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文献综述

高景柱

作者简介：高景柱（1980-），男，安徽涡阳人，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政治转型

【内容摘要】：二战以后，邦雅曼·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逐渐占有一席之地，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关于贡斯当政治思想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贡斯当政治思想复兴、贡斯当的自由思想研究、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以及贡斯当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反思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贡斯当；自由；人民主权；法国大革命

导论

二战以后，伴随着人们对极权主义的反思，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政治思想逐渐在西方政治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贡斯当对两种自由观的区分、对代议制的追求以及对专制主义的批评在当代自由主义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贡斯当极为推崇，哈耶克和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都曾对贡斯当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以赛亚·伯林，2003：194，236；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79；萨尔沃·马斯泰罗内，1998：284），可以说二战以后几乎所有论及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都会提及贡斯当的贡献。但国内开始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大概最早肇始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2：195，其中称“Benjamin Constant”为“孔斯坦，B”），以李强撰写的《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最为全面。概观有关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的文献，以笔者所能收集到的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几方面。

一、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

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戴维·米勒等，2002：173），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晚近的事。二战以前他在学术上的地位主要由于其著名小说《阿道尔夫》而仅局限于文学方面。而其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理论界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法国也长期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很长时间在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认同中处于边缘位置。就贡斯当政治思复兴的原因而言，Benjamin Constant: Political Writings一书的英译者Biancamaria Fontana在“Introduction”中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在二战中，战争的经历以及专制和征服统治重返欧洲的心脏，这使得贡斯当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所做的辩护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争，使贡斯当发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义，因为贡斯当曾提醒人民小心革命套话中所隐含的种种骗局，同时提醒人们不要对市场社会的资源抱有过高的信心（Biancamaria Fontana，1988：3）。
对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李强在《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中大体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李强把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与二战以后西方政治理论界对卢梭的批判有关：二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界出于对法西斯政治的反思以及当时的理论需求，开始从新的视角思考极权主义问题，并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的重要理论结果之一就是把当代极权主义与西方近代思想发展中的某些思潮联系起来。尽管不同自由主义者讨论的角度不同，批评的对象也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把卢梭的学说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大致勾勒出一条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黑格尔、最后发展出当代极权主义的线索。由于自由主义者把卢梭作为极权主义的最早先驱，因此曾经批评过卢梭的思想家便受到他们的格外关注。贡斯当的复兴也属于此例，柏克、托克维尔在五、六十年代的复兴也属于此例（李强，1998：286－287）。李强在《自由主义》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李强，1998：64）。《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其曾作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的中文版序言（《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
从此可以看出，历史往往具有戏剧性，如果洛克（John Locke）不对菲尔麦（Filmer）的“君权神授”思想的思想进行批判，也许菲尔麦的思想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了；相似的是，如果贡斯当不对卢梭进行批判，也许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复兴还有待时日，也许其学术地位还主要依靠他那不足七万字的心理分析小说《阿道尔夫》并也仅局限于文学方面。

