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


江山走笔（代后记）

　　1．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历史是个动力结构。

　　有春去就有秋来，有潮来也便有了潮往。地球它是圆的。

　　《桃花扇》里唱道：“江南江北事如麻，半倚刘家半阮家，三面和棋休打算，西南一子怕争差。”它这里说的其实是个均势道理，更唱出了天下兴亡的契机。所谓借男女之情，写的其实是“兴亡之事”。不过《桃花扇》唱得好是唱得好，只可惜作者乃是事后的诸葛亮--或许这便是康熙欣赏孔尚任，但同时又不能不防着他的缘由所在。

　　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多少年之后，当陈寅恪瞩目于“西南”这“一子”，而将“中古史”编织进西北、西南和东北互动之“结构” 中时，他也获得了超出书生和乡愿的战略洞见：说到天下大势，无非螳螂捕蝉，忌惮的其实是黄雀在后--唐朝极盛之时也难以征服东北，主要是由于西南地区，主要是吐蕃对于它的牵制使然。

　　此即他脍炙人口的中古史提纲之论：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200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强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籍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而吐蕃之强盛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换句话说，如果从结构互动的角度看：“东北”的命运，其实一直栓在“西南”、“西北”的裤腰上。非但如此，陈氏观察中国历史，一谈“阶级统治关系”，二论“政治革命”，三尤着力于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三管齐下，这三板斧砍出了中古历史一片新天地。特别是第三点，寥寥数语，即将吐蕃（西藏）、南昭（云南）、西域（新疆）、西北（甘陕晋）、蒙古各部与遥远之高丽（东北）一线穿起，将关陇之地与西南、西北、东北边疆置于同一互动之结构中。一旦获得这一结构视野，他便有能力将所谓“江南江北事如麻”这笔糊涂账，逐一解破；进一步，更可谓发两千年历史运动之机窍。自汉唐至大清，天下兴亡多少事，成败尽在此“结构互动”之中矣。

　　从北周遗事到“关陇府兵”，自“则天改制”到“安史之乱”，历史乃是循环前进的。作为“从资产阶级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过渡的关键桥梁”（万绳楠语），陈寅恪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的，正包括这一结构互动的历史观。这其中洋溢着中华民族继往开来、从四分五裂走向辉煌之盛唐的高度自信和乐观。陈寅恪并非像民国版“中国文化”代言人余英时先生所谓，是“兴灭国、继绝世”的所谓“文化托命人”、“前朝遗民”，而是有继往开来视野的战略家。实际上，他对于国民党统治和旧中国社会的态度，恐怕也是与余英时等“民国遗民”截然不同的。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先生（吴祖光的父亲）在1949年大军进城时写下的大横幅：“秦皇汉武皆旧事，开天辟地毛泽东”，其实正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盼望天下清明的知识分子共同心声。陈氏对于中国学术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在多民族互动的战略视野中，重新发现并抒写了中国西北和西南，而中共建政以来的“大三线”建设理念无悖，更不必说“关陇府兵”与延安政治之间不谋而合的历史暗喻了。可惜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某种刻意的宣传播弄，陈寅恪毕生的学术贡献，只剩下了可怜见的“最后的20年”。他皓首穷经的学问，在某些人眼里，仿佛也统统不过是对共产党、新中国“破坏文化中国”的托物牢骚而已――曲解乃至误解陈寅恪，实以当今为最，所谓“大山临盆下了群耗子”，陈寅恪天上地下有知，八成会跟这些谬托知己者没完。

　　如果中国是一盘棋的话，那么自古以来，将关键一个筹码落在哪个“子”上，那就十分地要紧。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已是山穷水尽、江河日下，于东南和西北之间，痛苦地选择了西北，于海防与边防之间，不得不选择了“筹边”。1828年道光指挥平定了英国人支持的西北张格尔叛乱，1908年光绪拼尽最后一口气妥善处理了西藏问题――大势已去，孤注一掷，看起来这无论如何下的都像是一步死棋。也正因此，一味“筹边”的大清在东南沿海一败涂地，至今还惹得中外无数事后诸葛亮们嘲骂、鸹噪。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着说话的自然都是不嫌腰疼的；而在某些与时俱进者眼里，仿佛连魏源的以“筹边”带动“筹海”、“引夷”入内陆决战、“志西南洋所以志西洋”的战略视野，估计也早已属于封建糟粕，不在“海洋文明论者”话下了。

