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田佑中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讲师、博士候选人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田佑中文军编译

没有革命的理性？*--吉登斯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吉登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评述，尤其是分析了其理论建构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都是当今西方社会理论界最富有影响力和原创性思想的学者之一。尤其是哈贝马斯，作为当代最为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许多思想都曾对整个社会理论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为其赢得广泛声誉�"交往行为理论"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一方面顺应了现代哲学潮流，完成了社会批判理论内部由意识的批判到语言的批判的"语言学转向"；另一方面其有关"语言交往"和"生活世界"的社会理论也有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吉登斯同样作为当今最为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出台不久就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评。本文就是主要根据吉登斯1980年代初期的一篇专论编译而成。

　　吉登斯指出，哈贝马斯的著作从他学术生涯的一开始就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关心公共领域的拓展和鼓励争论的学者来讲是理所当然的。自从哈贝马斯早期参与学生运动，尔后又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断交之后，他就在德国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了。他的著作招来了左右两方面的尖锐甚至是令人难堪的批评，因为哈贝马斯的作品在学术或政治上都很难定位。虽然哈贝马斯自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内进行研究的，但他的著作却如此接近修正主义，以致于很难吸引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多数人。然而，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联系又使他成为保守主义者深深怀疑的对象。可以说，哈贝马斯的思想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他所卷入的论战中造就的。针对学生运动中的某些表现，哈贝马斯曾控诉其�"左翼法西斯主义"，这一控告声在他随后的学术生涯中不断萦回。

　　但是，把哈贝马斯首先看成一个善辩者显然是不妥的，他是一个能持之以恒地系统探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许多基本问题的思想家。哈贝马斯的著作涉及相当广泛的主题，而这种多样性很容易导向一种混合的折衷主义。他的确善于把许多全然从相反的路径中得来的观念整合到自己的那些理论中去。无论如何，对哈贝马斯宏大理论工程稍有一点同情心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用一种高度创新和严格规约的方式把如此众多的理论观念融合起来。概括来说，哈贝马斯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顶峰是在其1968年出版的《认识与兴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1968）时达到的。尽管哈贝马斯在那里所表达的见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哲学中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但他的这本书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与攻击，这至少表明此部著作的确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陷。哈贝马斯在书中试图提出批判理论中的一个新观念，即批判理论的基础是由兴趣的认识构成的。但是那种"解放的兴趣"看起来仅仅存在于将另外两种构成认识的兴趣勾联起来的短暂瞬间，哈贝马斯此后的工作可以看作是努力赋予社会分析的解放潜能以新鲜血液。然而，如果不是明确的错误，哈贝马斯现在会认为他把批判理论建立于认识论基础上的努力是容易让人误解的。正如他在这本书中所强调的，认识论或许仅能作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即检验（用哈贝马斯自己的话来说）"自我彰显理性"显明条件的社会理论的基础。然而，如果传统的探寻认识的先验基础--"第一哲学"--将被抛弃的话，那么为什么批判理论还要通过认识的理论来获得呢？哈贝马斯如今似乎持这样的观点，即他进入认识论当中的这段旅程对他努力建构批判理论来讲，是颇有些走弯路的。更直接的建构路径一般是嵌入于语言之中的，特别是通过嵌入于交往中的理性来达到的。

