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中国结  
k6   

宪政论衡

夜行的列车中,仿佛有我的缪斯;多年的思索好象有了答案.
中国结.
中国社会目前困境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样解决?
十多年来,在读书中思索,在旅行中观察,我心中永远的痛.
我看到变化中的一个个地方,差距在一天天扩大,有人奔跑,有人徐行,有人倒下.
“发展”似乎是人生的唯一目的,而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人的眼里,”发展”是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发展”就是”发财”.
荒颓的旧工业城市最让我触目惊心.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城市比农村,更让我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困境,因为他们往往是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明星”,曾经是无数人向往的所在,”超英赶美”的腾飞基地.和农村不同,这些城市曾经寄托了两代中国人工业化城市化的梦想,他们的困境和衰颓,便格外使人感到悲凉和绝望.
这种局面的发人深省之处在于,从长时段来看,这些城市的“早衰”并不能归结为具体领导人的素质,短期政策的得失,而是已经显现出某种历史的必然.甚至短期的积极振作,反而在长时段上加速了,加重了衰败,这就使我仿佛看到了一种宿命,仿佛城市有自己的生命,他们在我的面前未老先衰.
对比世界上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我有一种认识,就是实际上我们中国从1840年来的进程,中间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角色登台领路,终究可以广义上来说是一种以英国产业革命为榜样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然而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地域和漫长的农耕文化,我们并没有实现也基本上不可能实现英国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同时中国漫长的中央专制社会结构,也不可能诞生或自觉选择美国式的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多中心多层面的现代化概念.
然而可悲的是,全社会却把”工业化城市化”变成一种强国之梦,把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幸福都寄托在其中,甚至使”实现现代化”成为政权合法性的由来.
与此互为因果的,就是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村的乡绅阶级始终没有能够成长壮大,没有能够形成文化.而没有这些基础,以交易,妥协为根本形式的宪政体制便无从发展.
从1840年到如今,虽然也可以说许多历史的偶然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从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每次,每种形式的现代化进程都被打断了.这其中是否显现出某种必然?中国人学英,学日,学德,学美,学苏俄,再学美……
东方专制大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始终没有找到.
我们是否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1949年:
如果没有”工业化城市化”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那么成王败寇,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就如当年的郑氏,绝没有什么前途,被大陆朝廷收复只是迟早的事.
然而有了这样的时代背景,国民党失去大陆,反而卸下使整个大陆现代化这样一个难以实现的历史重任,而专心在中等尺度的台湾搞工业化城市化,同样海岛文化的英国,日本的经验便起作用了,中产阶级成长壮大,良性循环形成,积渐成顿的结果,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党派政治,宪政体制便顺理成章的到位了.
相反共产党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我们不能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问题.毛泽东”进京赶考”一说,足见其对接掌大陆现代化的重任,也有畏惧惶惑.但还原当年的国内外环境,他能不”一边倒”么?况且苏联现代化的成就显著,而其弊病到70年代才渐成绝症,毛已经不及见.即或如此,毛都还以农民的狡猾和诗人的颖悟,直觉地厌弃苏式道路.而这其实也成为他狂热地寻找其他道路,酿成大跃进和文革悲剧的重要原因.
而邓的举措,从”搞二三十个香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中,下意识地暴露出来,其实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使全国同样走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奢望,更没有促成中产阶级成长壮大,走宪政道路的任何动机.李光耀的新加坡,其实是邓的理想.
所以邓的反复,短视,都可以从这里理解,就是他其实已经把为广大的农村,内地寻找现代化道路当成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他只想当沿海富庶地区的王,而用解散人民公社的方式,一举卸下”农村包袱”,让在毛时代为苏联式工业化城市化作出巨大牺牲的农村和内地工业城市对未来的梦想,成为一场泡沫.
从毛到邓,一种从空想到现实的堕落,在这个过程中,人老了,城市也老了.

我因此悲凉地想到,中国选择工业化城市化,是否从一起首就错了?
物质文明享受的发达,并不必然带来人生的幸福,衡量社会的整体幸福感,可以有另外的参照标准.我们可以从在资讯开放的前提下,本地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和科学,艺术,文化,宗教的昌明程度,来评价一个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以唐,清中期和现在的美国来和我们现在的社会来比较,结论我不用说了.

同时我认为更深刻的困境在于,西方的飞速进步,是以急速消耗有限的地球资源为特点的.这样一方面继续拉大和追赶者的差距,另外一方面有意无意造成”坚壁清野”的局面,使追赶者无资源可用,根本无法维持那种几何级数的追赶.

所以我清醒地问自己,全球范围的工业化城市化,现实么?可能么?

