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一个西方哲学的幽灵
--为维特根斯坦去世50周年而作

江 怡

一个幽灵,一个哲学的幽灵正在当代西方游荡……。无论是在分析哲学中还是在现象学中,甚至是在眼下西方最为时髦的后现代思潮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的名字被看作某种象征,某种精神,以致于某种预示,他的哲学被作为任人挖掘的一种宝藏,一种源泉,甚至可能还是一种陷阱。只要研究当代西方哲学,就没有人可以完全摆脱这个幽灵,哪怕是仅仅知道一点当代哲学,也都会对他有所耳闻。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他去世(1951年)50周年之际,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以做纪念。
我曾向不少西方哲学家询问,如果要在当代哲学中选出一到两位重要哲学家的话,他们会是谁。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对我说,无论其他人是谁,都不可能没有维特根斯坦。我在英国访问期间也惊奇地发现,在关于当代哲学家的图书资料中,惟有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书数量居首,这还不包括那些其他主题的著作涉及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所有这些给我留下这样一个深刻印象:他就仿佛是一个幽灵,在当代哲学舞台上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用达米特的话说,维特根斯坦哲学是当代哲学中无法跨越的重要台阶。甚至可以说,没有维特根斯坦,当代西方哲学不知道会又是一种什么样子,至少我们不会在这里谈到"维特根斯坦现象",当然也就不会对西方哲学传统本身提出像今天这样多的质疑和挑战。
那么,我们这样说是不是过分夸大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了呢?是不是有爱屋及乌之嫌呢?曾有哲学家就提出了这样的怀疑,甚至认为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后人如此厚待,因为无论是在人品上还是在学术上,维特根斯坦都算不上伟大和崇高,如英国哲学家格雷林等人。更有哲学家将这种把原本并不伟大的人或物说成是伟大的现象就称做"维特根斯坦现象",这更反映了这些哲学家对维特根斯坦在当代哲学中造成的如此影响所表现出的不满,如我国哲学家邱仁宗等人。
当然,反对和不满只是哲学家们对维特根斯坦的态度,这些并没有消减维特根斯坦哲学本身的价值。那么,他的哲学价值何在呢?其实,我们从当代哲学的文献中就已经看到了这种价值的存在,从他哲学幽灵的游荡中就已经感受到这种价值的重要。我们习惯于把对价值的认定看作一种褒扬的方式,却不知价值的存在往往在于对后世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就维特根斯坦而言,他的哲学恰好有着这样的双面效应: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分析哲学的产生以及语言哲学的最终形成,都根植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而从消极方面来说,后现代哲学思潮对哲学的消解以及"哲学终结论"的再度泛起,又都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留在了西方哲学史的记录中。仅此一点,我们就无可置疑他哲学的历史地位。
"维特根斯坦现象"的提出,既是对类似现象的深层反思,更是对维特根斯坦个人的一种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评价。如提出者所言的这种现象,的确可能存在于西方哲学以及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史中,但以维特根斯坦作为这种现象的代表,则反映了提出者的不满甚至愤慨。而对维特根斯坦表现出这种不满和愤慨,应当说是很正常的,因为维特根斯坦本人似乎并没有给他周围的人以及他的同代人留下很好的印象,换言之,他的个人口碑并不太好。对此,我们从他同代人的大量回忆文献中就可以看出。同样,他的一些非常私人的笔记也透露出他个性方面的一些瑕疵。但所有这些与他的哲学对后代的影响相比,则是瑕不掩瑜、不可同日而语的。令人奇怪的是,既然我们并不因为尼采的品行和古怪个性而否认他哲学的深远影响,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对维特根斯坦这样吹毛求疵呢?