　　第二阶段是在哈贝马斯的另一部力作《交往行动理论》中体现出来的。这部著作是涉及面相当广泛，且内容详略不太均衡。吉登斯认为它大可不必这么长，如果哈贝马斯能把他的书删减一些，毫无疑问将会更好地达到建构交往理论的目的，而且这本书的主题也将会更明确地突现出来。这部著作就像哈贝马斯在十五年前写的《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的升级版，在那本书中，他提供了对社会理论有许多重大贡献的分析。他的这本书包含了对大多数他以前论述的传统思想的再评价，所不同的是，这些传统现在又被更加详尽地加以检视。在书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且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或许那些长期关注哈贝马斯的人不会从这本大部头著作中收获甚丰，因为这本书提出的几乎所有主要命题在近年来一些并不重要的相关著作中都已经介绍到了。不过，这本书的确围绕一个中心话题将这些命题集中起来，这就为评价哈贝马斯思想的最新动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机会。　　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动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动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哈贝马斯喜欢大谈一些"三"，这本书中充斥的表格和分类常常就是以三段式为基础的）：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动的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动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正是在这里，他特别诉诸到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从韦伯连接到早期卢卡奇（Lukacs）再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寻求一种具体化的观念重塑。

　　在维护上述这些领域中所形成的理性整体观念的过程中，哈贝马斯显然具有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强烈意识。就在众多的知识话语领域(如"后结构主义")中时兴相对主义思想范型之时，他却提议一个普遍性的理性标准。当启蒙与现代性已经名誉扫地时，他却想为它们辩护。在这里，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是特别重要的。交往行动理论在哈贝马斯特有的高度抽象的水平上写成，但也有一个直接的政治旨趣贯穿其中。通过复兴市场的力量和优先利用经济增长的成就，新保守主义者与反对增长的生态主义者，都走到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对立面上。哈贝马斯企图批判这两种立场，同时试图理解他们在当今这个时代涌现的原因。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他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解释怎样才能重新表达合理化�"具体的批评"，一方面为"绥靖福利国家"的衰落提供一种理论诠释，另一方面提供包含在新运动中的批判潜力，假如不抛弃现代性方案或又陷入到后-或反-现代主义中去的话。

　　哈贝马斯主张，哲学已经将反思理性作为它的一个主要任务。但是当代哲学却不再致力于提供一种统一的世界观，而成为了对许多专门学科的种种罗列。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于努力建�"第一哲学"的失败，所有为哲学理性提供明确基础的努力都中止了。哈贝马斯理解这一情况的某些含意。哲学不再期待发展为像康德和黑格尔寻求的那种宏大的形而上学的方案。因此，在哲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必须建立一种新的联系。在这里，哈贝马斯把"重建理性"的程序当作一个关键的因素：在此之后，重建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研究领域或学科范围的合理性的满足。他把皮亚杰（Piaget）的发展心理学当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皮亚杰重构心理的发展过程时，不是把它作为一系列连续的阶段，而是作为个体理性能力扩展中的很多梯级。　　我们该如何使用"理性的"这个术语呢？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动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

　　大凡那些对哈贝马斯过去几年的著作都非常了解的人，很容易明白这条思路将其引向哪里。他经常构设那种涉及诸多"有效性声称"的语言事例，即那些平时被言说者隐含，但实际能够被听清楚的话语。当某人对他人说某事时，实际上做出了如下暗示：我所说的话是能够被理解的，讲述的内容是真实的，如此表达也是正当的，并且我是真诚地诉说，毫无欺骗的意思。所有这些声称都是可能发生和可能错误的，而且除了第一点之外，其余内容都可以借助理性进行批判和论证其基础。当有效性声称还原为直白时，并且当完全依据其提供理性的程度来评估它们的基础（而不是依据强制或暴力）时，才会存在哈贝马斯所谓�"争论的"过程。正如他所提出的，争论是日常交流中固有的理性"诉诸的法庭"：当发生争论时，它不借助于强迫就能使交流行动的持续成为可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能够通过检视争论的一般特性而得到极好的说明。在这里，它已不仅仅是对波普尔（Popper）的回应，也许更表明了哈贝马斯经由争论的心得。理性，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就像波普尔，首先是方法批判上的一个征兆，哈贝马斯提�"通过识别我们的错误，我们能够纠正那些不成功的努力"。

