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启蒙心态」的理性精神确为现代文明创造了许多涵义深刻的价值领域：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科学技术，乃至自由、人权、个体人格的解放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信念，都是以理性精神为特色的西方人文主义的体现。作为「五四运动」的传人，我们不论对传统文化采取何种态度，都是西方启蒙的受惠者。其实，理性精神已成为当代中国知识份子文化传统中的主流思想，这点无庸置疑。 不过，我们应该真切地认识到「启蒙心态」只是理性精神的突出表现而已，其中因反对神学本体论而导致人类中心主义（a nthropocentrism）和因强调工具理性而产生的科学主义（scientism）都带有复杂的心理情结，常常暴露出侵略和征服的意图。以「动力横决天下」的西潮，虽然为人类开拓了史无前例的繁荣胜境，但也为人类甚至一切生灵带来了危机。社會达尔文主义所显示的竞争哲学不能为二十一世纪提供和平互惠的生存之道已成为东西方有识之士的公论。 我们既是启蒙的受惠者又是启蒙的批判者。作为受惠者，我们不仅要珍惜这份遗产，还应发挥其创造转化的功能，进一步为理性精神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播种生根而努力；作为批判者，我们不仅要剖析西方人文主义的曲折内容，而且要针对因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弥漫全球所造成的危机探求解救的方案。因此，我认为「救亡压倒了启蒙」的提法不够全面。强调应以补课的方式，继承「五四运动」时期以开放的心灵向西方学习是有现实意义的：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科学技术，乃至自由、人权、个体人格的解放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信念都是中国文化所缺少的现代价值。 以学步慢行战战兢兢的严肃态度重新认识启蒙是责无旁贷的文化事业。可是把启蒙精神不能在中国土壤里播种生根归罪於救亡的迫切感却没有很大的说服力。如果救亡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份子共同背负的十字架，那麼由屈辱、悲愤、内疚、伤心种种情绪所交织而成的迫切感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忍受的痛苦。在迫切感的煎熬之下，以学步慢行的危心，采取哀兵的策略，作动心忍性的工夫是向现代西方学习启蒙精神的唯一途径。 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纪，启蒙心态的弊端有目共睹。我们除了要忍耐救亡的迫切感以平常心来进行启蒙的补课，还得从根源处对现代西方文明作全面而深入的反思。以此为背景，发掘传统资源不只民族再生的课题也是人类自救的当务之急。启蒙心态（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一切生灵所带来的危机要靠世界各地的精神文明来化解，基督教、回教、佛教、犹太教、兴都教、道教乃至巫教、神道，和民间宗教既然都有传统资源可以提供，儒家的人文精神当然也有滋养现代心灵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