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

Peter J. Boettke，秋风译

导语

1989年的革命粉碎了很多人们习以为常的见识，左派和右派都不得不抛却自己珍爱的信仰。极权主义体制不经过大规模流血冲突就可以被推翻，这一事实让某些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瞠目结舌，而其后中东欧的经济衰退之程度又大又出乎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意料之外。本文所欲探讨的是重新思考共产主义崩溃之后经济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苏联计划体制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不再是非资本主义国家充满希望的道路了。试图由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不仅在中东欧、而且在中国、非洲和印度，都已被证明是一种狂想而已。[1]而如果政府管理经济发展面临着普遍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境，那么对日本、台湾和韩国近来的工业化的解释也应该进行反思[2]。

经验的事实要求我们不仅要重新考虑各种各样描述发展的常规模型，更得反思经济发展研究的方向问题。30年前经济学家主流的共识是：单从从产业增长的角度看，苏联模式的确实现了它作出的承诺，尽管付出了人们丧失自由的代价。如果有哪位经济学家比如说Warren Nutter提出与之相反的证据，那么他经常就被斥为意识形态上的顽固派[Nutter 1962]。直到晚近，绝大多数学者仍坚持这种坚信苏联体制的基本态度。如今由Grigory Khanin and Vasily Selyunin等俄罗斯经济学家提供的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经验数据证明了，即使是Nutter在其关于苏联模式的陈述中也对其过于乐观了。[Khanin and Selyunin 1987].

不过我强调这一点并不是想论证苏联在其整个历史上经济多么糟糕，相反，我所关注的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和众多学科的社会学家都没有看清该体制就不能良好运转，在我们的方法中肯定存在着某种东西遮蔽了苏联的现实使之不能被科学家们认识到。发展经济学家提出问题及其用以回答这些问题的工具使他们无法看到苏联计划体制的工业化模式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发展经济学研究取向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干扰了人们对苏联体制的理解，也妨碍了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各国目前存在的问题的能力。 本文的主旨就是：20世纪经济学思想放弃了从亚当斯密到Herbert Spencer之间大量社会科学家提出的基本的制度和跨文化的问题，而转向徒劳无益地寻求更精确地测度工业增长和福利的指标。他们发展起来的测度增长的技术工具则统治了发展研究，而老一代学者所运用的那类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则被束之高阁。我认为，今天的学者们为了能在理解经济发展问题上前进两步，所要做的就是在方法上往回走上一步。

现代发展经济学简述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为经济论辩所设定的总的基调是其后大约100年间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他论证说，经济发展是社会中劳动分工不断扩展的结果，而这种扩展是由于采取了特定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和惯例。私人财产权、货币化、清除贸易限制等等都支撑着专业化生产和交换，并进而引导在社会的经济事务中市场力量不断地取代中央集权的决策。亚当斯密指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市场欲不断扩展就要允许个人占有其从专业化生产和交换中获取的收益。简而言之，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源泉乃是采用近似于“天赋自由”的制度和政策，也即古典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守夜人国家。 随着20世纪作为政治和经济学说的古典自由主义退潮，面对经济发展人们关注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制度性基础的问题被忽略了，代之而起的是由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来实现经济发展。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政府计划取代了对于政府规则、经济制度和本土文化惯例的关怀。[3]

思想和历史中有三点影响了人们对制度性基础因素的关注：(1)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革命，(2)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及(3)宏观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每一点都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治理的适当的制度性基础转移到政府必须采取的行动，从设计规则转向了指挥行动。 1870年代的边际理论革命是经济学思想的一次重大进展，然而不幸的是，选择逻辑的形式化属性把人们的理论注意力从选择的制度性背景问题上转移开了。边际理论的重大进展就是发展了一种关于人类行动的概括性理论，有助于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尽管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人们的选择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然而事实仍然是选择的制度背景将改变经济决策所依据的边际。不幸，1930年代以后均衡状态的概念很快大行其道，从而从经济学中彻底清除了制度概念。出现了从真空中选择的理论。

比如Oskar Lange指出，经济学是一门通用的科学，既可应用于社会主义经济，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有人可能不同意Lange的这种看法，但是在Lange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中，选择问题形式上的类似之处被转换成某种静态配置问题的研究，实际上，Lange曾公开贬低在经济互动从而也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中制度的重要性。[1939, pp. 61–2].

