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现代世界中的古代之眼
海裔
朝圣山之思
一
去年年初，我曾经在“朝圣山之思”上写了一段“回到古代”的文字，说明一个读书设想：理解古代，从而反思现代；打通观念史和社会史，从而获得一个整全的视角。出于这个设想，几个学习法律的青年人组成了一个学术团体，坚持每周读书和讨论。我记得第一天活动的时间是四月一号愚人节，恰恰是星期五。“星期五小组”的名字就由此而来，第一是因为在星期五读书，第二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如同愚人一般无知。原来设想的读书也许和上课不会有很大的区别，只不过有更多的交流而已。一年半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读书活动不仅仅是让我们多学了点东西而已，更重要的是彻底地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读书活动本身带上了不可理喻的魔力。只要讨论一直在进行，不论会达到何种结论，都会给讨论者带来莫大的愉悦。我们会为读书而逃掉最重要的课程，仅仅是因为，读书让我们感觉到上大课是一种浪费。在每周五——现在是周六，内心之中就有一个声音召唤我们集中在一起，阅读前人伟大的书籍。我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读书场地，一直是在打游击：借过老师的办公室，占过小教室，在茶馆和咖啡厅里也读过书，但无论在什么逼仄的地方，只要几个人在一起，那里就是古希腊的广场。我们能看到祭火在我们中心燃烧。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称作我们独特的生活方式。
二
“理想国”这个译名一开始就错了，Politeria 既没有“理想”的意思，也没有“国家”的意思，它指的是城邦的政制——整个城邦的生活方式。“城邦”与地域无关，与人口多少无关，城邦就是一个公民活动的一个空间，在其中公民得以展现其自身的德性（Arete）。柏拉图在《政制篇》中进一步揭示了，不会朽坏的城邦存在人的灵魂之中，城邦本身就意味着公民灵魂的正义秩序。一个德性的城邦无疑有着严格的边界，一切为了必需品而活着的人，都被排除在城邦之外。
“政治”一词已经被现代人习惯性地理解为现代国家的治理，但这个词在它的古希腊源头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政治意味着公民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展现自己的德性，而与权力斗争没有必然联系。暴力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因为公民的品质要求只能通过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说使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的观念，自由意味着作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资格。但这种政治决不抹杀多样性。相反，它是在多样性基础上建立的和谐。古典的城邦思想家们一直是以高于政治的原则为政治活动寻找依据。这种想法来自希腊人的德性观念。每个人的灵魂都有一个守护神。期的城邦政治以神性的原则而得到展开，当神性逐渐失落后，哲学取代了神性的位置。基督教兴起之后，是用宗教信仰代替了哲学原来的位置。但基本的世界图式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
“哲学”，就其原本的意义来说，它就是一种观照本原的生活方式。它关心的是人如何过一种善好的生活。这样，哲学活动实际上具有政治的内涵。但它并不关心知识本身的效用，如同培根在一千年之后相信“知识就是权力”那样。知识就是观照本原的实践，知识就是美德。
在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中，古代世界的景象已经被我们自己的世界所遮蔽。当波谱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以自己狭隘的思想来攻击他根本没有理解的古希腊人时，他只不过是犯同样错误的无数现代人当中的一个。我们怎么理解古代人？除了阅读他们的书并暂时接受他们论证的前提之外，还需要实践古代人的生活。那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现代国家的内部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城邦。
三
一个读书小组可以通过阅读古人的书籍而部分地体验城邦的生活。我们共享某些事物，即对哲学生活方式本身的认同。每个人的内在气质都可能不同，而这正是在讨论过程中所需要展现出来。但为了讨论的完整和有成果，一个人还有必要节制他的性格中的某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我们无法理解古人为什么在城邦政治学中强调个人的的德性。在这样一个友爱共同体中，并没有理论和实践的区分，理论就是实践，它们的关键意义都在于，它们是生活方式。
但这种原初意义上的“政治”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友爱共同体内存在。国家没有这种政治，因为国家关心的只是对公民肉体的治理，只要公民以某种方式“活着”对国家来说就已经足够，至于个人如何从“活着”上升到“生活”，国家并不关心。现代国家，尤其是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国家有时也举行类似古希腊这样的公共仪式。我们长久以来被欺骗，以为这就是真正的公共性，殊不知那仅仅是一种伪公共性而已
