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儒学的活水流向世界——《杜维明文集》编序
郭齐勇

转自孔子2000网站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以全部的身心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伟业。他不仅艰苦卓绝地在北美“传道、授业、解惑”，影响了众多的西方学者与学生，而且风尘仆仆，席不暇暖，来往于北美、西欧、东亚、南亚之间，以仁心、学养、慧解、听德与辩才，通过历史研究及哲学分析，代表儒家与世界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传统，与现代思潮诸流派交流对话，开拓了西方儒学论说空间，并且返输东亚与中土。他是当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儒家型的公众知识分子，集学术研究、培育学生、人文关怀、社会参与于一身，响应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对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对西方以外的“现代性”及现代人的存在危机作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反思，创造性地提炼、转化东亚文化和儒家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并将其传播、贡献给人类社会。 杜维明先生的学术生涯，至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或阶段。1966年至1978年为第一个时期。1966年，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而努力。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20世纪90年代迄今为第三个时期，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开拓理论和实践空间，是杜先生1978年以来关注的焦点。面对21世纪，杜先生批评西方的话语霸权，积极参与关于儒学与宗教、儒学与生态环保、儒学与人权、儒学与政治自由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人文精神、全球伦理的的对话，尊重并响应各方面对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批评，倡导儒学之活的精神在当代学术、商业、企业、媒体、民间社会、社会运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各层面发挥积极作用，并身体力行。 杜维明的儒家论说，不在概观，也不在知性铺陈与体系建构，而是如孟子和马赛尔(G.Marcel)所说的“掘井及泉”——从具体存在通向普遍价值，重在钻研、挖掘、创造性诠释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与现代意义，重在人类学、伦理学而不是形上学。 杜先生对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认为它所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无穷无尽的发展，从个人修身，一直到成圣成贤。杜先生认为，它的意义，绝对不仅仅限于道德实践的范畴，而是有着相当深厚的宗教内涵。圣贤人格作为体现其超越性的最高理想，却可以激励人们进行长期不断的奋斗，成为现实世界中的人体现其生命价值的内在动源。这种理想人格、理想境界的追求，不排斥宗教，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和终极信仰，又可以具体地落实到现实世界的日用伦常、外王事功与自我修养上来。这是儒家的“哲学的人学”。儒家的人文主义与宗教精神并不相悖。 针对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问题——“人的问题”（人是什幺？何为人？人的意义？），人与超越界、自然界、天下、国家、社群、家庭之关系的疏离（异化），文化与文化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冲突紧张，杜先生自觉突显儒家修身、为己之学。杜先生的长处在于，他极其敏锐地发现西方社会当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他对西方现代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神学、分析心理学、历史学和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学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通过对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宗教存在主义者马丁·布伯、保罗·蒂利希、马赛尔的批评吸取，通过与史密斯、列文森、史华慈、陈荣捷、狄百瑞、艾律克森、罗伯特·贝拉、赫尔伯特·芬加勒特等思想家师友们的切磋问难，反过来检视、批评并创造性转化儒家思想的诸多层面，尤其是其价值内核。杜先生以儒家的人论（人的观念、人性、人的价值、做人、成人、人际关系、道德自我）为中心，全面而又有重点地阐发了儒家人文资源与东亚价值理念。 杜先生的学术思想渊源不仅仅是孟子学与陆王心学，不仅仅是先秦与宋明儒学，不仅仅是前两代的现代新儒家，特别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先生等，而且还包括上述西方思潮与学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西方思潮与学者对他的影响更大。他以多元开放、广结善缘的心态和虚怀若谷、宽容豁达的听德，与欧美或亚非的学者们不断地对话，受到他们提出的诸多问题的“问题性”或“问题意识”的启发，再进一步修正自己的看法，又作出新一轮的响应。因此，杜先生始终抓住儒家身心性命之学及其核心价值，不断阐发，不断挖掘，不断完善，不断沟通。这不仅是由具体语境造成的，而且是针对着活生生的提问者背后潜藏的“问题意识”的。换言之，杜先生提供给当代世界的是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信息，他的论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儒家对人类所永恒关注的和当下紧迫的那些问题所作出的有自觉性的答复。杜先生是一位开放性的新儒家，他反对划地自限，反对自小门户，反对狭隘性，提倡胸量、心量、“仁量”，尊重佛教、道教、基督教（广义的）、伊斯兰教等各宗教与思想传统，尊重儒学内部和各国儒学的各种思想传统。正如他多次指出的那样：儒家、儒学不专属于中国；从历史上看，韩国、日本、越南均有自己的儒学传统；从现实上看，随着东亚社区遍及全世界，随着“文化中国”的存在与“文明对话”的深入，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支健康的力量，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现代化的建设。 杜先生的解释理路及论说之创新要点，大体上有这样一些：