尤其是信息革命,非常凸显了”语言霸权”的威力,操作系统实际上是一种语言规范,谁制订了这个规范,使大家离不开这个规范,就已经不战而胜.在这种意义上,后工业时代,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城市化”过程,如果被甩在这个过程之外,就会被边缘化,被”乡下化”.当然,这个过程却又有十分公正的一面,它甚至给所有的人重新参加游戏的一个开始,来”进城”.但由于是规则的制订者,美国已经占尽先机,虚拟的”城市社会”落在地面上,首先便是美国.

上帝保佑美国.这不仅仅是祈望,这就是现实.

上帝需要和允许世界上再出现第二个美国么?

所以,中国结的本质是,不但中国如果追随美国标准便永远无法追上美国,而且中国内地的旧工业城市(绝大多数内地省会和几乎所有中等城市)如果追随美国的标准便永远无法追上中国沿海新兴城市------中国的”美国”.同样,中国内地的农村,中国的边远贫困地区又等而下之.

同时,由于”历史的终结”,这世界上除非诉诸于宗教信仰(共产主义广义上也可以算一种信仰),在物质层面和俗世道德价值层面上,人们实在拿不出比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更不坏的东西来让大众追求.

而中国的众多人口,如果套用美国的物质追求,即使同时达到美国的宗教/俗世道德水准,简单计算下来资源的承受便已经不堪.何况加上中国人传统的宗教感薄弱,和多年厄运造成的起码的道德感的丧失.

我们可以用任何一个例子来做中国结分析,比如现在已经浮出水面的大学扩招带来的大学生就业危机.
在这种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自己的行为都符合理性,但最终结果很糟糕.

我现在很悲哀.在我看清楚中国结之后,我不能不继续努力,一点一滴为人的尊严来努力,但我确实感到徒劳,而且这种徒劳是自己理性分析独立得出来的结论,就异常使我悲哀.

现在我比什么时候都清楚制度创新,生活价值创新的意义.在技术层面上来看,中国根本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美国,充其量的可能只是在三大经济圈实现模拟美国,而这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生活价值(不仅仅是生活的物质质量,根本上是生活的追求目标)为代价的.工业革命已经过去,利用机械化大生产提高效率,节省工资以增加利润的基本运作规律,是和人口众多,土地开发过度的中国国情存在本质矛盾的;旧工业城市的衰落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不是任何道德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办法能够解决的.

归根结底,中国在汉唐之盛,本质上是在当时的人口,土地,地理,气候等环境下,农耕文化对当时的游牧文化的绝对优势.而中国现在的困境,正是由于极度发展,极度成功的农耕文化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东西,包括对人口的观念,宗教的观念,人际关系的观念,政治结构的观念;统统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而因此没有办法移植采用本质上是建立在”城市国家”的默认环境下的,以商业契约为基础的,以提高工作效率为进步标志的现代西方社会结构.

得出这种结论,使我同时极端感受到思辩的成就和感情的悲凉.

但是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干的一切,就是在建立”中国里的美国”,这个潮流无法阻挡,不仅因为它强大,它正义,它顺天应人,深得人心;而是因为它已经是这现实世界里唯一的潮流了.

而与之抗衡的伊斯兰和绿色主义,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距离太远,别人的酒杯浇不了自己的垒塊.

我知道自己解不开中国结,但我依稀看得到目标.那就是重新普遍实现个体化的手工劳动,又使其产生足够的物质酬报和精神尊严.至今,我只在艺术家和宗教徒那里看到这种迹象.但是这只是少数人的可能.

怎样找到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价值?

在这全球化,美国化的潮流中,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的,是印度和中国,这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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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本人十分看重各位的指教,我提出的问题虽然不直接是政治体制设计的问题,但我认为它甚至优先于政治体制,宪政。制度的设计固然重要,实践才是根本,而实践不可能离开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望。
希望大家指教。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缺乏求真的精神,我的悲观结论,不知道能否为人们关注。





heicuo   


1833年以前,英国与中国的贸易格局是1对1;后来人家英国打破了垄断,格局变成了多对一;历史潮流要求中国也要打破贸易垄断,变成多对多。170年过去了,老兄的公司享有进出口的权利或自由吗?快了。感谢朱总理,他认准了,而且做成了。

中英通商曾长久地以十三行行商的垄断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工业革命吹胀了英国商界中的自由贸易主义,群商各思伸展,公司专利便成为一种广被非议的东西。至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权
力遂被废止。於是,由来已久的种种矛盾便在旧日的局面瓦解之后变得越来越尖锐。
英国人意在求利,把商业拓张当作天下第一要义;中国人重在防弊,则对来去飘忽
的群夷不肯稍懈裁制之心。因此,西洋商人虽挟自由贸易主义而来,遇到的却是一
个限定的口岸(广州);一个限定的商人团体(公行);一种在「船钞」、「货税」
名目下把国家关税和官吏勒索混为一体的海关制度,以及许多旨在管制日行起居的
周密条法。



陈永苗   

韦伯时代的德国,唯一追赶的的对象是英国。也有这种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