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研讨在线
宪政不是作文章

（老范）
　　
　　
　　 去年十月二十四日，王怡在茶舍贴出《王怡的读书单①：自由主义》，列了一百二十五部书；加上网友续补和他后开的书目，将近二百本。我把这份书目打印出来，对照已读过的书，想写一篇“书目详解”，终因故放弃。前几天，王怡约我和他一起搞“宪政研讨在线”征文活动，公告后面列了一大串书单，我浏览了一遍，以为是供写征文用的参考书，感觉少了些必读书目，便添了几本；过后王怡告诉我，那不是参考书目，是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将向优秀论文作者（每个专题一名）赠送的学术著作，我误会了。联想到上月开“读史入门书目简介”引起的议论，我忐忑不安，再不敢妄谈书目之事。
　　
　　 一位网友告诫我：当今社会，劝人读书无异于谋财害命。我问为什么，他说：读书先要买书，还要花时间去读，有些书如历史、哲学、经济类著作，内容抽象、深奥、枯燥，要花很多时间和好大精力去读、去想，才能偶有所得，这就意味着，别人本想用来吃穿玩乐的钱被您诱惑买了书，别人本想用来发财、创业、求官、享乐用的时间和精力被您误导读了书，结果浪费了人家的钱，耽误了人家的时间和精力，很可能终生一无所获，这不叫谋财害命吗？您读书几十年，也没混成个“成功人士”，害了自己不够，难道还要再去害别人吗？我无言以对。
　　
　　 其实，我从不相信，读一本、几本书甚至万卷书便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品行，便能因此而获取什么功业，更别说“治国、平天下”。书中并无“黄金屋”，也不会有“颜如玉”，书中有的只是读不完的文字和孤寂。一个人能从书中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实在与读多读少无关，因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有相当大一部分要从社会生活中获得。因此，我并不迷信读书。“文革”期间，人手一册“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几乎通篇背下的大有人在，天天“斗私批修”，人的“善行”也未见有多大的提高，“圣人”也未见增多，反而感觉人心日坏，世风日下。几十年过去了，以至于连高考作文题都在提醒莘莘学子“诚信”二字，真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莫大的讽刺。
　　
　　 说起“宪政”，本来不应该是个问题。西方国家宪政搞了几百年，早已是成熟的政治体制，理论上也很成熟，为什么在中国却是一个问题呢？而且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问题呢？究其原委，一是现任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拒斥宪政的内容，什么“地方自治”、“多党制”、“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府”都被认为是“虚伪的、反动的”，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只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在“四项基本原则”下搞“民主集中制”；二是改革派缺乏足够的本土化的宪政理论资源，观其头面学者的文论，洋洋万言，鸿篇巨制，多说不到点子上，或危言耸听，或隔靴搔痒，对宪政知识的普及既无推动作用，对宪政的实践活动又无指导作用，多是在就题论事，无病呻吟；三是宪政派不谙国情（或不愿正视，或不以为然，或不屑一顾），不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民生、国家安全现状出发，完全拿西方成熟的宪政体制做参照，与中国的政体框架做点对点的横向比较，以批判现存体制的不合理、不合法性，种种社会弊病都可以从这种比较中找出答案，行文中不乏暗示，只要改行了西方的宪政制度，便包治百病。稍稍了解一下世界主要宪政国家（英、美、法、日、德等）的历史便知，他们走上宪政之路并非先研究出了一套宪政理论，再照章执行；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宪政的癖好；相反，他们行宪政完全是国内政治形势迫使他们走上了这一条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路，他们边走、边看、边改、边完善，一直走到今天。读不同历史时期经典作家的著作便知，他们的宪政理论，多是对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宪政实践的批评和总结，前瞻性的乌托邦色彩较强的著作很少。而国内学者的所谓“宪政理论”，多是对西方宪政理论的全盘抄袭，根本与中国的政治实务无干，当年毛泽东抄袭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尚且知道结合中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他的“毛泽东思想”，当今的宪政派竟连这点常识也没有，实在不高明。即便是在对普通公民进行启蒙，普及全盘西化的宪政理论，也不见得能收到什么好的效果。
　　
　　 宪政不是作文章，它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如何和平转型的改革，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愿如此，但愿不要流太多的血），百分之八十的工作是技术层面、操作层面上的事务，是现任执政党和政府（现阶段只能由它们来做）要做的事情，这一点，“启蒙者”必须向公民讲清楚。但书还是要读的，文章还是要作的，关键是写什么、如何写。
　　
