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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暴力的思考
[德]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作者简介：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犹太裔美国思想及阿。原籍德国，
1928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后流亡巴黎。二
次大战开始后移居美国，曾长期在纽约社会研究学院任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
表任务之一，致力于抢救纳粹极权主义压迫下散失的犹太人著作，尤其是瓦尔特。本
雅明德作品。阿伦特于1975年去世，死后声誉日隆，被认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犹太思
想家。她的著作主要有《极权主义的起源》（The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人类的状况》（The HumanCondition）,《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Jerusalem）以及《论暴力》（OnViolence）.本文最初发表于1969年2月27日的
《纽约书评》，是《暴力论》的精华部分。
（一）
这些思考是由几年前发生的一些以二十世纪为背景的事情和争论引起的。
的确，正如列宁所预测的那样，这个世纪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充
满了暴力的世纪。当前看来，暴力正是这些战争和革命的共同点。然而，影响当今形
势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尽管并未有人将他预测出来，但它至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这就是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它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与它们
的毁灭潜力相比，也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证明它们在武装冲突的实际应用是否得当。
因此，自古以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终仲裁手段——交战——已经黯然失效。超级大国
之间的“启示录”式的对奕，也就是驾驶人类文明所制造的最先进飞机进行的比赛是
按造这样的规则展开的：“任何一方的取胜，都意味着双方的末日。”此外，这种比
赛与以往任何战争形式均无任何相似之处：它的“理智的”目的不是取得胜利，而是
互相威慑。
由于暴力与权力、武力和力气不同，它常常需要工具（正如恩格斯很久以前所指
出的）。因此，技术上的革命，也就是在工具制造方面的革命，对战争来说尤为重
要。暴力行为的本只是由实施暴力的手段和目的所决定的，而者两个方面如果应用在
人类问题上，往往会体现出这样的主要特征：目的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因为人类
行为的目的与制造的产品不同，根本无法进行可靠的预测。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往往
与短期目标——而不是未来世界——更密切相关。此外，一切暴力本身都包含着任意
的因素，没有什么比战场更能让命运——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扮演重要的角色
了。只有确定的相互毁灭欲才能排除这种“任意事件”的干扰，竞赛理论是无法做到
这一点的。那些致力于完善毁灭手段的人，最终使技术的发展达到这样的一种水平：
他们的目标——战争——也快要被完全消灭了。这正是无处不在的难以预知性的一个
象征。
任何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惯常扮演的角色毫无知
觉，但人们却很少种是暴力的的角色并给予特殊的考虑（在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百科
全书》中，“暴力”一词连个条目都算不上）。这显示出人们对暴力以及它任意的本
性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对这个问题已经忽视到了何种程度：没人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提
出疑问或进行检测。所有从过去的记载中寻求某种启示的人，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暴
力看作是边缘现象。无论是把战争称作“用其它手段持续进行的政治”的克劳塞维
茨，还是把暴力解释为经济发展加速器的恩格斯，他们的重心都在政治和经济的持续
性上，都强调一个由先于暴力行为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的过程。因此直到最近，研究国
际关系的学生们还认为：“与民族力量的深层文化根源相悖的军事决策无法稳固这一
说法是一条箴言。”他们还认为，用恩格斯的话说，“凡是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与他
的经济发展相抵触时，”采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将会失败。
今天，所有这些关于战争与暴力或暴力与力量之间关系的陈旧说法都已不再使
用。我们知道，，“少量的武器就能顷刻间摧毁一个国家能力的所有来源。”我们现
