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甘阳: 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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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今日的日常用语中,一般来说“爱国主义”(patriotism)常用作褒义词,而“民族主义”(nationalism )则多半用作贬义词。英国政治学家米讷格(Kenneth Minogue )在其《民族主义》(1967)中因此曾试图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出一种学理上的区分。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爱国主义是热爱本国的现实状况(lovingone ‘scountryasitis),因此主要表现为抵抗外来侵略以捍卫现实存在的祖国;反之,民族主义则是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ideal of one’scountry that is yet to be realized )。

米氏因此认为民族主义问题较多,因为民族主义的这种祖国观在他看来实际是把祖国看成有待唤醒的“睡美人”,而为了唤醒美人,自然首先要问是谁使得美人沉睡不醒。这在米氏看来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常常表现为首先要寻找阻碍祖国实现其理想目标的“内外敌人”。例如德国民族主义认为阻碍德国兴盛的敌人内是犹太人,外则是英法俄等列强,因此只有对内清除犹太人,对外战胜列强才能实现德国的理想。

但米氏这种英国教授的区分在许多美国人听来却实在不那么受用,因为美国人一向喜欢标榜“美国是一个理念”,而不仅仅是其现实,美国人更强调他们注重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克利斯多(IrvingKristol )因此反其道而行之,从80年代开始一直大力强调美国提倡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

他的定义更为简明,认为爱国主义来源于热爱本民族的过去(loveofthenations‘past),而民族主义则是寄希望于本民族的未来及其独一无二的伟大性(hopefor the nation’sfuture ,distinctive greatness )。由此出发,美国自然要提倡民族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因为在克利斯多和无数美国人看来,美国对人类的未来负有使命。克利斯多的一段名言因此常常被看成美国外交政策的最明确界定:“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绝不是一种鼠目寸光的国家安全(nationalse curity ),而是要在民族命运(national destiny )的含义上来界定,这就是作为一个世界强权的民族利益(thenationalinterestofaworldpower)。”换言之,美国的民族利益就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利益。

我们或许只能说,大英帝国日落西山,只求保守现状,因此好谈“爱国主义”,而美利坚帝国仍雄心勃勃,自然不能满足于狭隘的爱国主义,而必须提倡胸怀全球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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