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救了马英九？  ——从“马英九案”看法律人文史修养
　　
　　作者：吕义国（北京）
　　
　　8月14日，喧腾一时、兴讼长达半年之久的“马英九市长特别费案”（此后称“马案”），终于迎来一审判决，结果马英九被台北地方法院宣判无罪。由于当前台湾司法体系采用“三审定谳制”，检察官仍然有上诉权力与机会，加上陈水扁当局不会轻易放弃操控司法的任何机会，因此“马案”最后结局与命运如何，尚在无法逆料的未定之天。
　　
　　然则值得两岸四地与华人社会高度瞩目，尤其是司法界所须密切关注者乃在，台湾司法官在《“马案”一审判决书》里，引用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惯例与法律条文固不足论，但是其特别运用可以上溯至宋朝的中国“行政首长特支费”之历史渊源和古今沿革，来解释台湾行政首长特别费属于“私费”的性质之举，却别具深意。台湾法律人深具文史修养的出色表现，委实颇堪回味。
　　
　　在说明“市长特别费”为何是行政首长实质补贴之理由时，《“马案”一审判决书》之主笔吴定亚先生，特地单列一章以“特别费之历史沿革”为题进行撰述，极具说服力与震撼力。公诉检察官黄惠敏在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对此就曾经心情复杂、意有所指地表达其失望与不满情绪：“法官的国学素养很好，判决书里还引用了宋朝的公使钱，侯宽仁（起诉马英九的检察官）就是忘了在起诉书里掰一点历史。”
　　
　　世人不禁要问：“国学素养很好”的三位法官有何来头？作为马案主审法官的审判长蔡守训先生是台湾本土人氏，来自台湾中南部的嘉义县溪口乡，用台湾话讲就是“正港台湾人”。受命法官吴定亚先生，在代表三人合议庭撰写《“马案”一审判决书》时，则通过一系列中国历史掌故来引经据典，展现出深厚的史学修养与法学功底。年轻的陪席法官徐千惠小姐，则来自“台独”势力大本营——也是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的故乡台南。
　　
　　以此而论，鉴于三位法官的学养经历与出身背景，他们对马案的宣判虽不至于众口铄金，但已足以让大多数台湾民众心服口服。马英九特别费案在7月31日完成辩论终结，合议庭当晚就进行综合评议，直到晚上11点多方告完成，三位法官一致认为马英九无罪。吴定亚先生在《判决书》中引用宋朝典故让人印象深刻，同时也说明了一点：司法官的文史修养，在法律诉讼当中未必有“起死回生”之神奇，却很有可能产生“柳暗花明”之效应。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之播布与承续由是可见一端，此亦两岸往还互动、交流沟通之最大桥梁也。
　　
　　吴定亚一开始就以“宋朝之公使钱”，来说明“市长特别费”为行政首长实质补贴之传统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其来有自，而且由来已久：“特别费制度，宋朝即已有之。宋代推行交钞（即纸币交子）制度，货币广泛流通，却也导致通货膨胀，百官除正俸外，尚有公使钱之补贴。学者林天蔚认为当时的‘公使钱’及‘公用钱’之制度，二者性质并不相同。前者为首长之特别津贴，可以私入、自俸；后者乃官署之特别办公费，用于招待来往官吏、贡使、犒军及其他特别用途。”
　　
　　“《宋会要辑稿》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叙明，就同一官职之公用钱必多于公使钱……惟因首长官吏‘因公差使’之‘公使钱’，亦可使用官署之‘公用钱’，用钱之际职责难分；且‘公使’、‘公用’均是‘因公使用’之意，以致《宋史》、《宋会要辑稿》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或有混用‘公使’与‘公用’之处。从而，公用钱有帐籍、须报销者，窃用者有罪。如《岳阳楼记》中之主角滕宗谅（滕子京），即因任意使用公用钱馈遗游士、犒劳民兵而被贬巴陵。公使钱则因可以私入而无此问题。”
　　
　　吴定亚除了充分运用既有史料掌故，来阐释行政官员“私房钱”（即旧时之“公使钱”）之合法性以外，更搬出著名历史人物的言论立场来强化这一证据能力，其辩论技巧于是可知。吴定亚指出，中国历史上“亦有认公使钱即属公用钱”者，如《岳阳楼记》之作者范仲淹先生，在其《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之上书稿中就有此议。范文正公或有为其挚友滕子京进行辩护、施以援手之意，然则中国历史上官员“私房钱”之惯例，亦因此而逐渐生成矣：
　　
　　“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谨照周礼地官有遗人，掌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则三王之世，已有厨传之礼。何独圣朝，顾小利而亡大体？且今赡民兵一名，岁不下百贯。今减省得公用钱一千八百贯，只养得士兵一十八人。以十八人之资，废十余郡之礼，是朝廷未思之甚也！”
　　
　　历史之偶然与必然，由是亦可见一斑。此后，赵瓯北之《廿二史撘记》、王铚之《燕翼诒谋录》、方豪之《宋史》、日本学者佐伯富等人，均将“公使钱”认属“公用钱”：为宋各路、州、军及刺史以上，所有用以宴请及馈送过往官员费用，亦作为犒赏军队之费用，但亦依例可私入、自奉。吾人披阅《“马案”一审判决书》卷宗至此，不禁发出一声喟叹：马英九氏果有罪乎？实无罪哉！强罪之者，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盖因“罪”在先贤与制度，而决非今人之故也。
　　
　　这种戏剧性之结果，也不啻为对台独当局近年来“去中国化”作为的一个有力嘲讽，说明台独当局罔顾两岸发展大势、不遗余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去中国化”行径，无法得到岛内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至少在台湾司法界就是如此。三位承审法官尤其是《“马案”一审判决书》之撰述人吴定亚先生，显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所涉猎与熏染，对中国政治发展史与中国法律演进史之种种典故更熟稔于心，即便在司法事务中亦如数家珍运用裕如。由此可见，史学修养之于法律人，不惟多多益善，而且有利无害。
　　
　　经此大获全胜之一役，马英九阵营及其律师团队，大可放言“我们已经打过美好的一仗”，但是更多的暗涛汹涌与江湖险恶，仍然荆棘密布地横亘在马英九的大选之路面前。对于未来极有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司法羁绊，马英九团队或许真的有必要向一审法官们学习——持续加强自身的文史修为，从中国历史上不少类似的政治纷争与司法迫害案件当中，去寻找诸多对自身观点有利的历史经验，进而汲取其中的法学养分为自身所用，扫除问鼎2008年台湾大选的一切人为障碍与司法迷雾。
　　
　　毋庸讳言，现代法律人的文史修养如何，小则仅仅牵涉法务范畴本身之刑律及其相关事物，大则关联到法学人士对于国家之前途和民族之命运，乃至对于自身传统文化之臧否理解等深层认识如何。作为当代公民社会最为可贵与理性的一个群体，法律人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国家法治化进程与社会文明进步，作出自身应有的特殊贡献与巨大心力。
　　
　　既然台湾的法律人有如此文史修为，大陆的法律人同样应该有如此追求，两岸四地的法学界亦有必要秉此识见，方不失为国家与民族之福，对两岸文化、教育、学术、政治之交流更是无疆之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