Lange在这一点上并非绝无仅有。Joseph Schumpeter [1942]和Frank Knight [1936]当然都很杰出，他们的著作中也有大量制度分析，就是他们也曾一度认同Lange的看法。诚如哈耶克指出的，一流的思想家都犯了这种错误，形式主义革命的均衡状态概念必然带来这种结果。[1948, p. 91].

实证主义也通过取消社会理论中重要组成部分之意识形态研究，促使人们不再关注制度性基础，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都是依靠思想观念组成的意识形态体系才得以维系的，出于对意识形态说教的担心，实证主义力图从科学中清除一切不具有可检验性的经验陈述。

形式主义偏见、均衡概念、与观念无涉的实证主义，三者结合起来，就把亚当斯密所着力探讨的经济发展和维持繁荣的性质与原因之类的问题从经济学中清场了。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与生俱来的倾向就是忽视政治、法律制度，而热衷于探求发展的指标。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基础问题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只有衡量发展的指标才是科学。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也改变了学者们研究经济发展的理路。在经历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21)的失败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实行了部分的自由化，即新经济政策 (1921–28)，使俄国经济从战时共产主义的灾难中获得了相当的恢复。然而从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角度看，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取得人们想望的结果，因为党内对此有矛盾，官办的市场交易所则由于专断的干预而根本没有安全感。(参见 [Boettke 1990, pp.113–46] 和 [1993, pp. 25–30, 96–9]). 例如，1926年和1927年官方谷物的销售量仅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产出水平的50%和57%。

1924年列宁去世以及新经济政策的这些令人不安的结果引发了苏联经济学家中关于在工业发展中应当遵循的道路的旷日持久的论战，1920年代的辩论和论战涉及很多方面，构成了经济学和思想史上重要的一页。(see [Erlich 1960] and [Boettke 1990, pp. 147–91]for a summary of the terms of the Soviet debate)诚如Alec Nove所指出的，现代“发展经济学”就是由此而诞生的。[1969, p. 129].

在1920年代的大论战中，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占了上风，五年计划制度诞生了。人们论证说，为了把落后的经济转变成先进的工业力量从而使之能抵御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及成为现代世界的一盏明灯，就必须实行强制工业化和集体化。关于苏联政府早期的成就报道(与此同时的则是大萧条摧毁了西方对市场制度的信心)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所强化。斯大林模式为打败纳粹作了准备，从而成为强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最常见的辩护词。这些人士说，不管苏联1930年的政策让人民承受了多大代价，它成功地避免大萧条那样的经济危机并战胜纳粹就证明这些代价是值得的。人们终于发现了经济发展的一条新道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工业化国家。世界不再被划分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不发达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划分是第一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第二世界(发达社会主义经济体)及第三世界(不发达经济体)[4]。发达不再只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了。

凯恩斯革命也极大地影响了发展经济学的重心。首先，凯恩斯理论重申社会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是内在地不稳定的，例如大萧条就是总需求不足的结果，而这种总需求不足会由于混乱的和盲目的投资决策而周期性地出现。不能依赖自由市场竞争来自我纠正私人经济部门所造成的错误，单凭它不足以促进稳定和保障。John Maynard Keynes很有口才，他说自由放任作为一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已经死亡了。 其次，凯恩斯理论所发展出来的总量分析技术也提供测度经济发展的办法。Arndt[1981]就曾经指出，经济发展成了测度人均收入增长的同义词。把经济发展等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满嘴的“增长”和“长期”经济计划不由令人联想到192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的论战，这并不是偶然的。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型的提出就直接受到了苏联大论战的影响。

Evsey Domar曾评论说，1920年代的苏联期刊《计划经济》（The Planned Economy）是他提出自己理路的“很有价值的观念源泉”，苏联社会就是某种经济实验室，其社会、经济体系社会跟我们的有足够的差异从而使该实验是有益的、但有不至于相差悬殊到使实验根本不能进行的地步，科学家可以在体系中检验他的全部知识体系。[1957, p. 10]Domar的模型则是对苏联经济学家Fel'dman提出的增长理论的细化，只是在扩展Fel'dman的模型时，Domar同凯恩斯的总量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比例的分析。结果，现代增长理论完全与传统的资本理论研究脱节了。然而正确理解的资本理论为宏观经济分析之微观经济基础提供了根据，而如果没有微观经济基础，理论家将被抛在一个既没有市场问题（瓦尔拉的普遍均衡的世界），也没有市场解决方案（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的世界）的世界。这样的理论体系不大可能增加我们对现实的经济活动及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理解。 [see Garrison 1984].