　　但是，一旦考虑到自18世纪中期以降，中国西边的远近邻居们--奥斯曼帝国、伊朗、印度--如同多米诺骨牌，纷纷被英、法、俄分割解体，如果考虑到早于鸦片战争之前约半个世纪，中国之西大门就已经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洞开的危险，假设再进一步，一旦考虑到咱们西门所面向的是今天中国发展的命根子--石油资源，那你若还说清朝在山穷水尽之际把战略重点压在西南、西北，而不是东南沿海，是它鼠目寸光，闭关自守，压宝压错了地方，那就只能说明你眼睛长期只顾盯着“海洋文明”，难免小便宜赚尽，到头来吃大亏的没准还是自己。

　　众所周知，17世纪的中后期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换的时期。但与在这一时期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发明了君主议会制度相比，意义更为深远、重大的政治制度创新，乃是在亚洲的腹地所发生的新的制度形式。正是依据这些新的制度形式，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帝国才得以奠定。这些新的制度形式主要包括：1691年，康熙为了调解咯尔咯蒙古各部纠纷而创立的民族协商制度--多伦会盟制度；1709年，康熙为了调解蒙藏纠纷而确立的中央仲裁机制--达赖、班禅与中央驻藏大臣共治西藏的“驻藏大臣制度”；随着削平地方军阀“三藩”势力而形成的西南地区的“土流并举”和“改土归流”制度等等。

　　如果说1688年以降的英国“光荣革命” 创立的议会君主制度，其贡献是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形成了各社会阶层互动的制度形式，从而为“现代性”奠定了基础，那么，17世纪中后期发生在亚洲中部的这些制度创新，则为在一个极其辽阔的大陆上多民族的、庞大的人口之间的和谐共处，奠定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政治制度基础。这一制度形式，不仅是大清在19世纪的风声鹤唳中得以基本稳定西部版图的根本，而且，在今天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它更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深刻的政治资源。进一步说，对于当前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业而言，如果眼睛仅仅盯着17世纪后期以降西方现代性的政治遗产，却忽视同时发生在亚洲中部的伟大制度创新对今天的启示，那么，这样的历史视野、这样的“政治观”就将是单一的、狭隘的和片面的。

　　而中国的活力与动力，其实更多来源于其内部不同地域结构之间的互动与和谐。自古以来所谓“正统”，指的也无非是洞悉这一结构的互动与和谐之道，而并非一家一姓、一门一派的独占。因此，从“论十大关系”到东西部统筹、协调发展的构想，正因为体现了此种“天下观”，方才合乎圣人道。 　　西村纺花东港撒网，北疆播种南国打场。长城内外是故乡――此所谓：举天下之力，行万世之法，中华民族江山有思，圣者混一天下，然后为正统。

　　2．“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世界历史也是一个互动的结构。

　　正是按照这“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贡德?弗兰克（Gunder?Frank）等经济史学家方将全球经济体视为一个“多边多角”的结构。所谓“天时、地利”，也就是说某一国家、某一阵营在历史进程中、在结构运动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世界霸权的升降转移。19世纪伊始，世界历史最关键的变化就是：中国和亚洲丧失了它在这一结构中的“地利”，才不断走向衰落；而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中，占尽了“地利”的英国，则因此走向世界霸权。

　　19世纪以来之“地利”（英文叫做location）变迁，是指19世纪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形成。而1804年则是个确切的分界线，从那时候起，英国利用印度殖民地的产品，扭转了它在中英贸易中的长期劣势。从此，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多边三角贸易结构，源源不断为英国的发展积累了资本。而随后，英国--北美殖民地--亚洲之间更大的三角贸易结构，则形成了一个现代世界经济结构的主要框架。正是这种结构的多边互动，在某一历史时刻使得某个利益集团处于“顶尖”或者“角”的位置，这个位置意味着收益将集中于一角，而代价却扩散到整个体系。这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天时地利”。

　　19世纪的英国正好处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位置”（location），而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的原因。当我们将英国的兴起置于这种结构运动中去观察的时候，所谓英国产业之超前乃至文化、国民性之优越，都将变得不值得一提。而说白了，中国之衰落，天时、地利之丧失其实是根本，“人心瓦解”则是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才会有所谓“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洞彻和醒悟；这种境界的醒悟，我以为当然要比空谈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自由市场全球化”要高明一些。