1、人与天道、自然的“存有的连续”。中国传统哲学及其宇宙论的基本特点是连续性、有机整体性、动态性和辩证发展，即把宇宙看作是连续创造活动的展开，把宇宙，同时也把自我看作是流行不已、创造转化的开放系统。人与天道、自然取得和谐，并且参与天道、自然创造活动的前提是自身的内在转化。

2、身体的重要性与“践形”和“体知”。中国哲学没有身心二元的分剖。儒家重视身、形、体及其修养和训练，强调“修身”“身教”“身体力行”“身心之学”和“体察”“体味”“体认”“体会”“体证”“体验”“体之”或“体知”，表明用具体的经验在生活中实践，用整个的身心去思考，是成为真实的人的途径。从身（体）、心（知）、灵（觉）、神（明）四层次发展人格的身心性命之学，是把文化密码建立在生物密码基础上又彻底转化生物实质，使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人学。“体知”超越了西方认识论的结构，包含了脑力智能、心灵与身体，在宗教体验、美学欣赏、道德实践和理性认知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3、儒家的“自我”——多重关系网络的中心及其不断扩充与转化。杜先生把儒家的主张看作是在一个不断扩展的多重关系的圆周中的自我的发展。这可以由一层层的同心圆来表示：家庭、邻里、各种形式的群体、社会、国家、世界，以至宇宙、超越界等等。这些同心圆的最外一圈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个人与家庭、社群、国家、人类、自然、天道之种种关系，在自我的发展中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儒家的“自我”既避免孤立绝缘的自我中心，又不丧失个体的独立性；不约化社群，而是要通过社群；通过社群然后才能通天。儒家“自我”的发展是双轨的，一个是横向或平面的扩充，一个是纵向或立体的深化。以上两个动态过程整合的结果是人格的造就，是天、地、人三材的融合。

4、道、学、政等向度的展开。传统中国的社会空间较大。传统儒生关切民生与政治，批评当下，参与社会，重视文化价值，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某些精神。所谓“道”，是核心价值、终极信念；所谓“学”，是学术传承；所谓“政”，是经世实践。这三者是相互配合的。儒生修养自身，具有道德资源和人格力量，有抗议精神，追求并护持“道”。在儒家，道德的正当优先于政治上的利害。儒家的民本思想、抗议精神、批判精神与以德抗位的传统中，有可以与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相配合的因素。

5、仁与礼之间的创造张力。“仁”是内在性的道德，有形而上的理据，有道德宗教的涵义。合于“礼”、实行“礼”（ 社会关系）的过程是人性化的过程，它可以被看作是“仁”在特殊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人不能没有“礼”而生活，它是当下社会的规范、标准、秩序，但如果失去了“仁”，“礼”会变成形式教条或支配性的社会强制，使人不成其为真实的人。孔子消弭“仁”与“礼”之间的冲突的方法，在于维持着两者之间的创造性紧张，并且从事道德的自我修养。

