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革命中的毛的因素
高华
转自学术中国
在今天的中国，有关毛泽东的叙述，是一个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有关毛泽东的研究已经越出学院的范围，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对毛的叙述，有时，这些叙述是和具体的历史事实相联系的，有时这些叙述只是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而不一定要有具体的历史事实作基础，也就是说，把毛已抽象出来，成为一个符号象征。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毛对中国的影响有何等深远，尽管他已去世二十七年，中国的情况和他离世时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是学历史的，应该比较客观，但即便这样，不同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有关对毛的叙述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原因是不同的历史学家或学者，他们有不同的评价系统，再有，就是毛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有着不同的面相，梁漱溟先生就说过：“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当我们只看到毛的一个或几个面相，有不同看法，发生争论就在所难免了。对于毛，自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角度，这些不同的认识角度构成了一个很宽大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毛泽东这个在二十世纪中国舞台上极其重要，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我只能从自己的认识角度，就这个问题粗线条的谈一些看法。
（一）
我谈的主题或一个基本线索是：毛泽东的崛起和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中的毛的因素。毛在晚年对他一生的事业也作过自我评价：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日本人打败，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二是发动了文革。对第一件事，没有人反对，第二件事，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毛在中共崛起与他是中共最有名的军事领袖分不开的。1927年9月之后，毛上山，但是当时中共党人上山的也很多，毛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第一，他做的最成功，第二，毛不仅仅是军事领袖，他在政治上也有许多见解，1928——1930，毛在赣南和闽西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这就是以共产党军队为中心，发挥政治动员的巨大功能，开展土地革命，争取底层群众支持，创建中国的红色政权。而他的基本的政治态度和领导风格也在这个时期的浮现了出来了：
1，重视革命暴力，强调革命专政对于无产阶级反抗和夺权的极端重要性，
2，有一套改变中国的大见解，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从不放弃，
3，重视动员底层群众，
4，非常现实主义，
5，强势的领导风格，
这五点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逝世，基本没有改变。
1928年后的上海中共中央：
1、以城市为中心，
2、对毛乐观其成，
虽然有时觉得毛偏离“正统”，但基本上对毛是肯定和支持的，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毛缺席仍被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后，因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上海中央向江西转移，1931年底-1933年春，上海中央到达江西苏区，与毛的分歧冲突加剧：毛的军事路线与中央的军事路线的分歧是最重要的；其次，党中央要树立新权威而对毛加以防范。
中央的路线是“进攻路线”、“阶级决战”。毛的军事路线：敌强我弱，要有长期的观点，要避实就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大幅度前进，大幅度后退，不以一城一地为目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毛的这一套确实很成功，将国民党军的几次围剿都打破了，创造了“以少击多”的典范。
留苏派在周恩来等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二十多个县建成，但由于没有军事上的成功，蒋介石以“步步为营”、“碉堡政策”逐渐蚕食中央苏区，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损失惨重，到了遵义，为了党和军队的生存，领导层决定开会，也是毛有意促成的。他有句名言，当仁不让。在这次会议上，毛分化了国际派，争取了周恩来，毛重新进入核心层，毛这时的权力还是相对的，尽管他已成了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毛泽东以后说过，他这个人是 “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并被大家捡了起来，果然遵义会议后，他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毛面临的两个问题
1、如何对付国民党？
2、如何进行党内整合？
毛在1938年和梁漱溟先生说过，他是“以其道易天下者”，1935一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对党内进行统合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毛所认为的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一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著称于中共党内，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这样毛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事实上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一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大政方针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莫斯科和中共党内的压力下，毛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再继续然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催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更无法打破今毛感到压抑的、弥漫于中共党内的浓厚的俄化氛围，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的改造。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刘、洛之争对中共历史有着重大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一1937年的政治路线及是否改组中共领导构成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但囿于党内的强烈反对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个人对十年路线的总体看法。刘洛争论虽以洛甫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但毛洛联盟从此正式解体，而毛刘长达 30年的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次争论而告奠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急剧转变，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党内又就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毛泽东陷入了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1937年 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战时机全力发展中共及其武装、八路军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方式、将军队主要力量用于开辟敌后中共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中央核心层部分成员冷遇，周恩来且带头对毛的主张表示异议。这是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核心层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运动游击战”方针受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护，毛面临军方与其疏离的现实危机。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大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王明且以天子门生自居，口衔天启，传达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受到周恩来等的一致拥戴。周且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但最终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对王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此亦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远。1937年12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1937年未至1938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毛韬晦养气、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读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论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念术语。