　　交往理性的概念是哈贝马斯用来反对近年来许多哲学文献中出现的典型的相对主义倾向之基础的。在他的这本著作中，他结合彼得·温奇（Peter Winch）著作引起的争论，讨论了传统文化中的神话特性以及神话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主张，神话是思想的具体化模式，它们可以将生活的不同方面整合进一个专门的知性领域中。它们表示这样一些社群组织，其中尚未产生分化的知性领域或可以展开争论的话语竞技场。在这里，我们触及到了哈贝马斯的主要见解之一，或许有人可能补充说，这是最值得怀疑的见解之一。话语圈的发展--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世界宗教"的凸显来追溯--与随后科学、道德和艺术在现代文化中的界划，标志着一场迈向合理性拓展的全面进化。我们越是能够合理地给予这三个主要场域中的生命行为以牢固的基础，我们就越可以说这种社会形式是先进的，存在的这三个主要场域分别关系着物质世界、他人以及美学的表现领域。

　　显然，启蒙不是一种调侃。对哈贝马斯来说，现代世界比原始世界更文明。在他的进化论中，哈贝马斯试图证明这依然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有着诸多联系。因为在更为传统的文明中，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生活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支配，抑制"大量偶然性事件"发生的需要凸显出来。而实际上，这是不可能阻止的，因此，人们用神话阐释这些"偶然性事件"。神话将自然与文化的世界融合在一起，神话的出现缘于那种认为自然力量高于人类力量的原理。神话是神-人同性论的，因为它们嵌入到以人类关系面貌出现的自然网络之中；它们通过把文化视为自治力量的运转而使文化具体化了。哈贝马斯坦承，神话忍受着"双重错觉"。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文化通常蕴含着封闭的世界观，很难予以改变，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文化则更容易通过学习的体验而发生改变。皮亚杰（Piaget）的作为认知发展多级段的学习观念能够帮助我们阐明这种向学习开放意味着什么。社会进化的三个主要阶段--神话的、宗教形而上学的和现代的（孔德的影子！）--相应于皮亚杰所识别的认知能力的划分。哈贝马斯在这里又一次认真地强调理性重建的程序的重要性。但吉登斯以为，总的说来并不是现代文明中的每个个体都要重演人类社会发展的这几个重要阶段，而只是那些个别的、越来越广泛与强化的合理性思想和行为的组织形式才是如此。对皮亚杰来讲，认知的发展与一个"去中心"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认知的去中心化使儿童远离了最初的自我中心主义而具备一种辨别能力，这使其能够适合于应付--与哈贝马斯有效性声称的范型相应的三个维度--外部世界、社会世界和内在主观世界。

　　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生活世界，正如在现象学上提出的一样，是那种设定的日常社会行为的领域。它充满着通过惯例和确定的处事方式而进行的交往行为。生活世界先于解释的生活图式的布景，在其中日常行为澄明呈现。它"蕴含着许多一代代前人解释的劳动"，在生活世界中传统的作用是发挥着一种能平衡交往所引发歧义的内在潜力。社会进化的过程改变了生活世界的性质，因而，理性的扩展假定了生活世界的维持力在减少。通过考察关注皮亚杰思想源泉的迪尔凯姆的著作，哈贝马斯在此重新解释了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他认为迪尔凯姆和G·H·米德的著作在帮助人们区分生活世界的协调机构和社会系统的总体时是互为补充的。然而，"系统"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概念，是物质性的，目的合理性的。

　　哈贝马斯还试图建立一种与马克思和韦伯著作的直接关联。当不同的世界观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符合特定条件时，它们的形成，就会强化生活的理性行为。它们必须为三元现实领域表达有效性声称提供可用的概念（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明显地与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联系起来）。文化传统必须允许反思性批判，这样可以使体现在生活习惯中的信仰宣称名声扫地。必须有一些这样的制度机制，它们可以随时间而调整学习过程，将新认识反馈给生活世界。这意味着科学、法律和艺术之间的区分成为关乎"三个世界"的源领域。因而，这一区分预示着目的理性行为的制度化，这种行为以达到特定目标为导向，也因此根据它的技术有效性来做出评价。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和韦伯对于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化，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差别和形成适应目的理性行为的制度形式是非常重要的。目的理性行为制度化的两个主要领域（也是系统整合的基础）是经济和国家政权。在前者中，货币是占统治地位�"流通媒介"（帕森斯）；而在后者中，权力承担着这一功能。