6、儒学的宗教性。轴心文明时代，世界上几大文明几乎同时出现了“超越的突破”。过去西方学术界把“超越的突破”理解为一元上帝的出现，肯定外在超越的实体，以作为对现实意义世界的最后评判标准。这是以犹太文明的特定模式作为典范的。以此来理解中国的天、道、上帝，印度的梵天，佛教的涅盘，结果都出了偏差。后来有思想家对“超越的突破”进行修正，提出以“第二序反思”的出现作为轴心文明的特色。反思的对象可以是超越外在的上帝，也可以是人本身，也可以是自然。杜先生认为，中国的“第二序反思”是儒家所代表的对人本身的反思。这一反思包括具体活生生的个人、自我，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关系等四层面。儒学的宗教性就是要在凡俗的世界里体现其神圣性，把它的限制转化成个人乃至群体超升的助源。儒家有它独特的终极关怀，并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这是一个体现宗教性的特殊形式。儒家的内在资源非常丰富，其宗教性、超越性有特殊的义涵，我们不要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就匆匆消解掉了。

7、“启蒙反思”。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兴起的时候，欧洲最杰出的思想家们是以中国，特别是儒家传统作为重要的参考系的，他们突出儒家的理性主义，反对神学。19世纪的启蒙文化是欧洲中心主义的。1987年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杜先生反思的“启蒙心态”，不是指历史现象，不是指哲学理念，而是指“心灵积习”。这种“心灵积习”在现代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的特性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工具理性，而不是沟通理性，突出实用、功利。例如，富强是价值，不能富强就是非价值。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层意思是反对神性。杜先生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主要崇尚的是这种具有排斥性、侵略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反自然、反宗教、反传统、反精神价值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单线进步观，而忽视了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礼仪、体现爱心的渠道、心性修养、民间艺术等等的存在意义，甚至要消灭汉字、中医、古建筑等，取消具有民族性、民间性的丰富多样的宗教、语言、伦理、艺术、习俗。其实，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有深刻的意义与价值。五四以来成为强势的“启蒙心态”，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让我们面对21世纪。我们应该有更高的人文关怀，有更丰富的意义领域。生态环保、多元宗教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反思“启蒙心态”。对启蒙价值――个性自由、理性、法治、人权等等，今天都需要作出重新思考和超越，并相应辅以群体公益、同情、礼仪教化、责任等等价值。对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性因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个人主义，在肯定的前提下，也应作出反省、批评与转化。 8、“文化中国”。文化的信息与政治、经济、军事的信息同样重要。与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军事中国不同，文化中国的内涵包括三个意义世界，第一个意义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与新加坡，也就是由中国人或华人所组成的社会，第二个意义世界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个意义世界指所有关切中国的国际人士，特别是学术界、政界、工商界、新闻界中研究中国的人士。每一个意义世界内部、三个意义世界之间，正在加强良性健康的互动。正确估价、重新发掘西方的与本土的文化资源，从比较文明的角度讨论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之间的交互影响，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助于克服“精神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病症。

9、“文明对话”。杜先生认为，轴心时代的主流思潮，如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中东的犹太教和以后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及伊斯兰教，希腊哲学，中国的儒家和道教，既是人类共有的精神遗产，又是现代文明的组成要素。文明对话的重点是探讨轴心时代的精神传统和本土宗教之间健康互动的可能。原住民的文化习俗、本土宗教的精神面貌、生命取向，与西方笛卡儿以来心物、身心、主客、天人二分的理念不同，而与轴心文明的基本信仰相近。全球化趋势正激烈加深根源意识并导致本土化的响应，地域、族群、宗教信仰、语言、性别、阶级、年龄的矛盾冲突屡见不鲜，有时甚至相当尖锐，这表明文明间理解、沟通与对话的必要。“9.11”事件发生之后，杜先生对美国政府所奉行的单边主义立场提出了批评。早几年他就指出，新的对话条件已经出现，儒家伦理能够为全球文明对话提供资源，而资源发掘工作要靠公众知识分子。