　　当然还有一条也的确是个事实：19世纪的英国武装走私贸易集团，以“武力”改写了全球政治经济结构，而中国则是被人家的船坚炮利，从“地利”的地位给打了下来。既然打不过人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因为胳膊根子粗这一条当然也是个“硬道理”。

　　换句话说：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列强在欧洲内部分裂所导致的长期军阀混战中，终于锻炼出了一个法宝--船坚炮利，而中国在经历康乾盛世之后，在蕞尔小国的穷兵黩武面前被打得满地找牙，仿佛一霎那就盛极而衰。这一切也不过说明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欧洲是以它内部的分崩离析、军阀混战为代价，收获了富国强兵的进化论，练就了胳膊根子粗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而中国则以它的维持内部大一统的长期和平发展，到头来反而陷入了屈辱挨打、四面楚歌。

　　19世纪以降，科学、民主、自由、市场，看起来中国仿佛样样都缺，但是说到底，在那个适者生存的虎狼世界上，她最缺的也不过就是枪杆子罢了。

　　而漫长的20世纪，中国绝大多数时间一穷二白，吃不上馒头穿不上裤子。20世纪的中国仿佛什么都缺，但是我们却拥有了两弹一星。如果说区别，这才是根本的区别，这也才是导致18世纪以来的世界结构，在20世纪发生了大翻盘的硬道理。

　　说到底，正是20世纪的三场战争，最终扭转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抗日战争将日本皇军请回老家，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东北，越南战争逼迫美国从太平洋的那一端向中国伸出和平的手掌。20世纪100年，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人死不能复生，“翻盘”的代价举世无双，换来的那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而所谓“站起来”，就是指20世界后期以来的中国重新获得了她丧失了近200年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是指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世界不得不与中国平等相处的同时，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与地位更非任何西方国家可比，而这些更吸引了有着共同传统价值的亚洲周边国家的眼球。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使得在19世纪解体的“大中华”经济圈得以在21世纪重构，“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正是指这个互动的新结构的形成，或曰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产生。

　　汉唐以降，中国逐渐完成内地与西南、西北之混同；而自宋至清，又历千年艰辛，方完成内地与东北混同之局面，故经历两千余年筚路蓝缕，方有中华之版图大定。而自鸦片战事骤起，东南沿海从此成为“新边疆”，故自《海国图志》之《筹海篇》以来，如何应对西洋资本帝国之挑战，则为近两百年来之战略新课题。

　　然而，这课题的关键却是：中国必须以“整体”而不是内部分裂的方式来加入世界秩序。因为近代以来，欧洲恰恰是以内部的分裂、“民族国家”群雄并起，才开始了它们的近代。于是，19世纪以来，中国人仿佛什么都必须向欧洲学，也仿佛什么都能够向西方学，但是只有内部解体、分裂这一条，要学它，那却是万万也不能够。为什么两个世纪以来，救亡不但压倒了启蒙，而且救亡、维护中国的统一，实际上也应该、必须压倒一切。发展当然是个硬道理。但是在这个道理之上，还有更硬的道理，那就是分裂与统一。不能以分裂为代价去换取发展，造成分裂还不仅仅是个“千古骂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发生某个地区性的、局部的“分裂”，它也绝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这个总体结构上分出一块那么“简单”，因为从结构互动的视野看，它意味着“天下”塌下一角，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结构整体的失衡，从而产生不可收拾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这就是当年康熙所看到的，如果听任噶尔丹分裂蒙古一小部，那么那整个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会随之分裂。

　　两个世纪过去了，中国被证明是惟一一个没有通过内部分裂的方式，而是将原来的帝国版图带进了“现代”的国家。若没有这样的版图，如此庞大的人口被挤压在远为狭小的空间里，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灾难性局面，这恐怕是我们今天所不敢想象的。而今日的欧洲竭尽全力，却还没有完成它的“统一梦”，因此，中国与“西方”这两百年来的恩恩怨怨、成败得失、代价收益，也就不是一句话、一种“硬道理”就能说得清的。

　　何必如此斤斤两两，患得患失，还是放开些视野为好。祖宗留下一句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的无非是让我们彼此扶持，纵是千难万险，那也“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最终能以统一的方式度过了18～20世纪这一劫，正是由于中国不是哪一家、哪一姓、哪一个人的中国，中国是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是一家。如同年轻时听侯德健的歌：“天地之间，五千多年，花谢花儿开，放过五千遍。太阳下山，太阳上山，日日夜夜，黑白多少年。多少黑白夜，多少岁岁年，我们老祖先，经营到今天。不变的天，一样大地，天和地之间，我们永永远远。”慷慨悲凉，思之令人泪落。

