扬的简单责任范围，在此范围内任何疯癫表现都将受到惩罚。于是，一度把离轨和非理性联系起来的模糊的罪意观念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原初有理性的人，疯人不再为成为疯人而有负罪感。但是作为一个疯人，他在内心深处应该对可能造成道德和社会骚扰的一切事情感到负有道德责任，应该认为由自己而不是别人来承担所受的惩罚。确定罪责不再是通行于疯人和一般健康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而是每个疯人与其看护相互依存的具体方式，是疯人必须具有的对自己疯癫状况的认识方式。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评价人们赋予图克工作的意义：解放精神病人。废除强制，创造一种人道的环境。这些仅仅是一些辩护之词。实际的操作则大相径庭。实际上，在图克创立的休养院中，他用令人窒息的责任取代了疯癫引起的无限制的恐怖；恐惧不再是监狱大门内的主宰，而是在良心的名义下肆虐。图克把束缚精神病人的古老恐怖转移到疯癫者的内心。诚然，休养院不再惩罚疯人的罪过，但是它的做法比惩罚还厉害。它把那种罪过变成秩序中的一部分，使负罪感成为疯人本人的一种意识，一种与看护的单向关系，使罪过成为有理性的人的他者意识，一种对疯人的生存状态的治疗干涉。换言之，这种负罪感使疯人变成永远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惩罚的对象。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疯人就将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也就是说疯人通过把自己变成他老的客体对象从而恢复自己的自由。这种转变过程在劳动和观察活动中都可能完成。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正处在一个公谊会教友世界。在这里，上帝赐福的标志就是人的事业成功。正如在图克的休养院里一样，工作首先是以“道德治疗”的面目出现的。工作本身的强制力优于一切肉体强制方式。因为在工作时必须服从规定的工作时间，集中注意力，并负有做出某种成果的职责，这就使病人不能胡思乱想，否则可能有严重的后果。工作还使病人进入一个责任系统。“有规律的工作或许是最具有普遍效力的。从道德和身体两方面看，那些有足够的运动量的工作无疑是效果最佳的。它们最适合病人来做，而且最能阻止病人的幻觉。”通过工作，人便能回到上帝的戒律所规定的秩序中，使自己的自由服从道德和现实的法规。脑力劳动不应受到否定。但是，应该绝对严格地排除一切幻想活动，因为它们与激情、欲望以及各种诱委幻觉有联系。相反，研究什么是自然界中永恒的东西，什么是最符合上帝的智慧和仁慈的东西，就能最有效地缩小疯人的无节制自由，并使他去发现自己的各种责任。“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提供了最有益的研究科目，可以用来调动精神病人的大脑。”在精神病院里，工作不再具有任何生产意义。它仅仅是一种强加的道德控制。它限制病人的自由，使他们服从秩序和承担责任。唯一的目的是使陷于过度自由的头脑恢复正常，而肉体强制仅仅能在表面上限制这种自由。
比劳动和他人的观察更有效的是图克所谓的“希望受尊敬的需求”。“人的思想中的这一原则尽管常常是隐秘的，但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一般行为方式。它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交际圈时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在古典时期的禁闭中，疯人也很容易受到观察，但是这种观察基本上不是观察他本人，而仅仅是观察他的可怕外表和显露出来的兽性。这种观察至少包括一种相互性，因为正常人像照镜子一样，在疯人身上看到自己即将面临的衰亡。而图克提出的观察是精神病院活动的一个重要成分。它更加深入，但它的相互性更少。这种观察是在疯人身上，在疯癫已经悄悄地有别于理性并开始独立于理性的地方，寻找难以识别的疯癫迹象。疯人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对这种观察做出反应，因为他纯粹是被观察对象，他好像是理性世界的一个新来者，一个迟到者。图克以这些观察为中心安排了一整套仪式。其中有英国式的社交活动，参加者必须模仿一切正式的社交活动要求。但是除了自由观察外，不得随意做其他任何事情。观察的目的是刺探任何能显示出疯癫的语无伦次、行动失调的迹象。譬如，院长和工作人员定期邀请几位病人参加“茶话会”。客人们“都穿着最好的衣服，相互礼让。他们受到最好的款待，得到了陌生者应得到的各种关注。整个晚会极其和谐愉快，几乎没有任何令人不快之处。病人对自己的控制极其出色。整个气氛既奇特，又令人满意。”奇特的是，这种礼仪活动不是亲密无间的交往，不是对话，也不是相互了解，而是围绕着疯人组织的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所有人的表现都与疯人相同或相似，但他依然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典型的陌生人，因为人们不仅从外表上，而且从他情不自禁地流露的东西上审视他。疯人不停地扮演着这种名不符实的陌生客人的角色。他人的观察、礼节和伪装无声地强加给他某种社会人格。他要不停地对付可能暴露自己的各种东西的挑战。这样，疯人不得不使自己变成理性眼中典型的陌生人，即不暴露自己奇特性的人。理性之城欢迎他的正是这种身份，他付出的代价是使自己屈服于这种匿名状态。
我们看到，在休养院里，对肉体进行部分的强制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的基本要素是建立一种“自我克制”。在自我克制时，病人的自由不仅受工作和他人观察的约束，而且不断地因承认有罪而受到威胁。必须承认，病人不是屈从于那种单纯否定的运作，而是被控制在一种肯定的运作中。前者只是解开束缚，将病人的深层本性从疯癫中解救出来，而后者则用一个奖惩系统来禁烟疯癫，把它包容在道德意识的活动中。这样就从一个谴责世界过渡到一个审判世界。但是，由此才可能产生疯癫心理学，因为疯癫被置于观察之下，这就要求人们不断地否定它在表面上的伪饰。人们只能根据它的行动来审判它，不能指责它的意图。它的奥秘也不会受到探寻。疯癫仅仅为自身可见的部分负责。其他部分都陷于沉寂。除了可见的部分，疯癫已不存在了。精神病院里建立的那种亲近关系不会再被铁镣和铁窗所破坏，但是却不允许有相互性，只允许有观察的亲近性。观察时为了看得更清楚，可以监视、刺探和贴近，实际上却越来越远离病人，因为它接受和承认的只是这个陌生人的价值。精神病科学在精神病院里发展时永远只能是一种观察和分类体系。它不可能是一种对话。只有当精神分析学祛除了这种对19世纪的精神病院十分重要的观察现象，用语言的威力取代了其无声的魔法后，精神病科学才能成为一种对话。更准确地说，精神分析学用被观察者的无休止独白双倍地扩大了观察者的单向观察。这样，既保留了！田精神病院的单向观察结构，又增添了一种非对称的相互性，一种无回应的新的语言结构。
