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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造反与制度紧张——关于霍克海默与哈贝马斯之间的冲突
－－曹卫东
　　
　　 　　
　　1958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内部曾爆发过一场学术造反运动，轰动一时。发起人是当时刚刚担任阿道尔诺学术助手不久的哈贝马斯，而矛头所指则是所长霍克海默教授。关于这场学术造反运动的发生原因，具体情况，及其暴露出来的社会研究所内部在学术制度上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对后来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哈贝马斯本人学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影响等，有关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研究著作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只字未提，从而使之悬为一个难解之谜。我曾经在《读书》杂志1999年第2期上撰文《哈贝马斯：步入公共领域》，用以介绍哈贝马斯前期的思想发展，其中虽然简单提到了他与霍克海默之间的这场冲突，但苦于当时手头缺乏文献资料，因此未能作详细介绍和深入分析。
　　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和霍克海默档案馆（Horkheimer-Archiv）访学期间，这方面的文献重又引起了我的注意。根据对文献的整理和阅读，以及与有关当事人的交谈，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一些前因后果。现在看来，事情的发生是比较突然的：1958年9月，时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霍克海默正在休假，为自己安排退休之后安度晚年的住所。突然，他在29日那天致长信给他的好友，社会研究所代理所长阿道尔诺，点名道姓批评他的学术助手哈贝马斯“思想过于活跃，言论多有越轨”，并希望阿道尔诺能“严加管教”，同他认真地交谈一次，尽量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否则，任其发展下去，不但对哈贝马斯自己的学术发展不利，还会危及到整个社会研究所的思想认同和政治立场。
　　为了便于大家更好地了解情况，现把霍克海默的这封信摘要翻译如下：
　　
　　
　　泰蒂，
　　
　　我曾多次说过，要对哈贝马斯发表在《哲学评论》杂志上的文章说上几句。这篇文章有力地证明了研究所内部正在发生变化，对此，我们曾经有过讨论。但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推心置腹，把这个问题谈透。在您去林茨（Linz）之前，我们曾通过电话。当时我只是匆匆地翻阅了这篇文章，现在我又细致地读了一遍，更加觉得我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个聪明人不断强调自己在精神上是多么的超越，说他设法找到了研究所，并且指出，在这里呆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一年多了吧？——，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经验可能都不见得会有增长，也不见得会理智地去思考当代现实，在这里只要满足于阅读，耍耍小聪明，参加一些哲学讨论会，就足够了。哈贝马斯在这篇文章中引以为榜样的是马克思的早年著作，对您以及我们共同思想的理解却是支离破碎，并勇敢地提出了他的尖锐批评。
　　哈贝马斯这位辩证法先生坚持要从事内在批判（imanente
　　Kritik），并一再坚持革命是哲学的应有之意。他的结论是：“唯物主义批判必须通过对整个历史语境的分析，来证明其在具体分析中的穿透力”。哈贝马斯还发挥了他先前文章中的观点，认为今天“错误”的过剩经济比起百年前的短缺经济更容易导致“类的自我意识”走向“对非理性统治的反思”，也就是说，走向“无产阶级革命”。
　　哈贝马斯把哲学看得和社会学一样有力量。马克思在他那里象个稻草人，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不应该有精神科学问题”。马克思不应该堕落为一位“经典作家”，因此，哈贝马斯从马克思那里继承过来的规范就成为了“适用于经验研究”的福音书。哈贝马斯教导说，必须予以克服的是纯粹的哲学，包括知识学。他强调认为，“哲学必须自我扬弃，并在实践中付诸实现”，他还指出，哲学“并不是它所要求的那样，能够实现人的解放”。可是，按照他所说的去做，我们也并不能从哲学当中脱身出来。
　　哈贝马斯所说的非纯粹的“实践—政治哲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如他所言，这种哲学依赖的是“不确定性”（Ungewissheit），“这种不确定性源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无克避免的紧张，只有通过哲学作为哲学的自我扬弃，不确定性才能消失”。哈贝马斯要么是没拿不确定性当一回事，因为他实际上早就知道了克服这种紧张关系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纯粹哲学之外的实践—政治哲学，通过“类的自我意识”，一句话，通过革命。要么就是真的不确定。他满篇都在讲“哲学的扬弃”，事实上不过是一种夸张的唯心主义罢了。
　　哈贝马斯宣称他要建立一种哲学，他开始称之为“绪论”，后来又借用梅洛—庞蒂的概念，称之为革命“实验”的“批判序言”。……但现在，哈贝马斯可在我们社会研究所就职，我非常希望这些助手们能拿出最低的责任感来，哪怕是他们在杂志上发表我们无法干预的文章，也应当如此。哈贝马斯关注的核心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早在纳粹执政期间，我们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靠革命来拯救是行不通的。哈贝马斯声称，革命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他丝毫也不顾及由此会带来的后果，而且他还批评马克思没有“公开承认”这一点。
　　哈贝马斯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他的确跟我们，特别是跟您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但他就是没有学会处理与社会经验有关的东西。……或许，他做个作家专门从事写作，将来会更有前途一些，否则他会给社会研究所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来对付目前的局面，促使他到别的地方去扬弃和实现他的哲学。
　　
　　 马克斯
　　
　　
　　（摘译自《霍克海默全集》，第18卷，第437—452页，S·Fischer
　　Verlag）
　　
　　
　　霍克海默对哈贝马斯的不满可算“溢于言表”，在列举哈贝马斯观点的种种不是时，甚至忍不住用起了挖苦和讽刺。尽管如此，霍克海默在信中表达不满的同时，还是颇有克制的，他没有忘记以长者和老师的身份，给予哈贝马斯以“谆谆教诲”，大有只要表示反悔就网开一面，既往不咎的意思。后来阿道尔诺也确实按照霍克海默的吩咐，找哈贝马斯认真地谈了一番。可惜，哈贝马斯非但没有领他老师的这份情，反而在“迷途”上越走越远（比如霍克海默信中补充提到的《大学生与政治》的导言），直到一度与社会研究所分道扬镳。对此，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有过交代，这里就不再赘述。
