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神学发展至今已有十年历史，并已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神学运动。它的宗旨一方面是建设基督教的神学，因而为宗教界所关注；另一方面它又标榜自己的人文性和学术性，因而为学界所关注。在十年的发展中，汉语神学留下了许多值得我们予以反思的东西。



一、「汉语神学」的缘起和发展



一九九四年六月，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研究部（后独立为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刊物《道风：汉语神学学刊》第一期出版。刊名加上了「汉语神学」的副题，这是「汉语神学」一词首次出现在文献中，因而也可看作是汉语神学的诞生。1在〈复刊辞〉中，出版人对汉语神学作出了如下解释：一、以汉语文化的历史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范的基督神学文化；二、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与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以及各种现代主义思想构成学术性对话关系；当今汉语学术界（尤其哲学、社会学、史学、政治学、文化学）正积极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范，非以欧美学术旨趣为风向标；汉语神学亦应建设自己的学术空间和学术典范，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三、它是汉语世界（大陆、台湾、香港、马星、北美华人小区）的各社会地域的汉语宗教学者的共同志业。2



在《道风》第二期上，当时的特邀研究员刘小枫发表了〈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一文（后扩写为《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一书）。稍后，曾于一九九五年在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从事学术访问的何光沪，连续在《维真学刊》上发表了〈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1996年第2期）和〈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1996年第3期）两篇文章，对汉语神学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论证。刘小枫与何光沪的论证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基本思路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对「汉语神学」的根据的论证上。在他们看来，基督神学的根本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圣言），但圣言惟有启示在人言中才能为人所知。因此，语言是神学的载体，启示的圣言必须用人言来表述，方能为人所接受。在理论上，一切语言均可表达基督教神学。



由当时起所倡导的汉语神学，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基督教的一种「神学」，而不是关于基督教的一种「学术」。然而，汉语神学所强调的人文性和学术性却和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一拍即合。此时的中国大陆，对基督教的研究正在兴起和恢复，除少数人受过宗教学教育和训练之外，绝大多数学者是从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切入基督教研究的，而这恰恰是汉语神学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因此二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发生重迭，这就助长了汉语神学的声势，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汉语神学提出后，并在其倡导者的大力推动下，再加上大陆学界的积极反应，可以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没有自己的研究队伍，但它特聘的研究员却有数十人之多。现今研究所每年邀请十数字学者到香港从事短期学术访问，还资助大陆从事基督教研究的研究生到香港短期进修，如今在大陆资助的高等院校已达16家，每年提供助学金约75份，使汉语神学的合作队伍日益壮大。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积极主办或参与各种国际会议，如一九九六、一九九八和二○○五年的三届汉语神学圆桌会议，探讨汉语神学的发展，并积极推动大陆学界与港、澳、台和其它国家基督教学术机构的合作，扩大汉语神学的影响。研究所还为大陆的基督教研究设立了「道风学术奖」（分为奖励学术著作的「徐光启奖」和学术翻译的「艾香德奖」）和「基督教研究生优秀论文奖」，以鼓励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基督教学术研究。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代表产品是大型的《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翻译基督教历代学术典籍，迄今出版近百。除此之外还有《道风译丛》、《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等丛书。这些著作大多已有大陆简体字版，影响巨大。研究所主办的《道风：汉语神学学刊》更成为了世界各地华人基督教学者的讨论平台，所探讨的主题从《圣经》、历代神学家思想，直到现今世界的种种热门话题，可以说是无所不至。



在一定的意义上，汉语神学最初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以汉语文化的历史的思想资源和社会经验发展基督神学及其文化，以形成具有汉语思想文化之风范的基督神学文化」、「在汉语思想学术域建设神学学科，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都正在逐步实现之中。




二、对「汉语神学」的反思



「汉语神学」的口号一经提出，便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这里自有它的特别之处。第一，汉语神学的提出适应了社会的需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渐得到恢复，出现了解基督教神学的强大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实质上是对西方的开放，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根基，成为人们积极了解的对象。汉语神学此时应运而生，把目光看准了中国大陆，可说是正当其时。