10、“全球伦理”。1993年开始，世界各地进行了“全球伦理”的讨论。全球主要的宗教代表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人类和平共存的基本原则，并写进《全球伦理宣言》。儒家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消极原则，与之对应的积极原则是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仁爱，正是忠恕之道一体两面的展开。杜先生指出，这两条原则应成为人类“责任宣言”的基本原则。你的生存发展与我的生存发展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宽容、沟通、双赢。他进一步指出，儒家“爱有差等”进而推己及人，恻隐之情的向外推展，及“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应视为人类与自然协调、平衡、和谐的原则。 以上十点，核心是“儒学创新”。杜认为，儒家人文精神的重建能继承启蒙精神（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等基本价值）而又超越启蒙心态（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的泛滥、把进化论的抗衡冲突粗暴地强加于人、自我的无限膨胀），并充分证成个人、群体、自然、天道，面面俱全的安身立命之坦途，能够为新轴心文明时代提供以下思想资源：一、个人自我之中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四层次的有机整合；二、个人与社群乃至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健康互动；三、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四、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杜认为，对西方现代文明所提出的挑战作出创建性的响应，正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起点。 关于这些方面，他都有专门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是我们编的这部文集的最核心、最重要、也最能启发新思的内容，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从方法论上说，杜先生的论着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比方说，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之间，在本土知识（或原住民文化，或非西方、非主流的语言、文化）与全球化之间，我们以什幺样的视角加以照察？杜先生提供了一种思考维度。一方面，他批评了把现代化视为西化，把全球化视为同质化、一体化之过程的观点，肯定保持全球化与本土化之张力的意义，肯定多元的语言、文化各自的价值；另一方面，杜并没有陷于特殊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或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境地，反而强调从特殊到普世性，提扬某些特殊知识与文化的世界意义，重视普遍价值。一方面，杜深刻检讨启蒙理性、工具理性、人类中心主义，肯定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和全球伦理思潮对启蒙的挑战；另一方面，他充分认识启蒙价值，肯定启蒙精神，肯定“五四”。一方面，杜主张消化西学，指出中国文化有许多“内在富源”都因为在西方传统中找不到适当的范畴来格义，而被遮盖甚至被埋葬，批评所谓科学方法论对于非西方传统的自身问题性、方向性和动力性的漠视与肢解；另一方面，他又不反对运用西方观念和方法来讨论中国哲学、历史与文化，认为适当借取、灵活运用许多源于西方的观念、方法来解析中国思想很有意义，只是要明了其局限性方能成功。当然，杜先生不是折衷主义者，他强调反思不是“对着干”。 杜先生批评用归约主义的方式来讨论历史文化问题，他不认为儒家思想是官僚制度、士大夫等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是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指出用所谓大小传统二分的观点来看待大小传统结合、乡村与都市结合、渗透到各不同阶层的生命形态的儒学，是大有问题的。他认为儒家传统的精神资源来自历史意识、文化意识、社会意识、主体意识、超越意识。杜先对儒家、儒学的负面也有清醒的认识，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与相当尖锐的批评。他绝不是冬烘先生。 　

这部文集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相对完整的杜维明论着的结集。在收入第一卷的《三年的畜艾》、《人文心灵的震荡》、《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三种论文集中，我们通过作者负笈北美，游学欧洲、东亚与印度的感悟与体验，不难窥见这位著名学者闪光的思想和特殊的心路历程。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作者身临其境，身处交流对话的第一线，获得巨大的心灵的震撼。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作者的响应不是浮面的、赶潮式的，而是深深地思考了不同地域、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性别、阶层、年龄之间的对话问题，特别是深层次的、不同民族之文化精神资源在当代的调适作用的问题。我相信这些内容，可以启发读者理解东西方文明传统与当代生活世界的关系，并作出全新的估价，获得新的体验与反思的动力。 与前述三种带有心灵感受、随笔、杂感式的文本不同，收入第一卷的最后一种《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和收入第二卷的两种著作《新加坡的挑战》、《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则属于对话、讲演、讲义的类型，是经过他人与作者整理后的心传、口说、论辩、讲课的笔录。杜的第一时期至第二时期的主要思想发展，都可以从这三种书面化后的口说、演讲中找到其轨迹。

