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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致敬----答陈佳勇

冯 象

冯象先生的新著《政法笔记》今年一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上海青年作家陈佳勇先生就此采访了冯先生，以下是采访全文：

现在有个时髦的讲法叫做"复合型人才"。打个比方，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倘若既能做研究，又能写小说，便很了不起了。您觉得自己是否也是"复合型"？作为哈佛大学的中古文学博士，又拿了耶鲁大学的法律博士，现在从事的是法律工作。换言之，乔叟和宪政，哪个更让您觉得有意义？

当然是乔叟(十四世纪英国诗人)。宪政怎么会让人觉得有意义？那是政治，有人赢就必定有人输的游戏。即使对我们吃政治饭的朋友而言，宪政也不可能是生活意义的所在；政治家吃的玩的想的斗的离不开两个字：权力。就是那个常言说的"必然导致腐败"的东西。所以我在书里花了些篇幅讨论腐败问题：为什么腐败行为在很多场合可以畅行无阻，在政法实践和与之配合的媒体宣传上能够享有道德中性，亦即合法权利的同等待遇。至于"复合型人才"，最早大概是干部政策(为提干方便)的一个口号吧。后来学位文凭到处贱卖，就不希罕了，批发给老百姓用了。作为大学的政策，中文系的教授不能鼓励他作小说，那是不务正业，而且他多半写不好。当然，教写作的老师除外。还有就是浙江大学的金庸先生除外。

您说过"神童不学法"，意思是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律，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您最早是选择了文学，而现在则选择了法律，是否因为年龄的缘故使得您对世界的看法有了转变？

文学和法律的异同，我在彭伦先生的采访中谈过(《深圳商报》2003.12.6)。法律工作的确仰赖社会经验。例如律师办案子，调查取证，与客户、法官和政府部门打交道，都是经验活。你要是神童就惨了，娃娃脸，在社会上闯荡，人家要欺负。中国如此，美国也不例外。这阵子正是法学院学生找工作参加面试的季节，学院有专门的辅导，教他怎样穿着打扮回答问题，要他显得练达能干，讨雇主的欢心。国内的法官代表团来访，同美国法官交流，也有类似的体会：说美国法官学历未见得高，年轻化则远不及中国。 《政法笔记》里的文章不少发表于《读书》杂志，有一篇见于《万象》杂志。您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个人的志趣是否决定了您所选择的话题？譬如鲁迅肖像权问题、孔子是否享有名誉权等。是通过生活中的诸多琐事，来讲述法律的大义吗？

我的业务专长是知识产权，所以这方面写了几篇，包括《沙家浜》著作权和鲁迅的"肖像权"问题。法律现在是"显学"，调子唱得很高，借口法律可以议论各种问题。但我觉得现代(西方式)法治移植中国的一些前提和假设，需要讨论一下，就写了这一系列。对象是非法律专业的普通读者；题目则大多在哈佛讲过，围绕案例展开，着眼点与国内的主流视角有所不同。不，这本书不是关于"法律的大义"的；毋宁说，是对形形色色"大义"的根基的批判。

相对于您先前的几部著作，《木腿正义》、《玻璃岛》等，这本《政法笔记》对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跟普通读者讨论法律问题，算一次尝试吧。另一方面，如本书弁言所说，也是为了继续前人的事业。朱学勤先生写过一篇追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文章，讲他在河南兰考插队时，和一群发奋读书的高中生(称作"六八年人")一起辩论问题探求真知的情形。我读了非常感动。我是六八届初中生，有份卷入文革的"老三届"里最年幼的一届。我的思想启蒙也始于那个大动荡的年代，最初也是以我的兄长，那些勇于挑战和思索、组成"民间思想村落"的高中生为楷模的。尽管"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数，由于各种原因，早已成了学勤兄惋惜的"失踪者"，我想作为"幸存者"，我有义务在接过他们的思想火种之后，发扬光大他们不朽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政法笔记》可以说是对那一代思想者的致敬。

您在书中一篇文章《法学院往何处去》中说�"当前法律教育面临的最大威胁是MBA化"。那么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里，法律工作者和商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他们对社会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很不幸，事实上区别越来越小了，虽然在本本上，法律人要受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不能公开推卸自己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的责任。其中的道理，我在《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等文章里讨论了。至于法律教育的问题，根子在大学；大学无自治，抵挡不了主管部门、校内外权势和钻营者的腐败。这些年来，先把大学办成机关，再"改革"成公司，滥发文凭、盲目合并、占用耕地、招引洋野鸡大学合作坑人，乱得跟保健品市场差不多。完全忘记了公立教育和学术的宗旨。难怪中纪委最近的十省区市问卷调查结果，学校已经和建设工程、司法机关、医院等一样，成了公众心目中的"五大腐败领域"(新华网2004.1.26报道)。
我自己每次回北大讲学，看到母校的衰落，都很痛心。北大相当一部分的光荣，是借自老清华的。老清华是先父与先母的母校。所以到清华授课，物换星移，也深为叹息。清华园有观堂(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观堂先生是我大舅斐云(赵万里)先生的恩师，也是我外婆家的亲戚。因此在感情上，清华园和未名湖一样，多有凭吊之处。可是面对陈寅恪先生撰的纪念碑碑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就实在为今日的大学惭愧。

从作者的角度出发，您希望读者从书中读出些什么呢？您会像小说家那样，仅仅追求表达的酣畅吗？还是希望略微带点"普法教育"的作用？

读者怎么读，作者没法管，也不该管。一管就傻，连自称"表达的酣畅"也没人信了。但"普法教育"不是学者的工作，是现阶段政法策略的一项宣传部署。学者的任务，便是揭示这一部署背后的东西。

听说您正在重新翻译《圣经》，不知现在进展如何？这肯定会有助于我们从源头出发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但这种对于西方经典的关注，对于当下，是最需要最迫切的吗？您会在意这种怀疑吗？抑或，您如何应对这样的怀疑？ 译注每个周末做一点，正在完成第一卷《摩西五经》(希伯来语《圣经》的开头五篇)。《圣经》的经典性不仅在它的源头位置，它的宗教与符号意义，还在它对现实世界的支配性影响。随着中国的开放，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易和竞争，奉《圣经》为经典的西方犹太/基督教文明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冲击，就很难避免了。因为这部书同时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核心理念、道德信仰、法律原则和文化价值的渊源。不好好了解学习把握这些东西，中国就进入不了"现代"。这跟孔夫子、毛主席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是差不多的。读不读他们，都得受他们的影响，你没处躲。而《政法笔记》所做的，即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特定社会控制方式----法治----的追究与批判。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日，原载《新闻晨报》2004.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