其次，汉语神学不以信仰为前提，力主对基督教进行人文性的、学术性的研究，不仅倡导基督教内部（公教、新教、正教等教派）的对话，而且也主张与其它宗教之间的对话，这种博大胸怀消弭了各教派间和教会内外的对立，也是其合作者日众的根本原因。



其三，汉语神学主张挖掘汉语的历史文化资源，从生存体验出发理解基督教神学，这有助于消弭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隔阂。由此观之，汉语神学也未尝不是一种「本色化」神学，只不过这里的「色」已不仅是教会组织、礼仪、语言等方面，而是在思想文化、生存体验等层次上说。



其四，汉语神学力主基督教神学进入中国主流文化，使基督神学成为汉语文化思想的结构要素和人文学术的组成部分，这和中国社会目前的开放精神是一致的。外来文化的融入总是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佛教的传入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基督教的思想、价值观念乃至其神学能否有助于中国社会目前的精神建设，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汉语神学的发展和成功，是应予肯定的。不过，汉语神学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是汉语神学与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关系。汉语神学的两位思想家刘小枫和何光沪，其论证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传统」的问题。3但我们今天面对基督事件，必须透过在具体的语文环境中形成的《新约圣经》。《圣经》固然是基督教传统的基础文本，但它也是传统的一个产品。在以后的年代里，基督教已经发展出一个丰富的传统，这是今日汉语神学不可能避开的事实。



其次，是汉语神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逻辑上来讲，既然强调汉语神学是汉语的，而且断定汉语并不仅是一种符号系统，还包括它所表达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资源。那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当是汉语神学的应有之义，其合法性和生命力也恰恰在于这种「民族性」。在这种意义上，汉语神学工作者只能背负着自己的文化传统、透过基督教的传统、凭借自己个体的生存经验去面对基督事件。这可能会对汉语神学造成某种束缚，但也会是汉语神学的难得优势。



其三，是汉语神学与基督教的普世性的关系。基督教是一个强调普世性的宗教，它从一开始就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基督神学在其传播过程中，大多能够成功地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基督神学的新形态，同时又保证自己的普世性，基督教强大的生命力也就在这里。在全球化的情势下，世界已成为一个「地球村」，汉语神学作为一种基督神学，也应当关注那些日益迫切的全人类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服务全人类。



其四，是汉语神学与体制教会的关系。汉语神学是一种研究而不是信仰，这本来就是汉语神学的宗旨。然而，汉语神学的研究对象毕竟是基督教的神学，众多的基督徒毕竟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汉语神学应当更多倾听来自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声音，更多思考他们的问题，使自己的思想更易于被他们所认可和接受，这对于汉语神学的发展来说应当是有利的。



汉语神学是基督教神学的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汉语神学的讲坛不是在教堂、修院或神学院，而是在科学院、在大学。汉语神学的受众也不仅仅是基督徒，而是所有对基督教有兴趣的人。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它的发展和成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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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如果对「汉语神学」作字义直解，它应指一切以汉语为表达形式的基督神学。若如是，则唐代景教起的历史文献均可列入此范畴。但以往的许多文献大多缺乏一种「汉语」神学的自觉，这恰恰是「汉语神学」倡导者所反对和力求避免的。参见刘小枫，《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页3-4、7-8。

2. 《道风》1（1994），页8-9。《道风》在2000年的副题改为「基督教文化评论」，但并不违背初衷：「推动以汉语神学为主体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与教会性的神学研究和人文学界的宗教研究相互激励，相互促进」（见〈新世纪献辞〉，载《道风》12[2000]）。

3. 这里所说的「避开」，是仅仅就刘小枫和何光沪对「汉语神学」的论证而言的。在实践中，他们都不仅组织过翻译基督教神学著作的大型丛书，而且也都对基督教神学传统进行过大量精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