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yek 捍卫文明免受思想错误之害

彭定鼎 译

历史将铭记HAYEK，他的伟大的探索就是提问为什么我们这么难以把握自由。在其它的当代社会科学家致力于发现运用“科学的”措施取代自由的和自发的人类相互作用的方案时，HAYEK却坚定地致力于研究为什么给予西方世界巨大恩泽的古典自由主义正在被既不带来和平也不带来自由——最明显的，也不带来繁荣——的国家主义（statism）逐步取代。事实上，社会主义的实际经验是如此惨痛，那些主张增加国家干预的当代改革派也不再认为这类控制能够比自由市场和自由的人给予我们更多。。。

对于那些希望在未来给予被压迫者自由，给予贫穷者进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
F.A. Hayek的著作更好的思想源泉了。他对于人类（而且合乎人性的）文明的隐密的机制的细致入微的洞察将在下一个千年里激励我们的理解。——Thomas W. Hazlett，\"F.A. Hayek: Classical Liberal\" (The Freeman, September 1979)

我相信，由Leonard Read建立，他的战友和同志献身其中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所做的正是捍卫我们的文明免受思想错误之害。

我说的不是这样的场合的客套话。我是认认真真把这句话当作对我们的共同事业的最好的界定说的。我仔细地选择了这八个词（The Defense Of Our Civilization Against Intellectual Error），现在我将试图说明其涵义。

首先我想强调，受到我们当前的政治潮流威胁的不止是经济繁荣，不止是我们的舒适或者经济增长率。还要多得多。这就是我用“我们的文明”的意思。现代人感到自豪的是，他似乎是按照他的计划建立文明的。而其实，假如过去某个时刻人们曾经根据当时的知识制定了未来的蓝图并且执行这个计划，我们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不仅会更加贫穷，不仅少一些明智，我们还会不那么文明，不那么道德；事实上我们将仍然为活命而野蛮地争斗。我们的知识的增长和道德的进步——我认为道德的确进步了，特别是对邻居的关心增进了——不是由于有人计划了这些，而是由于在一个基本上是自由的社会中某些潮流得以盛行是因为它们造就了和平，有序和进步的社会。

我们持有的多数价值的出现，包括这些价值的成长，所赖以发生的这一成长过程今天常常被人们说成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不是由对人的目标的明确设计指导的。但是我们的文明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遵守道德和法律的规则的不可预见的也非故意追求的结果，这些规则从来不是人们刻意为了达到这样的结果而设计的，而是由于那些逐渐发展出这些规则的社会在每个阶段比遵守其它规则的因而不那么有利于文明的增长的其它群体有优势。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唯理建构主义（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m）反对的正是这个我们的大多数成就赖以发生的事实。自从所谓的唯理时代（Age of Reason）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理性的人的行为不应受到他不完全理解的道德和法律规则的指导；而且人们认为我们除了那些清楚明确地有助于达到特定的可见的目的的规则之外不接受遵守任何规则的义务。

当然，我们只能缓慢地逐渐地理解我们传统地遵守的规则如何构成文明得以从中产生的社会秩序。但同时，对似乎非“理性的”事物的全面的批判危害无穷，我有时侯认为我所谓的“唯科学的错误对价值的破坏”（the Destruction of Values by Scientific Error）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如果人们接受人已经或者至少应该有意识地创造其文明的观念，这些错误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些错误要求我们放弃价值——尽管我们还没有理解价值的作用，它们却是我们的文明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已经把我引导到我对我们的任务的界定的第二部分来了。我强调我们要斗争的是真正的思想错误时，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应牢记，我们的对手经常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有害的主张都是由非常高尚的理想激发的。在我看来，为我们的理想而斗争的人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以为我们的对手的目标是不诚实的或者不道德的。我知道有时侯由于感到他们大多数是一些不求甚解的不负责任的煽动者而很难不气愤。但是尽管许多追随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先知的人只不过是出于愚蠢或者只不过是到处为害的麻烦制造者，但我们应认识到他们的观念来自一些严肃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最终理想与我们的差异不大，我们与他们在最终价值上也差异不大，但是我们对实现这些价值的有效手段的认识却不同。

我坚信我们与我们的对手之间关于应实现的最终价值之间的分歧比人们认为的要小，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思想的分歧。我们至少相信我们取得了对造就我们的文明的力量的理解，而我们的对手没有理解。然而如果我们没有使他们信服，原因只能是我们的论据还不够好，我们还没有足够澄清我们的结论的基础。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改进作为我们对自由社会的追求的基础的论据。

The Freeman, June 1992, Vol. 42, N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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