。“公民社会”，“公共领域”这样的概念，以及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都寄托了对古希腊的追思。但在这个被治理法则渗透的社会内部，真正的政治像雪山上的空气一样非常稀薄。也许，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感到激动：在一个有3万多人的校园里，也许只有像我们这样的极少数人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
但连接我们的并不是这种可能是“集体妄想”的东西，而是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张力。古希腊，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古代。这样一个参照系对于观照这个国度建立的现代性制度是非常有意义的。现代性的源头在西方，与西方的古典传统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但是我们毕竟是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的国民。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需要回到这个国度自身的古代。其实，这也是尼采，海德格尔，阿伦特，斯特劳斯对西方传统的追思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回到春秋，回到秦汉，才能真正理解我们自身的处境，正如他们只有回到雅典或者耶路撒冷才能理解当前他们的处境一样。我们已经走出来了，总有一天是要回去的。这并不是乡愁的作用，而是因为，现代性已经把一切历史上的人或者事件变成了我们同时代的景象。
四
当伯林提出他的价值相对主义的时候，他补充说自己总生活在表层。表层之下是什么？我们发现他实际上是预留下一个位置，给完美者，无论完美者被称为上帝，真理还是第一推动力。完美者对于有限的人来说，永远是一个必要的参照系。人朝向不知名的完美者——这是哲学生活所必要的信仰基础。以哲学为生活方式的人不是无信仰的，他坚持运用理性，但保持一个朝向——因为这种朝向正是理性得以充分运用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持这种朝向，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与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作斗争——不是顺从和负担，而是获得创造和命名的力量。
因此作为城邦的读书小组也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坚持追问的前提是，追问者认为追问是有意义的。只有承认这种追问的意义，一个团体的集体追问才有可能。这种意义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正如你可以设想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宗教徒，但都是有神者。尼采不也是吗——他的全部的貌似渎神的哲学其实是对神存在的一个证明。
五
这就是星期五，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同伴。笛福在这部小说里面其实已经提出了阿伦特的问题：人的条件是什么？把人放到这种极端的环境之中，从而展现人与神，人与兽之间的界限。我们思考的并非这样的问题，但思考应当从这样的基本问题开始，将它设定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不是说中国太缺少有深度的思想吗？一个原因就在于以往的思想者设定了太糟糕的起点，以至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不育就是流产。一群青年人打算去担负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担负，这还是一个构想。基本问题是很难面对的，那是一种在绝境中的战斗，一个人达到了他与神和兽之间的临界点，也许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牺牲。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坚强到这种程度，但生命是慢慢坚强起来的。也许我们因为脆弱而无法坚持下去，但生命需要这样的记忆，无论是为追忆，礼赞还是哀悼。
伟大的古代人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当思想和生命无力的时候，我们转向他们寻求力量。无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属于这个读书小组。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其他人的脸上带着虔敬，但眼睛深处是锐利的目光。
六
写作本文是个人在星期五德性城邦中的一个政治行动，但我希望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此。这个缺乏公民传统的国度迫切需要一种公民精神，使得现代性的制度真正运转起来。但不要指望国家的普法教育来培养这种精神。那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控制和治理。它制造出貌似公共性的东西，但后面还是旧的面孔。真正的公民精神来自这种城邦的实践。它从国家，从虚伪和谎言的教育那里夺回对自己灵魂的治理权。只有具有独立的灵魂，我们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公民，使国家机器为公民的有尊严的生活而运作。
也许这只是一个现代人在梦中的胡言乱语。他睡了一觉，梦到了古希腊。他醒着吗？我们醒着吗？在现代自以为清醒的幻觉中，我们如何防止沉沉睡去而丝毫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