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之品性
考昔古贤能之士，或狷狂，或端穆，或高明，或沉潜，然于治学一途，无不兢兢其业，如履薄冰。史迁之作《太史公书》，足迹遍于海内，求故迹，辩遗存，方成一家之言；顾亭林作《日知录》，一字一词，必考其竟，往往数年仅得一条。章实斋言六经皆史，其魂为信，氏则虽重义理，考据亦多发覆。涤生公治学，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六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句，诚不枉也。士之人生学问读书践履之知行合一，由是亦得管窥。学问读书在生发义理，然一言一词必求出处，此之为信；躬行践履在知行合一，一动一静必有利国计民生，此之为义。为学也，卓然有所见；为人也，确乎有所守。所见者，以信为基，所守者，以义为的。讲信求义，须臾不离身也。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此之谓。千载以降，学人莫不宗之，法科学人亦不敢自外。
法科学人自是以法为业，然则法之义多矣哉。《管子》云，“法天合德，象地无亲。”此法，法仪也，以之参天地尽物性。《周礼》讲宰夫之职云，“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此法，法度也，化之为典章制度以为规矩程仪。《新论》云，“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着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法，法令也，君造而民守之。《尚书》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此法，刑法也，以之行权威罚柄。至若《孟子》言：“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此法，效法也，仿摹也，见贤思齐之谓。刑法、法令，劝善禁恶以绳吏民，治之具也；法度、法仪，典章程式彰显治理，治之道也。籍治具，经治道，而进于天道，宝相庄严，万邦咸宁。是故，吾华冠盖之国，法岂徒为法哉？籍治道，究人道，而皈于天道。法者，道之助也。道亦为理，理一分殊，法者，道之用也。故法亦秉道之气。道一象万，法亦道也。
然法何以发生？韧叟曰，法律生于政体，政体生于礼教，礼教生于民情，民情生于生产，是故农商渔猎之国，其法不一。去此约60载，正值晚年萨维尼鼓吹其“民族精神”，此虽氏之法律为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信念”学说之旧事重提，亦堪称新瓶老酒之精练重证。时空错异，匠心却一，就两者视法律为特定时空特定人群所创获之意蕴而言，此东西两大匠人当可挽手相视会心。不宁惟是，法终归难逃形塑其之历史气候，亦必不能自悖于涵泳其之文化背景。法网不仅为规则之网，更为意义之网。无历史、无文化则法律规则无以为负载；无意义、无职志，则法律又必沦为无灵魂之工具。
古邦多难，奇变幻生，学术之路向品性实与政之治忽国之运祚息息相通。鸦片战争，甲午海战，丧师辱国，中原陆沉，创剧痛深。百年以降，为生存计、富强计，数代前贤，闳识孤怀，五千年传统、三千年西学，交织嬗变，互为印证而又扞格不断。学术之路向为之翻转，百年来，西学东渐，初为中体西用，终至数典忘祖。面向世界，国际接轨之名，难掩全盘西化之实。中与西、古与今、时与空、信与义，盘错扭结之中，“中国法学”之本相渐行渐远。
虽身处夹缝，前贤之智识建构亦令人高山仰止，以至于二十世纪初之三十年，学术昌明，大师林立，获有中国思想“新轴心时代”之美誉。法科学人，自不遑多让。然而，学祚不永，昙花一现，四九之后，读书种子几于绝灭。近二十年虽有复苏之象，然而鱼龙混杂，气候浮躁，丑闻不断，香花掩于杂莠之中；加之意识形态挂帅，五十年来几无可信之文与可信之人。法律之学，血脉阻滞，几于匿断。除洋文外无资源，欧美之外无话语。
