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当学术结合权力

日前，政坛流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因涉嫌巨额受贿正在受审，从87年本科毕业到2004年8月出事前的 17年间，他除了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一直到逐渐堕落、东窗事发，发达与犯罪的轨迹令人瞩目之外，我还注意到了他的学术历程。他的正式的学术研究可以从他1991年研究生毕业开始算起，因为是他是在职硕士研究生，此间边工作边学习，而且还没有取得研究生学历，应当还不算正式的学术生涯。这样一来，从1991年7月到2004年8月违法犯罪事发为止，其业余学术生涯应当为13年。

在这 13年间，高勇在各类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在此期间，他取得了研究员职称，并成为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和凉山西昌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从91年起任四川省政府办公厅任秘书， 1993年，他开始在母校的工业经济系攻读在职博士。读到第二年时，四川省委的正处级秘书，1996年7月，高勇博士毕业，出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主管经济工作， 3年中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作 “ 凉山现象”的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引资 4800万元。 1999年至2002年，高勇先后任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兼证监会成都稽查局副局长。2002年4月至6月，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正厅级）。2002年6月起，高勇任成都市委常委，后任宣传部部长。

也就是说，这位政坛明星在一直担任重要岗位的行政工作，而且工作十分出色、繁忙的同时，每年完成了约24篇以上的论文（即每个月 2篇）、0.4部个人专著、参编1.3部书籍、承担3.4个科研课题。按他的认罪书，这段时间，他“身边最多的朋友就是各种类型的大小老板、企业家，几乎每一个工作阶段，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我喜欢同他们交往，喜欢和他们一起喝茶、吃饭、聊天”，业余生活也十分丰富。就他的科研工作量来看，大学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如果能达到这个工作量，恐怕每天工作12小时也难以完成。难道他有分身之术？至于科研项目，现在申请项目非常困难，一年申请成功并完成3.4个科研项目对一般人来说，必须付出全部的精力。而且在科研资源有限的开发部下，要申请成功这么多项目也难以想象：我想，在这么大的中国，即使是院士和著名学者，一生中能申请成功、完成44个项目的又有几个；37岁已经是正高职称，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即使是专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定也只是少数难得的学术精英。那么，真是因为他是学术超人吗？不是。

我一点也不否认，他可能具有学术天赋，如果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可能是学界英才。但现在他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和学术地位，显然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所为。那这一切又是怎么来的呢？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侵占他人成果，大部分著作和论文由他人代笔或者在别人已完成的成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二是利用职权申报科研项目，自己只是起到一个挂名的“领导作用”。就是这么一位已经在领导岗位上平步青云的人，实际上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疯狂地掠夺其他自愿的或者不自愿的人的学术成果的人，居然还敢说“ 在我的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一定不要沾公家一分钱，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而且朋友之间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怎能不出事呢？！ ”，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单纯、讲义气、道德高尚的人。学术上这么贪婪，面对金钱的诱惑，还会有什么“错误认识”吗？一个早已熟谙人情世故，摸透了政界行情和学界行情，时时利用国家给的权利待价而沽的政界败类、学术流氓，还在这里为了减轻罪责、获取不了解内情的人们的同情而去捏造一个虚假的所谓“思想深处”，可以说是厚颜无耻。

一般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政治上这么顺利，何必还要去在学术界不正当地去挤占资源呢，这对大多数又从事学问、又“权为民所用”的正直官员可能如此，但对于有些人来说，权力可以轻而易举猎取学术资源，而利用学术资源拉帮结派、整合政治资源，何乐而不为呢？因为纯粹学者奋斗一辈子才能得到的学术地位，滥用权力者垂手可得，权与学结合是大有可为的。当今不少有权力的学者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贪者自贪，他是不论金钱、地位、女色和其他名利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緾于个体的偶然与必然。问题是，贪污受贿有党纪国法加以制裁，今天的高勇贪污受贿金钱财物可以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但是对于他的学术掠夺又可以根据什么法律对他进行审判呢？还有那些没有贪财，只是利用权力进行学术掠夺的人，他们仍是风光的官员学者、学者官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专事学术的学者们有的只有同流合污、不得不苟且屈就，从他们的手上去分得一杯羹；有的保持自己的风骨，但不得不忍受学术资源和学术评价上的不平等待遇。学术体制之弊，使这种现状能够维持，使高勇们有用武之地。学者们早已经口诛笔伐，可是我们又采取了哪些得力的措施呢？ 看看当今的学术腐败，科研项目的申请和审批没有遵循匿名、回避的制度，职称评审和学术评价缺少公正的评价机制，已是有目共睹的严重社会问题。我想正是因为高勇位居要职，利用了这种不合理的学术体制，一张条子、一个电话就解决了项目申请问题，才成功获得了44个科研项目；别人要自己掏钱才能解决的出版问题，他也许就可以利用权力，用公费出版，或者直接向出版社找个熟人就解决了问题。从高勇的案件，我们不仅看到了钱权交易的问题，也看到：不合理的学术规范、学术体制、职称评审体制、出版垄断体制不得不进行改革了。要不然，广大从事学术、技术、教育、新闻、文化等事业的人们就必然遭受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这本身就是社会不正义的表现，是社会不文明的一种；而且在结果上也会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

2004.5.22，美国丹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