在知道，生物武器的发明使得“个人小集团……能颠覆战略性的平衡”，它的成本低
的也足以使那些“无力发展威力惊人的核武器的国家”有能力制造。我们知道，用不
了几年时间，机器战士将完全取代人类战士。我们还知道，在常规战争中贫困国家之
所以显得远没有超级大国那么脆弱，正是由于他们的“落后”，因为在游击战争中技
术的优越性并无多大价值，带来的是更多的不利。
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新鲜事物最终将导致力量与暴力之间关系的颠倒，同时，也
预示了小国与大国在未来关系上的颠倒。一个国家可支出的暴力数量可能不再是这个
国家强大与否的有力提示，也不再是这个国家抗击比自己实力弱小得多的国家侵略的
可靠保证。这再次令人不安地联想起政治科学上的一个最古老的见解，也就是力量是
不能用财富衡量的，充裕的财富可能会腐蚀力量，财富对于共和国的力量尤其具有危
害。
暴力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成效愈是让人怀疑，它在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在革命
问题上就愈是获得信誉和欣赏。在新左派的高调中强烈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特色，与毛
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不谋而合。确凿地说，马克思清醒的认识到
了暴力在历史上的角色，但在他看来，这个角色是次要的：使旧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
的并非暴力，而是它本身固有的各种冲突。突发暴力并不导致新社会的产生。剧痛虽
然发生在婴儿诞生之前，但并不是剧痛导致了婴儿的诞生。
同样，马克思把国家看作事由统治阶级支配的一种暴力工具，但是统治阶级的实
际力量却并非以暴力为内容或依赖暴力而存在。它是由统治阶级在社会中的的为所决
定的，更确切的说，由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人们常常发现，甚至有些悲
哀，革命的左派在马克思教导的影响下，完全排除了使用暴力手段的可能性。“无产
阶级专政”——马克思在其文章中坦率描述的以镇压为主的统治——紧随在革命之后
出现，但只会实行有限的一段时期。除了永远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小集团制造的少数恐
怖行动外，政治刺杀在绝大部分程度上是右派的特权，而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则是军队
的保留特色。
然而，在理论范围内却存在这少数几个例外。乔治.索列尔在本世纪初曾尝试把马
克思主义和柏格森的人生哲学结合起来（这在颇为浅显的程度上与现在萨特把存在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具有奇特的相似性），他从军事角度思考阶级斗争，可是他
最终提出的却不过是总罢工这一著名的神话，根本没有包含多少暴力成分。而今天，
人们更倾向于把它归属为非暴力政治武器的一种行动方式。
五十年前，就连这种谨慎的提议都给索列尔招来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恶名，尽管他
狂热地支持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萨特在给法农的著作《世界的苦难》所写的前言中，
对暴力的歌颂远甚于索列尔在其著名的《暴力论》中所体现的态度，他的赞誉甚至超
过了法农本人，尽管他意欲以法农的论点来结束这篇序言。萨特在提及索列尔时，仍
然说“索列尔的法西斯言论”，这说明萨特对于他与马克思在暴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是多么浑然无知，尤其当他陈述道：“不可抑制的暴力……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
“疯狂的愤怒”正是“世界的苦难转变为生命力”的途径。
由于人对自身的创造这一观点属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传统范畴，因此以上的
那些看法愈发引人注目。人创造自身是一切左派人文主义的根本基石，可是按照黑格
尔的看法，人是通过思想创造自己的，而马克思这把黑格尔的“唯心论”推翻，认为
是劳动——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的新陈代谢形式——使人类实现创造自身的这一功
能。有人可能会争辩，所有这些关于人创造自身的看法的共同点，就是对人类自身状
况的反抗（人作为自然物种的一类或个体来讲，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这是再明
显不过了），因此萨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看法比这种不争的事实所产生的种种
行为更为中肯。尽管如此，我们仍很难否认在思考和劳动这种本质上，很平和的行为
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躺下的是一个
死去的人，但一个自由的人却站了起来”，萨特在序言中这样写道。马克思是绝对不
会写这样的句子的。
我引用萨特的话是为了说明，就连革命者们的一个最据代表性的、能言善辩的代
言人都未能留意到他们的思想正朝着暴力的方向发生新的转变。如果人们推翻“思
考”这一“唯心的”概念，可能就会想到“劳动”这一“唯物的”的概念；人们是绝
不会联想到暴力的。当然，这种转变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逻辑性，但这是从经验中诞生
的逻辑，并非诞生于思想观点的发展的逻辑，而这种经验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完全
