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即将到来的美伊战争

傅建华

截止3月5日,美军已在海湾地区部署军力近30万,航空母舰6艘,B-52轰炸机也已整装待发,美军进驻土耳其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虽然受挫,但得罗马尼亚之助美军南北夹击之势依然可以成形。与此同时,伊拉克在销毁被联合国禁止的萨默德—2导弹方面又磨磨蹭蹭,国际社会对萨达姆有限的同情正在减弱,联合国首席检查官对伊拉克的不合作越来越失去耐心,法德乃至整个欧盟对伊拉克的态度正在悄然向美英靠拢,而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所做的不是谴责即将到来的美伊战争,而是启动“半岛盾牌”计划,首批阿联酋3000人的部队已进驻科威特以协助科威特抵抗可能来自巴格达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2月25日向安理会提交的对伊拉克更为强硬的议案,极有可能在本月初的安理会上获得通过。况且美英已放出风声:通过议案自然更能显示国际社会合作的力量和团结的信心,但即便议案没有获得通过,美国也将率领盟国解除萨达姆的武装。种种迹象表明,美伊战争已进入倒计时,双方摊牌的时刻到了。

萨达姆的铁幕统治

从表面来看,联合国的制裁给伊拉克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干扰。但事实上,萨达姆对内的独裁统治以及对外的穷兵黩武才是伊拉克人民苦难的根源。两伊战争把富裕的伊拉克打成贫穷的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使这种贫困变得雪上加霜,随即而来的是联合国漫漫无期的制裁。一般的人总认为,制裁是伊拉克无法摆脱贫困的理由,并谴责美国的政策使数以十万计的伊拉克儿童因缺医少药死于疾病。但这些人忽略了正是因为伊拉克拒绝执行国际社会要求其解除武装的要求才使制裁难以撤消,事实上并不止是美国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安理会成员都赞成维持这种制裁的。假如萨达姆在犯下入侵科威特的罪行之后,能够诚实悔罪自觉解除武装而不是对国际秩序进行无情的践踏和嘲弄的话,伊拉克是完全可以走上长治久安和平繁荣的道路的。战败的日本和德国就是因为产生了自由民主的政权而被其早期的敌人美国扶持而走上经济繁荣的康庄大道,而好战非理性的萨达姆却无法使他的国家和人民获得这样的福祉。所以不是国际社会要制裁伊拉克而是伊拉克迫使国际社会制裁它,不能说制裁是伊拉克贫困的根源而只能说萨达姆是引起制裁的根源。在伊拉克举国贫困的情况下,萨达姆及其家族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萨达姆仅分布在全国的70余处豪华总统官邸就价值上百亿美元,萨达姆每年还要花费20多亿美元进口高级的香料等奢侈品供自己及家族挥霍使用,即便在石油换食品的计划实施以前,萨达姆用这一笔巨款,也可让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免于饥饿和疾病的摧残致死,由此可见,儿童并非死在制裁中而是死在萨达姆的挥霍无度里。此外,萨达姆还用生化武器杀死了四十多万本国国民,他在上一次的总统选举中得票率为99.6%,但随后那些0.4%的公民就在这个国家消失了,正是这种血腥统治和高压政策才使他去年的总统得票率达到荒唐的100%。

美式霸权的“仁霸”色彩

尽管美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保持过对某些独裁政权的有限支持,但这绝不是美国的一贯和主流做法。比如美国曾经对智利的皮洛切特独裁政权、扎伊尔蒙博托独裁政权、印尼苏哈托的独裁政权、韩国的李承晚独裁政权甚至是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权都有过暧昧关系,但这都是基于美国的一个特殊判断:不支持这些独裁政权就可能会面临赤色的极权体制。而美国一直认为一个左翼的独裁政权比一个右翼的独裁政权更难对付,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就是美国曾经支持一些独裁政权的大历史背景。但就是在对以上的独裁政权美国也并非一味支持,当这些国内出现更民主的力量,美国总是站在更民主的一方并时时对独裁者保持巨大的政治压力。美国支持国际法庭审判皮洛切特;支持扎伊尔人民迫使蒙博托下台;在有限支持苏哈托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对他的压力并支持印尼人民的民主运动;支持了李承晚但更保护了民主的金大中;在时机成熟时又支持科·阿基若夫人奠定菲律宾的民主体制并迫使马科斯流亡。另一方面,美国直接支持了很多民主势力在独裁国家内的诞生,并且以自己惯有的强大力量为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保驾护航。

