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的建党和执政轨迹看到了什麽？正面和反面的东西
【shushao 】

转自世纪沙龙

本文是要说明：
1、在试图统一中国的实践中，国民党曾经以它的领袖和理论的魅力来争取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及民众。这其中就产生了国民党革命派。这应当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政党实践的一次正面的经验。
2、国民党前身早期的神秘结社性质，被反动势力所支持并发展出法西斯外围组织和派系军队。这是国民党由反动派执政最终在大陆失败的一个政治选择方面的败因。

本文的出发点：
由于国民党是由中国共产党帮助改造而从一个秘密结社的同盟会成为一个有着公开主张的中国现代政党。因此从国民党在20世纪上半叶不完全的执掌政权实践中，可以找到中国现代政党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中的一些执政规律。

本文要提醒的是：
我们今天对这个历史早就唾弃的反动派，它在大陆不完全的执政实践，对此之所以感兴趣，就是不想用一句“历史的垃圾堆”来简单地下结论。而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1、我们唾弃的是国民党执政的反动派当局。
2、国民党革命派是一个事实。
3、他们秉承的孙中山的“以党治国”实现民权的政治思想，虽然取得了成效，后来并不能保证实施。这也是事实。
4、这说明了孙中山不重视真正的民生问题，而只想空中楼阁式地建筑民权是不能实现的。
5、国民党反动派在执政过程中，在丢掉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建党精神同时，在形式上是保留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结构。
6、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民党党内的一定形式的民主，以及在基层中由基层党部采取集中的方式执行党的政治主张。
7、但是，作为孙中山的政治成果的继承，在保持一定的民主集中原则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发展出像明朝的东厂一样的特务恐怖组织作为它的政治外围。 8、在处理军队与党的关系上，派系之争成为国民党军队的挥之不去的特征。
9、我们今天研究国民党作为运用着民主集中形式的政党，是因为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帮助照着苏俄的列宁主义政党样式改造出来的。而这样的政党后来产生了执政的反动派，他们对这样的政党形式并没有抛弃。
10、我们研究国民党反动派的执政，是从国民党的前期的政党设计的连贯性去考察。这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新角度。

最后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作这种考察，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政党执政规律的研究，完全是出于对中国老百姓对中国政党的理解和接受性方面等等进行研究。并不是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惋惜而这样做的。

下面就是我们对这些方面的展开论述。

一、孙中山建党思想的政治考虑，
十月革命也给民主革命家送来了真理的形式

在孙中山的中国现代化梦想中，政治设计是先于经济进行考虑的。就是说，在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主张当中，民生部分是最比较虚化的。而对于民族主义，关于赶走列强的方法，孙中山是费尽了心力的。对于民生主义的考虑比较虚化，也是有缘由的，孙中山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土地问题等封建的根基问题，他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眼光的。他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但是，当孙中山的政治谋略初步成功，在代表着不同列强势力的国内军阀由于人民的一致反对，而纷纷倒台、失势的时候，孙中山看到了列强被赶走的前景。他首先想的是设计国内的政治，以保证列强被赶走之后有一个保证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政治轨道。因此，孙中山对民权部分的设计也是煞费苦心的。
与孙中山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张不同的是，孙中山在反复思考自己屡次依靠的政治力量屡次造成了失败的教训之后，认为必须建立一个与军队、基层政权、甚至学校、社团等等有一定联系的新型政治组织。因此他非常看重列宁在苏俄建立从基层一直到上层的配合国家政权建设的建党实践。他非常同意这一政治设计。因此，他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思想。

