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研究中的极权主义范式（读书报告）
郇建立

转自社会学博客
Achim Siegel, 1998, The Change popularity of the totalitarianism paradigm in communist studies, in Poza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Vol. 65, pp 9-35.

Presented by Huan Jianli

引言
本书的写作背景：作者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极权主义范式在共产主义研究中一直都是最有影响的范式，但是，这一范式随后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把注意力转向了现代化理论。然而，在苏东剧变之后，极权主义范式再次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于是作者问道，极权主义概念的复兴是不是由于它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 在作者看来，我们还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这是因为，学术范式的转变不仅取决于它的认知价值，还取决于一些非认知性的因素（non-cognitive factors），如普遍的政治氛围或时代精神。所以，在研究极权主义范式的复兴时，我们要把它具有的政治性/评价性维度同其真正的认知要素区分开来，而且还要客观公正地重估它的认知潜力（cognitive potential）。

本书的目的：重新评价共产主义研究中的极权主义思路，尤其是要再次考察它的认知潜力。这本书并没有专门讨论方法论和理论问题，所用的经验资料也局限于共产主义体系的历史（偶尔也会涉及共产主义政权与法西斯主义统治的相似性和相互联系）。作者指出了之所以要优先考察共产主义体系的两点理由：首先，共产主义的垮台不仅带来了极权主义范式的复兴，而且它也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历史事实。其次，同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历史相比，共产主义体系的历史似乎为极权主义思路提出了更为严重的概念难题——因为这一体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本文的基本内容：作者首先在广阔的学术和历史背景下，简要回顾了过去关于极权主义思路的争论，包括它的评价性特征（evaluative aspects）和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s）。其次，在这种背景下，作者梳理了一些学者关于极权主义范式的再评价，包括最近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争论以及经典极权主义概念的再评价和再解释。

极权主义范式的“流行周期”
1．极权主义范式的评价性特征及其对范式流行的影响

极权主义在1923年首次出现时就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它反映了法西斯主义反自由主义的目标。后来，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了著名的“极权主义独裁”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基本上是相似的”，它们在概念上不仅有别于西方的宪政国家，也有别于传统的独裁。

显然，Friedrich和Brzezinski关于极权主义的评价是消极的、负面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概念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认知能力。许多人都接受了这种评价，他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仅仅是为了展示情绪上的评价，而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主义体系。

因此，极权主义概念的复兴并不能认为是它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评价性特征反映了时代精神。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种评价性特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极权主义范式的流行，因为认知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极权主义范式争论的认知特征

在50年代中期之后，欧洲的共产主义体系发生了“去极权化”的趋势，军事镇压减少，意识形态的控制减弱。经典的极权主义思路无法解释上述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理论开始兴起。根据这一理论，共产主义体系的结构将逐渐成为一个多元主义的、更多参与的社会主义体系。然而，乐观的现代化理论很快就受到了怀疑。在6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都失去了改革的动力，以至于人们认为，极权主义体系的改革能力以及容忍改革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和共产主义体系改革运动的终结都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作者进一步指出，“布拉格之春”的失败表明，评价因素和认知因素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苏联干预和压制捷克改革不仅仅是引起了极其负面评价的事件，同时，它也证明了共产主义体系不能容忍重大改革的假设。在这个例子中，评价因素和认知因素都有助于加强极权主义的思路。同布拉格之春的失败类似，共产主义体系在1989-91的垮台也表明，它没有能力进行重大改革。

在这部分结尾，作者总结说，仅仅是试图进行重大改革的事实就反驳了先前的极权主义思路，换言之，极权主义体系并不是一潭死水，它并不排斥重大改革；同时，共产主义体系的垮台又驳斥了现代化理论在共产主义体系改革问题上的乐观主义。 极权主义范式的再评价
前面关于极权主义思路的争论表明，极权主义范式的认知潜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需要进一步详尽的考察。为此，前一组作者再次考察了最近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争论，而后一组作者重新评价和解释了经典的极权主义概念。

1．最近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争论

Klaus Beyme重新考虑了极权主义范式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他把常见的极权主义概念分成两种类型：Friedrich的极权主义属于经验主义的比较政治学，而Arendt的极权主义则属于规范性的政治哲学。

Klaus Mueller分析了运用社会学理论研究共产主义体系时引发的争论，他坚持认为，尽管现代化思路具有一定的缺陷，但我们不应因此而放弃现代化理论的所有命题，更不应放弃社会学理论，因为新极权主义的思路并不可行。

Leszek Nowak研究了极权主义范式在过去被抛弃的过程。在他看来，极权主义思路并不是一个应该被完全抛弃的“错误”，事实上，它是一个“不完全的真理”：它在斯大林时代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在后斯大林时期暴露了自身致命的缺陷。

Ernst Nolte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解释了极权主义政权的出现：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出现的首要原因。同时，他还从理解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能够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Eckhard Jesse把极权主义分成了两种主要的形态，即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时期的共产主义。他特别指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存在有助于延长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寿命：“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助于把共产主义政权合法化；如果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存在，共产主义的寿命将会缩短。因此，苏维埃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

2．经典的极权主义概念的再评价和再解释

Franz Borkenau、Sigmund Neumann和Hannah Arendt的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把极权主义政权视为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体系；在他们看来，极权主义体系倾向于摧毁任何前极权主义的和非极权主义的结构与传统。果真如此吗？许多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Johann Arnason重新评价并修正了Borkenau的概念，他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讨论了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产生：二者都是对特定的“西方现代性”的反应。他认为，极权主义政党同“西方现代性”的对立关系不仅表现在极权主义政权的起源当中，还表现在特定极权主义政权的目标、合法性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原则当中。

Alfons Sollner发展了Neumann的概念，前者认为，后者的贡献在于对现代独裁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不仅强调了所有现代独裁政权的共同特征，还揭示了彼此之间的重大差别。

Friedrich Pohlmann发展了Arendt的概念，指出极权主义政权携带着“自我破坏的种子”，这就是它只能短暂存在的原因。为此，他考察了阿伦特极权主义概念的人类学假定。

Werner Patzelt发展了Martin Drath的概念，他借用常人方法学的观点分析了极权主义的统治者打破“旧”事物（旧价值体系）、建立“新”事物的策略和机制，从而把共产主义研究的宏观社会学思路转换成了微观社会学的概念。 Achim Siegel发展了Friedrich的概念，他指出，德意法西斯主义被外国军事力量——外在因素——打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Friedrich的观点，但苏联的情况又推翻了他的看法，因为斯大林主义——内生性地——演变成了一个没有极端恐怖和暴力清洗的政权。

Mark Thompson发展了Juan Linz的概念，指出后斯大林主义体系最好被理解为“后极权主义”体系，因为这一体系既不同于极权主义体系，又有别于“高度的斯大林主义”。在他看来，极权主义政权不会变成民主政权，它只能演化为后极权主义的政权。 评论与问题
这篇“序言”首先解释了极权主义范式在苏东剧变之后会流行的原因，这既有评价方面的因素，又有认知方面的因素。其次，它考察了学者最近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争论以及对这一概念的再认识。显然，上述讨论深化了我们对共产主义研究中极权主义范式的认识。

从“序言”中发现，学者们在该书中着重考察的主要是欧洲的极权主义范式，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案例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中。这不免使我们反思，他们的极权主义观是否适用于中国？是否经得起中国改革实践的检验？我们该怎样看中国的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