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幽灵,并没有掩饰他个性上的瑕疵,而是更为彻底地揭示了他的人格和哲学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作用。维特根斯坦的个性瑕疵在他写于1914-16年战场上的笔记中可见一斑。他的个性通常被描绘为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对他人充满了猜疑和不解,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接纳。但我们从他的非常私人的笔记中却看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说这些笔记是"非常私人的",是因为它们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录下来的:维特根斯坦采用倒写字母的方式。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这些内心独白,可这种方法本身却也存在着可以为他人解读的可能。正如他自己后来所反对的私人语言一样,他的这种记录方法也并不是一种私人语言。其实他非常希望他人能够理解他的这一番苦心,但又总是对他人怀有戒心,所以就采用了独白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像日记一样记录下来,让笔记本成为与自己对话的"他人"。这种习惯不同于我们通常的记日记。我们的日记总是记录自己每天的思想和工作情况,而维特根斯坦的笔记则是他所有思想的记录,是他与自己对话的形式。据说,他从小就有做笔记的习惯,早在启蒙时期,他就把自己的一些感受记录下来,最初是以日记的方式,后来就变成了随时记录的习惯,无论走到何处,身上都总是带着一些纸笔,把自己的想法随时记录下来,然后再把这些笔记做个整理,将认为有保留价值的东西重新记在统一的笔记本上。所以,我们后来才会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最后财富就是他用来装笔记本的几个大箱子,他的后来思想也都是通过这些笔记本得以保留的。
我们从他的笔记中不仅看到了他的思想发展踪迹,而且了解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他对人对物的看法,他对待生活的认识,他处理他人关系的方式等等。比如,他在1914-16年的战场笔记中表露出了强烈的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对战争的厌恶,对死亡的恐惧,这原本是人之常情,而能够在这种厌恶和恐惧中战胜自我,才被看作是勇敢和坚强。但维特根斯坦天生怯弱,害怕与他人交往,对他人的反应又特别敏感,这些性格特点造成了他与他人之间无法实现沟通。同时,他优越的家庭背景和从小舒适的生活环境,又使他养成了养尊处优的习惯,因而对任何略微恶劣的环境就会自然产生本能的反感,更不要说他是被投入到一个人类相互残杀的战场,投入到被称做人间地狱的死亡边缘。所以,他在1914年8月10日的笔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当我醒来时,就如同是一场梦一样,我好象突然又令人不解地坐在了中学的教室里。就我的地位而言,这也不无滑稽。我是以几乎令人滑稽的微笑来做那些最为低贱的差事的。"他在笔记中反复表达过自己对战争的极度恐惧,同时,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又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打气,为自己壮胆。但对他来说,更为糟糕的是,他必须面对那些在他看来最为丑陋、肮脏的"战友",面对他们对自己的数落嘲讽甚至"折磨"。所以,他写道:"和以前一样,被战友们折磨得很痛苦。我仍然没有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对付他们的行为方式。我还没有下定决心采取完全被动的态度。这或许是一种邪恶,因为相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我是弱软无力的。如果我进行反抗,那么我只不过是在徒劳无益地消耗我自己。"所以,他对外在的环境基本上采取一种漠然的态度,就是说,采取一种不抵抗的态度。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才能使自己有更多的精力继续自己的哲学思考。
但维特根斯坦的内心似乎又并不满足于这种不抵抗的现状,因为在他看来,自由的思想需要外部的环境来保障。没有好的环境,当然无法进行哲学上的思考,就像他在战船上随时都要听从命令,不可能使自己有多的时间来写下自己的思想。他的许多想法也往往与他的性格一样,处于矛盾之中。他就曾这样明确地写道:"现在在我之内这样两种状态交替出现:对外在的命运采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渴望外在的自由和安宁──因为我已经厌倦这样的事情了:必须没有任何意愿地执行任何一项命令。对最近的将来的事情完全没有把握!简言之:存在着这样的时候,在这时我不能只是生活于现在之中,不能只是与精神生活在一起。人们应该将生活中的美好的时刻看作是恩惠,怀着感激的心情去享受它们。在其它的时候则采取较为漠然的态度。"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也是一种我们所谓的"阿Q精神",一种自我安慰的办法。据说,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自慰心理不仅存在于他笔记里,而且体现在他的某些行为中,如对外在的打击采取躲避或经常做白日梦等。这些也使得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形象总是自傲孤僻、不可接近。
人们常说,维特根斯坦的性格如同他的哲学一样是个矛盾体,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也多少存在矛盾之处吗?维特根斯坦性格中的这种矛盾,不过是集中体现了他的个性冲突,而且由于他的哲学名望而被突现出来罢了。我们没有必要为他的性格瑕疵而在评价他的哲学时由此及彼,也不必因他的为人处事而对他的人格说三道四。正如古留加在评价康德时所说的,伟大哲学家的历史事件就是他的伟大著作以及他提出的伟大思想。我们关心维特根斯坦,也是关心他的著作,关心他的思想。历史证明,任何试图以哲学家的个性弱点消减他思想光辉的做法,都只能为后人所不齿。
哲学家思想的伟大与他个性上的弱点并不构成矛盾,唯一的麻烦是,他的个性弱点往往由于他思想的伟大而得以彰显,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夸大。不幸的是,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一个受害者,以致于他"盖棺"近50年,还没有对他形成"定论"。所以他的灵魂不散,所以他的幽灵始终伴随着西方哲学。与他有着同样命运的是海德格尔。虽然海德格尔不是由于个性矛盾,而是被卷入了更大的政治旋涡,但人们对他至今同样无法"盖棺定论"。这是两位在当代西方哲学中都绝对属于"重量级"的哲学家,可却有着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身后之事。海德格尔著述等身,哲学上的地位绝不会因他的政治立场而发生动摇,但维特根斯坦则不同:他的哲学不仅由于他的个性而被大打折扣,而且人们对他的哲学本身似乎也存在着某种"信任危机"。但有一点却是任何人都不会忽视和否定的,这就是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说的,他的哲学无处不在,是当代哲学无法逾越的一步。在这种意义上,我就更愿意把这种哲学看作一种训练,一种训导,一种准备工作,一种"指导思想",指导哲学家们应当如何去做哲学。这样,它就绝不是千万种哲学理论中的一种,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祷文。它更是一个幽灵,一个游荡在西方哲学舞台上的幽灵,在冥冥中引导着西方哲学走向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