不曾体会过的。
新左派的悲哀是与现代武器无法理解的自毁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在原
子弹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他们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以犯罪的暴力大规模影
响政治的经验——他们在高中以及大学里知道了有关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情况，知道种
族大屠杀和严刑拷打，指导战争中会大批的屠杀平民。如果没有这一切，即使只是用
“常规”武器，现代军事行动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最初的反应是对暴力的所有表现形式的厌恶，以及对非暴力政治的全面支
持。这样的运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公民权利方面。随之而来是对美国在越
南的战争进行的抗议运动，这再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舆论气候。但
自此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也无丝毫隐秘可言。即使说只有：“极端主义者”才
倒向称颂暴力一边，只有他们才相信法农的“暴力是唯一有用的”观点，也是徒劳。
一些新兴的好战者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赤色法西斯分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也
毫不为过，“路德派捣毁机器者”。它们的行为被归咎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心理原
因，其中的一些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然而令人感到荒唐的是，造成这种转变的一
个最显而易见、最有效的因素——一个既无先例，又无法作比较的因素——居然未被
人注意，特别是纵观这一现象的全球特征就显得尤为荒谬。这一事实就是：技术的进
步在众多情况下似乎直接导致了灾难，特别是那些远不止仅仅威胁到某些失业阶层而
且还威胁到整个国家、甚至全人类的生存技术与机械的激增。新一代对世界末日的可
能性比那些“三十开外”的人要肯定得多，这再自然不过；不是因为他们更年轻，而
是因为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决定性经验。假如你问一个属于这一代的人两
个简单的问题：“你希望五十年以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那么，在得到回答之前，
你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先听到这样两句话：一是“如果那时世界还存在的话”，一是
“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的话”。
确切的说，新近涌现的对暴力的注重，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个理论问题，但正是
这种穿插着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残余的高调让人迷惑不解。谁还可能把在“无产阶级
游民”（引用列农的话）身上树立信心，相信“流氓无产者是城市革命的先锋”、并
且确信“暴徒为人民指引道路”这样的意识形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呢？萨特
以他高超的遣词造句能力描述了这一新信仰。他受到法农一书的鼓舞，认为“暴力如
同阿喀琉斯的长矛，能治愈它自己造成的伤口。”假如真是这样，那报复就是能包治
我们大部分痛苦的万灵药。这种理想更为抽象，而且比索列尔的总罢工理论的理想还
要脱离现实。它与法农的一些最不为人接受的论调相等同，例如，“宁可维护自尊忍
饥挨饿，也不应为了一片面包就受人奴役。”驳斥这一说法无需历史和理论，只要对
人体的种种运动过程稍加观察，就可以知道这句话是不准确的。但是假如他说的是宁
可维护自尊只吃面包，与不应为了蛋糕就受人奴役，那就失去了修辞的魔力。
假如人们能读读这些知识分子不负责任、冠冕堂皇的陈述（我所引用的这些人，
除法农比大部分其他人更努力的贴近现实外，都颇具代表性），就能从我们所了解的
有关起义史和革命史的知识角度评价这些陈述，就很可能会否定它们的重要性，并把
它们归结为一时心血来潮，或者这些人的情感中的无知和贵族成分的产物。当它们面
临史无前例的事件时，无法从思想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因此就把那些马克思希望
永远埋葬的思想和情感拿出来重新使用。受伤害的人梦想使用暴力，而受压迫的人
“每天至少梦想一次”自己站到了压迫者的位置上。穷人梦想拥有富人的财产；受迫
害的人梦想“把猎物和猎人的角色对换”；处于最末尾的人孟向着一个“最末尾成为
第一，第一轮为最末”的王国，这些想法当然不足为奇。
众所周知，在那些被剥夺继承权或者被践踏的人中奴隶反抗和起义是罕见的。难得发
生的几次也正是由于“疯狂的愤怒”把每个人的梦想变成了噩梦。而且，就我所知，
在任何情况下，光是这种“火山般”爆发的力量都从没有像萨特所说的那样，“相当
于给受压迫者施加的压迫的力量。”如果我们想念在国家解放运动中遇到的是这样的
爆发，那就是在预言这些运动注定要失败——这与艰难的胜利往往不取决于世界或体
制的改变、而只是取决于人的事实相去甚远。如果认为的却存在这“第三世界联合起
来”的事情，并在殖民地自治时代把“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联合起来！”（萨特