　　所谓“天地之间”，也就是“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公的世界，便也是“易”的世界，或者说是面向“天时、地利、人和”不懈运动的结构，此为前人所开拓之“天下观”之真知灼见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全新的形式展开之原因。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尤为今天我辈须臾不敢忘记、亦不能忘记。

　　1935年10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诗人毛泽东曾经这样描绘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里面的中国：“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1962年，毛泽东在修改《实践论》时曾经感慨：有人想留名，有人想留财，我这辈子，只要能给人民留下点“文”就很知足了。

　　“中国有哲学吗？”“有所谓中国现代思想史吗？”――这就是今天某些邯郸学步者的梦话，只是他们从来也没去想一想，今天“先进理论家们”顶礼膜拜的福柯、德里达们究竟是谁的学生。没有《实践论》《矛盾论》，哪来的“结构”、“后结构”？没有“三个世界的理论”，何来沃勒斯坦、萨依德？没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何来卡尔?施米特的新政治观、新主权论？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贯千秋”。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3．天时、地利之外，那就是人和。

　　近代以来，中国天塌地陷，仁人志士呼天抢地，求告无门，而大概也只有那当年被我校才俊们轻视的毛润之，才想到了平头百姓的力量。当一切都丧失了的时候，他说：世界上万事万物中，只有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枪，没有炮，没有吃，没有穿，但只要咱们中国人还在，则心就不死――这道理听起来并不难，难的只是像他那样如是说，也便如此践行。

　　天时、地利是硬资源，而人心则是软资源。能将人心凝聚在一起的，那就是“文化”――“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尽管文化究竟是什么，中外说法莫衷一是，但无论是英国人将其理解为“心灵的栽培”，还是德国人将其理解为“凝聚人心为制度”，以及当今欧美贤达所谓“文化政治”、“文化认同”，所指的其实都是凝聚人心的那个文化力量。

　　然而，中国所谓文化，并非是指定于一尊之“文化霸权”，其基础在于历史结构冲突中形成的“人心向背”。庄周所谓：“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中国者”，大意显然在：“文化”并非尽出于中国，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不过视其有无于文化、典章制度上继往开来、融会创造新制度、新文明之能力。若丧失此创造新制度、新文明之能力，则“中国亦新夷狄也”（刘逢禄（《秦楚吴进黜中国表序》）。故与王朝帝国的“中国”相应，尚有一文化典章制度之“中国”在。不断开创凝聚世道人心、社会和谐的制度形式，此文化中国、 “礼仪”中国之谓也，文化中国、礼仪之邦，意即指此融会创造新制度文明之能力。

　　因此，“天下”不仅仅是指天时与地利，而且就更加指“人和”，指将人心凝聚起来的文化、典章制度。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丧失了文化创造力，也就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办法。也正是从天下人心的角度，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凝聚世道人心的高度去理解，故庄周叹曰：“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此千古之叹，非仅就春秋战国而适用。

　　人心散则天下散，人心合则天下安，人心所向，则文化制度立。两千余年来，如北方大曲之于长安，佛陀石窟之于平城、河洛，满、汉、蒙、回、藏建筑之于北京、承德――此礼仪融会、文化典章制度创造更新，历历在目，无不是当时人心所向之造物。故《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中国者，百家之学或称而道之。”

　　从人心向背去理解“天下”，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凝聚世道人心――即文化认同和文化政治的高度。这种“礼仪中国”、文化中国的信念，既是王朝帝国合法性之保证，亦是对历史上王朝帝国政治的批判，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更为中国历史上之改革提供强大动力。所谓社会革命，绝非单纯的物质和经济改革，而是文化的推陈出新，是文明的兴衰起伏。否则，一切的改革不过是胼胝，所谓的“发展”终将落入自设的陷阱。陈寅恪先生既指“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而又于“文化建设”孜孜以求，力图发扬光大者，正如其著作整理人万绳楠先生所谓实出于此“文化政治”、“阶级政治”之目的。