政党思想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经倾心于欧美式的“以党治国”，即政党政治。在中国封建势力盘根错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彻底完成的情况下，效仿这一模式只能流于形式，而且在欧美式的“以党治国”下，实际权力仍为少数“知识阶级”所垄断而不在人民手中。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开始探求新的政党模式。苏俄革命的成功给了他很大启发，他决心学习苏俄式的建党与“以党治国”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党治国”思想。
在建党方面，他根据苏俄的建党模式对国民党加以改造，力图把国民党建成一个苏俄式的革命政党。他要求国民党要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奋斗，要以工人、农民等革命的阶级为依托。在组织上，改组后的国民党采取了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即党的权力主要集中于各级党组织而不是个人，由党员选出的各级党的代表大会是各级党部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各级执行委员会是执行机关，采取委员合议制的议事原则。防止集权于个人。在党政关系方面，他强调的是主义治国而不是党员治国，党外人士如有才能也可以做官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不仅指由党来指导国家政治，也包括由党来控制军队。在他的革命实践中，曾以革命志士、会党势力、军阀等作为革命的力量，但他们或太弱小，或不足依恃，特别是军阀屡附屡叛，使孙中山深受其苦。受苏俄顾问鲍罗廷等人的启发，他深切感到必须建立一支能为“党的主义”奋斗的“党军”。后来，孙中山派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考察苏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其后，在苏俄帮助下成立了黄埔军校，培养党军骨干，然后以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建立了真正的党军，在军队中设置了党代表和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党代表被赋予发布效力等同于指挥官的命令、监督军队军政等权力，体现了党权至上的原则。

在孙中山的一整套思想中，关于民权的实现是通过对党权的确立来实现的，而且在苏联那里他找到了这种模式的具体摹本。当然他的一整套思想是为了实现中国资产阶级最终独立掌权的理论。

但是这条最终实现资产阶级民权的党权道路却是彻头彻尾地来自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实践。

孙中山为此还着重设计了一套革命程序论，以保证国民党的党权设计能够最终导致资产阶级的宪政权力结构的最终完成。他将革命和建设的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前后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层层递进，以最终实现民主政治。

可以说，国民党在实现孙中山的通过“党权实现民权”的思想的过程中，最终导致国民党分成革命派和反动派，而且是由反动派执掌政权。这里面是有着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的政党政治的理解和配合在里面的。

国民党反动派掌权导致的最终结果，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国民党在自身的建党和执政实践中，为什麽一定会产生反动派。从为孙中山提供建党模式的苏俄的历史和文化中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必须从中国的独特文化心理和民众接受角度来理解这一切，才能最终找到中国的政治建设规律，达到对21世纪的今天我们研究政党执政规律有所帮助的目的。

在时隔近80年的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当年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里面的“我们”，不光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客观地说，也包括孙中山和国民党革命派。当时在中国的苏俄顾问在指导中国的打倒反动军阀的第一次大革命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帮助的对象不光是共产党，还特别是国民党。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孙中山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完整地接受，而是单从列宁主义的建党以达到政治活动的集权的经验上照盘接受。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阶级斗争和经济主张并没有接受。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一直是以模糊的“平均地权”为要点的资本主义主张，这决定了他在政治上决定与农民和工人做革命的同路人的时候，在经济上留下了不彻底的尾巴。

二、孙中山建党思想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成为日后反动派的滋生温床

孙中山向苏俄学习政治军事的同时在经济关系上仍然代表了资产阶级，这为以后国民党在大革命当中左右摇摆，并最终产生国民党反动派打下了最根本的基础。这是中国人民和历史学家后来所一致公认的事实。

但是，在承认上述公认事实的同时，对于孙中山在政治上全盘照搬苏俄的建党经验，并将它运用到中国的执政实践当中，对于这同样的事实，却很少有人加以考虑。这一点之所以被历史学家忽视，被中国人民淡忘，是由于作为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建立的种种外围组织——中统、军统等等，在社会上的影响太大了。

一般人是会忽视：即使是蒋介石上台在大搞派系、特务政治的同时，他对于国民党的基本组织形态是不能加以改变的。即使是他作为一个独裁者有这样的野心，但是也不能超越国民党的组织，这是孙中山当初建立国民党时所考虑到的或者说所预防的。
那末，孙中山是怎样考虑的，以及为什麽蒋介石最终不能超越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1、国民党的历史
是由孙中山所开创的——前期的两个条件：领袖和知识分子