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 “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正式亮出自己的旗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共在抗战中获得正当性，也为夺取“解释权”走出关键的一步，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大的方面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沦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毛抓住“中国化”的旗帜，立时使王明等陷于窘境而无以自拔。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召开，终使毛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会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度与王明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去。毛与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从1935一1938年，经过 4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完全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亳无办法。
1938年10月，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1938一1941年，学习运动并没有使毛满意, 1941年 5月19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 “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 1941年6月22日，德侵苏，斯大林无力东顾，毛顺风扯帆，先在党的领导层开展思想交峰，继而在1942年初把运动推向全党，是为“整风运动”，这是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在1942——1945年时间里，毛用两手：“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从思想、组织、权力结构重组等入手，实现了党的全盘毛化和他个人对党的完全领导。
毛的概念全面渗入党的思想、组织：
1）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最具革命性，
2）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此需要长期改造思想，毛以后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3）对理论；毛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
4）对个人与集体；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
毛抓住几面旗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
1，民族主义（抗日，以后又反美），
2，平民主义（穷人的党）
争取广大底层民众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
3，高呼民主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新民主主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欢迎外国资本，争取国内各阶层的支持，抗战胜利四年后，打败蒋介石与国民党，夺取全中国，
毛的成功取决于他抓住了两个大问题：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至高点，毛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几个基本问题所作出的有力的回应：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即 “反帝反封建”，孙中山的反应是：创建三民主义，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着力不够。
毛的反应是：
1、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完整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中共提供了意义和价值，
2，灵活的革命策略，
3，高度重视军队，
4，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和组织的统一，
5，发动底层革命，
6，他个人的特殊禀赋：军事学高明和熟练高超的政治谋略, 毛虽不是学军事的科班，这点他特别得意，自称是“绿林大学”。
（四）
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取得胜利，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创立新国家、新制度，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新国家、新制度、新社会是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产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当代史上继续发挥重大的影响，成为建国、治国的“依赖路径”，但是也有悖论：这就是成功的一套在新环境下，没有及时调整，而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这怎么说呢？这就是列宁所说的：靠广大工农的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可以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但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总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
1，众所周知，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长期领导武装斗争胜利的结果，而这又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为了抵御外来列强的侵略和改变国内的积贫积弱，中国重要的政治力量，都把运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从建国初开始，社会的组织化加速进行，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军事性的风格和精神气质也逐渐浓厚，大大改变了世纪初以来，由受列强侵略而造成的民气低落，精神低迷的状态。五十年代，国家进入到建设时期，从苏联引进的苏式经济管理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中国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中国的计划管理模式事实上已具有“理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但是本土过去革命时代的经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7年后，军事化或类军事化的思维和管理方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全面复活，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潮。乌托邦主义配之以高度的组织化和军事化的政治措施，军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的惯性，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以至 “唯军事至上”在文革初期达到巓峰。在战争年代运用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化方法达成革命目标是顺理成章的，在从军事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阶段，继续沿用军事化方法和手段进行快速动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阶段后，迟迟未能建立起以法律为中心，体现共性和个性相协调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这必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2，1949年，在农村进行了22年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进入到城市，他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与知识分子结合，这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国家，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关键。但如陆定一同志所说的，解决这个课题对于党和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困难的，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干部并不熟悉城市，而知识分子对革命也不了解。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的绝大的比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被遮盖了，而只是被限定在 “小生产自发性”上面，这就造成一种弔诡的现象：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思路下，新老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长时期内难以正常发挥。
3，毛泽东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革命的胜利使毛获得极高的威望，毛成为了革命象征和革命道德的最高体现，其权威具有不受制约的至高无上性，在这种状况下，领袖的自律和智慧成为政策纠错的唯一条件。遗憾的是，50代中后期后，一方面是毛的专断性急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坚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于是，在他的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纠错机制都无从建立。