监视与审判--由此一种新的重要人物形象已经出现了。这种形象对于19世纪的精神病院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图克本人在讲述一个狂暴不止的躁狂病人的故事时就推崇这种形象。一天，这个病人与看护一起在精神病院的花园里散步，病人突然亢奋起来，走出几步远，捡起一块大石头，做出要向着护掷去的姿态。看护站住不动，盯着病人，然后向病人走过去，“用一种坚决的语调……命令他放下石头”。当看护走近时，病人垂下手，扔掉了他的武器；“然后他顺从地、默默地被带回他的寓室”。有某种新事物诞生了。这种事物不是弹压，而是权威。直至18世纪末，在疯人的世界里看管他们的只是抽象的无个性的权力。这个世界除了疯癫之外，毫无生气，看守也常常是从被禁闭者中挑选出来的。相反，图克在着守和病人之间、在理性和疯癫之间，设立了一种调解因素。社会给精神错乱提供的这个空间现在经常有“来自那一边的”人出没了。他们既代表实行禁闭的权威，又代表进行审判的严厉理性。看护手无寸铁，仅仅用观察和语言进行干涉。他在逼近疯癫时，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或使他显得具有威慑力的手段，而且冒着单枪匹马与疯癫直接冲突的危险。但是，实际上，他不是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个理性存在物，去面对疯癫。因此，在冲突发生之前，他已具有因神智正常而产生的权威。过去，理性只有凭借物质力量并通过某种实际较量才能取得对非理性的胜利。现在，胜负已事先决定。使病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体环境已预先确定了非理性的失败。在19世纪的精神病院中没有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非理性获得解放，而是意味着疯癫早已被制服了。
由于这种新的理性统治了精神病院，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地位，表现了自身的一个方面，即没有自治权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疯意就是一种幼稚状态。在休养院里，一切安排都是使精神病人变成未成年人。他们被“当作精力过剩、胡乱发泄的孩子。必须给他们立竿见影的奖惩，否则就没有效果。必须实施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新的引导。必须首先使他01服从，然后再鼓励他们，给他们安排工作。这种工作应该用一种诱人的手段使他们做起来感到愉快。”用‘长期以来，法律也把精神病人视为孩童，但这是用限制和监护规定所抽象地确定的一种法律地位，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图克来说，未成年地位是一种适用于疯人的生存方式，对于看守来说，是一种行使统治权的方式。在休养院里十分强调“家庭”的概念，用“家庭”把精神病人和看护组织起来。表面上，这种“家庭”把病人置于一个正常而自然的环境中，但实际上更异化了病人。法律上赋予疯人以未成年地位是为了把他当作一个法律保护的对象，而这种古老的（家庭）结构变成了一种共同生存的方式后，便把疯人当作一个心理学对象完全交给了有理性的人的权威。后者对于疯人来说是一个具体的成年人形象，换言之，是一个代表统治和榜样的具体形象。
在对疯癫和理性的关系进行大改组时，“家庭”在18世纪末发挥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它既是一幅想像中的画面，又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结构。“家庭”既是图克的出发点，又是他所逐步实现的目标。通过赋予它那些在社会中尚未损害的原始价值，图克使“家庭”发挥一种解除精神错乱的作用。在他的玄想中，“家庭”是与被18世纪的人视为一切疯癫之源的“环境”相对立的环境。但是，他在把“家庭”引进休养院时则采取十分实际的方式，使之显得既符合病人和有理性的人之间可能发生的种种关系，同时又是这些关系的准则。法律上的受家庭监护的未成年地位已经剥夺疯人的公民地位。现在这种未成年地位则变成了一种剥夺他的实际自由的具体处境。疯癫的全部存在，在这个为它准备好的世界里，被我们可以提前称谓的“家长情结”包裹起来。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家长制权威围绕着疯癫复活了。精神分析学说后来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历史积淀。精神分析学说通过一种新的神话使这种历史积淀具有某种命运的意义。这种意义被说成是全部西方文化，甚至是全部人类文明的标志。但实际上，这种积淀是由西方文化逐渐形成的，仅仅是在这个世纪初才定型。当时，疯癫在“家庭”中被双重异化（疏离），一方面是被关于家长制的纯洁性可以解除精神错乱的神话所异化，另一方面被按家庭模式组建的精神病院中的实际具有异化作用的处境所异化（疏离）。今后在一段时间里，事情的结局虽然尚无法预测，但是非理性的话语则肯定将与半真实半想像的“家庭”辩证法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对于那种狂暴的表现，人们曾经必须将其解释为对神灵的亵渎，而今后则必须视之为对“父亲”的不断进攻。因此，在现代世界，过去那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无可补救的重大冲突就变成了本能对牢固的家庭制度及其古老象征的隐秘攻击。
在禁闭世界里，疯癫的这种演变与基本社会制度的发展令人吃惊地汇聚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自由经济体制往往把照看穷人和病人的责任交给家庭，而不是交给国家。家庭便成为社会责任的担负者。但是，如果疯癫病人也可以托付给家庭照看，那就太奇怪了，也太不近人情了。而图克恰恰是在疯癫周围建立了一个模拟家庭。这既是一种滑稽的模拟制度，又是一种实际的心理环境。由于家庭供不应求，图克就代之以由各种符号和动作构成的虚拟的家庭氛围。然而，由于一种十分奇怪的交错作用，总有一天家庭会摆脱照顾一般病人的责任，同时却保留下与疯癫有关的虚构价值。在穷人的疾病再次成为一件国家大事后，精神病院仍会将精神病人留在强制性的虚构家庭中，疯人依然是未成年者，理性仍将长久地对疯人维持着自己的父亲形象。