语）作为新的口号，那就会更大规模的重复马克思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远远没有
他的幻想那样理由正当。
现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新兴暴力宣讲者还未意识到他们的观点
与卡尔。马克思的教导之间的决定性分歧？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他们如此固执地
坚持那些不仅被事实所驳倒、而且显然与他们自己的政见也发生矛盾的观点呢？这场
新的运动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政治口号，那就是要求实现“参予性民主”。这一口号来
自议会制总是遭受失败的经历，但它却是自十八世纪以来的一切革命的唯一真正成
果。这一口号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并构成东西方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共同点。尽管如
此，无论是在表达方法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它都既不属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由
于他们的教导不一致。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想社会中，对公共活动和参予公共事务的
需求将会随着本身一起“消失”。
（的确，马克思和列宁本人身上也存在类似的自相矛盾。马克思不是曾支持并颂
扬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么？列宁在俄国革命时期不是也曾发表过“一切权力归苏维
埃”这样的著名口号吗？但马克思并未把公社理解成为一个新的政府形式，而是革命
行动所必需的一种暂时性的机构：“一种最终发现的实现了劳动在经济上的解放的政
治形势”，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这种形式与“无产阶级专政”是等同的。列宁的情况
就更加复杂了。无论如何，正是列宁使苏维埃声势日减并最终将它的所有权力转交给
了共产党）。
新左派的口号在理论问题上显示出令人不解的懦弱。奇怪的是，在实践中却横冲
直撞、无所畏惧，因此它仍然停留在浮夸的阶段，像是施加在西方代议民主制和东方
一党官僚之上祈求变化的一条咒语。西方代议民主制的代表性这一仅有的职能也即将
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政党机器，它“代表”的不是党内成员的意志，而使操纵
者的意志。而东方的一党官僚制也在原则上排除参予的可能。我无法确定最终将如何
解释这些不一致的现象，但我怀疑这种对一个典型的属于十九世纪的学说矢志不移的
深层原因与人类发展观点有关。这些人不愿背离这一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联系起来的观点，其修正又无法将其上升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所体现出的可取和
成熟的程度。（自相矛盾一直是自由主义思想最薄弱的环节，这种矛盾现在既毫不动
摇地坚信发展的观点又同样顽固地拒绝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眼光看待历史，而仅以马
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就足以证明这种信仰的正当性。）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说法，或者发展是统治人类一切运动过程的
法则，这样的看法在十八世纪之前还很陌生，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才成为一个几乎普遍
接受的信条。正是这样的观点，不但促进了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发现，还使人们认识
到，人类的存在是由
于大自然无法抵挡的向前运动，还引发了新的历史哲学：自黑格尔开始，哲学思想就
从有机发展的角度来明确的理解进步与发展。马克思借鉴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每个有
机体都孕含产生其后代的种籽一样。这种观点不仅最具有创新精神，而且是对历史进
步的永久持续性的唯
一可能的思想保证。
确切的说，将最后的分析仅仅建立在一个隐喻上的这种保证，并非一个学说最坚
实的基础。然而不幸的是，马克思正是依靠这样的保证提出了大量哲学的学说。只要
我们将它与其他的历史观点作一下比较，它的问题就会立刻显露出来。例如，帝国的
兴起与衰亡，同一事物的永恒反复地出现，一些本质尚无任何联系的事件所呈现的偶
然性顺序——所有这些都能找到记载而且都合乎情理，但没有一个能确保线性时间的
连续并因而确保历史的持续进步。在这一领域内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就是被看作是世
界之初、万物之源的黄金时代这一古老的认识，但它所提示的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
非常令人难过的持续衰退的确凿事实。
若是对现实不满，想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只需跨入未来就可以（此外我
们也别无他法），但是这样让人心安理得的想法却包含着一些令人忧伤的副作用。
首先，就是这样的事实：人类的整个未来对单个人的生活并无价值，因为一个人
唯一最确定的未来就是死亡。如果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只从总体上思考，那就会产
生明显是反对发展的论断，如赫尔岑所说的，“人类发展是一种按年代顺序排列、越
