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读书笔记之《公羊学引论》（一）
公羊学是区别于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
　　中国儒学按其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可分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心性儒学是以曾思学派以及宋明儒学为代表的儒学，政治儒学则是以公羊学为代表的儒学。这两种儒学虽然都归宗孔子，但在性质上却有很大不同。
　第一，心性儒学的焦虑是实存性的焦虑，公羊学的焦虑则是制度性的焦虑。心性儒学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生命的成德成圣，是下学上达、知性知天、天人合一，是道德自我升至圣人--太极的存在境界。公羊学关注的重点则是政治社会的形上根基问题（大一统问题），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改正朔、易服色、设官法天问题），政治制度的变革存废问题（通三统问题），历史中的公正问题（大居正、大复仇问题），行为规范与政治制度重建的问题（新王改制立法问题）等。公羊学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这类政治的价值问题，制度的意义问题，规范的设立问题和政制的改进问题。关注政治是公羊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第二，公羊学主张在制度中来完善人性。公羊学与心性儒学对人性的看法不同。心性儒学从超验层次上来看性，把性看成一超越的价值源泉，看成一道德的形上依据，此性可以离开历史文化而超然独在，不受政治现实的任何影响（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以，心性儒学把性同本心、道心、道体、性体等同起来，认为性为善。公羊学则不同。公羊学从历史事件与政治现实中来看性，对人性的负面价值有深刻的体认，因而在公羊家看来，人性虽有善之质，虽在本源处人性是善，但人性一旦落入具体的历史政治现实中，人性就要受到其气质之性与外部条件的限制而不得为善。从经验层次来看，人性在现实上的不善不仅有其外在原因，即人性要受到特定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即人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人自然生命中自然欲望的限制。人性善只是心性儒学的方便设教与生命信仰，而人性不善才是历史与政治中的事实。据此，公羊学不象心性儒学那样通过个体生命主观的道德觉悟与道德修养来完善人性，而是主张在制度中来完善人性，依靠以礼乐精神为归依的政治礼法制度。
　　第三，公羊学的实践目标不在成己成德而在改制立法。心性儒学的实践目标是成己成德，公羊学的实践目标是改制立法。前者是属于个体生命领域内的道德实践，后者则是属于社会国家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公羊家最焦虑的不是自己存在意义的实现和道德人格的完善，而是救周文之弊革秦政之酷以建立新制。公羊家将其制度性的焦虑上升为积极的创制意识，将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看作自己的实践目标，所谓井田制、亲迎制、选举制、三等爵制、建寅时制、嫡子继承制等都是公羊家本着孔子的改制思想所创之制。
　　据上所言，公羊学是区别于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公羊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质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但从韩愈以至宋儒的道统观把公羊学排除在儒学传统之外，使中国儒学传统仅仅局限在心性一隅，不能向社会与政治开放，同时也缩小了儒学的范围，抛弃了儒学中非常有价值的传统资源，使儒学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改旧创新的活力，不能随时创立起新制度以解决新问题。宋儒的道统观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儒学虚无主义与政治取消主义。宋以后的中国政治制度一直衰弊不振，宋儒否定公羊而自小儒学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支持过君主专制制度，在近代又被军阀利用来复辟帝制，名声很不好听，遭到了国人的反对，所以现代提倡复兴儒学的人对儒学的政治性质讳莫如深，一直回避儒学传统中有一政治儒学传统--公羊学传统。其实，从孔子的教育活动与政治实践来看，儒学在孔子的眼中首先是政治儒学。公羊专宗《春秋》一经，直接继承了孔子政治儒学的传统，可以说得到了孔子的真传。
（《公羊学引论》，蒋庆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