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契合点——伽达默尔对中国思想史的意义

著名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于2002年3月14日在海德堡去世，享年102岁。为了纪念这位大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与文汇报“学林”版于3月18日联合举行了一次题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及其对中国思想史的意义”的学术座谈会。以下是本次座谈会的内容纪要。

无人能及的80年的学术生涯

童世骏（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伽达默尔1900年出生于德国古城马堡，从29岁时以一篇关于柏拉图哲学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到1960年发表震撼包括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学术界的《真理与方法》一书，再到前几天以102岁高龄去世，这位非常重视传统的哲学家，自己也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家传统的化身。在伽达默尔看来，传统是需要通过活生生的诠释活动来延续和更新的。我们召开这个座谈会，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

潘德荣（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我先放一段伽达默尔一个讲演的录像，使各位能对这位哲学家多一些感性的了解。这个讲演作于1998年，那时候伽达默尔已经是98岁高龄了。但大家可以看出，他的思路和表达都非常清楚。其实伽达默尔的晚年生活一直非常丰富、非常活跃。

童世骏：伽达默尔前几年还出版了一本题为《健康之谜——科学时代的治疗艺术》的论文集，讨论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与作为健康之恢复与维持的治疗艺术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题也只有他最有资格谈论，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来说，还是从他的生活来说。

潘德荣：哲学史上好像还没有第二个人像伽达默尔那样有那么长的学术生涯的。从伽达默尔60岁开始，德国哲学界就一直为他过逢十周年的生日，出版纪念论文集。从100岁开始，每年都举行一次纪念活动。今年的活动安排在6月……但我们还是来谈谈他的思想吧。

抵制对科学方法的万能要求

潘德荣：伽达默尔的哲学体系中有三块重要基石：即柏拉图的对话理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辩证法和海德格尔的立于“此在”即人的存在的本体论。这三者的融合，使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展现出了独特的风貌，它的基础就是实践（Praxis）。质言之，就是直接追溯到人们最原初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在纯粹的思辨领域中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此。在《真理与方法》中，他选择了艺术的经验作为突破口，试图从艺术经验出发，来理解超越了我们的意愿和行为而对我们所发生的东西，理解超出方法论自我意识之外的真正的精神科学。

施炎平（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伽达默尔的主要著作是《真理与方法》，给人印象他对方法论是非常重视的。

潘德荣：《真理与方法》一书的书名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人们会以为他在谈论“真理和方法”问题。但是，伽达默尔明确告诉我们，科学与方法在人类存在及其理性的整体中是微不足道的。以致于有一位学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读完《真理与方法》的导言后，居然产生了如此印象，即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方法。

伽达默尔确实没有像施莱尔马赫和贝蒂那样提供一套可以操作的诠释方法论规则。这或许正是伽达默尔的独特之处，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他的研究目的是要揭示所有的理解方式所共有的东西。他所真正关心的是哲学问题，是对一切方法论基础的反思。在这方面，伽达默尔怀着与狄尔泰几乎相同的使命感：反对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理想。他力图证明精神科学的理解现象之优越性，“在现代科学的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万能要求”。怎样才能超越科学方法论呢？这本身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也不是依靠建立完善的精神科学方法论所能解决的。为此，伽达默尔不懈地探寻超越科学方法论作用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专注于理解现象，在科学方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奠定了理解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科学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科学的方法论就由此而变得不重要了，也不是说，人文科学的研究根本就不需要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真理与方法》的主旨须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即这里所展开的问题本质上就不是方法之争，而是关涉对“真理的经验”，而不是理解的方法论。在他看来，诠释学现象本来就不是一个方法问题。

从伽达默尔诠释学中，我们看到了不同于理性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传统，即在古代希腊已开始倡导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亦即“另一种类型认识”——实践理性——的德行。伽达默尔一生都在追求着这样一种智慧。这可以从他收入在《诠释学的构想》（1998年出版）一书的几篇文章中看出。在谈论“友谊”时，伽达默尔通过对“友谊”的分类描述，指出人们只能经历友谊，却无法给出它的定义。理解友谊就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与智慧。如果我们可以把伽达默尔诠释学定位在探索“实践智慧”，我相信可以在这里找到东、西方思维方式交融的真正契合点。众所周知，自孔子与老子以来的中国思维传统，恰恰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

