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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学园

霍姆斯：法律与法院（陈绪纲译）

法律与法院

——1913年2月15日在哈佛法学院纽约协会聚餐会上的演讲

会长和各位先生：

在那些我们受教导要加以唾弃的众多情绪中，虚荣是最具有哲学意味的。因为如果我们将一个未成年人投进监狱，虚荣促使一个人期待得到其他人的确信，以表明他的工作不是白忙乎一场。如果一个人所渴求的权力不是来自官职而是出自他的野心 (If a man’s ambition is the thirst for a power that comes not from office but from within)，那他永远不能确信任何快乐并非黄梁美梦——他永不能确信自己能加入到大师的行列。同样，一个人接近七十岁时，与看到前线的浓浓战火相比，他更少可能听到战鼓声(Then too, at least until one draws near to seventy, one is less likely to hear the trumpets than the rolling fire of the front.)。我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但我仍身在火线，只有像现在这样不多的时间里才能喘口气，歇息半小时，感受到令人惊颤的希望。这是对一生的工作的回报。

让我把话题转到为大家更为了解的现实来——转向大家耳闻目睹的最高法院，在这个法院我有机会度过了十年的时间。在最高法院，我们都非常平静，但如大家所知，这是风暴中心的平静。科学已经教会我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事物，科学也使得万物接受证实的做法正当了。许多美好和高尚的尊崇被削弱了，但现如今，如果任何制度、体制或信仰被要求证实其继续存在的正当性时，没人能抱怨什么。对我们的存在也有人提出质疑（Doubts are expressed that go to our very being）。我们不仅听到有人说马歇尔（首席大法官）在宣布某一项国会立法违宪时，他篡取了一项宪法未曾授予的权力，而且还听人说我们是某一阶级的代言人——是有钱势力的工具。我收到一些并非总是匿名的信件就暗示我们被人收买了。先生们，我承认这说法令我痛心。当一个人倾尽所能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心无旁骛，一心按照应遵从的规则解决难题（争议）时，知道许多人盯着邪恶的动机，并且为得到一个人明目张胆败坏的证据而欢心鼓舞时，这是令人伤痛的事情。但我们必须站在哲学的高度上看待这些事情，并且试图从憎恶和不信任中看能学会点什么，以及看在它们的背后是否有一些言说不明（inarticulate）的真理的起源。

这些对最高法院的攻击只是对社会不满的人们的（情绪）表达，这些人似乎朦朦胧胧想知道法律和秩序是否要付出代价（The attacks upon the Court are merely an expression of the unrest that seems to wonder vaguely law and order pay）。当那些无知无识的人们受到教导要怀疑（万物）时，他们不知道该相信哪些是可靠的。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让大家了解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不是调查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It seems to me that at this time we need education in the obvious more than investigation of the obscure）。正如我看不出让人们了解一些有关社会和经济的原理有何价值一样，我看不到设立委员会调查高生活费用的问题有何直接的用处，也看不出调查在多大程度是因为黄金产量的提高、亦或牧场的减少、人口的增长，以及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自己吓唬自己而臆造出来的妖怪造成了这种高的生活开支有何用处。大部分人粗略地而不是精确地思考一个事实，即富人们会明智地记住比他们做过的更多的东西（Most men think dramatically, not quantitatively , a fact that the rich would be wise to remember more than they do）。我们倾向于将宫殿和棚屋，在谢丽之类的地方（at Sherry’s）举办的盛宴与工人的提桶（working man’s pail）相比较，而从不去追问付出多大或意识到退缩多少来获取成功的奖赏（还是微不足道的奖赏——因为强有力的人们（the powerful）所在意的唯一奖赏是权力。给予将军的奖赏不是更大的帐篷，而是统率权）。我们倾向于把所有权看作是一个终极（a terminus），而不是看作是一个通道（a gateway）， 而且没有意识到除了个人消费税，大的所有权意味着投资，而投资意味着将劳动力引向最大收益的生产上——就大量事实显示而言，这些收益不单是由少数人来享受，而是由大众来享受。如果我能在我喜爱的这个论题上多停留一会（If I may ride a hobby for an instance），我得说我们应该思考事物（本身）而不是语词——抛弃所有权，金钱等等概念，想一想众多的产品（the stream of products），想一想小麦、布匹、铁路旅行。当我们想到它们时，显而易见的是大众在消费（享用）它们, 他们现在真的拥有实质上全部现存的产品，仿佛所有权属于美国（that they now as truly have substantially all there is, as if the title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同样显然的是，大量的财产现在是由社会来管理的，而私人所有权的职能是事先预测社会需求的均衡点——社会主义同样也得对社会需求作出预测，然而，在追求私利的幻觉之下，这种预测更切实、更敏锐。