　　 我以为，掀起一个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应放在首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曾搞过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号称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其实，那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行为，华国锋下台后，即被停止。那场所谓的“解放思想”，以讨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开始，以“四项基本原则”告终，离真正的解放思想差的很远。既然是解放思想，就不能预设禁区，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的问题，一党制与多党制、集权政体与三权分立、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任何话题都可以讨论，让国民在大范围的深度讨论中认识到公民与臣民、专制与民主的区别，认识到集权与宪政的优劣，使国民对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的内容和运作时间表有全面的了解。
　　
　　 其次是“公民教育”。清末不用说，即使是1912年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国民基本仍是在专制环境下接受教育，1949后年特别是“文革”期间更甚，可以说，自清末变法至今一百年来，中国从未实行过“公民教育”，而是搞的货真价实的“臣民教育”，从未培养过公民在信仰自由、独立思考、维护个人权利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整个教育制度一直在充当压制思想自由和训练公民服从的工具。要在十三亿未受过“公民教育”的臣民中行宪政，民意基础之薄，可想而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现有的臣民教育制度（包括教育指导思想、教材、教学方法）不转换成公民教育制度，不花一代、两代人的时间去努力培养国民的公民品质，依现在国民的政治、文化、人格品质，绝对无法操作宪政体制。
　　
　　 第三，改造现有的公务员体制。说来惭愧，西方民主国家几百年来建立起来的保证宪政体制得以稳定运转（不受政党轮流执政和国家首脑换届的影响）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在中国还是一张白纸。自一九四九年至今，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科级以上官员）一直由党员干部充任，实际上就是“党吏”，而非国家公务员。即便如此，各级政府还要受同级党委领导。中立、稳定、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是实行宪政制度的基础，依赖现有的“党吏”，宪政何以进行？那么把千百万“党吏”全部换血（像一九四九以后把国民政府各级公务员全部清除），这可能吗？苏联解体，各共和国纷纷独立，他们也未对“党吏”全部换血，有些国家（包括俄罗斯）的政府官员基本上是苏联时期各级政府的原班人马。苏联和东欧演变的过程太短，有些国家（像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变的太快，还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但我们现在筹划宪政，就要考虑如何完成将“党吏”转变成政府公务员的问题，以使国家的政府机构运作不受将来政党政治的影响。
　　
　　 第四，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研究、制订“政党法”和相关法律，把政党与政府、政党与军警、政党与国有经济、政党与教育（文化、媒体）、政党与司法分开，首先把现任执政党转变成一个具有充分的党内民主、现代化的、遵守法律的政党。同时，把建国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主党派解禁，恢复它们作为一个政党开展政治活动应享有的（与执政党相同）所有权利；为了稳定政局，可以考虑在一定时期（比如十年、二十年）内不注册新的政党。
　　
　　 第五，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研究、筹划议会制度，改造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人民代表”为国会议员，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参议院，“政协委员”为参议员，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为总统……
　　……还有和平统一国家（与台湾谈判）、地方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司法制度改革等等问题。
　　
　　 以上文字，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对中国如何走上宪政之路的零碎想法，也是我十几年来比较关心的问题。完成一个国家的宪政转型，要有宏观、长远的规划，有条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应该挑梁担纲，政府的政治研究机构对此应有专门的课题研究。要有一个类似“X五计划”式的长远的宪政规划，有一个宽裕的可供研究、试点、分省实验的时间和过程，十年不够，就十五年；二十年不够，就二十五年；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总之，要把宪政当成中国公民长久的政治目标，而非五年、十年、这一代人非得完成的任务。
　　
　　 为使中国和平、稳妥地走上宪政之路，致力于担当启蒙者的公民是光荣的。但启蒙者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心态。我觉得，就目前的国家形势而言，“启蒙是什么”这一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启蒙不是什么”。启蒙不是挑唆国民与政府的对立，启蒙不是挑拔社会低收入阶层对高收入阶层的仇恨，启蒙不是煽动民间弱势群体中的暴力意识，启蒙不是政治野心家觊觎权力的本钱，启蒙不是机会主义者沽名钓誉手段，启蒙不是借助外国势力颠覆政府的阴谋……启蒙是付出，是牺牲，是公民对国家进步应尽的义务。也许你在启蒙的过程中一无所得，也许你为此受尽磨难，遭受迫害，甚至为此而捐躯，但你想一想，中国的宪政之路上有你洒下的血与汗，中华民族的复兴有你出的一份力，你应该感到欣慰。
　　
　　
　　 2002.4.10
　　
　　

