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马汉广

全球化、哈贝马斯、世界新思维

　　1998年六月哈贝马斯在\"布兰特之家\"论坛发表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后民族格局与民主的未来》。在这篇文章中，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他指出：\"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领土主权原则\'。国家观念和国际观念在民族国家中是分得一清二楚的\"……。\"随着全球化的来临，随着现代性批判的逐步深入，民族国家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或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范畴，都已经充分暴露出了其弱点和弊端。\"他认为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观念将在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受到冲击并发生动摇，因而要对其进行调整，甚至是彻底转型。（参见曹卫东《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2000年第1期）这篇报告虽然是针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欧盟的前景所讲，但它表达了一种观念，而这不仅是哈贝马斯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一种思想观念，那就是不惜一切地推行其\"人权高于主权\"的全球战略。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世界舆论哗然。此时哈贝马斯先生又在《时代》周报发表文章《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公开为北约武装干涉南联盟辩护。他在此文中指出：\"在古典国际法框架下，这意味着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即违反了不干预禁令。但在人权政治的前提下，这一国际社会许可的（虽无联合国授权却也是默认的）干预应该理解为用武力实现和平的使命。按照这一西方的阐释，科索沃战争将意味着从国家间的古典国际法向世界公民社会的世界公民法演变过程的一个飞跃。\"他还说：\"这次干预乃是对受迫害的少数民族（与宗教）族群采取的紧急救援措施\"，这\"是武力逼迫他们接受一个保证所有公民具有同等权利的政治制度。\"（《读书》1999年第9期）在这里哈贝马斯把西方的人权政治理想阐述得淋漓尽致。即他们希望将人权不仅局限在道德的范畴之内，而是要把它法律化，成为一种凌驾于各国主权之上的世界法律。

　　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且不去论它的是非曲直。我们要讨论的是把哈贝马斯的这些言论和20世纪90年代西方推行的全球化战略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信心和出发点。苏东解体使西方世界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快意和信心，30多年的冷战结束以后，突然一夜之间仿佛西方独步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所以一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们忙不迭地打出了历史终结的旗号。他们要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当下历史之中，不遗余力地推行其全球化的战略，甚至不惜以经济制裁和武力去实现他们这种推行下去的决心。

　　但时间进入了21世纪，我们姑且不论他们推行全球化战略的具体进程如何，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哈贝马斯今年4月份到中国来访问，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沟通，并在中国做了数场学术讲演。在这些讲演之中哈贝马斯的态度变得比较谨慎，他很少提人权对主权的挑战，而更多是谈到人权问题受到主权立法者的制约；谈到人权问题的文化间性，强调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之间人权问题所受到的影响和制约；谈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的重要性。

　　而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哈贝马斯在今年10月14日接受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做的答谢讲演《信仰与知识》，在这里哈贝马斯又重新阐述了他的行为交往理性的思想，提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就连对待9.11美国遭到恐怖主义袭击，和美国采取一系列的反恐怖主义行动这样的事情，哈贝马斯都变得极为谨慎。他不再倡导用武力来实现某种使命了，而是指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不是一个（军事）战争。在恐怖主义之中，也同样体现出不同的世界之间灾难性的沉默和碰撞。这些不同的世界必须超越恐怖主义者和导弹无言的暴力，而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语言。面对着冲破一切国境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全球化，很多人期待着另一个政治的回归：不是霍普斯最初设想的那种全球化的治安国家－即在警察、情报机关和军队的层面上，而是一个全世界的、推动着文明化进程的建设性政治。此时此刻，我们除去对理性和一点点自我觉悟苍白无力的期望，别无选择……。\"（士柏咨询网）

　　哈贝马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西方世界的晴雨表，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西方世界，或者说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西方世界的政治决策的。哈贝马斯的观点的转变说明了西方世界在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许多新问题的出现，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模式和思维定势，开始变得比较现实地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了：那就是他们不再把资本主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强加到其他民族身上，不再急于把整个世界纳入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当下历史之中，而是更加关注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交流、合作，关注多边主义的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美国这次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恐怖主义联盟就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说全球化作为一种国际间的经济技术的密切合作，这是一个现实的趋势，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根本用不着谁去推动，更不需要用什么强制的手段，经济制裁以及武力来进行。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求得自己的处身位置，求得自己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有一席之地，都不会甘心置身其外，都会主动寻求机会加入这一世界大合唱之中。中国过去的入关谈判，现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对这一现实大趋势的一种主动适应。

　　然而当这一自然的进程遭到破坏，当西方世界以一种急功近利的思维定势来主动推行这一进程时，这种\"全球化\"就带有了一种浓厚的霸权主义色彩，变得难以让人接受了。因为他们推行的全球化策略不仅是经济、技术的合作，而是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的全面的一体化的策略，也就是要把整个世界完全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世界模式之中。这不能不让那些非西方国家和民族产生疑问，这种统一的模式，统一的规范是由谁来决定的，这种模式和规范是否公平、公正，它是否适合我们这些非西方国家，是否适合那些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关于这一点过去一段时间里已经有过很多的人都在探讨，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探讨，连西方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担心。

　　今天看来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从理论上讲，这种统一模式与规范的设想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谁有资格来定这样的规范呢？当然不可能是由发展中国家来决定，只能由发达国家来定。而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发达国家要求我们完全开放市场，允许他们自由投资和自由销售商品。这样就必然要挤垮我们的民族工业，使我们这里完全变成他们的产品加工地和廉价劳动力市场；在现实中这种设想也是不成功的，因为各个民族、国家各自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多种信仰形式和信念，还远没有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大融合，以后是否能够出现这样的统一的世界文化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就匆匆忙忙地抛出所谓\"一体化\"的策略，很显然会遭到众多的民族的反对，甚至会酿成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至于暴力和战争。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亨廷顿就提出21世纪可能是一个文化冲突的时代，主要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演化成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幸的是真的被亨廷顿言中了。但我们平心静气地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说，这一切的发生和西方世界在20世纪末期急于推行他们的所谓的\"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是有关系的，即他们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战争的边缘。他们要以武力来实现和平的使命，结果是引发了更大的战争和灾难。

　　所以我更喜欢今天西方世界的这种务实的态度，更喜欢今天的哈贝马斯。

　　　　上网日期 2001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