陈赟（华东师大哲学系讲师）：在西方，诠释学经历了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本体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转换。但是，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对于经典的理解和诠释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没有作为方法论来理解。孟子所谓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并不是为了获得经典的原意，而是一种与前贤“结心”（王符）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一个人可以“参万岁而一成纯”，“合前古后今之益以治一日”（王船山），以此方式参与同时代人的生存和民族精神的生成。在这里，理解与诠释并没有被仅仅作为现成的、工具性的权能加以使用，而是被提升到存在的高度，它本身就是引导人充分实现自己人性的道路。而且，理解本身就是作为实践来看待的，“道行之而成”（庄子），它在本性上拒绝任何一种理论性的方法论意识，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理解与诠释的真理始终没有以“诠释学”的身份显现，而是被交付给了活生生的原初体验。这与伽达默尔把诠释学从方法论的哲学意识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是一致的。与对理解——诠释的这种原初经验的追寻相应，中国思想具有无比深刻的时间意识和效果历史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没有以理论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伽达默尔的意义在于，诠释学引导我们以理论性的方式重温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这一点注定了这样一个吊诡：从方法论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的诠释学到了汉语语境中必然作为一种方法论权能被加以使用。中国现代思想对于伽达默尔的接受再次表明了这一事实。但这一点也意味着，对于民族记忆的重温不能过多地指望伽达默尔。

赵修义（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中国人了解伽达默尔是在80年代中期才真正开始的。1987年夏天，华东师大哲学系主办的一个哲学诠释学讲习班，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人来参加。记得《哲学译丛》发过一个诠释学的专刊，把诠释学演进中最主要的文献（包括伽达默尔的一些主要篇章）移译过来，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此后，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接连开了三次哲学诠释学的讨论会，不少哲学界的同仁又潜心研究和翻译，如今伽达默尔在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了。作为一个独领风骚数十年的哲学家，他的学说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颇有启示。首先，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对于语言的重视使得我们对于20世纪西方哲学界“对语言的全神贯注”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启示我们的哲学研究要深入到语言的层次，才能使得我们的哲学与国际的哲学进行对话。其次，伽达默尔提出的“视界融合”、“连续影响史”（效果历史）等等概念、对思想和文化传统的意义以及现代转化的机制的阐述，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澄清了“启蒙”时代那些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影响颇深的观念（如对传统的彻底否定、直线因果论等），无论是对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的研究，还是各门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富有启示的。在西方，伽达默尔诠释学对传统的重视，可以说是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所代表的激进姿态的反动。在中国，人们对哲学诠释学的兴趣也是在80年代初期存在主义热过去以后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时的反思文化问题、重视文化传统的需要。这种需要在90年代当然更大了。总的来说，伽达默尔的学说，尤其是对读者如何解读和理解文本的机制的揭示，对于文化传播和思想教育的实际工作者，都是富有启示的，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有助于摒弃绝对真理的幻觉

王家范（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有关诠释学与人文学科变革的关系，在历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像哲学界和文学评论界那样，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我们更多地是从爱德华·卡尔关于无休止“答问”和“对话”，或者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里，间接地感受到了诠释学的影响。诠释学为何物，我们却很少追索。历史学界有必要花点时间去深入探究诠释学的各种学理，以推动历史观和历史方法论的变革。

我个人对诠释学的好感，首先是缘于它具有颠覆经学主义之类独断论的巨大冲击力，或者说，它有助于我们摒弃绝对真理的幻觉，以多元、开放的态度对待一切传统文本。例如过去我们常说历史学旨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其不证自明的前提是，要是谁宣布把握了“历史的本质”或“历史的规律”，谁便绝对真理在手。可是在诠释学那里，这一前提变得开始不确定起来，已经被消解为“对话”和“游戏”，转换为“（历史）连续影响”（一般翻译为“效果历史意识”）。然而，在西方历史学界，主体性介入的结果，又有“历史是人心中的历史”之说。“过度诠释”导致的主体性的过分张扬，不能不使人们产生另一种忧虑：历史可能被合理解释吗？如果有，这种合理解释的原则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