所以,美式霸权有极其浓厚的“仁霸”色彩。所谓仁霸即是为仁者而霸,即是说,霸的目标是捍卫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保护仁政免受暴政的侵害。在笔者看来,美国的霸权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制裁邪恶与非正义势力的强权,当然我们也有必要对这种强权保持一种合理的压力以避免这种强权在道义的轨道内滑向异端,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无视事实彻底颠覆这种强权的合理性。美国的霸权往往是一种形式霸权,美国霸权所指向的对象推行的通常是实质霸权,美式霸权的特征就是以形式霸权干预实质霸权,这实在是霸权概念的一种悖论,“树欲静而风不止”,霸权者并不会自动倒台,只有带着理想主义的强权才能把它打倒。美国对巴拿马、格林纳达、海地的入侵或威吓,是因为那儿先有贩毒的总统或政变的军人,美国的入侵或威吓只是用武力或武力恫吓把这种不合法的秩序恢复为原先合法的秩序;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因为萨达姆对科威特无情的侵略,美国的入侵并非是领土占领,而只是要改变萨达姆非法占领的不公正状态;美国及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袭只是为了制止米洛舍维奇对阿族这样的少数族裔的种族清洗。我们如果不戴有色眼镜平心静气地来观察,我们不得不客观地承认:以上的入侵没有丝毫的领土占领;入侵的后果是恢复了和平与正义。美国也许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但却是人类历史上达到如此强大力量后干得最不坏的国家,美国自然也有她的国家利益,但她却最富有理想和道德关怀,能最大程度地把她的国家利益和普世的价值观结合起来。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绝对与相对力量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无法比拟的,如果她不要和平与发展,世界就不会有和平与发展,假如美国真是我们所描述的那样霸道,那二战近60年以来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又焉能存在呢?对内越自由越民主的国家对外越不富侵略性,这已经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尽管我们雾里看花似地感觉美国的霸权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般的激荡,但她对和平的贡献却像如来佛的手掌一样来得深沉和不那么显而易见。

美国:战争,别无选择

国际问题专家,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倪乐雄在《美伊战争方程》(2003.2.20《南方周末》)一文中认为:美伊战争能否避免,首先取决于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确立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如果美国真正的目标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则必有一战;如果美国真正的目标仅仅是摧毁伊拉克的核武器、生化武器生产设施,即所谓解除武装,而非赶其下台,那么萨达姆面临的是另外两种选择:一是连政权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块被端掉,美伊必有一战;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端掉,但可保住政权,萨达姆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态,可能选择屈服以图东山再起,这样就可避免一战。

倪乐雄先生的分析不能不说没有见地,但很难经得取事实的考验。过往的事实证明,美国虽不喜欢但能够容忍一个独裁的萨达姆政权,但他绝不可能容忍独裁的萨达姆政权把侵略的触角波及到伊拉克境外,所以严格的讲,美国的目标应该是解除伊拉克的武装,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年老布什为什么在势如破竹一路狂胜的情况下能给萨达姆政权留下一条活路,因为当年老布什的判断标准是:萨达姆政权和他的大规模武装是可以分开来的,也就是说萨达姆政权的存在和大规模武装的消失是可以并立的。现在美国真正的目标还是摧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武装,但这一目标已经和萨达姆政权模糊化了,或者更确确切地说,大规模武装这个目标和萨达姆政权这个目标已经合二为一坚定地溶为一体了。在美国和小布什看来,萨达姆十几年来所作所为的诚信度几乎等于零,美国和小布什已不再相信这是两个不同的目标,因为小布什的判断标准已变为:萨达姆政权和他的大规模武装根本就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萨达姆政权的存在和大规模武装的消失是无法并立的;只要有萨达姆政权在,大规模武装就不会真正消失,萨达姆政权是大规模武装的传染源,要真正解除伊拉克的武装就要铲除萨达姆政权。所以倪乐雄先生的立论并没有考虑他所诉说的两个目标的密切联系性和同化单一性。迫使美国做出这种立场转化和目标合一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已经看透了伊拉克这种所谓“老鼠戏猫”的把戏,这种鼠猫游戏使伊拉克在美国眼中的可信度几乎变为零。倪乐雄先生所持的“萨达姆可以解除武装以保存政权并避免战争”的立论不能成立,恰恰是因为美国也看到了像倪先生自己所论述的萨达姆的“东山再起”之心态,因而美国必然切除萨达姆这一“传染源”而永绝“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重生之后患。