二、贡斯当的自由思想研究

众所周知，贡斯当政治思想经常引起人们注意的就是他以时代的区分为基础把自由分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它所引起的影响几乎使贡斯当的其它政治思想湮没无闻，因此贡斯当的有关自由的言论引起了特别重视。伯林称贡斯当的那篇著名演讲《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是讨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典范（拉明·贾汉贝格陆，2002：38），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在人类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做了中肯的评价。可以说，后来伯林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自由概念的著名区分直接脱胎于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后来又出现对“第三种自由概念”的讨论（昆廷·斯金纳，2004：81－111；应奇，2004，5：52－57）。
纵观国内外有观贡斯当自由思想的研究，可以把其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是对贡斯当所属的自由传统进行归类，一般认为贡斯当虽然是法国人，但他属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的研究。哈耶克认为，英国自由主义传统是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阐发的，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相信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认为强制的不存在是自由的本质。而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是由法国启蒙运动所开创的传统，其间充满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为自由只有在追求一种集体的目标中方能实现。哈耶克在讨论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时，曾小心翼翼地指出几个例外，其中就包括贡斯当（其它的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认为他的思想更接近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与法国自由主义传统有明显差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61－82）。
克兰斯顿在《自由主义在法国》（克兰斯顿，2000：84－85）一文中认为贡斯当属于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作者把法国的自由主义分为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和国家本位的自由主义两种），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虽然克兰斯顿的分类不同，但他表达的是与哈耶克相似的观点。国外学者伯林，国内学者李强、顾肃等人也认为贡斯当属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
但冯克利在《贡斯当：自由的还是保守的？》一文中虽然认为贡斯当属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是根据贡斯当对社会由“成长”或“进化”而生成的习俗，采取十分尊重的态度，而这种尊重正是“保守主义的精髓”，就把贡斯当看成一个保守主义者（冯克利，1999，5：128－13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他忽视了贡斯当的思想背景。贡斯当深受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而以休谟、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相信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尊重传统和习俗，尤其尊重对自由进行保护的制度传统，因此不能因其对传统的尊重而把其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把他归结为“带有保守色彩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更合适。同时贡斯当并不赞成柏克式的对传统不加鉴别的继承，他尊重的只是与自由有关的传统，对奴隶制度毫无尊敬之意。
其二主要是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的区分是否合理进行评论，哈耶克、伯林以及约翰·格雷三人的看法可见一斑。一种是批评性的，以哈耶克为代表。虽然哈耶克并没有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直接进行评论，但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说“人们经常说，古人并不知道‘个人自由’意义上的那种自由，这种说法绝不适用于巅峰时期的雅典”（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1997：205）。哈耶克在1973年为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自由主义”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19世纪有些作家否认古人知道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由下述情况可知，这种否认是不能成立的：当雅典的将军在远征西西里处境极端危难的时刻，他让士兵们牢记，他们是在为一个使他们“不受限制地决定自己喜欢的生活”的国家而战（哈耶克，2000：111）。从这可以看出，哈耶克并不同意贡斯当认为古代人不享有个人自由的观点。
另外意大利的圭多·德·拉吉罗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一书中也认为，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区分存有缺陷，主要缺陷在于贡斯当认为古代人不享有个人自由，实际上古代的共和国特别是雅典和罗马，承认许多所谓的个人自由，他们缺少的只是个人权利在法律和政治上限度的观念（圭多·德·拉吉罗，2001：158）。顾肃在《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一书中大概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贡斯当关于古代人与现代人自由的区别并非无懈可击，实际上古代人并不只是在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顾肃，2003：305）。
另一种态度是支持性的，以伯林为代表。伯林认为，在古代世界，似乎很少有人对政治理想的个人自由进行讨论。孔多塞（Condorcet）曾指出，在罗马人与希腊人的法律概念中，不存在个人权利的观念，这一说法也似乎同样适用于犹太人、中国人以及所有其他存在过的古代文明（以赛亚·伯林，2003：197－198）。从这可以看出，伯林至少是同意贡斯当的古代人所享有的自由并不包括个人自由，而不像哈耶克、拉吉罗等人对贡斯当所作的批判那样。
还有一种持中间主义态度，约翰·格雷就是这种观点，他在其著作《自由主义》（约翰·格雷，2005：3－4）中开篇就提到了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划分，他说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划分：揭示了这样一个洞见：在古希腊人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观念并不是指一种有保障的个人独立空间。……但是贡斯当的洞见也很容易被夸大，其本质上的合理性不应该导致我们忽视古代人尤其是希腊人中自由主义观念的萌芽。约翰·格雷既指出了贡斯当对两种自由区分的贡献，又指出其不足之处。
其三是对贡斯当的自由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局限性进行研究。一般认为贡斯当的有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对伯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从上文曾指出的伯林对贡斯当的高度评价中可以看出。除此之外，伯林的《自由论》一书的导论就是以贡斯当的格言“真实存在为抽象物牺牲；个体的人在大屠杀中成为集体的人的牺牲品”作为卷首语的（以赛亚·伯林，2003：3）。
李强曾经在《贡斯当与现代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了贡斯当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尽管贡斯当不是一个十分思辨的思想家，但他有文学家的敏锐，有政治家的现实感，加之他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政治动荡，因此，他的许多政治理念有独特的魅力，特别是他关于自由以及极权主义式暴政的分析，尤为深刻，对后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影响颇大。贡斯当对人民主权理论的批评，对民主可能产生暴政的担忧在托克维尔那里得到更明确的阐述。贡斯当的影响有可能通过托克维尔作为中介影响到J．S．密尔，真正将贡斯当自由思想发扬光大的是伯林（李强：1998：302－303）。
就贡斯当有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与伯林的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的关系而言，人们经常把“古代人的自由”等同于“积极自由”，把“现代人的自由”等同与“消极自由”。但刘训练曾指出，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与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可以大致等于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但“古代人的自由”只是属于伯林笔下的“积极自由”的一种。因为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并不仅限于政治自由，它实际上涵盖了多种自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更加现代的”理性主义自由，而不是“古代的”共和主义自由（刘训练，2004：52－54）。从这也可以看出刘训练显然受到《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积极自由分类方法的影响，该书中曾把积极自由分为三种，分别以斯多葛派、柏拉图和康德、卢梭为代表（戴维·米勒等，2002：288－289）。
就贡斯当自由主义思想所面临的局限性而言，江宜桦在《贡斯当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一文中论述了贡斯当自由主义思想的两点局限：其一是人们一般把自由主义分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特殊主义的，理由是贡斯当所谓的古代人的自由并没有普适性，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其二是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也即“政治自由”的价值问题，在贡斯当心目中，政治自由本身就具有根本性的价值，还是作为维护个人自由的手段，仅仅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贡斯当始终语焉不详（江宜桦，2002：485－488）。Vladimir Gligorov在Benjamin Constant and Carl Schmitt Go to Russia一文中探讨了贡斯当有关中立的王权所面临的局限。按理说，根据贡斯当认同人民主权原则，承认合法的权力来源自人民，他就应该承认王权也应该源自人民，就应该由人民来选举国王。但如果国王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那么这就会腐蚀王权的中立性，王权就会成为一种能动的权力而打破权力之间的平衡，那么他所精心构思的中立的王权就不复存在。因此贡斯当主张王权只要是中立的，怎样获取并重要，无论它是通过选举、继承还是僭取的（Vladimir Gligorov，1997：271－282）。贡斯当有关中立的王权所面临的局限，也反映出贡斯当在人民主权学说上的不坚定性。
其四是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进行介绍，并进行简单评论，这也是国内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常见的现象。一般认为贡斯当所谓“古代人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现代人的自由”主要是私人生活不受干涉。比如启良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应奇的《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以及潘小娟、张辰龙主编的《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等。在启良的著作中，作者认为贡斯当所谓古代人的自由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现代人的自由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强调的是个人主义。 三、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