　　哈贝马斯提出的那些复杂的行为类型和陈述模式与以前一样难以厘清，但是，吉登斯觉得这些并没有比他先前写的增加了多少内容。比较有新意的方面倒是他针对韦伯进行的广泛批评；他对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及卢卡奇与其他人所运用的具体化概念之间关系的讨论；以及他把这些与帕森斯的社会理论联系起来的种种努力。韦伯有助于普及社会科学中的"理解"观念，并且将文化的合理化与行动的合理化联系起来。在韦伯表征人的行为的理解中，目的理性行为概念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对目的理性行为的评价，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符合--假如行动者有目标的话--战略上"足够"的标准。尽管韦伯用这种评价方式作为理性杰出与否的判据来辨识那些与之相反的行动不合理性的成分。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讲，这只不过是理性行为的另一个方面。规约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和表达行为----也可用哈贝马斯模仿戈夫曼（Goffman）所称的"拟剧行为"（与内在主观世界相联系）----都有理性的标准。韦伯所采用的理解的概念需要在两种意义上修改。领会行为合理性的另外那些维度，尤其要与阐明人们行为的原因相应地来看。但是行为的"意涵"不能降低为行为者的行为意图及动机。在这里，现代解释学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比韦伯的思想流派更为重要。要理解行为的意涵就要能基本上参与到整合了那一行为的生活方式中。然而，哈贝马斯又强调这种参与如果没有对那种凸显于生活方式中的有效性声称进行评价的话，也是无法做到的。这就是说，理解并不能严格地从行动的合理性评价中脱离出来。

　　哈贝马斯断言，理性的元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讨论，能够有助于人们理解对理性的关注是内在于社会科学实践本身的，而不是哲学家从外部强加的。因为世界观已经包含了有效性声称，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它们的松散履行模式，理性的这前两个方面是与第三个方面--文化的理性化密切关联的。在检视合理化模式的过程中，哈贝马斯致力于从韦伯到帕森斯的"一种历史理论的重建"，试图发现社会科学为了分析现代性的本性而如何发展起了一些理论策略，他承认这种"重建"至多是接近许多正在争论问题的捷径，但是看起来这似乎又被置于首要的一步。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韦伯对于他自己想要分析的问题尤其重要，因为韦伯不同于其他古典社会理论家，他运用历史哲学和进化论突破了正统的准达尔文主义的观念，与此同时，建构了"作为理性化的普遍历史过程结�"的西方现代化。正如在他的"理解"观念中一样，韦伯认为在西方文明理性化的历史进程中，目的理性的扩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在韦伯各种理性的讨论中，潜于其中的主要因素是凸显建立在普遍性原则基础上的行动模式。例如，与现代法律相联的合理性道德规范，不是把规范当作传统束缚的强制，而是当作一种管理的公约，这种管理是由基于普遍性原则而非专断的裁定来决定的。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的解释（在此处和其它地方，肯定是值得怀疑的），也是一个界划的过程：三个有其自身逻辑的"价值领域"的出现，是再一次对应哈贝马斯的"三个世界"。这些是文化合理性认知的、道德的和表达的基础，根据帕森斯关于社会、文化和个性发展的三种类型，它们能够在制度水平上得到分析。