在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国民党的史前史。孙中山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代表，这股政治势力依靠的力量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海外华侨的实力。包括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
第二部分是与康梁展开有关倒皇与保皇问题的论辩，以此争取来的知识分子。

A 第一部分

孙中山的政治势力——海外实力，这一实力是如何与后来的国民党的政治基础衔接的是我们要重点探讨的。

应当说，海外实力的源源不断支持直接导致了孙中山个人威望的确立。

从后来国民党的建立来说，个人威望的确立是建设一个党的很重要的条件。

孙中山在海外华侨界的威望，他作为以海外革命者为主组成的同盟会的领袖地位，为他争取来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力支援。

这很像后来苏俄对孙中山的国民党的支援和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国民党对各地军阀的斗争以及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争取外部援助的条件。

同样，孙中山对清朝政府频频暴动起义，为他赢来了大量的援助。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以及他作为后来建党时的核心地位就是这样建立的。

但是与中国共产党直接建立在以工人农民为主的群众运动上不同的是，同盟会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的神秘结社性质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改造成政党，虽然它直接为这个政党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领袖。但是究竟与共产党的领袖产生渠道不同。这也为后来国民党产生反动派独裁统治留下了历史的伏笔。

可是建立一个政党必须要有领导核心，要建立现代性的政党——国民党，孙中山的领袖核心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这一点对于后来的共产党来说也仍然是一个规律。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践先后产生几代领导核心，这保证了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党作用的极大发挥。

B 第二部分

孙中山与康梁的政治争论。这场争论的直接后果，就是孙中山对于这个新政党来说产生自己鲜明的政治路线和理论，这一点对于一个现代政党也很重要。

这一点不仅是对国民党的产生重要，后来也被共产党的历史实践所反复证明很重要。这一重要性的直接体现就是，为建立和保持一个政党吸引来了一批批知识分子作为源源不断的血液。

孙中山能够改组同盟会建立国民党，光有斗争实践产生的领导核心和领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统一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来知识分子，一批批地投入到国民党的事业中来。因此与其说孙中山与康梁进行倒皇与保皇的政治争论，是为了消除改良的主张和影响。还不如说是为了与康梁争夺组成一个党所必需的一批批知识分子。
说到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是中国人第一批被称作“党”的人。翻开鲁迅的小说，有关“康党”、“革新党”的词句是很多的。由此可知，在中国人的文化中要形成一个“政党”的概念，读书人和一定系统的政治主张是不可缺少的。
康有为梁启超在社会上并不借助什麽势力，他们广为人知的就是政治主张。所以他们倒比孙中山的秘密结社性的革命党，更加符合中国人对于政党的概念心理。说到他们积聚知识分子力量的途径还必须提到清朝的科举制度，在近代报纸仍不发达的情况下。科举为康有为梁启超提供了公车上书的机会，也提供了积聚知识分子力量的机会。就是说，科举场合和有关科举考试的媒介、载体，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结社成党的一个大的渠道。
康梁积聚知识分子力量的行为，并在社会中实践他的理论主张的唯一途径就是寄希望于光绪皇帝。他们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因此康梁还不是真正的政党。
通过康梁有理论主张、有知识分子队伍，并不能保证它成为真正的政党这一点，可以知道作为现代政党的诸种条件缺一不可。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孙中山在海外实力的源源不断的支持下，积聚了自己的社会基础。现在，他又有了政治理论主张和一批批知识分子队伍，实在是作为一个政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都有了。

因此说，孙中山与康梁展开论战并取得胜利，它的重大意义是争取来了大批建党所必需的知识分子。

2、蒋介石不能超越国民党的组织，但是他借助军政和训政阶段理论进行的是反人民的实践。

知道国民党执政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国民党内派系之争非常激烈，有汪精卫派、西山派等等，当然还有革命派。