现代发展经济学融合了这三种趋势，它们彼此之间又互相强化。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革命需求测度，凯恩斯的总量理论提供了测度的工具；社会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混乱的观念从凯恩斯理论那儿得到了格外的支持，苏联的经验则似乎坚信了人们制定全面经济计划的概念，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为经济的不全面计划提供了政策工具。

东西方的经济学界都承认这种观念：政府管理经济不仅是操控现代经济的的途径，也是落后经济转变为现代经济的不二法门。政府操纵经济发展的模式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出口到第三世界。

这种范式在经济发展中的霸权地位在过去20年间遭到学术发展和政治事态的严重挑战。凯恩斯模式1970年不再时髦了，然后是1980年代，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崩溃。传统的凯恩斯模式被证明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在经验上是脆弱的。英国和美国经济长期伴随着高通胀的停滞完全偏离凯恩斯理论的模型。1989年整个东欧和中欧共产党的下台及1991年苏联解体使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的可欲性大成疑问。每个共产主义无一例外糟糕的经济环境则证明了经济计划体制的荒唐之处。

重新定义发展

戈尔巴乔夫和后来的叶利钦时期不断披露出来的材料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它们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前对苏联各个时期经济状况的估计[see Boettke 1993, pp. 12–45]。如果经济发展理论是隐然以苏联模式为中心的，那么我们必须明白该模式已经名誉扫地了。公开性中披露出来的这些数据并不只是证明了苏联政府系统地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甚至挑战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苏联经济状况的评估结果。前苏联的生活水平已经下降了数十年了，但CIA却没有把握这种下降局面。比如，1986年CIA估计人均GNP是美国的49%，而现在经过修正的数字仅为25%。如果CIA的数字是准确的，则苏联经济应该是成熟的工业化经济了，而按照修正后的数字，苏联公民的生活水平只相当于比较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

就是这些经过修正的统计数字也不能反映联经济生活的真实图景。苏联产品的质量低下、商品短缺及相应的排长队不会没有反映到统计中。而苏联GNP中只有较低比例(从来没有超过50%)投入到家庭消费中，这一现象也不会反映到总量分析中。很明显，即使是这些经过修正的数据，我们也不能据其获得对苏联经济状况的准确理解。在修正统计数字时我们要谨防再次过高估计前苏联的经济状况。

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遭遇挑战，苏联模式曾经宣称的种种成就都受到了苏联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质疑。比如，集体化和1930年代斯大林亲自下令组织的的政治清洗期间有计划地消灭的人口的数字，已经开始从国家的宣传和新闻审查的控制下中被发掘出来，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都难逃这种重新审查。官方已经承认了1939年斯大林和希特勒订立了密约。在卡廷杀害波兰军官事件经过一番辩论也承认了。苏联官方也承认紧在战争爆发前斯大林还在处决红军的将军，从而使苏军在战争初期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果没有西方的援助，苏联也许会落入希特勒之手。战胜了纳粹的并不是因为斯大林模式提供的资源或意志的团结，而是苏联人民的决心和西方盟国的支援。事实上，由于斯大林模式削弱了苏联经济，破坏了苏联人民的精神而使招致了希特勒的进攻。

苏联人民的牺牲是实实在在的，那么苏联模式曾经宣称的在增加消费福利或提高生活水平方面的成功故事有多真实呢？所有这些都需要对其经济发展文献进行重估。苏联模式不再是替代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另类选择，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新的思路。

为了理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不是提出更详尽的形式化的增长模型，也不是发展出更精确的测度技术，而是对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的发展模式进行仔细的历史研究。而进行这种研究必须了解制度分析中丰富的关于经济和政治过程的理论，换句话说，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思路其实就是回到亚当斯密对社会制度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之关注上。经济发展应该被看作是经济过程和社会演进的一般性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进步的先决条件

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给出的答案，Max Weber针对经济发展起码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尤其是西北欧而不是中国，虽然就在几个世纪前中国要远比欧洲富裕、技术也发达得多？对这个问题，Weber并没有给出一个决定论的答案，不过他给人最深印象的还是强调清教是最重要的特征。清教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提供了伦理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尽管它并非发展的源泉。比如在《经济通史》（General Economic History）中，Weber把中国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司法机构与西方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司法结构做了对比。在他的分析中，中国的法律乃是建立在特定的精神和魔法惯例（certain spiritual and magical practices）基础上的，而西方的司法传统则继承了犹太教和罗马法的形式化法律规则。西方传统依赖的是法理推理的逻辑模型而非在其它法律传统中强调行政的自由裁量、仪式性的、宗教性或魔法考量[5]。