1949年革命的胜利既是革命的到达点，也是建设的出发点，但“马上得天下”并没有很快转化成为“下马治天下”，这是因为对“革命”与“执政”的互动关系认识不清。“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有完全正面的意义，从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改革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都自称 “革命者”或“革命党”。革命成功后，革命者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都变了，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传统进行转换，需要建立起以科层化为表征的理性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系统，培育具有兼容性的公民文化。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战时状态下组织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层制虽然存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受空想乌托邦的破坏。空想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浪漫主义，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美好未来时，过去熟悉的记忆和经验不断被唤醒和复制，于是，迷信过去的传统，延续过往的传统，就成为应对现实和未来的不二法门，如此就很难在治国理念和组织形式上向现代公共管理转变。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对此问题认识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从革命向执政转化的困难。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
时至今日，有些学者对“革命”及其内部机制作了具体的分析：
1，社会革命能够导致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因为社会革命的基础很广泛，有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
2，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最后的话：毛是中国人的一个永久的话题，他将持续性的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反思，而所有这些，都应该指向未来，指向民族、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
我们是学历史的，应该比较客观，但即便这样，不同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有关对毛的叙述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原因是不同的历史学家或学者，他们有不同的评价系统，再有，就是毛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有着不同的面相，梁漱溟先生就说过：“毛泽东不是一个，而是变化中的许多个”，当我们只看到毛的一个或几个面相，有不同看法，发生争论就在所难免了。对于毛，自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角度，这些不同的认识角度构成了一个很宽大的平台，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毛泽东这个在二十世纪中国舞台上极其重要，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我只能从自己的认识角度，就这个问题粗线条的谈一些看法。
（一）
我谈的主题或一个基本线索是：毛泽东的崛起和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中的毛的因素。毛在晚年对他一生的事业也作过自我评价：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日本人打败，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二是发动了文革。对第一件事，没有人反对，第二件事，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毛在中共崛起与他是中共最有名的军事领袖分不开的。1927年9月之后，毛上山，但是当时中共党人上山的也很多，毛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第一，他做的最成功，第二，毛不仅仅是军事领袖，他在政治上也有许多见解，1928——1930，毛在赣南和闽西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这就是以共产党军队为中心，发挥政治动员的巨大功能，开展土地革命，争取底层群众支持，创建中国的红色政权。而他的基本的政治态度和领导风格也在这个时期的浮现了出来了：
1，重视革命暴力，强调革命专政对于无产阶级反抗和夺权的极端重要性，
2，有一套改变中国的大见解，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从不放弃，
3，重视动员底层群众，
4，非常现实主义，
5，强势的领导风格，
这五点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逝世，基本没有改变。
1928年后的上海中共中央：
1、以城市为中心，
2、对毛乐观其成，
虽然有时觉得毛偏离“正统”，但基本上对毛是肯定和支持的，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毛缺席仍被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后，因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上海中央向江西转移，1931年底-1933年春，上海中央到达江西苏区，与毛的分歧冲突加剧：毛的军事路线与中央的军事路线的分歧是最重要的；其次，党中央要树立新权威而对毛加以防范。
中央的路线是“进攻路线”、“阶级决战”。毛的军事路线：敌强我弱，要有长期的观点，要避实就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大幅度前进，大幅度后退，不以一城一地为目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毛的这一套确实很成功，将国民党军的几次围剿都打破了，创造了“以少击多”的典范。
留苏派在周恩来等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二十多个县建成，但由于没有军事上的成功，蒋介石以“步步为营”、“碉堡政策”逐渐蚕食中央苏区，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长征途中，损失惨重，到了遵义，为了党和军队的生存，领导层决定开会，也是毛有意促成的。他有句名言，当仁不让。在这次会议上，毛分化了国际派，争取了周恩来，毛重新进入核心层，毛这时的权力还是相对的，尽管他已成了最重要的领袖之一。毛泽东以后说过，他这个人是 “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萨”，在遵义又开始“香起来”，并被大家捡了起来，果然遵义会议后，他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毛面临的两个问题
1、如何对付国民党？
2、如何进行党内整合？
毛在1938年和梁漱溟先生说过，他是“以其道易天下者”，1935一1936年，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追击，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是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但是对毛而言，事实上却存在着并行的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对付国民党的外部战线。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在中共未夺取政权之前，威胁中共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蒋介石政权。因此，如何回击并打败国民党，不仅是毛须臾不能忘怀的首要问题、也是毛用以凝聚、驾驭和统一全党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驱动力量。
与第一条战线相比，第二条战线虽不那么凸显，却同样重要——这即是对党内进行统合的战线。显而易见，欲易蒋介石政权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军队，则一切免谈；而易国民党之天下，又必先改变毛所认为的凡不利于夺取国民党政权的中共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是故，第一条对外战线与第二条对内战线，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一1936年，毛泽东将其侧重点主要放在对付国民党的第一条战线，在毛的努力下，红军阻遏了国民党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使中共的生存环境获得了明显改善。毛在军事上的成功，对其政治生涯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只是以擅长指挥军事而著称于中共党内，从主要担负军事领导责任到一身兼负党和军队的决策以及指挥责任，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环境下变化的产物，又与毛所占据的特殊地位，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政治资源有关。同时，这也是毛顽强努力的结果。
