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用的理念
　　　　　　　　　　　　　　　　张五常
　　西方经济学常用的Utility一词，国内译为「功效」，但我认为「功用」比较
恰当。问题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Utility这个概念。文化
不同，你有我没有，翻译就只能如瞎子过河，胡乱地摸索。有些因为文化不同而很
难译得恰当的字——例如Cost——我们要设法译得好。但Utility这词译得不好不
重要。
　　我说Utility译得不好不重要，是因为曾经有百多年的时间，西方经济学者也
不清楚Utility是什么。故老相传，他们只是以为自己知道，自己明白，但其实大
家都不清楚。西方经济学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能给Utility一个明确的定义。话虽
如此，到今天，好些经济学者还不明白Utility（功用）的正确定义。这些学者中
不乏聪明才智之士，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生得蠢而不明白。他们是不愿意明白：要是
他们明白而又同意本章内所说的「功用」理念，他们就会失却了改进社会之能，变
得像我一样，成为小人物了。
　　第一节：悲哀的发展
　　一七八九及一八○二年，英国经济哲学大师边沁（J. Bentham，1748-1832）
提出了功用（Utility）的概念，对后人影响甚广。边沁的原意是有三方面的。其
一是功用代表快乐或享受的指数；其二是每个人都争取这指数愈高愈好。这后者给
自私的假设数学化，一百年后微积分被引用到经济学时，功用函数就变得大行其道
了。今天，功用函数在经济学上还是极为普及。这可不是因为功用的理念有不可或
缺的解释用途，而是适用于数学。不懂经济但善于数学的，可以容易地大做文章。
　　边沁的第三个原意，是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其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就减少了。
他跟假设每个人对收入的多少有相同的享受，那么富人的边际收入功用低，穷人的
边际收入功用高，社会整体最高的福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边际收入相等。这是平均
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今天还存在的福利经济学的前身。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是否会导致收入在边际上的功用下降，大有疑问，而今天经
济学者一致同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功用指数不能相比。一个大富的人对一元的看
法，可能比一个街头乞丐重要得多。单是这一点，福利经济（Welfareeconomics ）
就大有问题。一九五○年，森穆逊（P. Samuelson，1915-）在一篇湛深的文章内
指出，若一个社会的总国民收入增加，不管增加多少，只要有一些人（甚至一个人）
的收入减少了，经济学就不能证实社会福利有所长进。
　　森穆逊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首要人物，连他自己也那样说，为什么福利经济在
今天还有那么多的从事者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上文提到的经济学者认为
自己有改进社会之能。其二是经济学者要改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可以改进社会，作
个政府经济顾问是会增加收入的。事实上，政府也乐于慷他人之慨，送给经济学者
纳税人的钱：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利益要推行某项政策，总要找些经济学者附和才来
得顺理成章。
　　从科学上看，最重要的功用问题是边沁的第一点：功用是快乐指数。子非鱼，
焉知鱼之乐？你怎可以知道我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又或是我今天比昨天快乐一点？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些经济学者老是认为自己有超凡的本领，有上帝之能。功
用被认为是一个快乐指数，今天在某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一九一五年，一个无师自通的俄国经济学者——E. E.Slusky（1880-1948 ）
——用意大利文发表一篇举足轻重的文章，后来在一九五二年被译成英语。这篇伟
大作品的一个要点，是指出如果我们要用功用的理论去解释人的行为，那么功用的
理念要与主观的快乐或享受脱离关系。可不是吗？要解释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推断
人的选择，或在什么情况下人的选择会怎样改变。至于人的选择是否以增加快乐为
依归，是无关宏旨，完全不重要的。
　　边沁之后，参与功用理论研究的，差不多包括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者，天才辈出，
好不热闹。很不幸，屈指难算的理论天才的工作，只赢得一篇血泪史。一九五○年，
史德拉（G. J. Stigler ，1911-1991）发表了题为《功用理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的长文，追溯百多年来功用理论的思想史，学究天人，文采
斐然。在结论中史氏忍不住破口大骂：他认为经济学者不热衷于理论的验证，以致
众多高手在功用理论上的刻苦耕耘，获得的对人类行为解释的贡献，微不足道！我
很喜爱史德拉在该文结论中的一段文字，一九六八年请他用墨水笔写在白纸上，让
我放在书桌旁作为自己研究时的警句。墨色淡化了，但该稿今天还在。我把它刊登
在这里，好让读者能欣赏一下这位二十世纪天才的笔迹与风采。其文如下：
　　“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 Not only were such implications not sought andtested，
but there was a tendency， when there appeared to be a threat of anempirical
test， to reformulate the theory to make the test ineffective.Economists
did not anxiously seek the challenge of the facts.”
　　翻译过来是：
　　「与事实相符的准则是应该尖锐化的——尖锐地坚持理论的含意要受可以观察
到的行为的审查。然而，不仅这些含意没有被找寻及验证，而还有的倾向是，当一
个含意受到事实验证的威胁时，理论就被修改，使验证无效。经济学者不渴望事实
的挑战。」
　　无论怎样说，功用理论今天还是大行其道，所以我不能不花些篇幅细说其重点。
　　一九七二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是关于「盲婚」及「童养媳」
等现象的。在最后一节中我大肆抨击功用理论，认为其用途不大，可以取缔。英国
的《经济学报》要发表该文，但要减少五页，我就简单地把这最后一节取消。文章
发表后，布格南（J. Buchanan ）与托洛克（G.Tullock）来信谴责，说我不应该
取消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一节。这节的文稿后来遍寻不获。
　　我反对功用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功用」只不过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概念，是
空中楼阁，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所以要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不仅困难，而且
陷阱太多，以致推出来的很容易是套套逻辑，自欺欺人。
　　当时站在我那边的是高斯（R. H. Coase），站在另一边的有三个我拜服的人
：佛利民（M. Friedman ）、贝加（G. Becker ），与老师艾智仁（A. A.Alchian）。
他们要保留功用理论，因为好些经济物品——如友情、声望、天伦之乐等——是不
可用金钱量度的。他们认为若不能用金钱量度，就要用「功用」数字来量度了。我
将会解释为什么这三位师友的观点我不苟同。但先让我解释我们大家同意的「功用」
理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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