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政治儒学对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判断

　　　　　　　蒋庆

民族主义不是从中国文化中产生的，和儒家学说，包括政治儒学，也没有太多的关系。

从历史上来看，民族主义是从西方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运动中产生的，产生以后，就对后发国家，后进入民族国家的国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在印度，这些所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像西方学习之前，本来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印度是一个不重政治的民族，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知识结构中，也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就是在西方，民族国家也是近代的产物。西方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通过军事侵略掠夺殖民地，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抗。怎么反抗？就需要学习民族主义。在这里，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合理性。

民族主义作为西方在近代以来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在很多方面，既有精神道德方面，也有器物、制度等等方面。在精神方面，民族主义要求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同情和认同，要有捍卫的精神，这些都是在西方本身就产生出来的。德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德国文化中产生。俄国等国家在反对拿破仑侵略的过程中，其民族主义也有很多文化的成分。民族主义也涉及到器物、制度等层面，你要保卫国家，你就要使你的国家像西方那些早期形成的民族国家一样，要保证你的国家从制度上能有管理上的最高效率——这里的效率主要是从国防角度来说。例如，在财政制度、税收制度上，必须尽量理性化，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用最快速度的集中国家的经济力量，以适应国防的需要。这些动员功能，在西方古代，在中世纪，是没有的。在教育制度上，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必须最大限度培养某个科学领域的专家，培养的目的，是直接为国家的国防服务。此外还有常备军制度等等，都是自民族国家产生以后才出现的。这些都属于民族主义的内容。

在中国，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产物。我们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民族主义进行评价，我们说，一种健康纯正的民族主义，在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有其正当的价值，这是因为，在世界上有一个公理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托尔斯泰曾经写信给辜鸿铭，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讲道德的民族，西方是强盗，所以中国人不要去学西方，中国人自有道德精神。确乎如此，中国是一个崇尚君子文化、崇尚道德、崇尚良知的民族，它没有西方的霸道、侵略的民族特性。托尔斯泰要求中国人保持中国人的民族特性，是对的，但是他作为基督教徒，作为西方的和平主义者，没有看到，世界除了博爱，还有一个公正问题。西方已经侵入中国，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资源，这种情况下，反抗就是合理的、公正的。儒家不像基督教的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不像佛教怨亲平等这些思想，儒家讲世间的道德上的公正、公义。在侵略的问题上，儒家一直强调要反抗。

在近代中国救亡的历史条件下，救亡怎么救，你用君子的道，你用托尔斯泰劝说的那一套，救不了中国。不仅救不了，反而拱手把中国献给列强，这不符合历史的公正。中国必须反抗，必须救亡。救亡怎么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能用他们这种方法、学他们这种方法来救，除此以外没有办法。因此，中国要学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就是盛洪先生也提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前提下，民族主义有其合理性。只有学到它的民族主义这套东西，学他的强盗逻辑来反抗他，这样才能达到历史中的现实的公义。所以我们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所有的民族主义都建立在国家私利之上，它肯定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又确属没有办法。民族主义是中国人被西方逼出来的，中国人并不愿意接受它。

但是必须强调一点，民族主义，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神圣的民族主义，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走向反面，变成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完全建立在血缘、人种之上的。还有一种民族主义是情绪的民族主义，建立在情绪上面，是情绪的发泄。这种发泄也是反抗。这种情绪型的反抗，在一段时间可以激发起大家的反抗精神，例如义和团。我们说，反抗压迫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缺乏正面的建设性功能。

以儒家传统来看，民族主义是“认力不认德”，讲求的是实力，承认民族主义，就意味着改变中国的传统。中国文化一直是“君子文化”，而民族主义是一种“海盗文化”。海盗讲的就是实力，谁的力量大，谁就称王。在当时的情况下，君子肯定打不赢海盗。你要实现政治中的公正，你就需要学他。

总的来看，对于民族主义，我们的第一个判断是：在当时面临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支配的亡国亡种的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中国学民族主义，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有某种合理性。在现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被它逼出来学这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民族主义是西方近代产生的一个怪胎，是海盗文化的结果。在道义上，我们要否定、批判他。我们学民族主义不是说要保全我们的文化、保教，根本保不住。我们学民族主义，目的是要保种、保国，保全我们的民族。

（蒋庆口述，中评网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