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思让我们学习敬畏

范亚峰

中国社会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市场化，开启了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新路径。但经济市场化的跛足和畸形发展，使中国社会出现扭曲。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信仰危机、个体人格危机，政治生活腐败蔓延、社会道德沦丧，此种扭曲的积累，使社会整体秩序严重失衡。而萨思就是这种社会整体性危机的折射，2003年的萨思事件体现了中国社会中政治的正当性危机，文化的意义危机，和社会的伦理危机。SARS事件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爱与公义之正气都非常虚弱，道德良知与精神意义也缺乏制度框架，萨思之表症折射了社会深处的病患。萨思的表面为公共卫生危机，其实质却是一些官员如张文康等对民众疾苦生命的麻木与冷漠所导致的悲剧。 天命的复归和民意的觉醒，是萨思事件对于中国社会的真实影响。中国政治的正当性有两个来源，即天命和民意。中国传统社会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应论深刻地影响了汉以后的政治。毛泽东的贡献是把中国传统的天命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原则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因其隐晦，许多人并不觉察。萨思的意义，首先是唤醒人们注意到这种关联，同时却因腐败等问题而使民意置疑这种关联，由此天命与民意两点都出现了某种困境。这种正当性危机使中国社会在萨思之后，于民意的主导之下，逐渐迈出了维护公民权利、扩大民主参与的步伐。所以可以说，SARS导致中国宪政建设的新开局。这一判断已经为萨思危机之后孙志刚案等蓬勃兴起的新民权运动所证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萨思预示了中华民族新的天命。而新天命昭示了中华文化的中道重建和民主宪政的时代主题。

因为萨思危机是一场整体性危机，故其解决也需要整体辩证施治的思路，初步的方案是保障新闻自由、公民知情权、生命权，真正推进依法治国；依法严惩渎职官吏，表彰民间良知如蒋彦永大夫；建设公民伦理、公民人格、公民政治文化。不夸张地说，在萨思危机中蒋彦永大夫面对真实的勇气开启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反思和伦理重建的新局。宪政建设必须与公共之域的法律系统、经济系统、与意义之域的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建立有机联系，实现整体地解决政治正当性。所以，必须重建中国社会的公共之域和意义之域，这就预示了新政体建设与新文化建设的时代主题。在萨思之后，我们理解到：中国需要重建意义之域的人格、社会与文化系统，需要以中道化解意义之域的系统整合危机；需要重建公共之域的经济、政治与法律系统，以程序理性的日常程序与反思程序的建立即民主法治进程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化解公共之域的系统整合危机。中国社会的意义之域与公共之域，存在着社会组织原则的危机，为此需要形成新的民主宪政的社会组织原则，即建立一个真正实现民主共和理想的宪政中华。弱小的民间社会在萨思之后已经找出了一种整合的新的可能，即在新民权运动中，民间的交往权力通过维护权利的行动，以及事实反思和规则反思而不断推动中国社会正气的存养。 2003年底萨思的再来，使萨思如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的头顶，让我们学习敬畏：敬畏作为权力之本、力量之源的民意，更要敬畏天命，即敬畏造物主、敬畏自然、敬畏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