　　当然，从韦伯到帕森斯，哈贝马斯并没有再因袭传统社会学的老路。在韦伯和帕森斯之间出现的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经由"功能主义理性批判"达到他对帕森斯思想的解释。在韦伯合理化诠释、卢卡奇具体化论述和霍克海默（Horkheimer）以及阿多诺（Adorno）所表达的工具理性批判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关联。他们都赞同西方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建立在合理化拓展的基础之上。尽管强调合理化特征的不同侧重点，但他们（如韦伯）都认为，根据现代文化中的目的理性行为，首先就会招致日常生活中道德意义的缺失和自由的减少。韦伯显然并没有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样，把工具理性解释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对立，而且他也没有像卢卡奇那样把合理化等同于一个原则上可以被根本转型的具体化的社会世界。但是无论是卢卡奇还是法兰克福学派，都没有令人满意地从韦伯观点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卢卡奇希望通过揭示如韦伯所描述的、包括资产阶级文化的非辩证理由在内的合理化过程，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但是这又使他陷入到一种抽象的"客观唯心主义"中去，这实际是哲学上的退步，而非进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只是部分地避免这种趋势，局促不安地留心于在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两极之间来回移动。他们和卢卡奇都未能表明，合理化或具体化是怎样与人际关系交往基础的变形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虽然保持了社会分析所必需的批判锋芒，他们却落在了大西洋彼岸G·H·米德所取得的进步之后了。因为米德聚焦于符号互动，实现了从意志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变。

　　哈贝马斯看到，在自己看作意志的或者"主观的"哲学终结之处与交往分析的出现之间，存在着一处认识论的断裂。交往理性的理论没有预设自足性的主体来对抗客观世界，而代之以由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开始，在这种生活世界中，人类的自反性得到了授权。要认可这一点并追寻它对于社会理论的含意，无论如何需要从米德的许多强调出发。米德没有研究社会世界再生的条件。按照帕森斯和其他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始终宣称的，社会再生的条件除了直接涉及交往互动的那些以外，还包括规范。社会参与者行为的整合还包括不同的利益集团面对具体多样的系统规范之间的协调。这一视野对于哈贝马斯具体化概念的重构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成问题的具体化不应该与合理化概念（或者目的理性行为）本身联系起来。取而代之地，具体化应当与如下情形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形中，"系统再生的功能条件"在现代社会，侵害和破坏了生活世界中交往行动的理性基础。哈贝马斯主张，批评地采用帕森斯的著作，能够使我们阐明一种按照社会和系统整合机械论来理解的具体化途径。