所以,即将到来的美伊战争如果能侥幸避免的话,只能存在以下一个途径:萨达姆放弃政权流亡国外。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条最佳途径,因为只要如此,那么:美国将“不战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即达到目标;伊拉克人民将从独裁统治者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以此为契机,伊拉克这个国家可望在人类新文明中获得再生;在弹压独裁者的同时,世界和平又得到捍卫和确保,实乃人类文明之福祉。甚至萨达姆也会获得好处,虽然看起来可能不太“体面”,但实在比执迷不悟、死不悔罪战败后被迫流亡或接受审判要体面得多

另外从所有的成本计算来看,战争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我要声明一点的是,我所宣称的成本不仅是指经济上的,也是涵盖人道上的成本的,否则笔者就要承受道德谴责。现在全世界由于战争的不明朗而使经济不明朗。要么彻底放弃战争,要么尽早开始和结束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速战将是最好的选择。速战可能造成一定的经济困难,但会给经济长远发展带来更明朗的空间,速战可能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一时的痛苦,但却可免除伊拉克人民饱受暴政蹂躏的无涯痛苦。而美军的战争恐吓已如箭在弦,现实层面也不允许有回头的可能。对那些反战和谴责美国的人来说,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达姆近期的有限合作被他们当作对萨达姆称道和反对开战的理由,而这些理由竟是被他们所谴责的美国武力的施压所带来的结果。对于反战者来说,你称赞伊拉克的有限合作,而这些合作却是美国武力所带来的贡献,所以你必须感谢和赞扬美国的武力,而另一方面你却又竭斯底里地去谴责这些武力,反战者已经不知所云地掉进逻辑的悖论之中而深深不能自拔,他们的反战呼声因而是苍白无力的。反战似乎还陷入另一个怪圈之中,他们似乎不反对暴君的战争,而只反对对暴君的战争。

另一方面,假如美国真的放弃这场战争,萨达姆会在这种风云骤变下从命悬一刻的极度凶险中化险为夷,这种饶恕将极度纵容他的侥幸心理,强化他对违抗国际社会意志产生错误而又乐观的判断,最后他必将把他的侵略野心重新带入冒险家的乐园。可想而知,萨达姆这支时下正被挤压的牙膏将重新极度膨胀,最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任何决议对他来说都形同一块擦脚布,即使美英以后再度以武力恐吓,他也只会以“狼来了”的心态嘻笑之,循环几个轮回后,美英或国际社会对其开战也势所难免。如是看来,现在开战仍是一种最佳选择。

战争博奕:布什、萨达姆与伊拉克人民的角色定位

从战争的结果来看,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美国必胜萨达姆必败。但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冲突定位却充满了复杂性,笔者之所以没把美国人民加进这个行列,是因为即使有成千上万的美国男女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出兵,但支持布什出兵的美国民众还是占绝大多数,所以布什和美国人民之间的角色定位是基本一致的。与此同时,萨达姆也号召他的群众起来和他一道打一场“人民战争”,但许多政治评论专家都认为萨达姆未必会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因为专制政权的民意都是不透明并且无法合理预期的,在战争和炮火中,萨达姆的“100%支持率”很可能在瞬间化为炮灰,如海市蜃楼般灰飞湮灭。由于萨达姆的横征暴虐已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无数的苦难,并且这个政权的继续存在会使苦难延续和加剧下去,认识到萨达姆政权是苦难和战争根源的伊拉克人民如果不是机器或者受虐狂的话,他们是不会对萨达姆的统治感到无动于衷或者无怨无悔的,更不会像我们在电视镜头所看到的感恩戴德、载歌载舞拥护领袖的模样。

