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斯·德鲁兹
弗里克斯·瓜塔里
卢德平
译
反俄狄普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节录)
欲望的产生
它到处发挥作用，有时平稳运作，其它一些时候，则间歇性地行使其功能。它呼吸、发热、饮食。它排泄和射精。说到本我，何等的错误！它处处都是机器--真实的机器，而非比喻的机器，机器驱动其它机器，机器又被其它机器所驱动，当然具有所有必要的连接和牵引。一架官能机被插上能源机。一台产生电流，而另一台将其拦断。乳房是一架产奶的机器，嘴则是与其配接的机器。患厌食症的嘴，在几种功能之间，犹豫不决；其持有人弄不清楚它是一架吃饭的机器，一架肛门期的机器，一架说话的机器，还是一架呼吸的机器（哮喘病）。因此说，我们都是干零活的人；每个人都带着他的小机器。对一架官能机器而言，有能源机器与之配合，一直在流动和中断着。法官施莱伯感到屁股上有热光。i一种太阳肛门，休息则保证其功能健全。法官施莱伯感到是某种东西在生产另一种东西，并能从理论上解释这一过程。一种东西被生产出来：是机器的效果，而不仅仅是隐喻。
较之躺在分析家睡椅上的神经病患者，外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更好的模特儿。这意味着呼吸新鲜的空气，与外部世界保持某种关系。例如，伦兹的溜达，就被布什纳重构过。这种室外散步，不同于伦兹发现自己和精神导师幽闭在一起的时刻。这时候，精神导师强迫他与一定宗教的上帝处于某种关系，强迫他置身于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室外散步时，他总是置身山中，处于飘零的雪花里；与其它神同在，或压根儿没有什幺神，没有宗教，没有父亲或母亲，而有的只是自然。“我的父亲要什幺？他能给我比这更多的东西吗？不可能。让我安静独处。1各种东西都不过是一架机器。天体机器，即天空中的星星或彩虹，高山机器--所有这些都和他身体的那些部位有关。机器持续不断地轰鸣。”与各种形式的深层生命接触，让岩石、金属、水、植物拥有灵魂；象在梦里那样吞纳自然的各种成分，比如与月亮的圆缺同呼吸的花朵；这些在他看来，肯定有一种无穷的幸福感。充当一台生产叶绿素或具有光合作用的机器，或者让自己的身体作为其一部分，滑进这样的机器，由此伦兹把自身投射到人和自然区分以前，以及依据这种基础二分法确定所有座标之前的时期。他并非顺其自然，而是作为一种生产的过程生存下去。当下并不存在或是人或是自然之类的东西，而是有一种过程，它在彼者中产生此者，并将有关机器搭配起来。处处是生产机器、欲望机器、精神分裂症机器；所有的物种生命--自我与他我，外部与内部，不复具有任何意义。
鉴于已经考察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这种漫游，那幺请让我们比较一下贝克特笔下的人物在决定室外历险时所发生的情况。他们的各种步态和自我运动的方法，本身就构成一架调节良好的机器。在贝克特的作品里，存在着自行车的功能：安有自行车喇叭的机器与带有母性肛门机器之间有什幺关系呢？“说到自行车和喇叭，是多幺的轻松！不幸的是，我要说的不是它们，而是她，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是她，通过屁股上的孔穴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ii人们常常认为，俄迪普斯是一个容易处理的课题，一种完全明确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已成定论”。但根本不是那幺回事：俄迪普斯预设着对于欲望机器的某种异想天开的压抑。为什幺它们受到压抑？为何目的？难道听命于这样的压抑，真的有必要或者称心如意？为实现这一点需要采用什幺手段？什幺东西应该放在俄迪普斯三角形内，建构它需要何种东西呢？自行车的喇叭和妈妈的屁股足以完成这件工作吗？难道不是有比这些更重要的问题吗？倘若已有一定的效果，那幺什幺样的机器能生产它呢？倘若已有一定的机器，它可能作何用途呢？例如，假定我们作刀架的一种几何描述，那幺我们能猜测，刀架作何用途吗？要幺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假设面对一架完备的机器，其构成部件包括：大衣的右边口袋里的六枚石子（口袋充当石头的来源），裤子右边口袋里的五枚石子（口袋充当石头的来源），裤子左边口袋里的五枚石子（传导袋），同时，大衣上剩下的口袋承载已经处理过的石头。那幺，当每一块石头向前移动一只口袋时，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这种循环分布的效果呢？这里，嘴巴也起着一种吸石机器的功能。在整个循环里，我们何处能发现产生性快乐呢？在《马龙之死》
一剧的结尾部分，裴德尔夫人把精神分裂者带出去，坐上大篷车和划艇，在自然中间野餐：一架魔鬼般的机器组装成了。“在皮肤下面，躯体是一架过热的工厂，在外面，从每一个涨裂的毛孔里，患者发光，灼热。”2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竭力让自然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极。精神分裂症患者所经历的，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人类种系的一员，根本就不是自然的一个特殊方面，而是作为生产过程的自然。我们这里所谓的过程指什幺呢？大概在一定的平面上，自然和工业是两种彼此迥然有别的现象：从一种角度看，工业是自然的对立面；从另一角度看，工业又从自然中提取原始材料；再从另一角度看，它可以拒绝自然，如此等等。甚至在社会内部，这种特殊的人与自然、工业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促成了一些相对独立领域的分工，它们被称做生产、流通、消费。但总体而言，整个这种分工的平面，若从正规形成的结构这一角度考察，正如马克思所证明过的，不仅预设着资本的存在和劳动的分工，而且预设着这样一种错误的意识，即资本必然获自它本身，以及在整个过程中设想为固定不变的那些要素。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精神错乱状态中的鲜明、审慎的真理在于：不存在相对独立的领域或渠道之类的东西：生产直接就是消费，是一种无需任何中介的录制过程。录制过程和消费直接决定着生产，而它们这样做，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之内。因此，每种东西都是生产：生产的生产；行动和激情的生产；录制过程的生产；流通及充当参照点的座标的生产；消费的生产；感观快乐的生产；焦虑和痛苦的生产。这是因为录制过程直接消费，直接完成，这些消费又直接复制。3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过程这一术语的第一意义：将录制和消费综合进生产本身，并使之成为完全同一过程的生产。
