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爱情与婚姻

作者：不详

 

贝克（U.Beck）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们在面临无数机会的同时，也将面临着无数的风险。贝克继承的是社会学家卢曼的风险课题，在卢曼看来，前现代社会中，人们所主要面临的是危险，而在现代社会中则变成风险，前者重要是由自然所引发的灾难及不确定性，而后者则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所带来的不幸与多变性，因此，卢曼才断定，风险的对应词并非安全，而是危险。

如果运用上述理论来分析一下现代社会中的爱情与婚姻应该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在前现代社会中，爱情与婚姻所面临的风险相对来说是较低的，因为由于爱情与婚姻的一体，而婚姻有着相对稳固的纽带如父母的意志、血缘的联结以及宗法制度的安排等，所以爱情（婚姻）之不确定因素大大的降低了。不过，在前现代社会中，女人的爱情或婚姻的风险性相对来说要大的多，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女人之地位要附着于男人，而且存在着随时被休掉的可能性，这种对自身命运的无法完全把握使前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处于风险的旋涡。

此外，在前现代社会中，爱情或婚姻之风险性还体现在一种“反常”的爱的行为模式，既私奔和通奸。无疑，这两种行为模式的风险成本是较高的，因为在前现代社会里一般对这种行为持有道德上的谴责与明令的惩罚手段，一旦私奔或通奸的人被发现或抓住，都将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在前现代社会中，爱情与婚姻所面队的风险性是比较低的，即使私奔和通奸也仅仅是对处于下层社会的群体适用。因此，风险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与差异性。

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则有被拉平的趋势，而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风险也日益分散化。在现代社会中，爱情或婚姻的双方由于有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爱情之分合与婚姻的构造解体即可以由男人来发动，也可以由女人策划之，尽管相对来说，女性分手或离婚的风险成本要高的多。

现代社会中的爱情与婚姻呈现出某种二歧性的特点，即一方面传统的维系感情与婚姻的纽带大都面临着解体与断裂，现在所能唯一维系爱情或婚姻的只是取决于男女双方的感觉，感觉在则爱在，感觉不在则爱消散，无疑，易变而流逝的感觉是最靠不住的，这使得现代的爱情与婚姻面临着极大的不稳定与风险；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设计出种种规范与制度来调节与制约着人们的感情模式与行为，作为爱情来说，尚在道德的调节范围之内，而婚姻则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构建，这种制度会日益制定出缜密烦琐的规范来消除婚姻的不稳定性，提高婚姻的预期，并且不断侵蚀原先由道德规范来调节的地域。比如，“包二奶（爷）”现象以前主要受道德及社会舆论的调节，但现在已逐渐纳入法制制度的规约范围之中。因此，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张力结构，即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感觉的泛滥使得爱情与婚姻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而另一方面社会之制度规制又越发的严密与烦琐。

当然，现代之男女在巨大的风险面前并非束手无策，除了设计出种种制度来规约行为提高预期，人们还日益发展了自己理性化的能力。在我看来，爱情与性行为是现代社会中的最后获得理性化的领域。现代社会中的爱情、婚姻与性行为日益沦落为一种手段与技巧，这虽非出于人们的本来意愿，但却恰恰是人们自身极端发展自己的理性以规避风险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理性能力之核心要件在于一种可计算性与可预期，现代社会中风险的加剧促进了人们理性化能力的提高，因为，人们必须不断的通过计算与预测来规避风险以提高自己的安全感，而爱情与婚姻也无法幸免。这使得人们在选择爱情尤其是婚姻的对象之前，总会陷入周密的计算与考虑之中，房子、票子、车子以及他（她）能否给我带来幸福与安全等等等等。。。而且，这种理性化导致了人们的短视，人们倾向于把握可到手的利益，所谓爱情的永恒与婚姻的长久成为一个传说。而原本两情相悦非常单纯的爱情与婚姻已经蜕变为对数量的计算与追逐，悲哉？幸哉？

颇为无奈而悖谬的是，理性化能力的提高虽然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男女逃避爱情与婚姻的风险提供了便利与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又严重压抑了人的生存质感，因为作为感情之感性与所谓的理智化能力有着先天的不调与紧张，过于理性化则使人的生命之本真被一种数量化的牢笼给束缚住了。齐美尔认为，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指示着：生命造反形式本身。齐美尔的断言告诉我们，现代社会是一个感觉大爆炸的时代，生命妄图取消一切束缚与外在的压迫而返回自身 ，在一种生命之纯粹流动中，个体之自我存在与表达方成为可能。因此，作为对理性化牢笼的反抗以及对自我生命的表达，就成为现代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婚外恋情、同性恋乃至妓女之泛滥，无非体现了现代人被压抑的生存感觉的暴动，日益程序化与常规化的感情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新奇与刺激的追求。

风险，是男女在选择爱情与婚姻时的重要考量因素。尤其对女人来说， 一种安全感与塌实，是其柔弱的生命在这变动不居的社会中可以依靠的落脚点。由此，你或许可以知道，她（他）为什么选择了他（她）而没有选择你，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