事实上,萨达姆对他自己获得的“100%”民意支持也并非是信心百倍的,相反,他还有些心虚,要不然他就不会一边把他的民众赶进军事设施里一边又把一些军事设施搬进民居里,这位看起来极其强硬其实却很懦弱的暴君就这样把他的人民集体捆绑起来劫做人质,这本身就反映出他的内心焦躁和对民众信任的高度不安。遗憾的是在全球反战呼声高涨的情况下,独独缺乏最不应该缺乏的伊拉克人民的真正声音,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其它渠道捕捉到一些信息,就在上周,凤凰卫视时事直通车的主持人就曾问一位驻巴格达的中国新华社记者:萨达姆在伊拉克的实际支持率如何?这位记者有些吞吐但最后却语气肯定地回答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伊拉克人民希望萨达姆下台!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萨达姆和伊拉克人民的角色定位和价值取向以及利益分配方面都有截然的不同。布什和萨达姆自然是一对冲突的主体,但伊拉克人民就很难简单地站在哪一方,从民族情绪的直觉方面,他似乎应该站在萨达姆一边,但从更深层次更实际性的意义来看,解除萨达姆的武装并迫使其下台是伊拉克老百姓所乐见甚至是欢欣鼓舞的,布什恰恰能帮助伊拉克人民达到他们自己所不能达到的目标,如果伊拉克人民能突破这一层浅浅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很容易站在美国旗下的。

“天下苦萨(达姆)久矣”,有了这样非常态的大前提,什么样的非常态结果都是可能发生的,到时如果出现伊军倒戈、人民起义,读者们也不必太感惊讶。正如伊拉克反对派所宣称的那样:美国的对伊战争,最初可能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一些苦难,但最终将结束伊拉克人民的苦难,给他们带来幸福。这话虽然带有一定的攻心色彩,但绝对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

 

战后重建:美国任重道远

战争的结果是毫无悬念的,战后的重建却是至关重要的。在一场显然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战争中,美国在保卫和获取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对受到战争创伤的伊拉克和伊拉克人民应给以无限的悲悯和同情,对他们的战后重建负有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令人鼓舞的是,布什总统也做了这种负责任的演说,他说“一个新的伊拉克政权将为该地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生动的、鼓舞性的自由典范。”他承诺战后在伊拉克建立一个“能代表所有伊拉克人利益的民主体制”,并在伊拉克实施人道措施来“援助和抚慰”饱经磨难的伊拉克人民。国务卿鲍威尔在最近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说“伊拉克的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都属于伊拉克人民,我们将努力保护这些资源,使其为伊拉克人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服务。”

美国曾经无数次光荣地履行过这种庄严的承诺,并且有过无数次成功的经验和硕果。美国占领过德国,占领过日本,但最终却把这两个曾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带上了自由、繁荣、和富强之路;美国曾经把老欧洲从纳粹的铁蹄下拯救出来,并推行马歇尔计划使他们快速步入富国之路;美国还把新欧洲从冷战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成为自由、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新伙伴。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不会忘记美国对此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阿富汗,尽管美国对她的入侵在当时也引来了世界的疑惑与担忧,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这个国家正在结束内战、获得和平与自由并稳步开始走入文明的开放社会行列,事实证明美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面。

阿富汗现在的和平之路就是伊拉克明日的和平之路,尽管前进的道路会充满曲折,但新的伊拉克必将获得和平、自由与发展,伊拉克人民也一定能结束苦难重获幸福。战争是残酷的,如果战争真的无法避免,那我们就只有祝愿战争早日结束,我们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喜悦地见证一个苦难国家的再生。

愿上苍保佑苦难的伊拉克人民,愿和平不再被暴政压迫成战争!

 

作者系广州中地行房产代理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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