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要反思文革首先要超脱集体健忘

　一九八九年秋季，北美的三个东亚研究中心——伯克莱、密西根和哈佛，曾经在马里兰的安堡纳斯举行过一次以四个重要事件为主题的中国问题研讨会：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我曾怀疑过：为什么这样几个不同的日子，可以这样串起来作为一个会议的主题呢？特别法国大革命与鸦片战争，本来是距离很远的事情。现在回想，主要是五四以来，整个中国思想界受法国启蒙心态的影响极为深刻，当时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咸认，只有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才能拯救中国。这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撞击的经验有关。四九以前，中国发生过的许多浩劫——如同犹太人的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都和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四九以后的浩劫，虽然与帝国主义仍有关系，但更多的却是内部原因，即所谓“自作孽”。因为意识形态的强化、内部的权力斗争、个人的权力欲，还有很多其它复杂的文化心理因素，配合外面的压力所造成的浩劫，给民族带来很大的灾难。其中最严重的浩劫——或者说是各次浩劫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三十年前中国发生的文革。

　　文革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中间波及的层次、侧面太多，特别是知识界，受到残害的人数相当惊人。但是对文革的反思工作，却一直碰到许多困难。最具体的、也是最让人惊讶的方面是：历史上各种浩劫，包括犹太人的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之间的界线非常清楚，哪些是迫害人的凶手，哪些是被迫害的牺牲者，判然分明；迫害者会受到很大的谴责，被迫害的对受害的原因有一定的理解，也必然会获得应有的同情，这一切虽然不是一目了然，但界域分明。但文革的浩劫，也包括四九年后中国发生的许多浩劫，情况却大不一样。常常是，被迫害者的内疚不安往往超出了迫害者，而迫害者，却常常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是迫害者，而且以为理所当然，不仅没有内疚，甚至气焰还挺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当然与四九年后社会复杂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有关，也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遇到各种不同的灾难，政治体制要想图存、自强等等复杂的原因相关。对这一切应该如何进行理解、反思、讨论？到目前为止，不仅思想上没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方式予以支持，甚至连大家能够取得共识的语言、话语还没出现。这等于说，被迫害者还没有寻求到一个能够表述浩劫经验的最基本的行动文法和象征符号。这就是为什么，近十多年来，我们开始要讨论“毛文体”、“党文化”的问题，力图从更深刻的符号学、文化学等等方面，寻找到思考的出路。这些思考，目前虽然还是处在非常初级的层次，但逐渐深化不仅可能，而且大有必要。

　　我们身在海外关切中华大地的读书人，文革的资料来源本来就很片面，又因为隔了很多层，要获得深刻的认识，难度很大。但是，也可以把文革的问题，放到海外中华——或者说大中华圈、文化中国的范围来看。印尼在七十年代初，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排华事件，七十万被残杀的人中间，有很大的比例是华裔。当时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卷入文革，台湾因为一直觉得苏哈托打倒苏加诺是反共胜利，对此都没有反应。至于新加坡还在草创建国的危机时代，马来西亚的华人则处在人人自危的状态，这个事件的出现，本来也是海外华人社会一场值得正视的浩劫，但是华人社会~}
~{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和共鸣，这等于说，好，就让它这样淡忘了事，本来也并无切肤之痛。反而是西方的媒体，当时给予了很多的报道。到现在为止，印尼华人社会发生的这一场浩劫，从来没有人做过深刻的研究，相应的社会后果当然更无从谈起。马来西亚后来也发生过许多次的排华事件，在海外华人社会也没有得到什么关注和反应。可以说，所谓“海外中华”，即使作为“想象的社群”，也没有什么整合的意义；只是很多散离的华人社会，为了自保，彼此之间并没有发生血肉或感情的联系。可以说，一直到一九七九年以前，贯穿世界各地的一个整体性的华人社会，并没有出现。

　　这种情况，在最近的二十年里有了改变的契机。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前，在中华大地所发生的浩劫，都是中国人自己承受，周近邻邦只能旁观，感受不到它的震荡，只知道里面也许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最费解的是，文革前由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所饿死的人数，确切的很难说，大概在三千万以上，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据我所知，当时不必说，迄今为止，在国内了解到发生过这么大的灾难的人，比例并不很高。在海外，当时甚至有这样的传说，周恩来曾向一些专家请教怎样存粮食的问题，因为数字膨胀，中央还为粮食太多而发愁。根本不知道发生饿死人的问题。很多地方饿死人，别说海外，就是邻居也无法相助。正象一些研究者指出的，这一场大饥荒，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互助机制都被破坏掉了才会发生的浩劫。以前中国出现这样的问题，各地粮食的调配总有一套自己的办法，至少情况不至于发展到这么严重，现在都不灵了。这显示出一个现象：当时中国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多的浩劫，外面竟懵然无知。欧美就更不用说了。文革的时候，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实际上是最好的，单单是这一点，就充满讽刺的涵义。这种情形在七九年以后，彻底改变了。现在中国的经济已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和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六四”事件在海外引起的震憾，就和文革时期大不一样。往前看，将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不管任何重大事件，一定要波及四邻，一定要影响到亚太、影响世界，是好是坏，都必然如此。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最近中美关系一直在恶化，但也不是没有变化的契机，比如双方都同意一起来讨论环保的问题。最近在艾思本人文中心有一个相关问题的讨论会，美国副总统及国务院都有代表参与其事，希望围绕中国的环保、人口与农业、都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和粮食问题，和中国专家一起讨论。很多专家认为，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在十一、二年以内，中国粮食的基本供应即会发生问题。由谁来为中国提供缺粮的部分？中国的粮食、人口、环境污染的问题，也是人类的问题。这不象从前，不是关起门来就可以自己解决的。

　　我对文革这方面的课题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假如对自己文化社会的阴暗面不敢去面对，忘记历史，那错误一定会重复。没有勇气面对黑暗，各种不同形式的集体健忘症盛行，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患上的朝野锢疾。当年邓拓指出过这一点，却惨死于文革中的批斗。今天大陆官方不接受巴金等知识分子的建议，尽量避免触及文革，仍然是想淡化乃至忘却这些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这与二战以后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对法西斯纳粹主义的正面揭露、长期反省，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可以这么说，要想对文革进行深层的反思，首先要超脱集体健忘。没有对文革真正深刻、全面的反思，文革作为一场民族浩劫的恶梦，就不可能消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海外知识分子，今天要在这里——远离北京和大陆的地方，聚集起来讨论和纪念文革的原因。最后，我想提出一个观点。“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相当薄弱，而且“内耗”层出不穷。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常深陷浪费精力的争斗而执迷不悟。在攻击对方观点时充分暴露出狠打落水狗的威风，但在剖析自家论据缺失方面则柔软无力，这正是不敢、不肯、不能面对心灵积习中的阴暗面和丑恶实质的衰象。一个民族在身心精神各层次的创伤，不能靠“过去不堪回首而前景一片大好”的幼稚乐观来调护医治。王阳明所谓“拔本塞源”正是要我们从根处反思。但是，肤浅地诅咒中国民族劣根性而加以全盘否定，又恰恰是不负责任的自我开脱。文革的阴魂不散，中华民族的心灵便无法拨云雾而见青天。反思文革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承担的自淑之途。

（据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文化中国：文革三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整理人：苏炜，全文经作者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