现在看来，共产党与蒋介石斗争的焦点是在于，蒋介石借助孙中山的军政阶段理论建立了以军队为依托的独裁统治，以训政理论为依托建立了CC派和军统、中统等特务政治组织。然后在这种理论与实际势力的运行中，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蒋介石正是打着孙中山的理论旗号建立了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反动势力，成为中国人民推倒的对象。

而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接触中，并不是按照蒋介石的理论来行事的，有的与共产党合作，有的与蒋介石保持距离，还有的走了极端，汪精卫还当了汉奸。

在平时的国民党党务中，孙中山的设计仍然为国民党争取来了一批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组成的国民党派别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还是有一定的斗争性的。
例如1929年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坚持以我为主让一大批主张抗日的东北知识分子组成东北的国民党基层党部的骨干，这些人加入国民党就为定时召开的国民党会议中带去了东北民众的声音。也为后来西北军东北军靠近共产党的观点，后来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奠定了基础。

关于蒋介石独裁时期的国内政治，历史资料已经很多。我这里就不再详述。关键是从后面一节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执政潜质上的异同，看一下政党执政的规律，这是我们要着重探讨的。

三、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执政潜质上的异同

客观评价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史，这一段历史就是：国民党自从靠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建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系统和基层群众工作系统后，在20年代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是，以它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破裂为标志，国民党反动派执掌了这一个统一政权。

1、国民党采用了列宁式的政党形式以及与共产党的异同

国民党反动派上台标志着他们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就丢掉了国民党建党的精神。但是客观地说，蒋介石并没有抛弃国民党的政党形式。而是利用它达到了以党治国的孙中山的初衷。
这说明了，中国在结束了封建政治之后，由一个强大的政党来进行一党专政或者说一党绝对领导是必不可少的阶段。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先后从两个政党的政治实践中得到证明。即：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个政党的执政实践所证明。

而且，国民党采用的形式也是民主集中的形式，与共产党起码表面上一样。两党在组织形式上的相同，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国现实政治的需要。

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一样的地方，即使在思想解放的今天，可能还有许多人感到不舒服。但是，这的确是事实。这还得从国民党的改组说起。

国民党的改组，应当说是从原来的神秘结社的性质，从被中国老百姓称之为“革命党”的秘密会党形式向前做的历史性的跨越。这一跨越的标志就是：

1）提出了完整的三民主义作为党的政纲。

这一政纲使得原来吸引志士仁人的会党变成了以公开纲领吸引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的现代形式的政党。
孙中山不光是提出了吸引知识分子的政纲，而且对建立有关民族主义目标的国际关系对策，对建立有关民权主义目标的政治路线和对建立有关民生主义目标的经济政策都有相应的理论。

2）国民党也采取了民主集中的政党样式

应当说，在苏俄派顾问、中共派干部帮助国民党改组的考虑中，共产党人就是看到了三民主义的政纲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的远景是不矛盾的。因此，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组织原则上、政治工作方式上干的还是共产党同样的活。毛泽东、周恩来都当过国民党的农村部长、政治部主任。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国民党起家选择的执政方式是列宁式的政党方式。和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执政方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清共”，但是在自身的组织方式上并没有“清共”。
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党当局他们认为这种列宁式的政党方式，是适合在落后的如俄国和中国这样的文化落后、小生产占多数的国家来实行现代化的政治目标的。
因此在国民党执政的反动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几十年当中，他们一直保留着孙中山为他们选择的政党运作形式。这种政党运作对于中国国情的合理性，也被共产党在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的执政所再一次证明。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相同之处”，相同就相同于：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相同的政党形式选择，即国民党也采取了民主集中的政党样式。

3）国民党也要产生自己的核心

孙中山对于国民党的核心作用是不用提了。而他的民权政治三步走的理论设计也为国民党提供了他后面的继承人——蒋介石。

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后，又对党国政治的实施提出了三步走的设想。即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论。