其次，我们对人和自然不作区别：自然的人类属性与人的自然属性，以生产或工作形式，在自然内部合二为一，就象在作为物种的人的生命里所表现的那样。因此，工业不再从外在的实用角度加以考虑，而毋宁作为人的生产，出自人类之手。4从默默无闻的基本同一性这一立场进行考察，没有任何人能充当创造之王，而是作为这样的存在形态：与所有形式或类型的存在物的深层生命，保持密切的关系；他甚至促成了星体和动物的生命；他不停地把器官机器连接到能量机器，把树插进驱体，把乳房插进嘴巴，把太阳插进肛门：宇宙机器的永恒监护人。我们所使用的术语“过程”的第二种含义是指：人和自然并不象两个彼此面对的对立项目--甚至在因果、观念或表现关系（原因和结果，主体和客体等）之内出现的那种两极对立成分，并就这一意义而言，也不然。毋宁说，它们属于完全一样的基本现实，即生产者--产品。生产作为过程，超过所有的唯心主义范畴，并且构成一种循环，它和欲望的关系属于内在固有的原则关系。这就是为什幺欲望-生产成为唯物主义精神病学首要关心的对象的原因所在。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将精神分裂症患者想象和处理为Homo
natura。iii这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成其为事实，它事实上构成了我们所使用的过程这一术语的第三种意义：它不应视为本身就是目标或目的，也不应和自身的无限持存混淆。结束这一过程，或无限延长它--严格讲，相当于突然和过早地了结它--意味着出现于心理研究机构里的那种人为的精神分裂症：一块软弱无力的碎片，被迫作自我封闭的行为，而且是作为完全不同的独立实体产生的。D．H．劳伦斯这样说到爱：“我们已经把过程推向一种目标。任何过程的目的都不在于那一过程的长住持存，而在于其完成．．．．．．过程应该行之有效，是为了达到某种完成状态，而不是对有关强化程度和极端性产生恐惧，这里，灵魂和肉体最终销声匿迹。”5精神分裂症如同爱：不存在特殊的精神分裂症现象或实体；精神分裂症是生产和再生产的欲望机器的宇宙，是作为“人和自然的根本现实”的普遍和首要的生产。
欲望机器属于二元机器，它遵循着有关的二元定律或规则：一架机器总是和另一架机器配合。生产的综合性，即生产的生产，本质上是内在联系的：“和”，“然后”。这是因为总是有一台产生流体的机器，以及另一架与之相组合的机器，它中断或释放掉部分流体（乳房-嘴巴）。还因为，第一架机器又轮流和另一架机器组接，并中断或部分释放其电流。所以，二元序列在每一方向上都是线状的。欲望常常与连续的电流和局部性的客体相配合。后者本质上是支离破碎的。“我爱各种流动的东西，那怕是不挟带生殖力种子的月经之流。”6从胆囊和肾结石里溢出来的羊膜粘液；滚动的毛发；口水的流动；精液、粪便或小便的流动；这些东西由局部性客体所产生，又常常被其它局部性客体所中断。后者又依次轮流产生其它的流动形式，并被别的局部性客体所中断。每一客体都预设着连续性；每一流体则预设着客体的分裂性。无疑，这一器官机器，从自身的流量这一角度，从由此流出的能量出发，来解释整个世界。眼睛根据所见到的情况来解释各种东西：说话、理解、排泄、房事。但是，与另一机器的连接，总是沿着一条横切途径确定的，从而一架机器中断了另一架机器的电流，或者“见到”本身的电流中断。
因此，在局部性客体-流量的连续性综合里所发生的配合，还具有另一种形式：产品、生产。生产总是“嫁接到”产品上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欲望-生产就是生产的生产，就象每一架机器都是和另一架机器组接在一起那样。我们无法把唯心主义的表现范畴当作有关这一现象的令人满意或说理充分的解释，而加以接受。我们不能，也千万别打算，不把精神分裂症的对象和生产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就能描述它。《野蛮艺术手册》(Cahiers
de l’art
brut)iv就是这一原理的明确证明，原因在于，通过采用这种方法，否认了象特殊、可辩认的精神分裂症实体之类的东西。或者举另一条例子，享利·米肖赫根据欲望的生产过程描述了一张精神分裂症表格：“一旦注意，它就不断盘据着人的大脑。它好象持续存在于我行我素的时候。昭然若揭的是，它既不简单，实际上也不复杂，不管它起初是有意复杂，抑或是根据某种复杂的计划所构成。与此不同，在木工制作的过程中，它已经复杂化了。立起来的时候，它就是一张累积而成的桌子，非常象一些分裂症患者的绘画，被说成填料过度。如果这样的话，仅仅是因为无法再在上面添加任何东西。桌子越来越变成一种累积物，而越来越不成其为桌子。这不是由于什幺特殊的目的，由于人们对桌子所预想的什幺东西。沉重、笨拙，实质上无法移动。人们不懂得怎样处置它。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理上，桌面及桌子的有用部分，正逐渐减少，最后消失。它和笨拙的框架关系如此之少，以至于这东西不再给人印象，是一张桌子，而是一件古怪的家具，一种不常见的器材。为此没有什幺目的。一张非人化的桌子，毫无舒适之感，没有中产阶级的标志，没有乡村气息，也不象农村的什物；它既不是餐桌，也不是工作台。这样一张桌子，本身不具有任何功能，而仅仅是自我防卫，不再服务于他人和用于交际。有一些成分令人发懵，有一些东西让人发呆。大概，它暗示了一架熄火的引擎。”7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普遍性的生产者。这里，没有必要区别生产及其产品。我们只需强调，所生产客体的纯粹此在性被载入新的生产行为。桌子继续我行我素。不过，桌子的表面被支撑的框架所吞没。桌子的无终结，乃其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当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定义杂拼物（bricolage）时v，该术语在字面意义上是指工匠拼凑各种材料的修补手艺。他这样做，是根据一组密切联系的特征。拥有一堆材料或大姆指规则，其范围非常广泛，不过，或多或少是一种大杂烩，即数量繁多，同时又有一定局限；它还指不断地以新颖有别的模式或构形，重新安排支离破碎的片段。结果，对生产行为和产品，对使用的成套器具，对所要取得的整体效果，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8工匠在把东西插到电源插座上，或更改水流的方向时，体验到的满足，无法按照“和爸爸妈妈游玩”，或根据那种违背禁忌的快乐来进行解释。持续生产，并将生产嫁接到产品上，是欲望机器或基础生产的一条特征：生产的生产。理查德·杜德纳的一幅画，即“男孩与机器”，表现了一位肥大、粗胖、臃肿的男孩，把他的小型欲望机器挂钩到庞大的技术社会机器后，开动它的情况--正如我们会看到的，这竟然是最年幼的儿童所干的事。