比较历史的政治经济学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意义的框架，因为它迫使学者去关注社会的制度性基础，不同的制度性环境对人的行为之影响，及其在经济和社会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换句话说，它鼓励我们对法律、政治和文化制度进行宏观经济分析，而这是不管新旧的增长理论都没有做的。 Weber有一个洞见经常只是被人们偶尔地提起，他是本世纪初期仅有的几位预见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将面临根本困境的人之一。在Economy and Society中, Weber详细讨论了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的经济核算问题[1922, vol. 1, pp. 86–107]，在此他重述了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920 and 1922]）的论点。而米塞斯的论点后来被哈耶克在1930和1940年代的社会主义核算大论战中进一步阐发。[Hayek 1948].

米塞斯-哈耶克的论证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们赋予私人财产权制度和法治以制度上的重要性。法治保障的财产权能(1)确保鼓励投资的法律之确定性，(2)为代表财产所有者作出的决策承担责任提供激励，(3)为刺激进步的社会试验提供背景，(4)透过扩展可以指导资源利用的价格、盈亏帐目等信号之范围为经济核算提供基础。而且恰恰是由于经济生活是动态的，处于持续的流动状态之中，蕴涵在法治中的明晰的财产权才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米塞斯-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绝不是一般被指责的是闭门造车的理论，相反他们的论点乃是建立在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史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他们的论点与人们在论述西方的兴起的众多历史文献中发现的结论相一致。[6]而这种批评的正面含义就是揭示了欧洲自由主义是如何发育成长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性框架。

资本主义之所以在某些地区而非其它地区发育成长，就是因为这些地区采用了强化了有利于经济创新的特定的制度化惯例。比如人类历史上一直就存在市场交换，而货币流通、甚至某种初步的银行业都已存在数百年，然而资本主义的发育绝不仅仅是存在着市场行为就够了。 从西方经济“起飞”的历史事实中我们能发现一个共同点，即对蕴涵于法治中的私人财产权的尊重。再次强调一下下面的假说似乎是明智的：经济起飞总是伴随着对资本品的财产所有权的扩展。随着对远远超出消费的各种物品的财产所有权的尊重，就逐渐形成了引导发展的惯例。比如银行体系就发生了变革，从而在一般业务之外发挥了一种金融中介的作用，即成为私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变革后的银行体系促进了资本市场的成长。事实证明，对（承诺更大回报的）生产活动的长期投资是取得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7]

财产所有权之所以能扩展到资本资源上，有几个因素：首先，获得认可的财产所有权确立了个人委托资源所必须的法律之确定性。[8]不管是市场参与者还是政治力量没收财产的威胁都将破坏市场行为的信心，减少投资机会。个人趋于通过下列手段来弥补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之匮乏：(1)默许事实存在的权利，这种权利由于不断重复的交易活动而得以自我执行；(2)利用广阔的家族网络（血缘关系）；(3)利用超越法律的契约强制。通过这些手段不需借助明晰的财产所有权，市场也能够发育，这样的市场甚至能为法律秩序在未来形成奠定基础。然而，没有明晰界定的规则的市场，就其作为经济发展手段而言，功能是受到局限和约束的。[9]

其次，获得认可的财产将产生利用稀缺资源的激励，而没有获得认可的财产则没有这种功能。比如如果没有财产权制度，资源利用的贴现率一般就比较高，保存资源就受到嘲笑。而如果有财产权制度，经济活动主体就有动机更密切地关心资源的利用，也关心在未来利用稀缺资源的折现价值。