　　在具体分析冲突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哈贝马斯那篇让霍克海默恼羞成怒的文章究竟谈了些什么。文章题为：《关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讨论》（Zu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 um Marx und den
　　Marxismus，1957），最初发表在《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r
　　Rundschau）杂志上，后来作为附录收入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Suhrkamp，1993）一书。
　　严格来讲，这篇文章的学术性并不是很强，而更多的是偏向文献评论和背景解释。哈贝马斯在文章中根据当时的历史现实以及政治局势，对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比较评述。哈贝马斯认为，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这么两个，一是马克思的《巴黎手稿》重新发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再就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革命实践上对西欧社会所造成的或潜在或直接的威胁。哈贝马斯认为，当时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以上两个主题展开讨论的。
　　对于《巴黎手稿》，哈贝马斯区分了三个不同的讨论语境，分别是：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在联邦德国，关于《巴黎手稿》的讨论实际上是1933年前政治文化氛围中一场未能了结的争论的继续，参与的有所谓的“修正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卢卡奇，布洛赫，阿道尔诺，霍克海默等，他们继承罗莎·卢森堡的路线，反对列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反对列宁过于直接地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为一种政党学说，而置其中的社会理论内涵于不顾；再就是“宗教社会主义者”，主要有蒂利希（Paul
　　Tillich）和斯坦因毕希尔（Theodor
　　Steinbuechel）等；此外还有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包括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他们组成一个共同的阵营，反对的是以施密特（Carl
　　Schmitt）和容格尔（Ernst
　　Juenger）等为核心的青年保守主义及其右翼革命运动（即所谓的“保守主义革命”）。1945年，对于联邦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是个转折点，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学术名词和“博士选题”，因为人们从马克思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作为一位古典哲学家在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而不是一位革命领袖在现实改造中的非凡作用。
　　法国的情况和联邦德国可谓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活跃，加上国民阵线一度执掌内阁，为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注入了现实的活力。科热夫（Alexandre
　　Kojeve）从1933年到1938年在巴黎所主持的哲学讲座，为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了基调。科热夫根据当时刚刚出版的《巴黎手稿》和《现实哲学》，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结合起来相互参照，对比阐释，认为他们之间没有显著的不同，倒有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归根结底，马克思和黑格尔所论述的都是一种历史哲学。在哈贝马斯看来，科热夫的观点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源时，没有忽略其中的政治内涵。因此，哈贝马斯指出，科热夫所阐释的是一种存在主义的革命哲学，它不但为理论界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左派政党的欢迎。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和东欧，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对于《巴黎手稿》的发表，官方的态度比较明确，就是彻底否定，并坚决予以批驳；而学术界则抱有浓厚的兴趣，并认识到其对于重新解释马克思的重要意义，比如布洛赫及其众多学生就提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并对当时政党和政府行为中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提出了批判，后来这股潮流逐渐发展成为我们所熟知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此外，他们还对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地意识形态化提出了批判。
　　哈贝马斯最后解释说，他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不同的语境，来对比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就和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巴黎手稿》最初是在这些地方引起反应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透过这些地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看到后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政治现实”，一种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力求彻底改变现实的“政治理论”。前者是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后者则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和“理论化”。
　　正如霍克海默所说的，哈贝马斯在系统评述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过程中，潜在地亮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他看来，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或“理论化”以及“意识形态化”，并因此而忽视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义，都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哈贝马斯这样认为，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了联邦德国，特别是战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里面也就把他的两位老师给包括进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为首的所谓法兰克福学派是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镇。哈贝马斯对社会研究所研究计划的不以为然，流露于字里行间。这自然是纸里包不住火，难免要引起霍克海默的敏感和反感。
