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

《叫魂》与史学的叙事传统

　　《叫魂》的中译本面世两年多了，它在中国学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已经使得今天重提此书有了"炒现饭"之嫌。仅就愚见所及，对这本书比较严肃认真的评介文字已经不少于五篇，其内容涉及叫魂案件的经过、清代中叶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国官僚君主制的特性、以及作者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等诸多方面。论者指出，《叫魂》在讲述一个"盛世妖术"故事的基础之上，"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然而在我看来，以讲述故事的方式来结构一部史学著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表明了史学叙事传统的回归。

　　中国向有"文史一家"之说，史家撰述相当注重文字表达的功夫，许多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传世的文学名著，《史记》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以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之决绝，曾痛诟二十四史为"一人一家之谱牒"，也并不否认传统史著自有其语言和文学的魅力在。西方古典史学同样有着深远的叙事传统，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就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代表作《历史》不是枯燥无味的战争编年史，而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诗，相传他在奥林匹亚朗诵他的著作时，当时还是少年的修昔底德竟感动得涕泪俱下。然而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史学的科学化开始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家希望把历史学变成象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可以验证的科学，年鉴学派则试图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无论如何，无往而不胜的科学主义侵入这门古老的学科，战胜了延续数千年的叙事传统。在所谓"计量史学"的号召下，一些历史著作开始为数据图表、公式模型所充斥，以往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叙述、精巧的布局不复得见，从而产生了历史表述上的困境，史著失去了本应具有的美感和可读性。或许，这是史学面临的另一种危机。在这种背景之下，《叫魂》"讲故事"的形式、手法和技巧就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了。

　　毫无疑问，孔飞力对叫魂案件的叙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叫魂案如何发生，如何引起人们的恐慌，如何蔓延到全国各大省份，乾隆皇帝如何发动对叫魂案的全面清剿，官员们如何应付皇帝的追查质问，最终的结果如何，作者都在书中以精细入微的笔触、轻快流畅的行文娓娓道来，令人不忍释卷。美国《纽约人》杂志评论道，"孔飞力的细节性描述是那样地引人入胜而又令人颤栗，生动地展现了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叫魂》一书传递的信息极为丰富，从横向看，它涉及了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个方面；从纵向看，既有对清初征服年代的回顾，又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比较。但所有这些，都以发生在一年之间的叫魂事件为切入点，从而，一个历史时代的总体面貌通过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折射出来了。译者称此书构建了以叫魂案为中心的一种"大叙事"，可谓一语中的。

　　《叫魂》把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巧妙地穿插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之中，往往在故事情节出现曲折，读者情绪随之高涨的时候，作者却将其按下不表，掉转笔锋去分析论述有关的原委。正如一位书评作者所说，孔飞力就象一个高明的"'鬼话'说书人"，将一段"乾隆年间源于江南水乡的神秘往事"演绎得"有声有色，鬼气逼人"，他极强的控场能力，足以将所有听众牢牢吸引在他的故事当中。全书涉及的理论问题相当多，诸如盛世中的经济隐患、发辫的政治意味及人类学含义、人口向下层流动的社会后果、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的张力等，无一不是对理解帝制晚期中国历史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它们全部建立在对叫魂事件活灵活现的叙述的基础之上，抽象的理论观点被直观、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也更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

　　同样吸引人的是作者优美生动的语言和行云流水般的文笔，这使得《叫魂》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试看下面两段文字：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第1页）

　　1768年7月下旬，炎酷的暑热笼罩着北京城。紫禁城里，人们开始为一年一度夏都承德的转移做准备。在那里，在长城外曾是满族人旧日家园的山丘丛林之间，有着一片按照江南--亦即弘历如同他祖父那样喜欢出游的长江下游地区--的风格与神韵巧妙设计而成的园林。在近八千亩的土地上，坐落着富有南方情调的豪华宫殿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四周是柳树环绕的幽静湖泊。……整个夏季，生活中的幽雅会在这里被勇武刚烈所取代；同时，不管多么短暂，定居生活的积尘也会在这里被这些征服者抖落于足下。（第98页）

　　用这样的语言来撰写一部学术著作，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孔飞力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写作课。《叫魂》不仅在美国大受欢迎，而且中译本第一版的印数已达25000册。在南京颇有名气的先锋书店，一个月之内就卖掉了100多本，老板告诉我，"这本书卖疯了"。以销量来判断一本学术著作的优劣当然是不合适的，但我总以为写书为的是让人去读，即便是很专业很精深的学术作品，在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又何妨以亲切、生动的语言出之呢？布洛赫曾对历史学家们发出了这样的忠告："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在今天看来，这段话仍然是发人深省的。

　　历史学家马敏先生曾撰文介绍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 D. Spence）教授，认为他对西方史学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承续了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西方古典叙事史的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使历史学重新变得多姿多�"。让历史学多姿多彩，是中西叙事史学共有的优良传统，是史景迁一以贯之的愿望，也是《叫魂》给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美]孔飞力（Philip A. Kuhn）著，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334页，210千字，19.80元。)
(原载《现代教育报·教师周刊》，2001年第27期。)


　　 　　 上网日期 2002年0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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