我想让公众了解到价格是否公道的问题是由以下事实产生的，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拥有我们想要的所有东西，当社会供给小于社会需求时，问题在于对每一产品公众能拥有多少，不能得到的又有多少，这样最后的竞争落在各个产品（the objects of desire）上，因此，竞争实际上是这些产品的生产商之间的事，我们把劳动力和资本对立起来，而劳动力即出售其产品的集团，资本即所有其他的购买劳动力的集团(that when we oppose labor and capital, labor means the groups that is selling its product and capital all the other groups that are buying it)。万恶的资本家只不过是一个中介人、预测者，以及根据其对未来的社会需求所作的预测而进行调整的人。如果你们相信这些，全体人民对法律的价值便不会怀疑法律的价值。

这是我针对目前的不满情绪所作的一点浮浅的思考（outside thought）。至于包含在其中的真理，人们部分是无能为力的。法律是隐藏在时代的背后的，这是实情，道理亦是如此（As to the truth embodied in them, in part it cannot be helped, it is as it should be, that the law is behind the times.）。我曾经亲口告诉一位劳工领袖，他们所要求的是恩惠，如果一项判决对他们不利，他们就称其为邪恶的。他们的对手也是同样的情形。这意味着法律在成长。因为法律包含着在诸多观念的斗争中占得上风的一方的信念，尔后将这些信念转化成行动，而当仍存在着疑问，对抗的信念仍争斗不休时，法律（成形）的时刻还未到来, 那些（只是）注定要盛行的观念还无权进入法律这一领域。

如果一个法官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同情一方或另一方，并将此不成熟地带到法律中，而忘记这样的情况，即，在他看来是首要的原则，而他一半的同事认为是错误的东西，这是不幸的。二十年前,当开始听说起”社会主义”这个词语,一个模模糊糊的恐惧笼罩全球时,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这样认为这一恐惧转化成了宪法和普通法中并无适当位置的各项原则。法官们易于成为天真无邪、头脑简单的人，而他们需要一些靡非斯特＊般狡猾的东西。我们还需要在明确易见的方面得到教育——要学会超越我们自己的信念，并且通过井然有序的法律上的变迁为我们视为珍贵的东西留有空间。

我不相信世上会有万灵药，在突然而至的毁灭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我相信孟德斯鸠所言，如果一场偶然的战争——我要加上一项法律的通过——毁灭了一个国家，那么一定有一个起作用的重大原因使得这个国家单单因一场战争或是一项法律就随时毁灭了。因而，我对人们现今如此热衷推崇的种种万灵药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不认为如果我们丧失了宣布国会的某一项立法无效的权力，美国就会末日临头。我倒是真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宣布一些州的法律无效，联邦就会陷入危险之中。因为如果一个人处在我这样的位置，他就会看到地方性的政策经常会在那些未受训练具备全国性眼光的人们中占上风，而且会经常采取使得贸易条款＊＊（Commerce Clause）归于无效的行动。而我现在还不知道有任何认真严肃的要求来限制最高法院在这方面的权力。因为对于在目前法律状态下能被恰当地认定为邪恶的大部分东西而言，正如公众眼中邪恶的东西一样，我认为主要的补救就是让我们变得更文明些。

如果我的话站得住脚，那么，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要具备理性的眼光将是进展缓慢的事情，这还得假定允许我们平稳地达到那个目标。而我是在年岁增长时才变得平和起来的。如果我觉得（这些可能是一个老人所担心的）来自新的民族间的竞争会比工人们间的争端刺的伤痛更深，并且检验我们是否能在一起战斗下去，如果我担心我们会以我们无从保持的速度挥霍世界的资源（If I fear that we are running through the world’s resources at a pace that we cannot keep），我并没有丧失希望。我并没有把我对未来的梦想固定寄托在我的国家或者甚至是我的民族上。我认为无论如何文明会持续下去——或许数量会少一些，然而，也许凭借科学会孕育得伟大和辉煌起来。我不认为人类会如蛆虫为它从来未见过、但注定要相逢的有羽翅的动物准备洞穴一样拥有他不理解的宇宙的宿命。因而，在彼此争斗的民族和贫瘠不堪的地球的图景之外，我梦见了和平。

前几天，我的梦图画般地印进了我的脑海。那是一个傍晚，我正沿着宾夕伐尼亚大道往家里走，在靠近财政部的地方，当我朝远处的谢尔曼塑像望去时，落日将西边的天空映照得一片火红。正像瓦格纳的歌剧中骤降的音符，在天际线之下是一些暗淡、稀疏的星星，它们与（城中的）华灯格格不入。我默默地想到：〈〈众神的黄昏〉〉＊＊＊就要谢幕了，我还想到，从那些如恶蛋（evil eggs）聚集在一起的星星上会出现主宰天空的新主人。这就像我们生活的时代一样。而我当时记起我曾部分表达过的、对于不可凭我们的恐惧所度量的宇宙的信念，这宇宙有自己的思想，而且在其内部有比思想更多的东西，当我在太阳西沉之后向上凝视时，我看到在华灯之上星星在闪烁。

（陈绪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