第三，财产获得认可是形成稳定的资本市场的前提条件，资本品市场能确定指导投资行为的稀缺资源之交换比率（反映在资本品各自的货币价格中）。换句话说，获得认可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加上可靠的货币体系，就能使经济核算过程得以展开。经济核算为经济活动主体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知识，使社会生产体系能从技术上可行的无数项目中挑选出经济上也可行的项目。而诚如米塞斯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这种经济核算过程，工业生产将还在黑暗中摸索。 最后，有保障的财产权也为民族国家的财政建设奠定了基础。取缔任意的没收征用，建立按公开的税率征税这样正常的税收制度，使商人能够计算投资决策的现值，使他们能对不同的资本配置选择作出判断。如我上文所述，这能促进经济进步，不过对于我们目前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即使是统治者也发现这种做法符合自己的利益。David Landes曾经指出，统治者逐渐了解到，“比起没收和掠夺来说，有保障地征税及通过法律或司法程序征收更简便、更能保证长远利益，最重要的是，他逐渐以来按规定好的税率正常地征税，而放弃了临时苛索。”[1969, pp.16–17]对被统治者而言，旧的专断的征税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负担会轻一些，因为它榨取的财富数量较少，但是这种旧方法加上不确定性会使投资转向那些更易蒙蔽统治者的行业中，而投资的这种转移将严重地约束个人创造财富的活动。根据Landes对历史的解读，旧的征税方法(恰恰因为它所造成的刺激效应)被证明是经济发展的障碍，作为证据他比较了（那些实行旧制度的）亚洲大帝国和中东穆斯林国家与（实行新制度的）欧洲。另外，如果不用固定税率取代任意征取，公众的抵制和对经济活动造成的累积的损坏效用将危及君主确保自己安全的能力。

要弄清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就有必要厘清当时西方呈现出来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欧洲分裂成大量的国家和公国，这种多中心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君主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政治领导人之间展开的竞争约束了他们的行为，假如欧洲统一为一个帝国，资本主义能不能在此发源，实在是大可置疑。

竞争是我们学习生存和组织我们的事务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10]市场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依靠竞争，不仅能让现存的信息发挥作用，更能发现那些被遮掩在我们视野之外的信息。政治竞争也是重要的，各个地方之间的竞争能够启动某种发现程序，刺激个人通过其行动凸现出关于不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和国家作用的信息。

就提供政治竞争而言，联邦制的政治制度似乎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制度。[11]事实上，荷兰、英国、美国（这三个国家在近几个世纪来是不同年代最富裕的国家）都可以被追溯到其采行联邦制，而那些衰落的国家也跟它们逐步地打破了这种制度有关。可以说，联邦制是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模式[12]。

结语

声名狼藉的苏联模式不仅令人对中央计划发展模式疑窦丛生，也令形形色色的企图指挥与控制经济的思路受到怀疑。经济与社会进步显然不是政府官员所能控制的。国家官员在经济发展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

我所提出的研究经济发展的思路提示我们，面对经济发展，国家不应该企图指挥和控制，而应将其行为限制在建立促进经济创新和竞争的规则体系。财产权必须是明晰的并得到严格执行。经济进步是“游戏规则”的某种功能。法律、政治和文化制度联合起来为社会提供了有效的规则，正是它决定着该社会是进步还是停滞。

计划发展模式中不受约束的国家根本就不能为经济进步提供适当的环境[13]。政府方面专断任意的行为将阻碍投资、抑制创新。另一方面，文化、宗教传统对国家行为的隐含的约束是有限的。

经济发展需要陌生人之间的经济交易也具有信用。作为某种经济组织的血缘关系能够解决可信承诺的问题，但只适合小规模的群体。经济进步需要把不明确的习俗的约束法典化为明晰的法律实体。法治的确立把压制性国家（the inhibited state）转化成辅助性国家。而在辅助性国家（subordinated state）中，经济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是坚实的。法律的透明性、健全的货币政策和有限的财政政策是关键性的政治因素。 不过关于发展问题，仍然有一个难题，尤其跟我们这个时代关系密切。一个国家能否直接从 压制性国家转化成辅助性国家? 我自己倾向于认为，除非压制性国家先打好基础，否则不大可能形成辅助性国家。换句话说，在显性的规则编制成法典并约束人们的行为前，必然已经存在着能够鼓励和维系生产和交换的文化习俗和自发的社会安排。因此，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本土的制度的功能，而不能自上而下地强加。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文化习惯、信仰体系或民族传统都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某些社会就注定了只能安于贫穷的悲惨状态，除非其制度基础能够逐渐变化。为了考察这种推测是否正当，学者们似乎应该优先地研究历史背景，并把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

　