贡斯当一生与法国大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因此他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就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而言，K．Steven Vincent在Benjamin Constan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French Romantic Liberalism一文中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作者主要是通过对贡斯当早期著作以及一些通信材料的解读来进行研究的。作者认为贡斯当对大革命的态度以1794年为界，1794年之前贡斯当是法国大革命的“忠实信徒”，自称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大革命采取“激进”的态度，赞同大革命推翻旧的专制体制以及对个人自由的维护。虽然这时他对大革命也颇有微词，但他认为那是为取得一定的革命果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时革命应该立刻结束，着手巩固已取得的革命果实而不应该再往前发展。从1788年至1794年他一直在德国的一个小朝廷中供职，只是间接地感受法国大革命。从1794年底开始，贡斯当对大革命的态度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从一个革命的旁观者变成一个革命的参与者，从一个革命的支持者变成一个革命的严厉批评者。此时他更担心革命的过度发展，他走的是一条异于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而是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从而认为革命应该立刻中止（K．Steven Vincent，2000：610－617）。另外K．Steven Vincent在Benjamin Constan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 character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也表达了贡斯当希望人们在法国大革命中避免狂热主义的愿望，革命中的狂热主义只会带来惨烈的后果（K．Steven Vincent，2004：5－21）。这两篇文献是有关贡斯当生平及著作（尤其是贡斯当的早期著作）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
法国的皮埃尔·莫内在《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一书中也探讨了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以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认为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贡斯当赞同法国大革命对旧制度的反对，另一方面对大革命的恐怖后果表示震惊，因此对大革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作者认为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持两条线路，一条是贡斯当对人民主权原则所表现出的敌意，另一条是批判在大革命中人们试图在现代社会恢复古代人的自由，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往往犯这种“自由的时代错乱症”。但作者认为贡斯当并没有将大革命的不幸主要归结为人民主权的观念，而是归结为大革命的领导者对古代自由观念的崇拜（皮埃尔·莫内，2004：112－123）。从总体上看来，作者认为贡斯当是一个作为反对派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四、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反思