　　哈贝马斯从其最早的著作开始就指出，帕森斯专注于研究人类行动与其对立的社会系统结构之间的关系。尽管帕森斯的许多解释者都倾向于偏重一方面而舍弃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坚持认为这两者同等重要。我们可以用社会整合/系统整合的差别来表示它们。一种情况是，在生活世界的连续性中，我们具有参与协调行动的倾向性，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又涉足到沿着更广阔的时空尺度拓展的系统特性的功能条件。按照帕森斯的观点，规范和评价由社会整合构成，而非系统整合，后者依赖于更�"非人格的"机械论。哈贝马斯接受这种基本立场，但同时却对帕森斯自己的陈述提出一系列批评。他争论道，帕森斯的行动的概念化太有限，尤其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这一概念化趋向淹没于他对系统功能的关注中。他认为由帕森斯发展出的对现代性的叙述过多地描绘出了一幅契约图景，忽视了存在于当代社会中的固有紧张状态。尽管这些批评并不新颖，但重要的是哈贝马斯努力探索了运用帕森斯这种观念的模式（即使这仍然还有疑问）。　　哈贝马斯认为，帕森斯的行动观念抑制了社会分析的解释维度。帕森斯没有意识到，为了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描述和解释那些生活方式的特性，社会研究者必须能够在关涉日常世界的生活方式中"继续下去"。认识这一点，意味着能够理解：社会和系统整合的区别有其方法论的一面。社会整合必须跟参与者自己的观念有关，而系统整合则可以用其它措辞来进行描述。这种从一方到另一方的"翻译"包含了社会分析者在方法论取向上的一种转换。当然，这个观点继承了哈贝马斯从早先论述系统理论时就开始的一系列争论。在社会理论中，系统分析当然不是不合逻辑的；而另一方面，它不像功能主义者设想的那样，自以为提供了一个解释社会行为的全面框架。一个社会的整合涉及两种规范模式间妥协的不断更新。生活世界整合的境遇与暗含于特定世界观结构中有效性声称的更新有着紧密的关系。社会功能整合的条件与那些模式有关，即在那些模式中，生活世界与通过人类交往行为所部分控制的周围环境相关联。这种互相协妥只有通过价值取向的内在化和制度化才能达到（这正是帕森斯所坚持的）。如果这些还不符合系统复制的功能要求，那么社会的凝聚只有在这种功能要求尚未显现时才能保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价值取向基础的有效性声称的虚假特性可能仍然模糊不清，其结果就是交往受到系统的扭曲。　　对帕森斯来说，语言、权力和金钱被描述为社会整合的媒介，而对哈贝马斯来说，语言必须被排除于这一角色之外，因为它隐含于所有的社会行为之中。帕森斯只把语言描绘为其中的一个整合媒介，因为他遮掩了生活世界的解释性质的语言基础。不过，我们还能充分利用帕森斯对权力和金钱的分析，它们被当作目的理性行动扩张和协调的媒介。现代性运动所产生的一种更高程度的理性化是作为"操控媒介"的金钱（在经济中）和权力（在政治中）区分开来的必要基础。每种"操控媒介"都预示着成文法的制度化和家族的分离，对这一点的强调是韦伯的主要功绩之一。作为系统整合的不同领域，经济和政治都扎根于生活世界，从这里它们可以汲取规范的支持和价值的承诺。与此同时，它们假定通过交往行动，可以形成共识专门化的发展过程，这不仅包含了制度上的区别，而且还包含了可以参与到后传统、无主题意志塑造的个性结构的发展之中。

　　从帕森斯再回到韦伯和马克思。在哈贝马斯交往行动分析的末尾部分，他试图将这些观点集中到对现代性病理状况的诊断上。根据哈贝马斯的全部见解可以看出，必须从经济和政治的目的理性制度部分的构成中，分析性地剥离出交往行动的合理性。这接下来意味着韦伯和马克思的关键概念要被修正，因为二者都没有认识到哈贝马斯表达合理性方式的这一区别。对于哈贝马斯而言，脱离生活世界的操控机制，本身并非病态的，而是现代化固有的。因而，这种差别必定要在哈贝马斯认为近期已涌现出来的条件中区分开来，在这种条件中，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础刚好耗尽了经济和政治所必需的支持。这可以被描述成生活世界的一�"内在殖民化"过程，这是对传统的破坏，它威胁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再生产的完整延续。

　　今天，支配着现代社会的张力和冲突必须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特征区别开来。中世纪之后，农民被迫进入城市，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形成，操控过程从生活世界中超拔出来，各种各样的反抗运动也因此被激发。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面对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分化，工人运动成为反抗的焦点。马克思指明，如何从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是现代生产的必要条件。这正是把经济当作一个独立制度化领域的机械论观点之一。可以这样认为，工人运动部分成功地纠正了生活世界和操控机制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而造成的两者之间粗暴的断裂。不过，类似�"抽离"过程伴随着国家政权的进一步现代化，也出现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这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典型例子，因为公共领域在当代越来�"技术化"了。