精神病院被这些虚构的价值笼罩着，因此不受历史发展和社会演变的影响。在图克的思想中，问题是如何建造一种能够模仿最古老、最纯净，最自然的共同生活方式的环境，即那种与社会环境相差最大的，最有人情味的环境。实际上，他分离出资产阶级家庭的社会结构，在精神病院里象征性地重建了这种结构，并让它在历史中随波逐流。精神病院总是追求那些不合时宜的结构和象征，因此可能会完全不适应时代，落后于时代。而且恰恰是在兽性显示了某种超历史的存在、某种永恒的回归的地方，将会慢慢地重新出现无法追忆的家庭宿怨留下的古老创伤，已被遗忘的乱伦和惩罚的痕迹。
皮内尔从不提倡任何宗教隔离。更确切地说，他提倡的是一种与图克的实践方向相反的隔离。革新后的疯人院应该对一切病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宗教狂人除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神灵的启示，竭力招揽信从者”。按照皮内尔的意图，比塞特尔和萨尔佩特利耶尔变成了一个与图克的休养院互补的形象。
在疯人院里，宗教不应成为生活的道德基础，而应纳粹是一个医疗对象：“在疯人院里，宗教见解应该仅仅从严格的医疗关系来考虑，即应该把有关公众崇拜和政治信念的其他各种考虑置之一边，仅仅研究是否有必要阻止可能由此产生的思想情绪的力奋，以便有效地医治某些精神错乱的头脑。”由于天主教通过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恐惧而刺激起人们的强烈感情和恐怖意象，因此常常引发出疯癫。天主教造成人们的诱妄信仰，鼓励人们的幻觉，导致人们绝望和忧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如果“检查一下比塞特尔疯人院的登记簿，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教士和修道主，还有许多被关于来世的恐怖描述吓疯的乡民都夫”。如果我们看到因宗教而疯癫的人数变化，就更不会感到奇怪了。在“旧制度”和法国革命期间，由于迷信势力十分强大或者由于共和国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十分激烈，因宗教原因患忧郁症的人数成倍增多。在局势恢复稳定，“教务专约”门和消除了反宗教斗争后，这种类型的诱妄症状使消失了。共和十年，比塞特尔百分之五十的忧郁症患者患的是宗教疯癫，第二年还有百分之三十三，第三年便只剩下百分之十八了。因此，疯人院必须摆脱宗教，摆脱它的各种形象。“因虔诚而患忧郁症的人”不得拥有宗教书籍。经验“告诉我们，这类书籍是使精神错乱持续，甚至使之不可救药的最有力手段。我们对它们越宽容，就越难以平息病人的焦虑”。总之，精神病院应该是中立的，应该排除掉基督教造成的那些意象和情绪，因为它们会使人的思想误入幻觉、谬误，并很快导致谁妄。这种观念比其它任何观念都更远离图克及其建立一个宗教社区的梦想。因为图克认为·这个宗教社区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精神治疗的有利环境。
但是，皮内尔所关心的是减少宗教的图像形式，而不是减少宗教的道德内容。宗教一经“过滤”，就拥有消除精神错乱的力量，就能驱散意象，安定情绪，使人返朴归真，使人更接近自己的道德真理。正是在这方面，宗教经常具有治疗效果。皮内尔讲述了几个伏尔泰式的故事。譬如，有一名25岁的“身体强健的女子与一名弱不禁风的男子结婚”。婚后，她患上“一种强烈发作的歇斯底里症，以为自已被魔鬼缠身，这个魔鬼化作各种形状纠缠着她，她有时发出鸟叫的嘈杂声，有时发出凄凉的声音，有时则发出刺耳的哭喊。”幸运的是，本堂神甫更注重自然宗教，而不是修炼驱妖术。他相信能够通过大自然的恩惠医治疾病。这位“开明仁慈和谆谆善诱的人，支配了病人的思想，设法诱导她离开病榻，重新操持家务，甚至整理花园，……这种方法的效果极好，以后三年健康无恙”。当宗教回归到这种极其纯朴的道德内容时，它就不可避免地与哲学、医学以及各种能恢复精神紊乱者理智的智慧和科学携起手来。甚至还有一些实例说明，宗教可以做初步治疗，为疯人院的工作做准备。譬如，有一个少女，她“表面温顺虔诚，而其实性情热烈”。她被“自己的内心倾向和约束自己行为的严厉准则”的对立折磨得六神无主。她的忏悔牧师劝导她加强对上帝的信仰，但毫无效果，于是列举了关于坚定而有节制的圣洁状态的例子，“向她提出压制激情的良方：忍耐”。她被送到拉萨尔佩特利耶尔后，根据皮内尔的指示“按照同样的道德原则”对她进行治疗。她的病“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这样，疯人院所吸收的不是宗教的社会主题，即让人们感到自己是同一教派中的兄弟姐妹，而是安慰和信任的道德力量以及对大自然的顺从。它必须继续从事宗教的道德事业，＿但是要排除其狂热的内容，在道德、劳动和社会生活方面要绝对如此。
疯人院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领域，一个纯粹的道德领域，一个道德一律的领域。凡是能保留在旧的差异痕迹的东西都已消灭。宗教仪式的最后遗迹也被清除。过去，禁闭所在社会范围内继承了麻疯病院的几乎绝对的界限，从而成为一个异国他乡。现在，病人院必须代表社会道德的伟大连续性。家庭和工作的价值，所有公认的美德，统治了城人院。但是，这种统治是双重的。首先，它们实际上支配了疯癫的核心部位。因此，当精神错乱产生了表面上的狂暴和失调时，坚实的基本美德不为所乱。有一种原始的道德存在着。它甚至一般不会被最严重的痴呆所影响。正是这种道德在治疗中显现并发挥作用：“我可以证明，通过治疗经常表现出纯净的美德和严格的原则。大多数有幸进入康复期的精神病人对配偶疼爱，对子女慈祥，对情人热烈。对职责尽心竭力。除了在小说中外，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超过他们的表现。”这种不可剥夺的美德既是疯癫的真相，又是疯癫的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它一旦取得支配地位就必然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其次，疯人院消除差异，压制罪恶，消灭越轨行为。它谴责一切有悖于社会基本美德的作为，其中包括独身--“在共和员年和共和13年，未婚女子变成白痴的人数比已婚女人多7倍；至于智力衰退者，其比例则高出2至4倍。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婚姻对子女人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防范这两种最顽固、最难医治的精神病。”放荡、通好和“极端的反常习惯”--“诸如酗酒、无限制地乱交、冷漠麻木等恶习都会逐渐地败坏理性，最终导致彻底的疯癫”；懒惰--“普遍的经验证明，像在监狱和医院里一样，在一切公立疯人院中，保持身体健康、维持良好习惯和秩序的最可靠或许是唯一的方法，是严格执行关于机械劳动的法规。”由此可见，疯人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实行统一的道德统治，严格对待那些想逃避这种统治的人。