　　现在再集合霍克海默的信件和哈贝马斯的文章，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霍克海默与哈贝马斯之间冲突并不复杂，关键一点在于对“规范研究”与“经验分析”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概念的相左看法。霍克海默强调指出，社会理论必须具备牢固的经验基础，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开展规范分析，经验分析的目的不是立刻付诸实践，而是形成理论（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则坚持认为，以霍克海默为首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过于看重经验研究的基础地位，而忽略了其规范基础的建设。此外，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之间，他们也没有把握好关系，因此，他希望能从规范的角度，对批判理论做出新的发展（意识形态批判与社会批判相结合）。同样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精神领袖的选择是：通过改造世界，进而解释世界；而哈贝马斯作为第二代核心人物的追求则是：首先解释世界，但最终必须彻底改造世界。
　　哈贝马斯后来的努力充分证明，他的思想的确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逐步铺展开来的，历经多年（从二十世纪了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历经变故（与霍克海默之间的冲突，与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aecker〉之间的冲突等），历经挑战（与左派之间关于学生运动的争执，与伽达默尔之间的“解释学争论”，与亨利希〈Dieter
　　Henrich〉之间的“形而上学争论”，与福科之间的“权力批判争论”，与罗尔斯之间的“民主理论争执”以及与斯洛特狄杰克〈Peter
　　Sloterdijk〉之间的“基因技术争论”等等），未曾有丝毫的松懈和妥协。
　　事隔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场冲突，其起因或许不是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当然也没有什么必要再去追究了。毕竟，哈贝马斯的学术造反举动并没有象霍克海默痛斥的那样，给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认同和政治立场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学派的认同和凝聚力，促进了两代人之间的学术传承。霍克海默本人后来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否则他不会那么爽快地把自己的教授职位传让给哈贝马斯。有学者曾形象地指出，这次学术造反举动是“俄底普斯情结”在哈贝马斯身上起作用的结果。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的反叛，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弑父行为”。这种说法虽有牵强，但也不无幽默，并道出了其中的一些真义。
　　但在我个人看来，这场冲突的一个更重要的后果在于，它向我们透露出了一条信息，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种现代学术制度，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天衣无缝，铁板一块，用简单的“批判”概念就能完全概括起来的，而是充满着不同的紧张关系，甚至是矛盾关系。我们知道，单单这一个“批判”概念，就有“社会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规范批判”与“经验批判”，“哲学批判”与“实践批判”等重大区别，更何况学派内部一直都存在着学科上的差别，所谓“科际整合”，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强项，但也是其紧张之焦点。
　　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只是社会研究所内部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仅仅是由于他们二人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才显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们之间的代际冲突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同辈人之间也是摩擦不断，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与弗洛姆之间围绕着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直至最终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诺曼（Franz
　　Neumann）等人关于“权威国家”的法哲学理论，在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拟订的总体研究计划中一直被排挤在边缘地位（据说被排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兴趣有所抵牾），默默无闻，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尔库塞的激进主义哲学则完全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的理论前提等。
　　到了后来，哈贝马斯与福利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之间在规范研究与经验分析上长期难以协调等；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愤然离开社会研究所，转往英伦发展；杜比尔（Helmut
　　Dubiel）因为不满福利德堡的“强权领导”，决然辞去副所长的职位，到吉森大学任教，所有这些都是其内部紧张关系的明证了。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我们或许还是应该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更多地发掘和分析其作为学术制度内部所存在的紧张性乃至矛盾性，而不要把目光仅仅盯在其貌似同一，实则不然的“批判的理论命题”上。
　　
　　
　　
　　
　　
　　
　　
　　 2000年4月4日曹韧生日之际
　　
　　 写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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