　　哈贝马斯断言，在当代晚期资本主义中，生活世界殖民化将产生一种新类型的"非特定具体化阶级"，虽然这种影响并非平均地散布于阶级系统中。因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破坏了交往行动的传统基石，而不是用连结生活世界与经济、政治操控机制所约束的行动范围必需的后传统理性形式来替代它们。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有双重含意：在生活世界自身之中，具体化有意义损失或失范的后果；与之相伴随的是在人格结构中也产生了相关问题。从操控机制的视角来看，这种结果是一种动机和合法化匮乏的变形。在哈贝马斯早期著作中，他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认�"动机危机"比"合法化危机"嵌入得更深，但现在看来，它们都与每种操控机制直接联系起来，并且是同样潜在重要的。动机投入的缺乏，造成经济组织维护的许多问题，而合法性的减少则会威胁到整个政治秩序的稳定。

　　因此，哈贝马斯得出结论：今天必须用对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形式及其内在危机的评估来整合批判理论的任务。新的冲突和新的社会运动，已经逐步显示出不同于以前的、根源于生产关系和福利国家的阶级斗争类型。新的社会冲突首要关心的不再是物质财富的分配，更不用说是文化的再生产与社会化了，它们不再遵从与联盟或政党来往的既定的交涉机制。由此也可以断定，作为生活世界交往秩序的具体化表现，它们无法通过进一步发展经济或提高政府的行政技术来得到缓和。这些新冲突及其关涉的社会运动是由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的，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交往理性重新夺回生活世界，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常生活规范秩序的蜕变才能被解决。而这种趋势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那种用重大方式来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征兆，哈贝马斯本人也模棱两可，不过他更倾向于把新社会运动首先看作是防御性的，因为它保护了生活世界免受进一步的殖民化。生态运动和反核运动都属于这种类型，因为它们都特有地与保护自然环境免遭掠夺的动因联系在一起，并且重建了多种形式的公共关系。然而，无论特定运动可能怎样，哈贝马斯坚定地断言，在不远的将来，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弥合"很可能不断持续下去而成为它们共同的起点。他主张，交往行动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如此，而且可以用来指示真正变革可能实现的突破点。这无疑是取代了以前的批判理论模式，而那种模式是建立在当时站不住脚的哲学见解之上的。

　　毫无疑问，要深刻领会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是需要花去很多时间的，然而，像哈贝马斯其它理论著作表现出的特色一样，《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也混杂着令人沮丧的成分。不过，无论人们对其是如何地挑剔，都一定会对哈贝马斯百科全书式的讨论留下深刻印象。可以想象，还有谁能在今天的社会理论著作中，毫不费力地在其思想中涉及如此众多的古典和现代传统，把一端是抽象的哲学问题，另一端是当代的政治焦点联系起来呢？作为哈贝马斯思想的集大成者，这本著作体现了近十年来他所提出的理论观点的总和，同时，它也是一个关于他人著作批判评注的真正宝库（虽然篇幅长了些）。当然，哈贝马斯的著作也一向都受到朋友和论敌的仔细研究，以致于现在都很难再找出其中还没有被人搜集和讨论过的内容。与试图提出任何格外新颖的批判观点相比，吉登斯承认，他对哈贝马斯思想的主要兴趣是其何处是可疑的或者是可以抨击的。然而，在作出这样的评价时，他几乎要使自己精神分裂般地一分为二。因为哈贝马斯的著作有一种系统化的特征，它导致读者身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哈贝马斯有许多追随者，他们设法在他的体系之内工作，提出一些微小的修正，但同时也有许多反对者，他们抵制他的事业。吉登斯坦承自己更倾向于后面一个群体，而非第一个。尽管如此，哈贝马斯的著作还是促发了许多问题，这一状况也象征了�"交往行动理论"中所包含的非凡智力和见识。毫无疑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表现出了令人敬畏的成就，这或许正是为什么在大部分当代社会科学文献被遗忘多年以后，我们所有这些社会理论研究者还将一直以此作为重要研究资源的主要原因吧。注释：
* 本文是根据安东尼·吉登斯1987年首版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一书第10章的主要内容编译而成，该章内容首次发表于《国际实践》（Praxis International）1982年第4卷。由文军主译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Giddens, A.(2000)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