但是也因此而造成一种冷漠态度。如果说法律不能实现普遍的统治，那是因为有些人并不承认它。这个社会阶层的人生活在混乱之中，被人忽视，几乎处于非法状态。“虽然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在多年和谐一致的气氛中欣欣向上，但是还有多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下层的家庭触目惊心地展示着放荡、内证和贫苦无告的情景！根据我的日常记录，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在医院中加以医治的精神错乱的最主要的根源。”
在皮内尔的主持下，疯人院同时既是整肃道德的工具，又是进行社会谴责的工具。问题在于用一种普遍的方式来推行某种道德，使之从心灵上支配那些不懂得这种道德的人和那些已经精神错乱但尚未表现出来的人。对于第一种人，疯人院必须诉诸被遗忘的本性，起一种唤醒和提醒作用。对第二种人，必须借助于某种社会环境变化，把他从目前的处境中抢救出来。在图克的休养院里，实行的办法是很简单的：实行宗教隔离以达到道德净化的目的。而皮内尔的方法则比较复杂：实施综合道德教育，保证疯癫世界和理性世界之间的道德连贯性。但是他是用实行某种社会隔离来进行的。这种社会隔离将保证使资产阶级的道德成为普遍的事实，并成为一种强加在各种疯癫上的法律。
在古典时期，贫困、懒惰、邪恶和疯癫都以同样的罪名混合在非理性之中。在对贫困和失业进行大禁闭时，疯人也被网罗于其中。而且所有被禁闭对象都被认为形同犯罪，属于人类的原始堕落。现在，疯癫则属于社会缺陷，其原因、模式和界限都未显出与众不同之处。再过半个世纪，精神疾病又将变成一种性欲倒错。但从此时起，主要的、真正危险的疯癫是那种从社会底层产生的疯癫。
皮内尔的病人院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避难所，绝不会成为类似图克的休养院那样的返朴归真的空间，而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立法领域，一个道德教育场所。在那里，产生于社会外围的各种精神错乱统统被消除掉。病人的生活，看护和医生的行动全部由皮内尔加以安排，以保证这些道德教育能发挥作用。他的手段主要有下述三个：
l．缄默。皮内尔释放的第五个带镣囚犯曾经是一名教士，因疯癫而被革出教门。他患有自大妄想症，自以为是基督。这是“以请安表现出的最严重的人类傲慢”。他于1782年被送到比塞特尔，被镣铐束缚了12年之久。由于态度傲慢，思想狂妄，他成为整个医院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观之一，但是他以为自己是在重现基督受难。“他长期忍受着这种殉难的痛苦和他的躁狂症所招致的无数嘲讽。”尽管他的指妄十分严重，皮内尔仍把他列为第一批释放的12个人之中。但是皮内尔处理他的方式与处理其他人不同。皮内尔二声不响地给他打开铁镣，并且“明确命令每个人都要像他一样自我克制，不与这个可怜的疯人说任何话。这道禁令得到严格的执行，结果在这个自我陶醉的人身上产生了比铁镣和土车的效果要明显得多的效果。他在获得自由后，陷于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被遗弃和孤独的处境中，他感到羞辱。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脚缭后，他主动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中。从此，他的思想变得比较实际了”。
“释放”在这里的含义是相当矛盾的。上牢、枷锁，不断地被人观察和讥讽，对于这个据安病人来说，正是他的自由的要素。他因此而得到承认，而且他因外界许多人都与他形成一种共谋关系而心醉神迷。因此，他无法从直接感受到的这种现实中解脱出来。但是，解除了枷锁之后，周围人的冷漠和缄默束缚了他，使他那种空洞的自由受到限制。他在缄默中被释放，而陷于一种不被承认的、徒劳展示自己的真实中，因为他不再是一个景观，甚至不再受到羞辱，因而再也不能趾高气扬。现在，受到羞辱的不是他在诸妄时想像的化身而正是他本人。因为肉体束缚已被一种自由所取代，而这种自由几乎无异于孤独；诸妄与奚落的对话已被一种语言的独白所取代，而这种语言在他人的缄默中逐渐枯竭；整出狂妄与凌辱的表演被冷漠所取代。从此，他受到了比上牢和枷锁更真切的禁闭，完全成了自己的囚徒。他本人陷入越轨范畴，而其他人则与耻辱无关。其他人都变得清白了，不再是迫害者。罪恶感转移到内心。它向病人显示，他不过是被自己的傲慢所蛊惑。敌对者的的面孔消失了。他不再感到观看者的存在，而是感到自己不再受到关注，人们转移了观看的目标。其他人不过是在自己前进时不断后退的一个界限。虽然他被解除了枷锁，但是他现在被缄默带上了越轨和耻辱的枷锁。他感到自己受到惩罚，但是他由此又看到了自己无辜的迹象。虽然他摆脱了各种肉体惩罚，但他必须证明自己是有罪的。他的苦难曾是他的光荣，他的解放必然使他受到屈辱。
在文艺复来时期，理性与疯癫不断地展开对话。相比之下，古典对期的拘留就是一种对语言的压制。但这种压制不是彻底的。语言没有真正被消除，而是接入各种事物中。禁闭、监狱、地牢甚至酷刑，都参与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无声对话，一种斗争的对话。现在，这种对话停止了。缄默笼罩着一切。在疯癫和理性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对渡委的语言只能用沉默不语来对付，因为诱委并不是与理性进行对话时的一个片断，它根本不是语言。在一种最终沉默的意识中，它仅仅表示一种越轨。而且只有在这一点上，才可能重新有一种共同语言，因为它将成为一种公认的罪状。“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脚踢后，他主动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沉默不语是疯人院生活的一个基本结构，它与忏悔时的彻底坦白相辅相成。当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谨慎地恢复语言交流，或者说，重新开始倾听这种已经被磨损成独白的语言时，他听到的总是那些关于越轨违戒的套话。对此我们何必大惊小怪呢？在这种年深日久的缄默中，越轨违戒的主题已经控制了言语的源头本身。
2镜象认识。在图克的休养院里，疯人受到观察，而且他知道自已被观察。但是这种直接观察只能使疯癫间接地了解自己，除此之外，疯癫无法直接把握自己的性状。但是，在皮内尔那里，观察仅仅在疯癫所限定的空间内而不在其表面或其外部界限之外进行。疯癫能够看到自己，也能被自己看到。它既是纯粹的观看对象，又是绝对的观看主体。