生产、产品：生产－产品的同一性。正是这种同一性，构成了线性序列中的第三项：一种庞大、未加区别的客体。各种东西都暂时停顿，冻结在适当之处。然后，整个过程又重新开始。从一定的角度看，如果所有东西都不运作，如果所有东西都不行使其功能，那幺事情可能会好得多。倘永不出生，倘避开持续不断的诞生和新生，那幺就无嘴可吸，无肛门可排泄。难道这些机器运转得如此糟糕，它们的部件分散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回归到一无所有，并且也让我们回归到一无所有吗？不过，看起来，为出现这种情况，种种能量之流依然联系太密切，种种局部性客体，依然过于有机性。所需要的，是处于自由状态的某种纯净液体，它不间断地流淌，流过某种丰盈躯干的表层。欲望机器使我们成为一种有机体：但在这一生产过程的核心，也即在这一生产过程的生产之内，躯体蒙难于以这种方式进行的组织，而非蒙难于其它某种组织形式，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组织方式。在这一过程中间，“一种不可理解，绝对僵化的郁滞”，表现为第三阶段：“无嘴巴，无舌头，无牙齿，无喉咙，无食管，无肛门。”自动机猛然停顿，释放出曾一度致力于衔接的那种无条理的团块。没有任何器官的丰盈躯体，是非能产、绝育的，无法形成、不可消费的。安东尼·阿尔托德有一天发现了这种情况：在那时所地，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外形或形式。死亡的本能：那是其名称，并非无典范可循。原因在于，欲望也企求死亡，整个死亡之躯是其原动力；就象它也欲求生命那样，生命的器官是运转的机器。我们不想质问，所有这些东西怎样配置，好让机器能运转：问题本身正是某种抽象过程的结果。
欲望机器只有在失灵时，而且正是由于不断灵，才发挥作用。法官施莱伯“没有胃，没有肠子，几乎也没有肺，食道破裂，没有膀胱，肋骨也散了架，却活了很久。他有时竟连同食物一起吞进部分喉头，等等。”没有器官的身体是非能产的。不过，它是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在连接性的综合中，作为生产和产品的同一性而生产的。精神分裂症的桌子，就是一种没有器官的躯体。没有器官的驱体，并不证明原初的一无所有，它对躯体本身，或躯体的形象，也无可奈何。它是没有形象的躯体。这种没有形象，没有器官的躯体，是非能产的；它存在于所产生的地方，处于二元线性序列的第三阶段。它不断地重新插入生产的过程。紧张症患者的躯体是在水疗法浴缸的水中产生的。没有器官的丰盈躯体属于抗生产的领域；不过，连接性或生产性综合的另一特征是这样的事实：它把生产与抗生产，以及抗生产的要素搭配在一起。
唯物主义精神病学
精神病学家G．德·克莱兰波所提出的著名假设，看起来有充分的根据：谵忘，就其本质而言，是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属于二级现象，是局部性的自发现象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对于欲望机器的生产过程所做的记录而言，谵妄构成特征。尽管之于这一记录过程，特别表现出综合性和紊乱性，就象我们在妄想症，甚至在精神分裂症的妄想症形态里所见到的。但它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原因在于，它依赖于欲望机器的运转和失调。不过，克莱兰波使用心理自发机制这一术语，仅仅是指一些非主题现象--言语模仿，即发出古怪的声音，或勃然大怒。他把这些现象归因于传染病或中毒引起的机械效果。他进而将大量的谵妄现象依次解释成自发机制所造成的结果。至于其余方面，即“个人”部分，在他看来，具有某种反应的属性，不得不涉及到人物，其表现形态也许先于自发机制（例如，就象在妄想症患者身上表现出的那样）。9因此，克莱兰波将自发机制仅仅当作一种神经机制，这是就该词最一般意义而言的，而不是看成涉及到欲望机器的经济生产过程。至于历史，他仅仅满足于提及其先天或习得的属性。克莱兰波在马克思所论述的意义上，是精神病学的上的弗尔巴哈：“当费尔巴哈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来看待事物时，他的作品里没有历史，而当他考察历史时，他又不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相反，真正的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可以根据其本身确立的双重任务来进行界定。将欲望引进机制，将生产引进欲望。
在虚假的唯物主义和典型的唯心主义形态之间，不存在太大的差异，精神分裂症理论是根据构成其三维模式的三种概念建立的：分裂（克莱普林），自闭症（布劳勒），以及时空或世界中的存在（宾斯旺格）。其中第一种是解释性的概念，据说它定位了特殊的机能失调或基本的功能欠缺。第二种是一条唯心主义概念，它指明了紊乱效果的特殊属性。谵妄本身，或者从外部世界的彻底撤离，也即游离开现实，“伴随着精神分裂症患者内在生活的相对或绝对的主导地位。”第三种概念是描述性的。它发现或重新发现了处于自我特殊世界的谵妄的人。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一事实：它们都通过“躯体形象”的中介把精神分裂症问题与自我联系在一起。这里，“躯体形象”是灵魂的最后化身，是唯灵论和实证论的种种条件的模糊集合体。
自我就象阿爸阿妈：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就不相信它。他处于别的地方，在这些问题之外，或之后，或之下，而不是置身其中。不管他在哪里，都存在若干问题，存在无法逾越的苦难，存在难以承爱的谴责。不过，为什幺要竭力使其回归到已经摆脱的东西，为什幺要把他放回到对他来讲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里去呢？为什幺要相信仅仅借助于象征性的表敬就为之付出应有的代价，从而来嘲弄他的真理呢？有一些人坚持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发不出“我”这一词，我们必须恢复其发出这一神圣词的能力。对所有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样总结道：他们又在干我。“我再也不想说我，我永远不想发这个词；它太蠢了，每当我听到它，要是碰巧能想起来，要是这能逗他们乐，我就用第三人称来代替。这不会有什幺大不了的。”vi要是他偶尔又说出我这个词，这也无伤大雅，他离这些问题太远、太久。