与前两卷不同，第三卷与第四卷的大部分则是纯学术化、学理性、专业性的论文与论文集，而且这些论着的原本均是英文。数十年来，杜先生娴熟地运用英汉双语从事教学、研究、著述和演讲，其学术性的论着多数为英文本。杜先生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之强，在英语世界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他能跻身于美国的主流社会，执教于名牌大学，与他的英语能力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他用英语把具有特殊义涵的中国经典和名相，精确、流畅地表达了出来。我国译者把他的专业学术论着翻译成汉语，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过去坊间出现的杜着《人性与自我修养》、《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两种汉译本，都有不少错讹。 本文集选取最好的本子为底本（汉文论着也是如此）。收入本集的汉译本，的确有校正坊间流传本的某些讹误的作用。例如收入第三卷的《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以经过林同奇教授校正的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为底本，此次我又请邓辉博士依英文原版再作了校订。收入第四卷的《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文集》，以经过张端穗教授校正的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2年版为基础，又采用了现在在斯坦福大学的邵东方博士再次校订的稿本为底本。（这部著作的书名，我们恢复了原名——“仁与修身”，而不是“人性与自我修养”。）尽管这些译本很可能还有不少毛病，但至少可以校正过去汉译单行本的许多比较大的问题。 即使是对翻译质量属于上乘的译本，例如友人段德智、林同奇二教授译校的《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收入本文集时，我也请问永宁博士据英文本作了校订，我又仔细地核对了引文资料及其出处，纠正了单行本的某些疏失。由于引文资料所据版本的不同和引注方法、体例的不同，译者常常很难处理资料问题，稍不过细，就会出错。在编本集的过程中，我们尽可能核对了原文及其出处，也校订了原文中一些人物名号、生卒年方面的手民之误。

钱文忠教授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家，中西学养的底子甚厚，由他来翻译《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他与盛勤教授翻译本书时，一位在香港，一位在长崎，当时查找引文资料十分费劲，加上杜先生有的引文所据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特藏本或别人的孤本，因此增加了难度。要保留杜着原文之精采，又依上下文灵活、恰当地表达名词与思想，力求做到“信、雅、达”，真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感谢吾友朱志方教授专为本文集翻译了杜着《宋明儒学思想之旅——青年王阳明（1472-1509）》一书及专论一篇。杜先生的《青年王阳明》原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英文著作。杜维明于1968年向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博士学位委员会”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寻求自我实现：王阳明思想形成时期研究（1472-1509）》，并获得通过。该论文的指导教授是赫赫有名的史华慈先生与杨联升先生。业内人士都知道这两位已经作古的前辈的份量。这一博士论文经过作者修改之后，于1976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出版。朱译是这本书的第一个汉文译本。杜先生与王阳明相契的一点是：存在的感受性很强。杜着发掘阳明早期思想的变化过程，讨论究竟是哪些家人、师友、经历、际遇，促成了阳明确立“成圣”的人生追求，并对此作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还原和哲学与心理学的探索。不用说，在翻译过程中，与段德智兄一样，朱志方兄也利用了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缘，与原作者反复磋商译事。返回武大后，在有关引文资料、译名方面，译者与我反复商量，同时也得到郑文龙先生的帮助。第四卷收录的一组译文，均是第一次译成汉字的，在这一方面，我得到了译者曾晓平副教授和一些博、硕士生的大力支持。非常感谢本文集所收论着的所有的译校者，还有演讲、访谈的所有的记录、整理者。 第四卷的一部分与第五卷是把不见于前几卷的杜先生的单篇论文和少量演讲、访谈录等，按照问题意识与论域编织而成的。杜先生这方面的资料颇多，而我以避免重复和注重学术性为原则加以简择。这种选汰是否合理，当然可以研究。分成如此八个问题或类别是否妥当，把不同的文章分别归于某些问题或论域是否准确，我自己也拿不准。例如杜先生有的文章涉及面很广，而我只取了其中部分内容加以归类，当然难免削足适履。这样编的好处是，便于读者把握作者致思的一些趋向性和作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反过来，我又要特别强调，关于某些问题，例如“文明对话”、“宗教向度”、“体知”、“文化中国”等，并不是说杜先生只有归于此类的几篇文章谈及，甚至也不一定是这几篇文章谈得最好，这是要请读者诸君特别注意的，以免发生误会。读者要理解这些问题，还是要全面把握杜的整体思想脉络，还是要从全部文集中查找。前面我已说过，限于体例，凡前几卷收录的文章，这里不再重复收录，相近的演说与访谈录，也只取一种。此外，第四卷之一部分与第五卷所收单篇文章，乃至全部文集所收论着，时间跨度约35年，作者本人的某些思想、提法有了不少变化，这是无庸赘述而要留待研究者们去研究的问题。