来越不公平的形式，因为后代们能够享受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不需要付出同等
的代价。”或者，如康德所说，“这将永远使人不解……前人们的辛勤劳动似乎只是
为了后人……而且只有最后到来的人才会幸运地住进（盖好的）房屋。”
然而人们极少注意这些不合理之处，发展观点的优越性之巨大，远远胜过他的缺
点。它不仅能在不打断时间连续性的前提下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解释，还能对各种行动
如何走向未来进行指引。马克思在推翻黑格尔的观点时发现，发展的观点改变了历史
学家们观察的方向，他们不再朝着过去的一个方向看，而是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向未
来。发展的概念解答了“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最起码的回答
是这样的：让我们现在拥有的变得更好、更强、等等。（我们现今所有的政治和经济
理论的典型特征——自由主义者对发展的起初看来很不理智的信仰——都基于这一看
法而存在）。从左派更成熟的角度来看，发展的概念指引我们把当前的矛盾冲突发展
成为事物固有的综合。无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这样的保证：除了我们已经知
道的会产生“必然”的结果外，不可能发生任何前所未有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黑
格尔的话是多么令人信服：“除了已经存在的，不会出现任何别的东西。”
我无需补充说，本世纪那些常使我们措手不及的问题的种种体验是与这些观点和
学说存在强烈冲突的。这些观点和学说正因为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纯理论的和伪科学
的、可以从现实中逃离的避难所而大受欢迎。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主要是暴
力问题，因此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极易产生的误解：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一个按
时间顺序持续发展的过程，那么可能只有以战争和革命形式出现的暴力才能打断这个
过程。假如这是真的，假如真的只有实施暴力才能打断人类事物这一领域的机械性运
转，那么那些宣讲暴力行为的人就应该赢得重要的胜利，尽管就我所知，他们在这一
点上从未成功过。
然而，不是简单的行为、而是所有行动的共同作用切断了事物的运行，否则他们
将自动进行下去，并因此可以进行预测。暴力行为与非暴力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
者一意孤行地想要毁灭旧事物，而后者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创造新事物。
[二]
我就是以这些体验为背景，意欲在政治领域提出暴力这一问题。
这并非容易的是，因为索列尔在六十年待就说过：“暴力产生的种种难题仍然很
令人费解。”今天的情况与当时并无任何不同。我在提及普遍不愿谈论暴力的现象
时，曾把它看作是个别现象，现在我必须重新斟酌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文学里
对权力现象的描写，就立刻会发现从左派到右派的政治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暴力不过
是权力最肆虐最无耻的表现。C.莱特。米尔斯这样写道：“所有的政治都是为了争夺
权力，而权力的终极就是] 暴力。”他似乎是在响应韦伯对国家机器的定义：“以暴
力这种所谓的合法的手段为基础的对人的统
治。”
很奇怪，居然会有这种一致的见解，因为只有同意马克思把国家看作掌握在统治
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这一见解，把政治权力与“暴力机构”等同起来才有意义。那
么，让我们再次转向那些否认国家政治及其法律法规只不过是进行遏制的上层建筑和
一些潜在力量的次要表现的说法吧。让我来以伯特兰。德。茹沃奈尔
（BertranddeJouvenel）为例，他的《权力生长的自然史》一书可能是有关这一主题
的近期论著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最有趣味的。他这样写道：“对于那些认真思索的人
来说，战争体现了国家机构特有的本质行为。”然而我们可能会问，难道战争的结束
也意味着国家的结束吗？难道各国间的关系不存在暴力就预示着权力的丧失吗？
答案似乎依我们对权力的理解而定。德。茹沃奈尔把权力解释为进行统治的工
具，而统治的存在是因为人类“支配的本能”。正像他写的那样：“命令与服从：不
存在这些，也就无所谓权力——拥有这些就无需其它特性来体现权力……权力的实质
就是命令，缺少了他，也就不成为权力。”如果权力的实质是命令的有效性，那么没
有什么比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权力更强大了。伯特兰。德。茹沃奈尔和毛泽东似乎在政
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基本点——权力的实质——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这些定义，与自古希腊以来一直用来把各种形式的政府解释为人对人的统治的一
些说法相吻合——独裁者或少数人统治的君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精英或多数人统治的
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今天，我们应该在这些形式上再加上一个最新的、可能也是最