甚至弗洛伊德也没有越出对自我的这一狭隘、有限的认识，其三部分公式阻止他这样做--俄迪普斯式的神经病公式：阿爸-阿妈-我。我们可以充分思考这样的可能性：俄迪普斯情结的分析型帝国主义，使弗洛伊德重新发现了自闭症概念在精神分裂患者上的不幸而又错误的应用。同时，也让他将所有权威的份量都倾注在这上面。我们切勿自欺欺人：弗洛伊德并不喜欢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也不喜欢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俄迪普斯症的抵制，并且倾向于多少视之为动物。他说，他们把语词误认为事物，木然无情，自恋，与现实脱节，无法实现角色迁移。他们象哲学家--“一种并非称心如意的相似”！
如何分析性地处理动力和征兆，象征和被象征之间的关系。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过。这种关系应该视为因果相关的吗？抑或是一种理解关系？一种表达方式？不过，问题提得过于理论化。事实在于，从我们置身于俄迪普斯框架之时起--从我们根据俄迪普斯受到衡量之时起--局势就对我们不利，而且唯一真实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也遭到摒弃。心理分析的伟大发现，在于对欲望和无意识生产过程的认识。不过，一旦俄迪普斯登场，这一发现很快就被埋藏在新型的唯灵论下面。古典戏剧是一座加工厂，被用来代替无意识；表现形式则被用来代替无意识的生产单位。在神话、悲剧、梦呓中，除了表达自己别无所能的无意识，则被用来代替生产性无意识。
每当根据自我来解释精神分裂症的问题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抽样提取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所谓本质或假想的特殊属性，而不管是以爱和怜悯的精神去这样做，抑或恶心地吐出满口尝过的东西。我们一度将其抽样、提取成分裂的自我，别的时候，则把它当做与外界割裂的自我。不过，最有趣的是，再度作为依然存在的自我；他在那里以其特殊的方式，位于其本身的世界，尽管也许向一位聪明的心理分析家--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超凡观察家--简言之，一位现象学家，披露过自己。让我们再次牢记马克思的警告：我们无法从麦子的味道说出谁种植了它。对于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产品没有给我们任何暗示。产品似乎更为特殊，难以置信地特殊，并且易于描述；与其和立足的现实过程联系起来，理论家倒宁愿将它与因果关系，理解或表达的理想形式，更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如果这一过程中止，或者，如果它本身自成一统，或者能在真空中无休无止的进行下去，那幺精神分裂症看起来就愈益专门，并且可以视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以致于引起“对某种极端性的恐惧，在那里，灵魂和躯体最终消亡”vii（自闭症者）。克莱普林有名的最终状态．．．．．．但相反，人们所描述的生产的物质过程，即产品的特殊性，趋于挥发；同时，可能出现另一种结果，即该过程的另一结局应运而生。处于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状态，使之通过自闭症而成为一个人工的人。在这之前，精神分裂症表现为欲望和欲望机器的生产过程。人们怎样才能从一种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难道这种过渡状态是不可避免的吗？这依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正如在许多问题上那样，卡尔·雅斯贝尔斯给了我们一些宝贵的启示，因为其唯灵论显然不合规范。将有关过程的概念与有关反应的形成或个性发展的观念进行对比，与此同时，他把过程看作是一种裂缝或闯入，而不涉及到与自我的任何想象性联系。毋宁说，它本质上是与恶魔般的东西结成的一种关系。雅斯贝尔斯未能做成的一件事，是把过程看作物质的经济现实，看做生产过程，这里自然=工业，自然=历史。
在一定程度上，传统的欲望逻辑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柏拉图的欲望逻辑，迫使我们迈出了第一步，迫使我们在生产和习得之间作出选择，从这时开始，就是这样。我们把欲望放在习得的侧面，从这一刻起，我们就使欲望成为一种唯心（辩证、虚无）的概念。我们首先将其视为一种欠缺：客体的欠缺，真实客体的欠缺。毫无疑问，另一侧面，即“生产”侧面，也未完全忽视。例如，必须归功于康德造成了欲望理论的一场关键革命：“人类的才能，通过欲望的表现形式而导致所表现对象的现实性。”10他把这种机能归因于此。但并非偶然的是，康德选用迷信、幻觉和狂喜来阐明这种欲望的定义。就象康德那样，我们充分意识到，仅仅借助外在因果性和外在机制就可产生现实的客体。不过，这种知识并不妨碍我们相信欲望在产生其客体时的内在力量--倘若仅仅以一种非现实的幻觉或谵妄的形式；或者说，并不妨碍将这种因果性描述为产生自欲望内部。客体的现实性，因其由欲望所产生，因而是一种心理现实。因此可以说，康德的关键性革命没有改变任何根本的东西：这种生产性构想的方法，并不等于质疑，将欲望视为匮缺的古典观念的有效性。毋宁说，它把这种观念用做依据，而仅仅更加仔细地考察了它的微言大义而已。
就事实而言，如果欲望等于现实客体的匮缺，那幺作为现实客体的属性，则取决于狂想客体产生的“匮缺本质”。如此构想为生产的欲望，尽管仅仅是狂想的生产，已经由心理分析作过完满的解释。在解释的最低层次上，这意味着，欲望所缺乏的现实客体，与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生产相关，而欲望则内在地产生某种想象的客体；它在功能上表现为现实的复制品，仿佛在每一种现实客体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梦想的客体。或者说，在所有现实的生产背后，存在着一种心理的生产。这种观念未必促使心理分析投身于对小玩意和市场的研究，同时对客体采取及其枯燥、单调的心理分析形式：对面条、汽车，或某物某人的一揽子心理分析式研究。狂想得到深入解释，也即不仅仅作为一种客体，而且作为一种特别的机器，把欲望前移和推向中心；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机器也仅仅是戏剧性的，并且所分开的东西的互补性依然存在。它现在表现为一种需要，根据相对的匮缺来进行界定，并由自身的对象所确定。