作者：问天下　回复日期：2002-4-10　16:39:22
　　启蒙是什么？启蒙是这个苹果是我的，要想要，行！拿钱过来！

作者：贵在搅合　回复日期：2002-4-10　17:03:38
　　从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老范的宪政不是作文章，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思想的成熟与进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阵子，中国社会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有些日子连饿昏了头的村民偷集体田里的玉米（而这人恰恰是富农或者地主），也是严重的反革命罪。
　　现政不是作文章，但看起来却像是在绘画绣花，画的是墙上的大饼，绣的是锦绣前程。但愿宪政也不在是绘画绣花才好。

作者：demonboy　回复日期：2002-4-10　17:08:38
　　真是难得的阐述宪政与中国的好文章！

作者：童天一　回复日期：2002-4-10　17:12:28
　　范兄：
　　 从清末到民初，不知多少宪政方案被提出来过，后来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我看宪政不是知识问题、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如果仅从启蒙谈宪政，广东人多年来，每天看香港电视，那里的社会运作完全是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什么是宪政。现在还有一大批外地人滞留香港，争取居港权，每天静坐。
　　 关于香港在立法、执法和行政方面的辩论，电视上经常有。我想只要自由开放，老百姓很容易知道什么是宪政。

作者：偶开天眼　回复日期：2002-4-10　17:15:54
　　唉，真是好文章！

作者：老痛　回复日期：2002-4-10　17:19:50
　　 老范的第四点可以做很多文章。

作者：一听　回复日期：2002-4-10　17:40:09
　　我一直认为，建立真正的宪政体制，前提必须是解除党禁与报禁。解除党禁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解除报禁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有了这两项，才有讨论怎么行宪的可能性。
　　戊戌变法是在没有解除党禁报禁的条件下，由上而下实行改革，结果失败了。清末立宪运动我觉得它有成功的希望，是因为它已经创造了解除党禁报禁的条件，宪政教育已经开始深入到民间。
　　蒋介石搞国民大会行宪，不可能成功，因为他没有那两个先决条件。蒋经国成功了，因为他先解除了党禁报禁。
　　当然，成败还有很多因素，但我以为这两条是必备的。一天没有这两样，就一天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宪政，就算当政者是真心诚意搞宪政，也无非是走开明专制的道路，算是最了不起的了。
　　

马克义
信箱 时间：2002-04-10.22:04:51
文章还是要人作的

老范的文章的题目改为《宪政不仅仅是作文章》就好了。这就是说，有人干事，也得有人作文章。
普通的公民当然追求自由，但是，一方面，自由就意味着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人不一定都愿意担风险。另一方面，即使人们愿意担风险，人们组织起来还需要交易成本。
作文章的作用，一是使人们了解自由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愿意组织起来争取自由，也可以减少一定的交易成本。
作文章并不都是“坏事”，只有作空头文章才不可取。另外，很多学术文章不适合思想层面，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把学术和思想相对分离开来的社会机制。
总的来说，作文章本身并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