中共领导体制在战时状态下发生的变化，对毛泽东顺利地将其在军事指挥领域的权力延伸至党的领域有着直接的影响。长征前夕，战况瞬息万变，形势极端危急，为了适应战略大转移的战时需要，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而中共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遵义会议虽取消了“三人团”，但在1935年3月，又根据毛的提议，为便于“应付紧急军事行动”，重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然而，“新三人团”的体制却不同于老“三人团”，代表党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团”之列。遵义会议原来决定，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辅助周工作，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与毛泽东调换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辅助者。这样毛成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军事指挥者。毛与周角色的互换对毛有重大意义，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军队与党实际已溶入一体，当毛置身于领导军队的关键地位时，事实上他己处于随时可以领导党的有利位置。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泽东在1935一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愈来愈处于最有实力、最具影响力的地位，在大敌当前，全力指挥军事的同时，毛对党的大政方针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着高度的关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风险，谨慎地在莫斯科划定的禁区前穿插迂回，努力维持着中央领导层的稳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时机，利用战时状态提供的组织机构变动频仍的机会，巧妙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有条不紊、小心翼翼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
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莫斯科和中共党内的压力下，毛被迫长期违心接受对中共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样是毛泽东与洛甫政治结合的基础。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为了长远目标和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再继续然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催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更无法打破今毛感到压抑的、弥漫于中共党内的浓厚的俄化氛围，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的改造。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刘、洛之争对中共历史有着重大影响，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一1937年的政治路线及是否改组中共领导构成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完全赞同刘的观点，但囿于党内的强烈反对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节制地表明了自己对刘少奇观点的支持，而未全面阐述他个人对十年路线的总体看法。刘洛争论虽以洛甫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但毛洛联盟从此正式解体，而毛刘长达 30年的政治结合的基础却因此次争论而告奠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形势急剧转变，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党内又就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八路军军事战略方针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毛泽东陷入了1935年以来最严重的困境。
1937年 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战时机全力发展中共及其武装、八路军以游击战为其主要作战方式、将军队主要力量用于开辟敌后中共根据地等一系列主张遭到中央核心层部分成员冷遇，周恩来且带头对毛的主张表示异议。这是遵义会议后，毛在中央核心层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运动游击战”方针受到军方领导人的一致拥护，毛面临军方与其疏离的现实危机。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负莫斯科要求中央转变方针的重大使命，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飞返延安。王明且以天子门生自居，口衔天启，传达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方针，受到周恩来等的一致拥戴。周且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批评毛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面对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和政治局内的一致声音，毛泽东虽然隐约其辞，但最终取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相一致的立场，对王明的新方针随声附和，此亦所谓“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王明返国对毛泽东造成的冲击既深又远。1937年12月后，在中共党内事实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响相对下降。1937年未至1938年夏，这是毛在遵义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毛自称，在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此话可能言过其实，但其政治影响相对减弱却是事实。
虽然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罢休，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毛韬晦养气、进行各项准备，为挽回颓势竭尽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项准备中，理论的准备占据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概念系统，便无法在新的形势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这一套概念系统，又必须在莫斯科的菜单里进行精心选择，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观，又有自己的灵魂。
此项工程难度甚大，非大手笔无以完成。1935年前，毛尽管已萌生种种想法，但多属对当时党政策之直观反应。只是到了抗战阶段，当毛已研读了一批列宁、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与其政治对手的较量中逐渐系统化和概念化。与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论思维的活跃，促使他创造出几个极具攻击力的概念术语。
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国带来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势立即召开中共六中全会，就此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概念，将其 “道”在全党和全国完全公开。毛正式亮出自己的旗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共在抗战中获得正当性，也为夺取“解释权”走出关键的一步，毛明确表示，中国不仅从马列主义，而且还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大的方面而言，即在于他吸取、运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沦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和色彩，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也给毛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毛抓住“中国化”的旗帜，立时使王明等陷于窘境而无以自拔。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召开，终使毛正式成为党的领袖。会后，毛开始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此时的书记处类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度与王明合作的周恩来旋即离王而去。毛与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从1935一1938年，经过 4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完全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中共理论和思想宣传部门仍控制在留苏派的手中。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而亳无办法。
1938年10月，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1938一1941年，学习运动并没有使毛满意, 1941年 5月19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 “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 1941年6月22日，德侵苏，斯大林无力东顾，毛顺风扯帆，先在党的领导层开展思想交峰，继而在1942年初把运动推向全党，是为“整风运动”，这是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在1942——1945年时间里，毛用两手：“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从思想、组织、权力结构重组等入手，实现了党的全盘毛化和他个人对党的完全领导。
毛的概念全面渗入党的思想、组织：
1）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最具革命性，