“有三个精神错乱的人，都自以为是国王，都自称是路易十六。有一天，他们为君王的权利争吵起来，各不相让，有点动火。看护走近其中一个，将他拉到一边问：‘你为什么和那两个显然疯疯癫癫的人争论？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就是路易十六吗？’受到这番恭维后，这个疯人高傲地瞥了那两个人一眼，便立刻退出争吵。同样的花招在第二个病人身上也发挥了作用。争吵顿时便烟消云散了。”这是第一阶段，即狂想亢奋的自傲阶段。疯癫得以观察自己，但却是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它在他人身上表现为一种无根据的要求，换言之，表现出一种荒谬。但是，在这种谴责他人的观察中，疯人确认了自己的正确性和自己指委的正当性。狂妄与现实之间的裂痕只有在客体对象中才能被认识，而在主体中完全被掩盖住了。主体成为直接的真理代表和绝对的裁决者：自我陶醉的权威痛斥和剥夺他人虚假的权威，从而肯定自己设想的正确无误。作为纯粹的指妄，疯癫被投射到他人身上，而作为彻底的无意识状态，它却被全盘接受下来。
正是在这一点上，镜子作为一个合作者，成为一个消解神话的工具。在比塞特尔，还有一个自以为是国王的病人。他总是“居高；陶下地以命令的口吻”说话。有一天，当他稍稍平静下来，看护走近他，问他，如果他是一位君主，为什么不结束对自己的拘留？为什么还和各种病人混在一起？从此，看护每天都提同样的问题，“他一点点地使病人看到自己装腔作势的荒谬，并指点他看另一个疯人，后者也一直认为自己拥有最高权力，因而成为一个笑柄。开始，这位躁狂症患者感到震惊，后来便对自己的君主头衔产生怀疑，最后逐渐认识到自己是痴人说梦。这种出人意料的道德转变仅用了两个星期。经过几个月的考验，这位病人康复回家，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这个阶段是妄想消沉的自卑阶段。由于疯人自以为与谁妄的对象同一，就像照镜子一样，他在这种疯癫中认识了自己，因为这种疯癫的荒谬性是他早已斥责过的。他的坚实的权威主体在这种他所接受的、因而丧失神秘密性的客体对象中消解了。现在，他受到自己的冷峻审视。其他代表理性的人一言不发地支撑着这面可怕的镜子。在这些人的沉默中，他认识到自己确实疯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18世纪的医术试图用何种方法和用什么样的神话方式来使疯人认识到自己的疯癫，以便将他从中解救出来。但是，现在的做法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它不是用关于某种真理、甚至是虚假真理的强烈印象来驱散谬误，而是用疯癫的自负而非疯癫的失常来医治疯癫。古典主义思想谴责疯癫对真理的置若罔闻。而从皮内尔开始，疯癫将被视为出自内心的冲动。这种冲动超越个人的合法界限，无视他应遵守的道德界限，从而导致自我神化。在以前几个世纪，疯癫的初始模式是否定上帝，而在19世纪，其模式是自认为上帝。这样，疯癫在自身表现为受屈辱的非理性时，就能够发现自己的解救途径。因为当它陷于自己的绝对主观的访妄时，它会意外地在同一个病人那里获得关于那种指妄的荒谬而客观的图像。真理巧妙地，似乎通过一种意外的发现（不是通过18世纪的暴力形式）而显示出自己。在这神反馈性观察活动中，真理除了自身之外绝不会看到其他任何东西。但是疯人院在疯人中设置的镜子，使疯人在肆言放行后必然会惊愕地发现自己是一个疯人。疯癫摆脱了使它成为纯粹的观察对象的枷锁，但是它却失去自己自由的本质，即自鸣得意的自由。它开始对自己所认识的真理负责。它使自己陷于一种不断自我对照的观察中。它最终因成为自己的客体对象而戴上羞辱的枷锁。这样，意义就与羞愧联系起来。这羞愧是由于意识到自己与他者同出一辙，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他着身上蒙受羞辱而产生的。在能够认识和了解自身之前就已自惭形秽。
3．无休止的审判。由于这种镜子作用，正如缄默所起的作用一样，疯癫被迫不断地审判自己。此外，它每时每刻还受到外界的审判；不是受道德或科学良心的审判，而是受某种无形的常设法庭的审判。皮内尔所憧憬的疯人院就是一个小型的司法世界。他的设想在比塞特尔，尤其是在萨尔佩特利耶尔得到部分的实现。为了使审判能发挥作用，审判必须具有威严的形象。在疯人的脑子中必须有法官和执法人的形象，这样他才能懂得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审判环境中。因此，恐怖无情的司法气氛也应是医治疯人的一部分条件。在比塞特尔，有一位因恐惧地狱而患宗教指妄的病人。他认为，逃脱天罚的唯一办法是严格禁食。为了抵消这种对未来审判的恐惧，就需要让一种更直接、更可怕的审判出场。“若想遏止不可抗拒地折磨着他的邪恶观念，除了用一种强烈而深刻的恐惧印象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一天晚上，院长来到这位病人房间的门口，“摆出一副吓人的架势；他怒目毗裂，吼声如雷。他身后跟着一群工作人员，手持重镣，并摇晃得丁当乱响。他们把汤放在疯人身边，命令他在当夜喝掉，否则就会受到残酷的待遇。他们退出后，疯人陷入在眼前的惩罚和来世的惩罚之间做出选择的极其痛苦的困境。经过这几个小时的思想斗争，前一种选择占了上风，他决定进食。”
疯人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是完全独立的，不承认其他权威。它直接判决，不许上诉。它拥有自己的惩罚手段，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使用。旧式的禁闭一般来说不属于正常的司法形式，但是它模仿对罪犯的惩罚，使用同样的监狱、同样的地牢、同样残酷的体罚。而在皮内尔的疯人院中，司法完全自成一体，并不借用其他司法机构的镇压方式。或者说，它使用的是18世纪逐渐为人所知的医疗方法，但是，它是把它们当作惩罚手段来使用。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这种转换在皮内尔的“慈善”和“解放”事业中并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吊诡。在古典时期的医学中，由于医生对神经系统性质的各种古怪认识，浸洗和淋浴被当作灵丹妙药，其目的是使机体解除疲劳恢复元气，使枯萎的纤维得以放松。诚然，他们还认为，冷水淋浴除了令人愉快的效果外，还有骤然不快的感觉所造成的心理效应，即打断病人的思路，改变情绪的性质。但是，这些认识依然属于医学思辨范畴。而在皮内尔那里，淋浴法则明显地成为一种司法手段，淋浴是疯人院中的常设治安法庭所惯用的惩罚手段：“它被视为一种压制手段。它常常能够使对之敏感的疯人服从体力劳动的一般律令，能够制服拒绝进食的顽症，并能制服被某种想入非非的古怪念头所支配的精神病人。”