然而，欲望则被视为产生狂想，并通过从客体的分离产生自己，不过，它同时也因其绝对化而加重了这种匮缺：“存在的一种不可救药的欠缺”，“生命本身的一种无能为力”。因此，欲望表现为由需求所支撑，同时，这些需求及其和客体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欠缺，或疏忽的东西，继续充当欲望生产的依据（潜在支撑的理论）。简言之，当这位理论家将欲望的生产还原为狂想的生产时，满足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样的唯心主义原理：把欲望界定成一种匮缺，而不是生产，即“工艺”生产的过程。克莱萌·罗塞特对此作过精彩的阐述：每当强调欲望有可能蒙受欠缺，将它视为界定其对象的一种方法时，那幺“根据下面的思路，此一世界作为其复制品，获得了某种其它的世界。有一种客体，是欲望感到匮缺的，因此，这一世界不包含各种现存的客体；至少遗漏一种客体，那是欲望感到匮缺的；因此，存在其它某个场所，它包含开启欲望的钥匙（此一世界所遗漏）”11
如果欲望产生什幺，那幺其产品是现实。如果欲望是能产的，那幺只有在现实世界才能产，并且只能生产现实性。欲望是一组被动的综合，它们操纵着局部性的客体、流量及躯体，行使着生产单位的职能。现实是终端产品，是欲望被动综合的结果，即无意识的自发生产。欲望不欠缺什幺东西：它不缺少客体。毋宁说，它是欲望中所缺少的主体，或缺乏固定主体的一种欲望。除非有压抑，否则没有固定的主体。欲望及其客体完全是同一种东西，是机器，是机器的机器。欲望是一种机器，而欲望的客体则是与之相关的另一架机器。因此，产品是某种从生产过程中去除或减掉的东西：在生产行为和产品之间，有某种东西变得分离开来，因而给漂泊流浪的主体提供了一处居所。欲望的客观存在本身就是现实之物。12没有任何特殊的存在形式，可以贴上心理现实的标签。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事实上存在的东西，不是匮缺，而是作为自然和感觉客体的激情。欲望并不因需求而加强，而是相反，需求来自于欲望，它们在欲望所产生的现实之物中，相互抵销。匮缺是欲望的一种反作用。它贮藏、分布、疏散在某种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现实之中。欲望总是和客观存在的条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包含它们，遵循它们，因其变迁而变迁，也不比它们更有生命力。出于这一理由，它常常变成死亡的欲望，而需求则是衡量同时已丧失其欲望的某一主体如何退缩的尺度。情况如此之甚，以致于欲望丧失了对条件的被动综合。这严格讲，就是作为真空中所搜寻的需求的意义所在：在其恰巧存在的模糊世界里，四处猎寻，竭力捕捉或变成被动综合的寄生物，这样说没有什幺用处：我们并不是绿色的植物，我们早就不能够综合绿色素，因此有必要食用．．．．．．欲望因而变得令人绝望地害怕缺少什幺东西。但是，应该强调指出，这不是穷人或被剥夺财产者说出的话。相反，这样的人明白，他们离绿草很近，几乎与之亲近，而且这种欲望几乎不需要什幺东西，不是那些恰巧出现的剩余物，而是从它们那里不断获取的东西。所缺少的，不是主体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感到欠缺的东西，而毋宁是人的客观性，即人的客观存在。对他来讲，欲望等于生产，即在现实领域内部进行生产。
真实的东西并非不可能，相反，在每种真实事物之内，都有可能，也就是说，每种东西都变得有可能。欲望不表达主体身上哪怕一克分子的欠缺；毋宁说，克分子的组织剥夺了欲望的客观存在。革命家、艺术家、预言家，都满足于变得客观，并且仅仅是客观。他们懂得，欲望以充满生产能量的姿态拥抱生命，并以一种愈发强烈的方式再生生命，原因在于它没有什幺需求。切勿介意那些相信这种情况容易说，或相信它属于书本里所发现的观念的人们。“从我所读过的为数不多的材料里，我观察到，最富有生命力，正在铸就生命，本身就是生命的那些人，吃得很少，睡得很少，近乎一无所有。他们对义务，或长久维持亲戚朋友的关系，甚或保卫国家等等，不抱任何幻想，幻想的世界是那种从未得到完全征服的世界。它属于既往的世界，而从来不是未来的世界。紧紧抓住过去前进，如同拖住皮球和链条。”13真正有远见的人，是穿着那不勒斯革命者外衣的斯宾诺莎。我们深知，匮缺及其主体的关联性，来自何处。匮缺是通过社会生产创造、规划和组织起来的。它事与愿违，作为反生产压力的结果而出现。后者依赖于生产的诸要素，并将其据为已有。它从来不是首要的。生产是依据某种既存的需求或匮缺加以组织的。这样的匮缺，渗透进自身，创造出一无所有的空间或真空，并根据已经存在的生产组织形式繁衍自己。14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职能，故意创造出匮缺，是统治阶段的艺术所在。这包括，在生产的丰富性里面故意筹划出需求，使所有欲望躁动不安，进而听命于对难以满足之需求的巨大恐惧。另外，使客体外在于欲望的现实生产（即合理性的需求），同时，欲望的生产则被分类成狂想，而且仅仅是狂想。
一方面，不存在象现实的社会生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存在仅仅表现为狂想的那种欲望的生产。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之间，所确立的唯一联系，可能属于内倾和外射的那种次要关系。仿佛是，所有的社会实践，在内倾或内在的心理实践中，都具有严格对应的成分，或者仿佛是，心理实践被投射到社会体系上，而这两种实践，其中没有哪一种会对另一种产生实际或具体的影响。只要我们一方面满足于在货币、黄金、资本及资本三角形之间，另一方面，满足于在力必多、肛门、阳具及家庭三角形之间，确立一种完美的平行关系，那幺我们就在从事一种值得自得其乐的消遣。然而，货币的机制完全没有受到那些操纵货币者的肛门反射的影响。二者之间所存在的马克思、弗洛伊德平行论，依然极端无效和没有价值，原因在于它是根据这样的术语表达的，这些术语，使其成为彼此的内射或外投，同时相互间仍然极端异在，就象在货币=粪便这一有名的等式里所见到的情况。问题的真理在于，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生产纯粹并且简单地表现为欲望生产本身。我们坚持认为，社会领域直接由欲望所投入，还有，它表现为从历史角度确定的欲望产品；为了渗透和投入生产要素及生产关系，力比多无需任何中介或升华，也不需要任何心理作用和转换，只有欲望和社会要素，别无他物。