可怕的统治形式：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统治系统，没有人承担责任——
不管是个人还是精英，也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这样的统治的一个更恰当的叫法是：
无人政治。确实，如果我们把暴君统治看成是无法对自己进行正确评价的政府，那么
很显然，无人政治就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残暴的一种，因为我们连一个能对发生的事
情负责的人都找不到。这种状态是造成当今全世界范围的叛乱事件的最有力原因之
一。
此外，今天涌现出来的关于人性的更现代、更科学、更富于哲学意义上论断。已
经使这些古老词汇的力量得到了大力巩固。诞生了许多对人类天生的支配欲和侵犯本
能的发现，而在此之前就出现了类似的哲学上的陈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认为：
“文明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服从。”他还谈到了“意欲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向别人施
加力量的欲望；另一种……是不愿别人向自己施加力量的欲望”。如果我们相信自己
在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就应该知道屈服、愿意服从他人、听从强大的人统治等人类天
性，这些强烈的欲望从心理学上讲至少和权力欲同样突出，与政治统治可能更息息相
关。
德国有这样一句谚语：谁要想命令别人，就必须先学会服从。这句话道出了人类
生活里的一个心理学事实，那就是：权力意志和服从意志是互相结合的；因此反过来
说，一个强烈不愿服从别人的人，往往对支配和命令别人也怀有同等程度的反感。服
从别人的确是件不痛快的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统治别人是快乐的。从历史学角度
来讲，如果一定要那样推理，就无法解释古代奴隶制度的存在意义了。奴隶制经济的
明确目的，就是把市民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参加人人平等的社区的
公众生活。假如果真没有比发号施令、控制别人更开心的事情。那么主人们就根本不
会踏出家庭一步的。
然而，历史上还存在这另外一个传统、另外一些词汇，它们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比
起来同样古老、同样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当雅典城邦把自己的政体称为“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而罗马人把共和政体（Civitas）作为自己的政府形式时，他们心中的权力
是另外一个概念，它并不依赖“命令——服从”这一关系而存在。当十八世纪法国的
革命者们销毁了所有的古代制度的公文并建立起共和国时，他们正是树立了这样的典
范。他们心中的共和国这样一种政府形式（以人民的权力为基础的法律统治）将结束
人统治人的时代，他们把那样的政府称为“只对奴隶适用的政府”。然而，遗憾的
是，他们仍在谈论着服从，只不过不再是对人的服从，而是对法律的服从。当然，实
际上他们的意思是指对那些市民一致通过的法律的支持。
这样的支持决不是丝毫不引起怀疑的。就可靠性而言，他无法与一次暴力行为所
要求的“绝对不抵抗”相比，即每个罪犯拿刀子抵着我抢走我的皮夹和持枪抢劫银行
时所要求的服从。是人民的支持赋予一个国家的法规以权力，但这种支持也不过是法
律在制定和开始生效时人们的那种同意态度的延续。（在代议制政府的情况下，据说
人民能管理那些统治他们的人。）所有的政治机构都是权力的表现和实际化；一旦人
民的真实力量不再支持他们，他们就会失去活力并逐渐衰退。这也正是麦迪逊在下面
这句话中所要表达的含义：“一切政府都
存在于意见的基础上”，这种廉洁不仅可用于指各种形式的君主政治，同样也适用于
民主制。人民的力量，也就是政府的权力，“与该政府的支持者数量成正比”。（因
此正如孟德斯鸠所发现的那样，独裁统治是各种政府形式中最残暴但也是权力最脆弱
的一种。）的确，权力与暴力之间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权力总是依赖数量，而
暴力却依赖工具，而且到达某一点时连工具也不再需要。不受法律约束的大多数人的
统治，即没有宪法的民主政府在压制少数人的权力上会非常凶猛，同时在不用任何暴
力扼杀不同政见上也会十分有效。集中的、不加控制的权力所带来的“一致意见”，
其压制性几乎不比采取暴力手段的压制弱。然而，这不意味着权力和暴力是一回事。
我想，对政治科学的现状的思考是相当令人悲哀的，因为我们的语言并未将权
力、力量、武力、威力、权威以及暴力这些关键词语分开来，尽管它们所指的都是些
显而易见的现象。把他们当作同义词使用不仅表明对语言学含义的某种无知（这就够
严重的了），还导致了对这些词语所对应的实际情况的盲目。在这样明显的混淆背后
存在着一个坚定的看法：最关键的政治问题是，而且一直是，谁统治谁的问题。只有
当我们不再可怕地把各种公共事务都归结到谁统治谁的问题上时，有关人类问题的原
始情况才可能出现，或者他们真正的多样性才受到重视。必须承认，我们尤其容易把
权力理解为命令与服从的问题，并因此在讨论有关政府权力——仅仅是权力的众多特
殊范畴中的一个——的问题时，把权力与暴力等同起来。由于无论是处理对外关系还
是国内事务，暴力都被用作保证权力结构不被挑衅者（外国敌人、本国罪犯）破坏的
最后手段，因此看上去依靠暴力的权力仿佛是一只天鹅绒手套，它既可以说能遮住一
只铁手，又可以说不能。然而进一步研究的话，这个设想就丧失了大部分可能性。革
命的现象可能是能达到这一目地的最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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