附录：The Argument Applied to Post-Perestroika Russia

1993年春，电视上的Neil/Lehrer News Hour节目突然让我想到，俄罗斯凸现了跨学科研究是多么困难。电视上对谈的嘉宾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和叶利钦的顾问Jeffrey Sachs及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史学家及苏联问题专家Stephen Cohen，Cohen是旧思想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支持者，他正在批评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他直率地指出，俄罗斯历史昭示出另一条发展道路，而Sachs则认为，从经济理论我们可以预知，如果货币供应加倍，总体价格水平也将翻一倍，这种关系是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Sachs有力地论证说，价格放开、从紧的货币政策、财政平衡及大规模私有化是俄罗斯繁荣的必由之路。 Cohen则反驳说，“你也许有经济理论，但我们谈论的是有千年历史的俄罗斯。”

问题恐怕不像他们争论的那样简单。他们两人都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当Sachs指出经济理论就其能为人类行为的激励效应提出重要洞见的时候，他当然是正确的，而Cohen强调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有错。然而就他们都相信这些观点是互相排斥的的这一点而言，他们两人又都是错误的。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当然很重要的，恰恰是因为它是个人面临的制度的烙印并对对刺激结构有影响 实际上本文的观点就是从理论上强调把历史和文化因素引入到发展经济学。Sachs的问题在于漠视历史和文化，而Cohen的不足则是忽视了经济学，正是学科之间的这一鸿沟（及由此造成的对别的学科的猜疑），不利于对本文提到的发展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为了理解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尊重人们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其在本土的社会诸制度中采取何种表现形式。而从抽象设计的角度看来是正确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如果不能融合进社会的习俗惯例和原有制度中，就不可能产生预料中的结果。习俗为公众能够接受的自由主义革命提供了基础。[14]

不过，叶利钦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不能完全归结为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叶利钦的转轨方案跟以前的戈尔巴乔夫方案一样，都没有认真地实施过。[15]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从一开始就被扭曲，且充满矛盾。[16]

而且，如果没有适当的政治变革，也不大可能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经济环境推波助澜，政治危机增加了局势的不确定性。议会和总统之间的“法令大战”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叶利钦的很多法令完全违反基本的经济原则，比如，税率和其它收费项目都与吸引企业投资的目标正好相反。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妨碍了外商投资。[17]

中央政府的权力真空及中央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诱使地方当局要求更多自主权，俄罗斯有效的治理权力转移到地方领袖手中，1993年9月末10月初的一系列事件显示，转轨政策的不确定性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需要调整。历史经验表明，在政权变换的时代出现这种难以解决的不确定性是很自然的，而且没有什么自发的机制能保证出现良性结局。[18]比如英国就是经历了60年的动荡，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才达成宪政契约，而经济生产率才显著提高。[19]

历史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从专制政府和国家控制经济转轨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便捷的、现成的规则，也不能改变基本的教训。本文试图表达这样的观念：必须建立起能有效地约束政府随心所欲行动的政治规则，也必须构建一个清晰的、明确的（即透明的）法律体系，此后才能指望私人部门的经济创新带来应有的福利收益。 　

原题THE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13, no. 2 (1994): 89-100.秋风2001年2月12-17译自作者的网站

鸣谢

I have benefitted greatly from various conversations concer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volution with Hilton Root, Thomas Metzger, Ramon Myers, Robert Conquest and Ralph Raico.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E. S. Djimopoulos for helpful suggestions on an earlier draft.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the National Fellows program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nd the Earhart Foundation is gratefully acknowledged. Responsibility for remaining errors is exclusively my own.

注释：

1.参见[Boettke, ed.,1994]一书中Prybyla (中国）、Ayittey (非洲)及Kamath (印度）撰写的各章。

2.参见[Boettke, ed., 1994]书中Choi (韩国)和 Naka, Brough and Tanaka (日本)两章。

3.社会的三种“事实”（规则、制度、文化）一道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或制度基础。

4 P.T. Bauer指出，第三世界一词最初出现时仅指那些接受发达国家援助的国家。 我的分类并不是要跟Bauer的语源上的精确性较劲，只是想表明，应该有一种新的划分标准，以反应资本主义不再是工业发展的唯一道路这一周知的事实。

5.参见Weber [1961, p. 252]。也可参见Rosenberg and Birdzell [1986, pp. 113–433].

6. 参见[Boettke, ed. 1994]中Raico一章，综述了论述“欧洲奇迹”的有关文献。

7. 这正是Boehm–Bawerk一脉的经济学家在讨论资本结构的“迂回性”或“深化”问题的含义所在。

8.North and Weingast [1989]指出，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形成的新制度使人民相信政府能够有效地保护财产权。政府承诺不再随意没收财富，大大推动了投资的迅猛增长。

9.关于这一现象的理论含义，可以参见Israel Kirzner论述市场局限性的很有煽动力的论文 [1994].