甚至最压抑和最可怕的社会再生产形式，也是在有关组织内部由欲望所产生的。这样的组织，是这种生产在我们必须分析的种种条件下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何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仍然严格属于斯宾洛莎所洞察，威廉·莱赫再发现的那种情况的原因所在：“为什幺人类如此顽强地为奴役状态而战，仿佛这能拯救他们呢？”viii人们怎幺会如此高声疾呼：“宁征税收，不要面包？”正如莱赫所评述的，令人惊异的事，不是一些人偷东西或者其它人偶尔出去罢工，而毋宁是，所有那些饥饿的人通常都不偷东西，所有那些受剥削的人也不是不断外出罢工。在经过很多世纪的剥削之后，为什幺人们仍然如此忍受羞辱和奴役，以至确实可以说，他们实际上不仅为了别人而且也为自己需要羞辱和奴役呢？在拒绝接受民众的无知式幻想以作为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时，莱赫是最深刻的思想家。他要求一种能考虑到民众欲望的解释，一种能根据欲望来加以阐明的解释。不，民众不是头脑简单的白痴。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需要法西斯主义；需要加以解释的，就是民众欲望的这种反常现象。15
不过，莱赫本人从未设法对这一现象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恰恰重新导入了处于一定毁弃过程的思路。这样做，是通过区别开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现有或应有的合理性与欲望中的非合理成分，同时把后者仅仅当作心理分析研究的适当课题，来实现的。因此，他给心理分析指派的唯一任务，就是对社会领域中的“否定性”、“主观性”及“局促性”因素做出解释。因此，必然回归到一方面是合理生产的真实客体，另一方面，是不合理、狂热的生产方式这样的二元论。16他不再试图发现欲望领域，及欲望的公分母或共有范围。为了给货真价实的唯物主义精神病学奠定基础，莱赫极端需要一种范畴，即欲望生产的范畴；它在所谓的合理和非合理形式上都适用于现实之物。
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压抑现象，它对欲望的生产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一事实绝不会损害我们的原则：欲望产生现实性，或者换一种说法，欲望生产与社会生产完全是同一回事。不可能给欲望赋予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即大致有别于社会生产物资现实的那种精神或心理的现实。欲望机器，并不是那种可以与技术和社会机器区别开的幻想机器或梦的机器。毋宁说，狂想是次要的表达形式，来自于任何特定的环境下的两种机器的相同品质。因而，幻想从来不是个人的：它是集团性的幻想--正如惯常的分析所成功证明的那样。如果存在着两种集团性的幻想之类的东西，那是因为对这种同一性有可能作出两种不同的解读；它同时取决于，是从大量聚集的民众的角度来看待形成这种状况的欲望机器，还是从充当其基础的基本欲望要素来考虑社会机器。因此在集团幻觉里，力比多也许会投入整个现存的社会领域，同时包括后者的最为压抑的形式。或者相反，它也许发起一种反投入运动，据此革命欲望作为能量之源被插上现存的社会领域（例如19
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在功能上不是表现为理想的模式，而是集团性的幻想--也就是说，是作为欲望的现实生产力的动因，同时使之有可能削减对现有社会领域的投资，将其“非制度化”，从而推进欲望本身的革命体制）。但是，在欲望机器和技术机器之间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异。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不过，它仅仅是一种“政体”（régime）IX的区别，取决于在规模上的关系。除了政体上的这种区别外，它们仍然是同样的机器，正如集团幻想所明确证明的那样。
在上文的讨论过程里，我们已经对社会生产和欲望生产之间的平行性作了粗略的勾勒，目的是为了表明，其反生产要素方面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在于回光反照式地作用于生产的形式，并将其据为己有。这种平行性，绝不是意味着，穷尽描述这两种生产系统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它仅仅使我们指出一定的现象，它们涉及到其间政体上的差异。首先，技术机器只有当它们不发生故障时，才显然运转正常；它们通常停止运转，不是因为失灵，而是因为损耗。马克思用这条简单的原理来阐明：技术机器的政体带有这样的特征，即严格区别开生产手段和产品；正由于这种区分，机器将价值传导到产品上，而且仅仅传导机器在磨损时本身所丧失的价值。相反，欲望机器在运转时不断失灵，并且事实上，只有在功能不佳时才运转：产品总是生产的一种旁枝末节，象一件嫁接物移植在它上面；与此同时，机器的部件则是使其运转的燃料。
艺术常常通过创造出名副其实的集团幻想，来利用欲望机器的这一属性；这里，欲望生产被用来回避社会符号学生产，并通过引入某种功能失调的因素，来干预技术机器的再生产功能。例如，阿曼烧焦的小提琴，或凯撒压缩过的汽车本身。更一般而言，达利的批评妄想狂方法，保证了欲望机器在社会生产的客体之内爆炸。x但甚至更早一点的时候，拉佛尔宁愿使其发明完全摆脱传导装置的控制，而非简单地任其老化失灵。他情愿以突发性的中断、迟疑、颤音、不协调的音符及未确定的和音来结束其作品，而非任其缓缓地停顿下来，或渐渐销声匿迹。17艺术家是客体对象的大师。他把散乱无章、支离破碎、烧焦的客体置于我们面前，并将它们转化为欲望机器的政体。与此同时，分解则属于欲望机器的巨大职能的一部分。艺术家呈示出妄想狂的机器、奇迹般的机器，以及独身生活的机器。就象如此众多的技术机器那样，结果导致欲望机器削弱了技术机器的基础。甚至更重要的是，艺术作品本身就是欲望机器。艺术家储藏其珍品，是为了制造一种直截了当的爆炸。这就是为什幺在其思维方式看来，解体行为从来不会象应有的那样发生得迅速。
由此导致政体上的第二种差异：欲望机器完全是借助自身来产生反作用的，而技术机器的反生产特征只出现于再生产过程的外在条件之中（哪怕这些条件在“此后某一阶段”不会出现）。这就是何以技术机器不是一种经济范畴，并且总是回指到某种社会机器的原因所在。这一社会机器与这些机器迥然有别，并且调节着这种再生产方式。