　　而从“天下”的角度去理解文化，文化必定是多元的、平等的，它绝非特指汉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更非“传统”二字所能概括。当今学者所谓“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者，追根溯源，论亦出于此。因为方今之时，以“人心向背”为指归的“天下”观，与近世以来，按边境和人口划分之“民族国家”观，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来按“世界市场”和“国际法”划分之“主（霸）权国家”论，区别甚大，尺度更是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方才为现代中国之“主权形式”提供了文化的、人心的，而非单纯是种族的、市场的前提。而无此文化与人心之内在前提，所谓“现代中国”、所谓“56个民族大团结”、所谓“大中华经济圈”均亦无从谈起――由此可见，“礼乐之制”并非仅存“虚名”，“天下”构想并非皆是空想，“大势所趋”从来植根于“人心所向”，这就是我辈须臾不能分离之文化现实。

　　从这样的历史回到现实，21世纪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正面临三个发展的瓶颈：一、高速发展带来的自然资源的短缺；二、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风云变幻；三、东西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协调和差距的拉大。而后者之险尤其险于前者，因为它正潜移默化地瓦解着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威胁着世道人心，从而为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课题。

　　阿瑞吉（Arrighi）、弗兰克（Frank）、彭慕兰（Pomeranz）、杉原熏（Sugihara）、王国宾、黄宗智等国外学者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18世纪后期，中国之所以从“康乾盛世”突然衰败，发生了雪崩一般的效应，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高速的经济发展受到了自然资源和全球霸权结构调整的限制，长期经济领先的中国，反而落入经济和市场“内部低水平竞争的陷阱”――用今天的话就是：18世纪后期中国的衰落，恰恰是由于片面发展经济、内部竞争过于激烈，而忽视了国家凝聚力的问题所致。

　　按照麦迪逊等学者的经典研究，1830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占世界1/3，大大超过了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在1840年它却被GNP不足自己1/10的英国打败了。在这个意义上，清后期发展的是个人财富，而不是国家能力和社会凝聚力，大清不是不富，而是不强。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19至20世纪挣脱这一陷阱，实现复兴，除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运动之外，文化资源在其中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以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为标志的伟大的社会改造运动，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的优势，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成功组织起来。中国现代新文化调动人的因素，即高度的凝聚力，不仅仅导致了杉原熏（Sugihara）所谓经济上的“勤劳革命”，而且它也是保持中国统一，并建成一个强大国家的基础。正是靠着这一切，中国最终改变了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回首漫长无际、山穷水尽、艰难后死的20世纪，在天时、地利皆失的状况下，幸而中国人心不死，而据此文化方得以再造重生。决定天下兴亡的是人心向背，决定人心向背的是文化创造。作为中国人，对此我们更应该感同身受。

　　这也许就是我的朋友黄纪苏曾经写到的：“陆地淹没了，你就在海上飞翔/海洋干涸了，你就在天上飞翔/天雷滚动了，你就在火里飞翔/火焰熄灭了，你就在苦难中飞翔/过去倒下了，你就在未来飞翔。/未来退却了，你就在现在飞翔/现在迟疑了，你就在心灵中飞翔/心灵败坏了，你就在创造中飞翔！”――我以为，这是对新世纪痛楚的歌唱，也是献给逝去的19－20世纪的很好的一首赞歌。这歌词如此令人感奋，使得我时常在懈怠中奋起，去写那些令“正人君子”们深恶痛绝的文字。 　　“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此时此刻，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在整整60年前说过的这些话，如同磅礴的力量，正从大地的深处缓缓地升起。

　　当编辑这一系列文章时，我也想起周围许多像纪苏这样的朋友们：李零、汪晖、张承志，他们以自己感人肺腑的歌唱、暴风骤雨般的思想和浩然正气的文字为语增光，作为他们的读者，我受益良多。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平先生、普林斯顿大学严海蓉女士于此书出版前就部分篇目提出批判意见，二位浸润我所关切的问题既久，躬行实践之志尤令世人感佩。黄平先生领我走进大地和民众的深处，教我认识祖国山河之壮美；而在普林斯顿，海蓉帮我打开世界的视野，学习一种崭新的“中国观”。没有他们的直接点拨，本书的思考恐将无以成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诗人感时之辞也，“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旷古慷慨悲歌也。“有亡国，有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呜呼，吾辈不闻此忧患文明之心声，久矣！

　　倘承博学君子不误会此文笔之本旨，而于讹谬之处多有纠正，笔者不胜荣幸之至！

　　丁超君为出版、编辑此书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笙歌管弦说何事，烟雨山河换谁家”，淡雅俊逸的气质为江南所特有，他细致的修饰使拙作不至如北国砂砾般粗暴――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韩毓海

　　2004-7-23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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