罗岗（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我想接着赵老师的话，再补充一点。据我所知，80年代国内首次对诠释学理论进行系统介绍的，是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在1983年夏季组织的“后分析哲学”的系列讲座，讲座的题目涉及了后期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等人的当代诠释学著作。有意思的是，这次对诠释学理论的引介不是单纯地出于一种学术的兴趣，而是直接契合了8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的需要，正是出于这种需要，诠释学理论内部——譬如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的差异和紧张并没有获得多少学理上的重视，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的理论成为了“文化大讨论”中处理传统和现代之间辩证关系的有效方法，愈来愈多的人开始认同伽达默尔在《真理和方法》中表述的观点：“传统并不是由我们继承的现成的事物，而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因为我们解释了传统的进程，并且参与了这一进程，因此我们进一步限定了传统。”这就提供了某种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可能性，从而为新一轮的文化变革创造了先决条件。这样来接受理论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不合“学术规范”，可是诠释学理论却有可能在新的语境中激发出别样的活力。这样的“理论旅行”现象可以说贯穿了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的思想历史，的确值得好好研究。

以西方为中心到多元格局的形成

胡晓明（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我和一些同事正在做一项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课题，诠释学的理论对于我们做这个课题很有意义。伽达默尔使中国人重新认识传统，传统不再被视为死寂了的过去，而是被理解为活生生的、在我们身上发生着的真实过程。传统与我们的连续性发源于我们对于文化遗产的解释活动，这样一种活动是世代性的，它既包含着对于过去世代的尊重，也内蕴着对于未来世代的关怀，通过它，人类把自身的存在安置在生生不息的时间意识中，而人文科学的意义（meaning）也因此而逐渐建立起来。人类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给养着自己，从而把自己提升到人性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上述理念，助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如下的良性转化：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到二者的融合、从以西方为中心到多元格局的形成。但我想知道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种问题：如果传统的意义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诠释，我们如何来评价和选择对同一种传统的不同诠释？

现代科学之上的整个文明，有什么东西被忽略了

童世骏：这个问题，大概也是哈贝马斯在与伽达默尔进行论战的时候想要面对的问题。针对伽达默尔对传统的重视，哈贝马斯强调我们对传统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针对诠释学的相对主义倾向，哈贝马斯设法通过对普遍语用学的研究而寻找评价和选择各种不同诠释的普遍依据。针对诠释学强调从各自传统内部出发来进行对话的观点，哈贝马斯强调对诠释学的“参与者”视角，还必须补充以经验社会科学的“观察者”视角。了解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间的这场争论，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伽达默尔的遗产是非常重要的。

从对于中国思想史的意义来说，我认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普遍认同的“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科学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或者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社会科学，把民主仅仅理解为公众意见和意志的简单汇总，那么科学和民主之间是会发生矛盾的；即使两者能够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也是一种很危险的结合。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常常就是不开明的民众意志支配高度发达的技术手段的结果。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提醒我们，在旨在征服自然的自然科学之外还有陶冶人心、教化人类、在不同世代和民族之间促成沟通的人文科学，而只有这种类型的科学，才能使科学技术的社会人文含义得到明白易懂的阐发，才能使日常生活的朴素要求得到系统确切的表达。只有这样，科学才符合人文价值，民主才具有开明性质。伽达默尔曾经说过，假如因为某种研究可能有培养出超人的危险而去阻止遗传学者的研究显然是愚蠢的，因为真正的研究者仅仅是被一种追求知识的热望所推动的。“但是”，他说，“面对着建筑在现代科学之上的整个文明，我们必须不断地询问是否有什么东西被忽略了。如果使这些认识和创造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仍然处于半明半暗之中，对这些知识的应用难道不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吗？”伽达默尔说这些话是在1966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确实已经有可能在实验室里制造出自己的同类了。在这个时候，伽达默尔的警告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著名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190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