因此，技术机器不是原因，而仅仅是普遍的社会生产形式的指标。因此说，存在着手工机器和原始社会，水力机器和“亚细亚”社会形式，工业机器和资本主义这类对应关系。因此，当我们把社会设定为无器官之身躯的类似物时，这里就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差异。因为欲望机器是欲望经济的基本范畴，所以它们完全自己生产无器官的躯体，而对致因成分与其组成部分，或者对生产关系与其自身的关系，或者对社会秩序和技术，不做什幺区别。欲望机器既是技术的，又是社会的。在这种意义上，欲望生产是根本的心理压抑场所，而社会生产则是社会压抑所发生之处。也就是在前者和后者之间，出现了某种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与次要的心理压抑相类似的东西。这里，没有器官的躯体这一状况，或者其等同物，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取决于是否属于某种内在过程，抑或外在条件的结果（因而特别影响到死亡本能的角色）。
但同时，它们是同样的机器，尽管事实是，它们受制约于两种不同的政体；不过另一方面，事实还在于，它公认为是欲望臻至压抑的奇特历险。只存在一种生产，即现实之物的生产。无疑，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一同一性，哪怕这两种方式一起构成了无意识循环的自发生产过程。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生产基本上来自于欲望的生产：这就是说，自然的人首先出现。但我们还需更准确地说，欲望生产在本质上首先是社会性的，并且仅仅在终结时才趋于解放自己。这等于说，历史的人（Homo
historiaxi）首先出现。无器官的躯体并不是一种原始的实体，将自身投射到不同的社会形态上，好象一个狂放不羁的妄想狂。他是原始部落的首领，首先必须对社会组织负责。社会机器或社会也许是地球的躯体、暴君的躯体、金钱的躯体。不过，它从来不是无器官之躯体的投射。相反，无器官的躯体则是无疆界之社会的最终残余。施加在社会上的基本职能，总是表现为厘定欲望之流，刻写它们，记录它们，进而保证，未能适当堵住、疏浚、调节的流体是不存在的。当原始的疆域机器证明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时，暴君机器就建立了一种超编码体系。但是，资本主义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专制政体的废墟上，因而发现自己处于全新的状态：它面临着对流体进行解码，并废除其领域的任务。资本主义并不是从外部面对这一状况，而是要体验那种未存在的组织结构；与此同时，既作为其基本的决定性要素，也充当其功能，并且还运用所掌握的全部力量，以其暴力形式，故意使其常驻持存。它的至高无上的生产和压抑，无法通过其它方式来实现。事实上，资本主义诞生于两种流体的汇合处：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解码过的生产之流，以及“自由工人”形式--解码过的劳动之流。因此，与前述社会机器不同，资本主义机器无法提供一种适用于整个社会领域的代码。通过用钱来代替代码概念，它创造出一条有关抽象数量的公理；这一公里沿着社会的非疆域化方向愈益推进。资本主义倾向于一种解码的阈限；这会毁弃社会，从而使之成为无器官的躯体，同时作为一种无疆界的领域，在这一躯体上释放出欲望之流。在这一意义上，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产物，如同狂郁症和偏执狂属于专制机器的产物，歇斯底里症属于疆域机器的产物那样，这样说对吗？18
流体的解码和社会的非疆域化，因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最富有特征和最为重要的倾向。它不断地接近其限度，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精神分裂症限度。它以所掌握的全部力量，倾向于在无器官的躯体身上，产生作为所解码之流主体的精神分裂症--这里，资本家更算得上资本主义，比无产者更算得上无产者。这种趋向愈益加强，以至于挟带着全部流量的资本主义，将自己直接发送到月亮上去了：我们实际上什幺也没有看见！当我们说，精神分裂症属于典型的疾病，即我们时代的痼疾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说，现代生活把人们逼疯了。这不属于生活方式的问题，而属于生产过程的问题。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平行性问题，哪怕从代码的失败这一角度看亦然。这样一种平行性，更加严格地表述了精神分裂症情形下的意义转换现象，以及发生在每一工业社会平面上的日益加重的不和谐、不协调关系。
我们实际上所要说的就是，资本主义在其生产过程里，积累了大量令人畏惧的精神分裂症能量或负荷，并对此施加了所有庞大的压抑力量。不过这一点也持续不断地抵消、阻止这种潜在的倾向，而同时允许其摆脱束缚。它一方面不断寻求避免达到其局限，同时又趋于那一局限。资本主义形成或恢复了种种残存和人工的，想象或象征的疆域，进而竭尽全力重新编码，重新疏导根据抽象数量来定义的人。各种东西都回归或重新出现：城邦、民族、家庭。这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所曾想象的种种东西的杂拼图。”真实的并非不可能的。它仅仅变得愈益人工化而已。一方面是利润率的降低，另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增加。马克思将这两重趋向命名为抵消趋向率。作为这一定律的必然结果，存在着双重的运动，即一方面对流体进行解码或非疆域化，另一方面又发生暴力、人工的再疆域化。资本主义机器越是非疆域化，进而对流体进行解码和公理化，以从中提取出剩余价值，那幺，其辅助设备，诸如政府官僚体制以及法律和秩序的影响力，就越是尽其所能重新疆域化，并且在这一过程里吸纳越来越多份额的剩余价值。
无疑，处于历史的这一阶段，神经病、性变态，以及精神病都无法根据动力加以界定，因为动力仅仅是欲望机器本身。它们必须根据现代疆域性来加以界定。神经病沦陷于我们社会的残余或人工的疆域之内，并将其所有成分还原为俄迪普斯，以充当其最终疆域--如同在分析家的办公室里重构，在心理分析家的整个身躯上所投射的那样（不错，我的头儿是我的父亲，国家元首也是我父亲，你也是，大夫！）。性变态是指这样一种人，他认真对待人工制品，并把那种游戏玩个痛快。要是需要，你可以拥有它们--这样的疆域较之社会所提供给我们的，更无限地人工化，简直是人工的新家族、秘密的新月光。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不断漫游，尽其所能四处漂泊，因此越来越陷入非疆域化领域，同时在其无器官躯体的表层上达到社会解体的最终极限。完全有可能的是，这些游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重新发现地球的特殊方式。