总之，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他必须懂得，自己受到监视、审判和谴责；越轨和惩罚之间的联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罪名必须受到公认。“我们可以利用洗澡的机会，用一个龙头突然向病人头上喷射冷水，提醒病人认识自己的越轨或疏忽。这样常常能用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印象使他仓皇失措或驱散原来的偏执想法。如果那种想法仍顽固不化，就重复进行冷水淋浴。但是一定要避免使用强硬的语气和刺激语言，否则会引起反抗；要使疯人懂得，我们是为了他而不得已使用这种激烈措施；有时我们可以开个玩笑，但不要过火。”这种十分明显的惩罚必要时可经常反复使用，以此使病人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这一切都应为了最终使司法过程变为病人的内心活动，使病人产生悔恨。只有产生了这种结果，法官才能同意停止惩罚，因为他们可以断定，这种惩罚会在病人的良心中继续进行。有一位躁狂症患者有撕扯衣服和乱摔手中东西的习惯。对她进行了多次淋浴，并给她穿上一件紧身衣。她终于显得“深感羞辱而神情沮丧”。但是，院长担心这种羞愧可能是暂时的和表面的。“为了使她有一种恐惧感，院长使用一种冷静而坚定的态度对她说话，并宣布，以后她将受到最严厉的对待。”预期的效果旋即产生：“她痛哭流涕近两个小时，一再表示悔悟。”这种过程反复了两次；过失受到惩罚，过失者低头认罪。
然而，也有一些疯人不为所动，抵制这种道德教化。这些人被安置在疯人院的禁区，形成一批新的被禁闭者。对他们甚至谈不上用司法手段。当人们谈到皮内尔及其解放活动时，往往忽略了这第二次幽闭。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皮内尔反对将疯人院改革的好处提供给那些“宗教狂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神灵的启示，竭力招揽信从者，他们以服从上帝而不服从世人为借口挑动其他疯人闹事，并以此为乐”。但是，禁闭和牢房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不能服从一般的工作律令的人，那些用邪恶手段折磨其他被收容者和不断挑动其他人争斗并以此为乐的人”，以及那些“在疯癫发作时有不可抑制的偷窃病的”女人。宗教狂热导致的不服从，拒不工作和偷窃，是对抗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基本价值观的三种重大罪行，即使是疯癫所致也不能宽有。它们应受到最彻底的禁闭，受到最严厉的排斥，因为它们都表现为对道德和社会一律化的抗拒，而这种一律化正是皮内尔的疯人院的存在理由。
过去，非理性被置于审判之外，从而被武断地弓版给理性的权威。现在，它则受到审判）但不仅仅在它进入疯人院时为了识别、分类和使它从此变得清白而对它进行审判。它已经陷于一种无休止的审判中。审判永远跟随着它，制裁它，宣布它的过失，要求它体面地改过自新，甚至驱逐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秩序的人。疯癫逃脱了那种武断的处置，其结果却是进入了一种无休止的审判。疯人院为这种审判配置了警察、法官和刑吏。在这种审判中，根据疯人院所要求的生活美德，任何生活中的过失都变成了社会罪行，应受到监视、谴责和惩罚。这种审判的唯一后果是，病人在内心永远不断地悔悟。被皮内尔“释放”的疯人以及在他之后受到现代禁闭的疯人，永远被置于受审的地位。如果说他们已不再被视为罪犯或与罪犯相联系，他们仍每时每刻受到谴责。他们受到指控，却从未见到指控的正文，因为他们在疯人院的全部生活就构成了这种指控的正文。在实证主义时代，皮内尔创立的并引以为荣的疯人院不是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自由领域，而是一个司法领域，在那里，疯人受到指控、审判和谴责，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即造成了悔悟，否则疯人永远不会被释放出去。即使疯癫在疯人院外是清白无辜的，但在疯人院中将受到惩罚。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至少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疯癫一直被禁闭在一个道德世界之中。
除了缄默、镜像认识、无休止的审判外，我们还应提到疯人院特有的第四种结构。这种结构是在18世纪末确立的，即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在上述结构中，这种结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仅确立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新联系，’而且也确立了精神错乱与医学思想的新联系，并且最终决定了整个现代疯癫体验。在疯人院的前三种结构中，我们发现它们与禁闭的结构相同，只是发生了位移和形变。但是，由于医务人员的地位发生变化，禁闭的最深层意义被废除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疾病就有可能出现了。
尽管图克和皮内尔的思想和价值观差异很大，但是在转变医务人员的地位这一点上他们的工作却是一致的。我们在前面看到，医生在禁闭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现在，他成为疯人院中最重要的角色。他掌握着病人的入院权。图克的休养院明文规定：“在批准病人入院时，委员会一般应要求申请人提交由一名医生签署的诊断书。……诊断书还应说明，病人是否还患有精神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最好还应附有其他报告，说明病人精神失常已有多长时间，是否用过或用过何种医疗手段。”自18世纪末起，医生诊断书几乎成为禁闭疯人的必要文件。疯人院内，医生已具有主导地位，因为他把疯人院变成一个医疗空间。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生的介入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医疗技术--这需要有一套客观知识来证明。医务人员在疯人院中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如果说疯人院需要医务专业人员，也是当作司法和道德的保证，而不是需要科学。一个廉正而谨慎的人，只要具有在疯人院工作多年的经验，也能胜任工作。