2）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此需要长期改造思想，毛以后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3）对理论；毛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
4）对个人与集体；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
毛抓住几面旗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
1，民族主义（抗日，以后又反美），
2，平民主义（穷人的党）
争取广大底层民众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
3，高呼民主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新民主主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欢迎外国资本，争取国内各阶层的支持，抗战胜利四年后，打败蒋介石与国民党，夺取全中国，
毛的成功取决于他抓住了两个大问题：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至高点，毛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几个基本问题所作出的有力的回应：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即 “反帝反封建”，孙中山的反应是：创建三民主义，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着力不够。
毛的反应是：
1、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完整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中共提供了意义和价值，
2，灵活的革命策略，
3，高度重视军队，
4，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和组织的统一，
5，发动底层革命，
6，他个人的特殊禀赋：军事学高明和熟练高超的政治谋略, 毛虽不是学军事的科班，这点他特别得意，自称是“绿林大学”。
（四）
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取得胜利，一个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战格局下，创立新国家、新制度，由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工业化的展开，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新国家、新制度、新社会是中国共产革命胜利的产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当代史上继续发挥重大的影响，成为建国、治国的“依赖路径”，但是也有悖论：这就是成功的一套在新环境下，没有及时调整，而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这怎么说呢？这就是列宁所说的：靠广大工农的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可以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但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总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
1，众所周知，中国共产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长期领导武装斗争胜利的结果，而这又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为了抵御外来列强的侵略和改变国内的积贫积弱，中国重要的政治力量，都把运用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从建国初开始，社会的组织化加速进行，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军事性的风格和精神气质也逐渐浓厚，大大改变了世纪初以来，由受列强侵略而造成的民气低落，精神低迷的状态。五十年代，国家进入到建设时期，从苏联引进的苏式经济管理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帮助中国建立起初步工业化的基础，中国的计划管理模式事实上已具有“理性计划经济”的特征，但是本土过去革命时代的经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57年后，军事化或类军事化的思维和管理方法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全面复活，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达到高潮。乌托邦主义配之以高度的组织化和军事化的政治措施，军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的惯性，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以至 “唯军事至上”在文革初期达到巓峰。在战争年代运用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化方法达成革命目标是顺理成章的，在从军事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阶段，继续沿用军事化方法和手段进行快速动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阶段后，迟迟未能建立起以法律为中心，体现共性和个性相协调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这必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2，1949年，在农村进行了22年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进入到城市，他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与知识分子结合，这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国家，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关键。但如陆定一同志所说的，解决这个课题对于党和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困难的，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干部并不熟悉城市，而知识分子对革命也不了解。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的绝大的比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被遮盖了，而只是被限定在 “小生产自发性”上面，这就造成一种弔诡的现象：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思路下，新老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长时期内难以正常发挥。
3，毛泽东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革命的胜利使毛获得极高的威望，毛成为了革命象征和革命道德的最高体现，其权威具有不受制约的至高无上性，在这种状况下，领袖的自律和智慧成为政策纠错的唯一条件。遗憾的是，50代中后期后，一方面是毛的专断性急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坚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于是，在他的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纠错机制都无从建立。
1949年革命的胜利既是革命的到达点，也是建设的出发点，但“马上得天下”并没有很快转化成为“下马治天下”，这是因为对“革命”与“执政”的互动关系认识不清。“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有完全正面的意义，从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改革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都自称 “革命者”或“革命党”。革命成功后，革命者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都变了，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传统进行转换，需要建立起以科层化为表征的理性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系统，培育具有兼容性的公民文化。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战时状态下组织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层制虽然存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受空想乌托邦的破坏。空想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浪漫主义，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美好未来时，过去熟悉的记忆和经验不断被唤醒和复制，于是，迷信过去的传统，延续过往的传统，就成为应对现实和未来的不二法门，如此就很难在治国理念和组织形式上向现代公共管理转变。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对此问题认识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从革命向执政转化的困难。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
时至今日，有些学者对“革命”及其内部机制作了具体的分析：
1，社会革命能够导致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因为社会革命的基础很广泛，有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
2，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最后的话：毛是中国人的一个永久的话题，他将持续性的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反思，而所有这些，都应该指向未来，指向民族、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