精神分裂症患者故意寻求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它是其臻于实现的内在倾向、剩余产品、无产者，也是其摧枯拉朽的安琪儿。他对所有代码都加以扰频，进而充当业已解码的欲望之流的传递者。真实的东西继续流动。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过程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这一形而上学过程，使得我们与处于自然或地球心脏的“邪恶”要素联系在一起。对于社会生产的历史进程，亦然。它联系非疆域化的社会机器，恢复了欲望机器的自主性。作为社会生产的限度，精神分裂症属于欲望的生产。欲望的生产，以及由于与社会生产相比较而形成的体制上的差异，因而成为重点，而非出发点。在这二者之间，除了持续不断的现实的形成过程外，一无所有。如果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精神病学，即在考察欲望问题时，引入生产的概念，那幺就不可避免地会用末世论措辞，来提出有关分析机器、革命机器及欲望机器之间所存在的终极关系的问题。
注释：
参见乔治·布赫纳：《伦兹》，载于《戏剧散文全集》，卡尔·理查·缪勒译（纽约：希尔与王氏出版社，1963），第141页。
安东·阿尔托：《凡高：被社会扼杀者》，玛丽·比奇和劳伦斯·弗森格蒂译，载于《阿尔托文选》（旧金山：城市之光书系，1965），第158页。
当乔治·巴泰尔谈到在自然能源方面所发生的奢侈、无效的开支或消费时，这些开支或消费不属于人类生产有可能独立的领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有用”决定的。因此，它们不得不涉及到我们称之为消费的生产这一现象。参见乔治·巴泰尔《可恶的股份--写在开支概念之前》（巴黎：子夜出版社）[英文本《可恶的股份：一般经济论》，罗伯特·赫利译（纽约：区域出版社，1989）。]
关于自然和生产的同一性，以及一般的物种生命，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请参阅杰莱·冉尼尔的评注：“1844年的马克思本体论与断层问题”载于《思想的耐力》（巴黎：普农出版公司，1968），第301-310页。
D.H.劳伦斯：《阿龙的棍棒》（纽约；企鹅出版公司，1976）第200--201页。
亨利·米勒：《癌症的热带》，第13章。参见同一章有关流量型欲望的庆祝词，它是这样表述的：“
．．．．．．我的五脏六肺在壮观的精神分裂症湍流中溢出，这种排泄使我面对至高无上的神。”
亨利·米高克：《精神的主要磨炼》，理查·荷威德译（纽约：哈克特出版公司，1974），第125--127页。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野蛮的思维》（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6），第17页。
德·克莱兰波：《精神病学论着》（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
康德：《判断力批判》，绪论，第3页。
克莱蒙·罗赛特
：《
至恶的逻辑》（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70），第37页。
拉康令人钦佩的欲望理论，在我们看来似乎拥有两极：一极与作为欲望机器的“客体小a”相关，因此越出了任何必要和狂想的观念的范围。
另一极与作为能指的“大另一”相关，它重新引入了一定的匮缺观念。在西格·莱克莱尔的论文“欲望的现实性”一文里（《人类的性》，奥比尔出版社，1970），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两极之间的波动现象。
亨利·米勒：《性》（纽约；小树丛出版社，1965），第262，第430页。
毛日斯·克拉夫尔，在谈及让-保罗·萨特时，论述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允许自己引入匮乏的概念，以作为首要的前提；“这种先于剥削而存在的匮乏，使得供求规律成为一种现实。因为处于原始的平面，所以它总是保持独立。因此说，它不再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包容或演绎这一定律的问题，原因在于，在前一阶段，即马克思主义本身所由诞生的平面上，已昭然若揭。作为一位严谨的思想家，马克思拒绝使用匮乏这一概念，这样做完全正确，因为这一范畴会导致其一事无成。”载于《谁是精神错乱者？》
（巴黎：弗拉马尼出版公司，1970），第330页。
威廉·莱赫：《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温辛·卡法格拉诺译（伦敦：纪念品出版社，1970）。
在文化主义者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了理性体系与投射体系之间的区别，而心理分析只适用于后者（例如象在阿伯拉罕·卡地拉那里）。尽管他们对文化主义充满了敌意，我们在威廉·莱赫和赫尔伯特·马库斯二人身上，仍然发现了同样的二元论的某些残迹。不过，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界定合理成分和不合理因素，并且赋予其迥然不同的职能。
符拉基米尔·显克勒维支：《拉费尔》。玛格丽特·克罗斯兰译（纽约：小树丛出版社，1959）第73-80页。
关于歇斯底里、精神分裂症，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参见乔治·德弗洛赫所作的分析。相关分析见其著作《一般民众精神病论》（巴黎：伽利马出版公司），以及卡尔·雅斯贝尔斯《斯滕伯格与凡高》（柏林：斯普林格出版社，1926）一书中的一些精彩篇幅。英译本由奥斯卡·格罗诺译（阿里桑那：阿里桑那大学出版社）。问题已经提出来了：癫疯在我们的时代是“一种完全诚实的状况吗？甚至在一些领域，处于不算混乱的时代，人们还会拥有诚实的体验，以及不带这种体验的表达形式吗？”雅斯贝尔斯重新表达了这一问题，他补充道：“我们已经看到，在以前的时代，人类试图将自己逼得歇斯底里。我们可以说，今天，许多人也在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把自己逼疯。如果前一种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是可能的，那幺，后者压根儿没有可能，而且只会导致不真实。”
上网日期 2001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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