医疗工作仅仅是疯人院的庞大道德工作中的一部分，认清这一点就能保证对精神病人的治疗：“给躁狂症患者提供在确保他和其他人安全的条件下的各种自由，根据他越轨行为的危险程度来压制他，……搜集各种有助于医生的治疗的事实，仔细研究病人的行为和情绪变化，相应地使用温和或强硬的态度、协商劝慰的词句或威严命令的口气，难道这一切不应是管理任何疯人院，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疯人院的神圣准则吗？”据图克说，休养院的第一位医生是因为他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被推荐任命的。这位医生刚进人休养院时，毫无精神病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是，“他以满腔热忱走马上任，因为他的技术发挥关系到许多同胞的切身利益”。他根据自己的常识和前人提供的经验，试用了各种医疗方法。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这并不是因为疗效很糟，也不是因为治愈率太低：“医疗手段与康复过程并不是密切相关的，这使他不能不对它们产生怀疑，认为医疗手段可能并非是康复的原因，而只是陪衬。”他发现利用当时已知的医疗方法几乎毫无作用。由于怀有博爱之心，他决定不使用任何引起病人强烈不快的药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医生在休养院中无足轻重。由于他定期看望病人，由于他在休养院中对全体职工行使权威，因此“这位医生……对病人思想的影响有时会大于其他护理人员”。
人们认为，图克和皮内尔使疯人院开始接受医学知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引进科学，而是进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力量只是借用了科学的面具，至多是用科学来为自己辩护。就其性质而言，这种人格力量属于道德和社会范畴。其基础是疯人的未成年地位，疯人肉体的疯癫，而非其头脑的疯癫。如果说这种医务人员能使疯癫陷于孤立，其原因并不是他了解疯癫，而是他控制了疯癫。实证主义所认定的那种客观形象只不过是这种统治的另一面。“赢得病人的信任，使他们产生尊敬和服从的情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而这只能是良好的教育、高雅的风度、庄重的语调和敏锐的洞察力所产生的效果。愚昧无知、没有原则，尽管可以用一种专横来维持，但只能引起恐惧，而且总是激发不信任感。看护已经获得支配疯人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和管束他们的行动。他应该具有坚定的性格，偶尔施展一下他的强制力量。他应该尽量不去威吓，而一旦做出威胁就要兑现，如果遇到不服从，立即予以惩罚。”医生之所以能够在疯人院行使绝对权威，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父亲和法官，他就代表着家庭和法律。他的医疗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过是对秩序、权威和惩罚的古老仪式的一个补充。因此，皮内尔十分清楚，无须现代医疗方法，只要医生使这些古老的形象发挥作用，就能医治疯人。
皮内尔援引了一个17岁少女的病例。这个少女是在父母的“极端溺爱”下长大的。她患了一种“轻浮的语妄症，其病因无法确定”。在医院里，她受到极其有礼貌的对待，但是她却总是摆出一种“高傲”的样子，这在疯人院中是无法容忍的。她在谈到“自己的父母时总是出言不逊”。疯人院决定对她实行严厉管教。“为了驯服这个桀骜不驯的人，看护利用浸泡的手段，表明自己对某些胆敢对父母大逆不道的人的强硬态度。他警告这个少女，因为她抗拒治疗，并且顽固不化地掩饰自己的病因，今后她将受到各种理所当然的严厉对待。由于这次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和这些威胁，这个少女受到“深深的触动，……最后她承认了错误，并坦白说，她丧失理智是因一段无法实现的痴情所致，她还说出了所迷恋的人的名字”。在第一次坦白之后，治疗变得容易了：“一种最理想的变化发生了，……她从此平静下来，并且百般表达对这位看护的感谢，因为是他使她结束了长期的烦躁，使她内心恢复了平静。”这个故事的每个情节都可以用精神分析的术语加以转述。应该说，皮内尔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医务人员能够发挥作用，并不是由于对这种疾病有了一种客观界定或者有了一种详细分类的诊断，而是凭借着一种包含着家庭、《威、惩罚和爱情的秘密的威信。正是由于医生让这些力量发挥作用，由于他自己戴上父亲和法官的面具，他就可以一下子撇开纯粹医疗方法，而使自己几乎成为一个巫医，具有一个萨马特古斯Q22’的形象。他的观察和语言足以使隐秘的故障显露出来，使虚幻的念头消失，使疯癫最终让位给理性。他的出现和他的言语具有消除精神错乱的力量，能够一下子揭示过失和恢复道德秩序。
正当有关精神病的知识试图呈现出某种实证的含义时，医疗实践却进入了一个似乎能创造奇迹的不确定领域。这是一种奇异的吊诡。一方面，疯癫使自己远远地处于一个非理性的威胁已经消失的客观领域里。但是，与此同时，疯人却倾向于与医生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合作关系可以回溯到十分古老的联系。图克和皮内尔所建立的疯人院的生活造成了这种微妙结构诞生的条件。这种结构将变成疯癫的核心，成为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医生正是从这些关系中汲取了医治能力。正因为如此，病人发现，在医生一病人的结合关系中，通过这些古老的联系，自己已经被交给了医生，而医生则具有了几乎是神奇的治愈他的能力。
在皮内尔和图克的时代，关于这种能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法。人们仅仅用道德行为的效能来解释和论证它。它与18世纪的医生稀释体液或放松神经的能力一样不具有神秘性。但是，医生很快就抛弃了这种道德实践的意义，而将自己的知识限定在实证主义的规范中。因此，从19世纪初开始，精神病专家就不再明白自己从伟大的改革家那里继承的能力具有何种性质。改革家们的效能似乎完全与精神病专家关于精神病的观念、与其他医生的实践毫无关系。
这种精神治疗实践甚至对于使用者也很神秘。但是，它对于确定疯人在医学领域中的位置十分重要。首先是因为在西方科学史上，精神病医学第一次具有了几乎完全独立的地位。要知道，从古希腊以来，它一直仅仅是医学中的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威利斯是在“头部疾病”的标题下研究疯癫的。而在皮内尔和图克以后，精神病学将成为一门独特的医学。凡是热衷于在生理机制或遗传倾向中寻找疯癫病因的人都不能回避这种独特性。由于这种独特性会把愈益模糊的道德力量卷入其中，从而在根本上成为一种表现内疚的方式。这就使人们更不能回避它。他们愈是把自己局限于实证主义之中，就愈会感觉到自己的实践在悄悄脱离这种独特性。