贡斯当在欧洲大陆最早对卢梭的民主理论进行了批判，这集中体现在贡斯当对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的反思上，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批判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任剑涛在《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一书中曾对贡斯当和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这样评论道：人民主权是有限的和相对的，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必须仍然是属于个人的和独立的，并且它肯定是置于任何社会权能的控制之外的。否则，社会就会象手握权力的暴君一样邪恶。由此，自由主义将人民概念下落为一个基于政治共同体具体成员的个体权利的个人主义观念。于是，当卢梭将人民主权与集体相联结，走向了专制主义。当自由主义将人民主权与个人相联结，则导向宪政民主。因此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必须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被神化了的“人民”必须下落为“公民”，以至“选民”，否则将极可能滑向卢梭祈求人民主权却反而走向极权的境地（任剑涛，2004：230－231，247－248）。
秦前红和武立强撰写的《人民主权：卢梭与贡斯当之比较》一文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与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了对比（秦前红 武立强，2003，4：14－21）。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公意”与“普遍意志”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很不恰当的。实际上，“公意”与“普遍意志”的英文都是“general will”，（Benjamin Constant，1988：175）由于译者在翻译《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时没有对“general will”采用通常的译法，而把它简单地翻译成“普遍意志”，所以导致了这样的错误。
笔者也曾撰写《论邦雅曼·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一文对卢梭与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对比，拙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卢梭与贡斯当“人民主权学说”之间的异同，探讨贡斯当怎样把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学说”演化成“具体的人民主权学说”，借以厘清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的具体内涵。拙文认为卢梭与贡斯当人民主权学说的相同点在于他们都把自由作为各自人民主权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同之处在于：人民主权学说的范围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人民主权是否可以分割以及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是直接民主抑或间接民主等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贡斯当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主权，相信最终的权力必须源自人民。从总体上来说，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持批判态度，但他谴责的不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则，他谴责的而是大革命的残忍与横暴的特征，无论何时，他仍然支持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则——捍卫人民主权和保护公民权利。这也是他在早年认同法国大革命的地方之所在。另一方面贡斯当也对人民主权学说也表现出一定的敌意，原因在于人民主权在大革命中往往成为暴政的口实，同时他也害怕拿破仑借口人民将主权授予他而为其专制统治进行合法性论证；虽然在有关权力的来源问题上贡斯当与卢梭有相似的一面，但是关于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他们之间是针锋相对的。 小结

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对贡斯当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他的两种自由观（尤其是其与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关注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他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批判，而很少从总体上把握贡斯当的宪政理论（这方面比如他的分权学说）以及他的宪政理论与两种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就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的关联性而言，一般认为现代人的自由优于古代人的自由，其时这是对贡斯当政治思想的误解。贡斯当认为两种自由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并不能在现代社会极力张扬某一种自由，而应该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建构一种既维护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权，同时政治权力又要受到有效的制约的宪政制度。因此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相关研究以外，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在甘阳和Helena Rosenblatt各自撰写的文章中有所提及，但并不深入。甘阳，2000：89；Helena Rosenblatt，2004：23－37）、贡斯当的宪政理论的主要内涵（尤其是他对代议制民主的追求以及他的分权学说与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之间的对比）以及他的宪政民主思想能否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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