杜先生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和新轴心文明的设想，在“人文精神”、“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启蒙反思”、“全球伦理”、“东亚价值”等论域中的讨论，关于儒学的宗教性及儒佛、儒耶的对话，关于儒家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对话和对环境生态伦理的参与问题，关于儒家的“自我”、“内在经验与体知”、“身、心、意、知、物”之关系的创造诠释，关于文化认同与创新、从特殊到普世性的考量，关于现代性、全球化的反思，都与现代和未来的中国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 杜先生的创意，在国际国内的思想界有较大的反响。为了相对完整、全面地了解学贯中西的人文学者杜维明先生的思想，满足学术思想界的需要，我们搜集、简择、整理、出版了这部文集之简体汉字版。虽不能谓之“全”，但也基本上囊括了杜的主要著述。如上所说，我们力图选取善本，又请人重新译校过，因此是比较可靠的资料。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我们当然只能依赖完备、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是研究对象的原著、原本或据善本整理的全集或相对完善的集子。近些年我之所以参与编辑、整理《熊十力全集》和《杜维明文集》，就是想为学界提供做研究的资料基础。 1998年上半年在哈佛访学期间，我多次参与哈佛儒学研讨会、波士顿儒家、哈佛新儒学研究小组、剑桥新语的学术活动，发表演讲，讨论问题，多次与杜先生对谈交流，也多次与林同奇教授交换对新儒家与杜维明思想的理解，获益良多。本序吸收了杜维明、林同奇二教授的观点与看法，谨致谢忱。 编辑这部文集的构想，是我1998年访学时向杜先生提出来的。征得他的同意，我就与杜先生的助手郑文龙先生联手做起来了。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郑文龙先生为此事付出了不少的心血和精力，尽可能查找、提供杜先生的各种文本资料，帮助解决英文本版权等诸多问题。我们之间频繁地用电子邮件沟通信息，商量克服诸种困难的方法，合作得非常愉快。第五卷附录的年谱简编和著述目录的初稿、二稿都是郑文龙先生做的。郑先生搜集杜著，编制目录，费时不少。我又请专攻杜先生学术的博士生胡治洪君反复修订，为读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郑先生于2001年6月离开哈佛，最后一点扫尾工作是由哈佛燕京学社的助理李若虹女士协助办理的。她也非常敬业。

在我这一方，搜集资料，统一译名，编稿，校对等工作是非常细琐又非常重要的。我得到了我校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胡治洪、乐胜奎、孟娟鹃和硕士生黄熹、孙邦金、张盈等同学的热忱帮助，他们都费了不少心血。出版社在汉口西边，学校在武昌东边，为了方便编者与责任编辑间的联系，送原稿与校样，黄熹同学等常常来往于两地，洒下了辛勤劳动的汗水。

杜先生和我十分感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对于本文集的支持。这些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和单行本的责任编辑非常大度，使有关的版权问题顺利地得到解决。 最要感谢的当然是武汉出版社。该社以雄厚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切实地关怀与支持人文学的发展。彭小华社长兼主编很有眼光，十分爽快地同意了这一选题，并制定了高质、快速出版这一套文集的方案。邹德清主任和全社各位同仁，为本文集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衷心感谢他们对于中国当代思想界的贡献。

至于本文集编稿工作中的疏失，俱应由我个人负责。

2001年大暑前后初稿，
2002年立春前后修订，于珞珈山麓。 （《杜维明文集》，1-5卷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280元。武汉出版社社址：武汉市汉口新华下路103号，邮编430015，电话027-85606403，85311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