孙中山在痛感没有一个贯彻党的主张的、党可以依靠的军队后，他着手建立了黄埔军校，并把蒋介石派往苏俄学习军事，这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在日后的国民党当中树立了新的核心地位。

国民党要有自己的核心，这一点与共产党相同。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核心的产生渠道。

4）国民党要保持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就要保持一定的民主

国民党反动派执政后并不是单靠大量的行政职位来吸引知识分子，它必须保持自身的民主集中样式，才能做到孙中山的初衷。

蒋介石在孙中山故去之后，亲眼看到国民党改组后的基层政治工作是如何动员民众搞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这一总理遗训和遗产他是不能违背的。

因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的基本样式保留下来。从而给了国民党内知识分子各派通过一定渠道参与政治的可能性。由此也造成了各派政治势力对蒋介石的牵制作用。

国民党要保持民主集中的形式以保持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这一点与共产党有相通之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

5）最后一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最大不同之处

应当说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不光是军队的失败。从政治选择上，他发展的外围组织的法西斯性质和大搞派系军队的做法，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这一点，共产党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

2、国民党的政党运作实践对我们的启示

回顾上世纪在中国大陆执政的一个现代政党——国民党从改造之初到改造成功，又从改造成功到由其中的一个派别执政而失败，回顾这样一段历史，我们能看到什麽呢？

应当说，我们研究这样一段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今天共产党的执政提供一个独特的参考。毕竟，当时为国民党执政提供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的环境在今天仍然存在。

本文罗列了以上各点中的大量事实，就是为了启发更多的人加入思考，思考中国的政党执政环境和其中表现出来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对上面这段历史进行抛弃历史情感的思考，要求进行不带感情色彩的思考。

下面我只对其中一二点进行思考，以便抛砖引玉：

（一）党与军队的关系
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并不是没有军队，孙中山曾经拥有过投靠自己的军阀军队。但是他痛感到这些军队不听自己的指挥，或者说在自己的思想与这些军队之间还缺少某些政治环节。

由此孙中山才下决心学习列宁的建党模式，搞指挥军队的现代政党——国民党。但是他的“军政阶段”理论在树立了新的核心——蒋介石的同时，也为蒋介石大搞派系军队留下了伏笔。

共产党与此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先由工人运动起家建立了党的组织，却长期没有自己的军队。

所以，当共产党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被迫反抗、建立红军时，红军是不可能分成各派各系的。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张国焘就在长征途中妄图自立中央，这里面就有他拥兵自重的因素。

毛泽东在后来延安整风的时候，在组织整顿阶段曾采取了一个重大措施——让各大军团、主力部队服从地方大区党的统一指挥。即使在解放后，毛泽东还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对军队采取过各大军区司令员定期调换的措施。

（二）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在国民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上，蒋介石一直苦于党组织内知识分子各派对他的独裁统治的掣肘。因此，当国民党发生一派运用特务暗杀手段对付另一派时，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例如廖仲恺被暗杀，蒋介石一面假装要查凶手并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获得了启发。日后他大力发展属于自己一派的特务恐怖组织，以此来镇压异己的知识分子。

在这方面，共产党早期也发生过根据地的肃反清洗，什麽打倒改组派等等。这些都是针对共产党内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的。这种政党形式造成的弊病看来是不分姓“国”还是姓“公”。只有在毛泽东延安整风时期才找到了正确处理党内不同路线争论和对不同的知识分子意见进行思想整顿的道路。

因此可以说，延安整风后的共产党在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上，大大超出了列宁党的阶段，当然也就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知识分子政治吸引力的较量中，占据了政治创造上的上风。

结束语

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政治上的创造太重要了。
在中国国民党已经在台湾——中国的一个海岛退出执政地位之时，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他的老对手，应当拿出历史的创造性，来为今天历史提出的新的课题做出我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