10.哈耶克曾用相当多精力来阐述竞争对社会获取知识的影响。比如可以参见 Hayek [1978].

11.联邦主义需要具有下列特征的治道体系：(1)政府分级；(2)对政府权力范围描述；(3)确保自治 (4) 对经济的管制是分权的。因此，这种治道体系是按下列方式组织起来的：(a)权力并不在最高政府层次，(b)较低层次的政府不能用贸易限制来取消竞争等等。联邦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它能提供一个统一的市场区域，而与此同时禁止地方政府限制贸易又能鼓励竞争和经济试验——这两者都有利于创新和技术发展。联邦主义也是一种契约机制，可以把联邦政府征用下级政府创造的财富的能力控制在最低水平。

12.换句话说，联邦主义意味着要探讨如何在获取分权的好处的同时把个派系之间斗争的潜在的破坏性和成本减到最低。 13. 非压制性、压制性和辅助性国家（uninhibited, inhibited and subordinate state）是借用墨子刻和Myers在分析中国大陆与台湾时用的术语。

14. I would dispute the argument that Russian culture is inherently authoritarian and anti-capitalistic. Obviously I cannot debunk this general impression persuasively here, but let me suggest some alternative evidence. For one there have been anti-authoritarian movements indigenous to Russia throughout its history, including some of its great writers and poets; as well as a smazidat literary culture and dissident political culture. In other words, even at the height of totalitarian rule there was a underground culture which provided something akin (admittedly in a very constrained manner) to civil society. Moreover, there is nothing inherent in the Russian personality that prevents them from achieving capitalist success. Large underground markets existe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regime. In addition, emigre studies (even allowing for the bias contained in the sample population employed in such studies) do not show Russian émigré to be significantly less capable of adapting to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fact, Russians tend to be a rather successful group.

15. For a discussion of how the divergence between announc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s the credibility of the reformer, and thus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see Boettke [1993, pp. 88–105).

16. See Boettke [1993, pp. 138–44] for a discussion of some of the opposition, both from 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reformist factions, to Yeltsin's policy design.

17.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anking Operations held in Moscow on 19 October 1993, Western bankers argued that Russia was the highest political risk for investors in the world after Iraq.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were cited along with crime, corruption, bureaucracy and incompetence as the factor undermining the investment climate in Russia.

18. The evolution of liberal 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 are in no sense guaranteed. Instead, effective liberal revolutions result from a peculiar mix of indigenous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combined with careful design of liberal rules that can tap into these indigenous traditions and cultivate a sustainable liberal order.

19. See the discussion of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of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in North and Weingast [1989].

参考文献

Arndt, H.W. (1981),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emantic Histo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April): 457–66.

Boettke, P.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viet Socialism: The Formative Years, 1918–1928,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Boettke, P. (1993), Why Perestroika Failed: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Boettke, P. (ed.) (1994), The Collapse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Domar, E. (1957),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rlich, A. (1960),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Debate, 1924–19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arrison, R. (1984), "Time and Money: the Universals in Macroeconomic Theorizing,"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6 (2): 197–213.

Hayek, F.A. von (1948),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Hayek, F.A. von (1978), "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 In New Studies in Politics, Philosophy,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rzner, I. (1994), "The Limits of the Market: The Real and The Imagined, In Wernhard M?schel, Manfred Streit, and Ulrich Witt (eds.), Marktwirischaft und Rechtsordnung, Baden-Baden: Verlagsgesellschaft, 101–10.

Khanin, G. and Selyunin, V. (1987), "The Elusive Figure,"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39 (25): 10–12.

Knight, F. (1936), "The place of marginal economics in a collectivist system," American conomic Review, 26 (1): 255–66.

Landes, D.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nge, O. (1939),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70.

Mises, L. von (1920),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in F.A.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1935.

Mises, L. von (1922),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1.

North, D. and Weingast, B.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December): 803–32.

Nove, A. (1969),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Nutter, G. Warren. (1962),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enberg, N. and Birdzell, L.E. (1986), How the West Grew Rich,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umpeter, J.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Smith, A.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Weber, M. (1922), 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Weber, M. (1961),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Collier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