或曰，学术本无中西之分，东海西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重构吾华今日之法学，必接引异域他邦之别样学思，西言西语亦自有可借重处。又尝曰，吾国法学重构初期，此等注释法学自有其存在之理。此言非虚，然即若以西方言语言说西方故事，又有几人敢于言一“信”字？且不究封闭社会下，所谓法学论文不过驭者御批，法律之学亦不过王者之具。纵是今日开放之市场社会，又有几人敢称能从容为文？票子、车子、房子、位子；学位、职称、声誉，处处皆见鬻文自肥。纵有甘于黄卷青灯，热茶冷凳者，又有几人能识得拉丁希腊语文？无对西方历史同情之了解，无对西方思想背景整体之深切体认，何从轻言西方法意？由是而观，若苛责之，则五十年来能从事“注释法学”者亦不过寥若星辰。大路之人，不过为生计涂鸦尔。
退而言之，以民生言，一百年桴海东来之智慧，三十年改革开放之智虑，固曾救吾国于水火；经济之发展，固已隐隐使吾国重立世界之东方。然社会之发展岂止经济一系所能衡量，一时之繁富岂能保后世之永康？仆未敢言也。西人布罗代尔氏曾有历史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之说，窃认为，此百年中国，固历数代人生命与智慧，然仅历史之短时段耳。祸福之机，实难言之。数千年续续之绝学，亿兆华夏之生灵，肯永久俯首于异域之学思？实难言之。不宁惟是，文化文明，实为一整体体系，西人市场经济尚有宗教信仰之引导，天赋人权神话之支撑，虽引发两次大战，犹能反省；还视我华，宗教信仰本无，往圣绝学不续，礼乐早已崩坏，道德理想坍塌，熙熙攘攘者，利来利去而已矣。此无灵魂之肉身，无根基之大厦，何时倾覆，吾人亦不敢言。故吾等即若引进西方法律思想，亦不可仅为法律，所更重视者在法律规则背后之意蕴。分析之，明辨之。以纯学术而言，个中亦并无特殊之意味，而毋宁为一种对知识纯然之好奇--孜孜所求者惟一真相耳！而当此五千年未有大变局之际，于国家言，如无人深研所欲接引学思之真相，轻者辱身，重者误国，可不慎乎？其间又何以存信取义？
法律者，不惟为规则体，亦为意义体，法律，亦可成法律文明。吾华五千年所形成者，即为国族之法律文明；目下所接引者，为异域之法律文明。纵洋话满篇，不识古文，终归是无根游于艺。“重构中国法学”，却又弃吾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如蔽履，抛吾国吾土吾民之生生息息于脑后，纵锦绣满腹，宏论五车，又怎能逃文字游戏之讥？士志于道，学术为国，学术为民，然缘何于吾国爱之深而知之浅也？
百年以迨，“西化”最“成功”者，法学则必居其一。然有法典而无法律，有法律而无法意，可乎？余仍不敢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区区愚见，所幸目下已有海内通人为之计，“新民本说”、“本土资源说”、“语境论”、“法意说”、“传统法文化的现代省思”，虽不乏洋味儿，却正是吾侪师辈五代学人重构华夏法律文明之努力。
治法学者，有以之为职业，有以之为志业，高下余不敢判，各为安身立命之道也。然仆所坚信者，丛莠之中必有佳木，海内寰宇真人自存。智虑究于天人之际，视野及于爱琴英伦，辩真相，镜源流，一扫目前东鳞西爪之盲人摸象，务求对西方思想、法律思想有自己独特全面之了解。且此等仅为研究中国问题所资之镜鉴，遍访吾华之名山大川，尽阅诸夏之风土人情，求古迹，辩遗存，爬理古籍，刨幽掘隐，饬风俗，正人心，而又不脱天理、法意与人情，重构吾族之法律文明，以有资于当世。当此五千年未有大变局之际，潜龙腾空，亦自当其时也。
涤生公言“始于修身，终于济世”，诚意正心为学以致知格物，此之为信；修齐治平为人以利国计民生，此之为义。一言以蔽之，法学之品性，惟在信与义，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