随着实证主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医学和精神病学，这种实践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精神病专家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神奇，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一个奇特的世界。在病人眼中，医生变成了一个魔法师，医生从社会秩序、道德和家庭中借用的权威现在似乎来源于他本人。因为他是医生，人们就认为他拥有这些能力。皮内尔以及图克都曾坚决认为，医生的道德作用不一定与任何科学能力有联系。但是人们，首先是病人认为医生之所以具有消除精神错乱的力量，是因为他的知识具有某种奥秘，他甚至掌握了几乎是魔鬼的秘密。病人越来越能接受这种屈服于医生的状态，因为医生既具有神圣的力量又具有魔鬼的力量，是不可用凡人的尺度来度量的。这样，病人就愈益把自己交给医生，完全而且预先就承认了医生的权威，从一开始就服从被他视为魔法的那种意志，服从被他视为具有预见能力的科学。结果，病人就成为他投射到医生身上的那些力量的最理想、最完美的对象。这是一种除了自身惰性之外毫不抗拒的纯粹对象，随时准备成为被爱尔科（Charcot）用来赞美医生的神奇力量的那种歇斯底里患者。如果我们想要分析从皮内尔到弗洛伊德的19世纪精神病学的认识和实践中的客观性的深层结构Q24），我们实际上就得说明，这种客观性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巫术性质的物化体现，它只有在病人本人的参与下才能实现。它起始于一种明明白白的道德实践，但是随着实证主义推行其所谓科学客观性的神话，它逐渐被人遗忘。虽然这种实践的起源和含义已被遗忘，但这种实践活动一直存在。我们所说的精神治疗实践是一种属于18世纪末那个时代的某种道德策略。它被保存在疯人院生活的制度中，后来被实证主义的种种神话所遮蔽。
然而，如果说医生在病人眼中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魔法师，作为实证主义者的医生则不可能这样看待自己。他不再明白那种神秘的力量是如何产生的，因此他不能解释病人何以如此合作，他也不愿承认那些构成这种神秘力量的古老力量。但是，他又不得不给这种神秘力量以某种地位。而且，因为在实证主义的理解范围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实这种意志传达或类似的遥控操作，所以不久人们将要把这种异常现象归因于疯癫本身。虽然这些治疗方法凭空无据。但决不能被视为虚假的疗法，而它们很快将成为医治假象疾病的真正疗法。疯癫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种东西，也不是它自认为的那种东西。它实际上远比其表象简单，不过是信服和迷惑的组合。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巴格斯奇氏癫症的缘起。通过一种奇怪的翻转，人们的思想又跳回到几乎两个世纪之前：在疯癫、虚假的疯癫和模拟的疯癫之间，界限不清一相同的症状况在一起，以致相互交错，无法统一。而且，医学思想终于做出了一项鉴定，将疯癫的医学概念和对疯癫的批判概念等同起来。而在此之前，自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思想一直对此犹豫不决。在19世纪末，在巴彬斯奇同时代人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在此之前医学从未敢提出的奇妙公理：疯癫说到底仅仅是疯癫。
这样，当精神病患者被完全交给了他的医生这个具体实在的人时，医生就能用疯癫的批判概念驱散精神病实体。因此，这里除了实证主义思想的空洞形式外，只留下一个具体的现实，即医生和病人的结合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概括了各种异化（精神错乱、让渡、疏离），它们既被联系起来，又被分解开。正是这种情况使19世纪的全部精神病学实际上都向弗洛伊德汇聚。弗洛伊德是第一个极其严肃地承认医生和病人的结合关系的人，第一个不把目光转向别处的人，第一个不想用一种能与其他医学知识有所协调的精神病学说来掩盖这种关系的人，第一个绝对严格地追寻其发展后果的人。弗洛伊德一方面消解了疯人院的各种其他结构的神秘性：废除了城股和观察，废除了疯癫的镜象自我认识，消除了谴责的喧哗。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开发了包容医务人员的那种结构。他扩充了其魔法师的能力，为其安排了一个近乎神圣的无所不能的地位。他只关注这种存在：这种存在隐藏在病人的背后和上方，表现为一种不存在，而这种不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无所不在，这就是分布在病人院的集体生活中的各种权力。他把这种存在变成一种绝对的观察，一种纯粹而谨慎的缄默，一位在甚至不用语言的审判中进行赏罚的法官。他把这种存在变成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疯癫以一种平静止的运动抓住自己而又放弃自己。
对于医生来说，弗洛伊德改变了皮内尔和图克在禁闭所建立的各种结构。如果说“解放者”在病人院中异化了病人，那么弗洛伊德的确把病人从这种疯人院的生存状态中解救出来。但是，他没有使病人从这种生存状态的最基本因素中解脱出来。他重新组合了疯人院的各种权力，通过把它们集中在医生手中而使它们扩展到极致。他创造了精神分析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通过一种神奇的短路，精神错乱（异化）变成了对精神错乱（异化）的消解，们为在医生身上，精神错乱已变成了主体。
医生作为一个造成异化的形象，始终是精神分析的关键因素。也许是由于精神分析并没有压制这种最根本的结构，也许是由于它把其他各种结构都归并于这种结构，因此它过去不能，将来也不能听到非理性的声音，不能通过它们来破解疯人的符号。精神分析能够消除某些形式的疯癫，但是它始终无缘进入非理性统治的领域。对于该领域的本质因素，它既不能给予解放，也不能加以转述，甚至不能给予明确的解释。
自18世纪末起，非理性的存在除了在个别情况下已不再表露出来，这种个别情况就是那些如划破夜空的闪电般的作品，如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及阿尔托的作品。这些作品
上网日期 2001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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