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大陆版（岳麓出版社，长沙，1999年9月）虽然只印了区区五千册，但是已经引起读书界的注意。周围读过此书的朋友们大都认为，这是一部很大程度不同于现有程式的史学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七十年》是以港台报刊上常见的通俗性连载体文章的风格写成，因此对于许多大陆读者（特别是学术工作者）来说，此书所叙述的主要史实应该算作比较常识性的知识。但是，就是在这些浅显史实后面随处显露出的精湛而机智的"史识"，却给人以深刻印象。故此不妨仔细看一下，此书的颇为独到之处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
一、融入了深厚生命感受的历史观念
　　作者自己与无数国人一样，在近代以来艰难的国运中倍受磨难。而以这种异常强烈持久的生命体验作为观照历史的基础，则是贯穿《晚清七十年》全书的精神脉络。所以在此书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饱含苦难感受的文句：
　　古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笔者这一代便是不幸地生于这段人不如狗的乱世。跟着时代翻了七八个筋斗，被翻得家破人亡，还不知伊于胡底？幸存海内，哪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偷生海外做"美国人"做"台湾人"，日子也不那么好过。痛定思痛，生为现时代的中国人，何以一寒至此呢？（45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长征、长征：你这个名字多么神秘和罗曼蒂克啊！我们每次提到你，都会想到那些美丽的名山大川，和那些英勇的革命战士。……但是朋友，你真以为长征是像诗人所说的"万水千山只等闲"那样轻松吗？或是像革命党所宣传的永远光荣伟大正确吗？非也。它是由红血和白骨铺成的，……忆幼年闻长者言，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国共战场里，路上行人走路，要两手摆动不停。一个人如在野外，两手背着踱方步，万水千山只等闲地欣赏风景，一不小心，就野狗四合，尾随追逐。因为狗儿有经验，它们看到背着手的人，以为他就要被枪毙了。--它们随后就可大嚼一餐。……长征是搞着玩的吗？它是英雄们的浪漫诗篇；它却是黎民小百姓的一部血泪史啊！（164-165页）
　　在《晚清七十年》中，每当对史实的叙述到了关键的时候，就常常出现这样的评论，其中许多虽然看似"闲言"，却最能将作者对历史的切肤感受抒发出来。
　　按常理说，历史作为对无数人们生活历程的记述，其蕴含鲜活生命感和深致生命意识于其中，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偏偏未必如此。因为在源头上，史学的目的是记述神明和圣王（两者又往往一体）的意志和行为，所以它总是与王权和神权的无限威势紧紧结合在一起，比如《礼记·礼运》上说：君王出行时，前面要由负责为他勾通天命的巫觋作为引导，而后面则要由史官跟随。由于与崇高神权和王权的这种同构，所以在传统社会中，史学总是统治者的禁脔；上述神秘性和禁忌性是由传统史学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因此是其最高的文化规定性之一。而只要这种规定性还制约着史学，那么即使是最严肃认真的学者，也只能将原本丰富真切的"史实"纳入某种神圣的史学"框架"之中；而作为历史主体的国民，尤其是他们真实的生命价值和丰富的生命感受，则都变成了这个神圣框架之中僵死的充填物。
　　这样的"死羊眼"式的史著读得太多，以至长期窒息了我们对历史、乃至对自己生命过程的真实感受能力。相比之下，则只有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太史公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序》等屈指可数具有生命意识的史作，才会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和震撼。而《晚清七十年》，则因其充溢的生命活性和对本真历史的感悟力，差堪称作是我们久违了的这类史学著作之一。
二、统领全书的历史方向感
　　统领《晚清七十年》一书的基本理念，是作者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阶段和最终前景的看法，即"历史三峡"说。作者在书中从各个时段和许多具体事件的因果出发，对之做了反复的申明，比如：
　　……自此这一秦汉末世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所以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政法。"这句话，大致是正确无讹的。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1839-1842），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7页）
"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在这个转型期接近尾声的阶段，回看百年史实，便知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形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也可叫做"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吧！（264页）
　　唐德刚先生在另外的文章中更明白无误地说：
　　吾人要知道，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所谓的历史的"必然"。（《半论中共人民政权五十年（之一）》，《传记文学》第七十五卷第四期15页）
　　一方面，我们百余年来的苦难挫折，是由于从"中古"、"秦政"的专制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型过程中必有的艰难与熬炼；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已接近这个"三峡"的尾声，不论这瓶颈依然看似多么窒碍难通，但最终的归宿却只能是海阔天空的太平洋。基于这一根本性的认识，作者既对康梁、孙中山、毛泽东等各种"一次革命论"及其失败的原因做出了严厉而又不乏同情的分析，同时更显出了与无视我们尚未通过"历史三峡"这一基本现实的种种说法（比如作者老友杜维明先生所谓"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之根本性的歧异。
　　在《晚清七十年》中和其他著述中，作者屡屡强调要"从巫山之巅，俯瞰三峡中的顺流、逆流"，始能了悟"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而正因为登巫山而俯瞰三峡，所以作者才得出了如此通达的认识：
　　我们有个二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200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个甚么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如今我们这个历史三峡已快到尽头。（196页）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作者帮助我们对历史做出这样的俯瞰，这不正是向世人昭示着登上巫山之巅独有的魅力吗？
三、对历史的"通感"与睿思
　　钱钟书先生曾用"通感"来形容审美过程中对各种艺术之间隐约而现、又异常丰富之关联的豁然感悟，它是审美中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康德曾说：在审美的领域里，"每个人是必须结合悟性和感官去判断的。"（《判断力批判》中译本上卷57页）其实在历史学领域中，这种贯通古今的悟性和睿思，也体现着极上的慧因。
　　《晚清七十年》之"历史通感"比较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作者经常在对历史主线和各种事件的叙述之余，随手点破近代史与当代史之间的各种关联，比如为了说明义和团运动的特点和性质，作者用了"慈禧太后也有个四人帮"这样醒目的标题，并且说：
　　（载漪等四权贵）依附于那权力无边的西太后裙带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为着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个最乐于暴动的社会基层的群众组织"义和团"来"扶清灭洋"，夺取政权。他们这一记夺权行为，简直与66年之后再度发生于北京，利用爱好打砸抢的"红卫兵"来"兴无灭资"、夺权专政，真是前辉后映，历史重演，如出一辙。（385页）
　　再比如评论戊戌新政中偏偏隐含着传统君权制度之操作方式的影子：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艺术"在中国政治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处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此一艺术仍为蒋公所继承。在三十年代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辵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一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336-337页）
　　又如评骘慈禧太后在近代以来四大权力巨头（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的位置：
　　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没个什么政校、干校和人民大学，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后40年之统治，未闻有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她毋需杨永泰来为其"削藩"， 更没有个林彪要飞往温都尔汗……（534页）
　　这类隽语在书中经常可见，它们不仅显示出了作者"春秋笔法"的深意；而更主要的则是，作者以这种一线贯通的理解，穿透了整个"历史三峡"复杂纡曲的脉络，因此其只言片语之中对历史的解析力，往往是他人一些宏篇巨秩都不及的。
　　在《晚清七十年》中，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使作者得以成就其卓越史识的众多因素，比如：作者对国共两方政治思维方式和话语风格的异常熟悉；再比如作者的家世背景，使得作者从小就有机会耳濡目染了近代史中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和重大的事件背后的原委；又如与胡适、李宗仁等中国现代史上重要人物的长期交往与执笔他们口述史的写作，使作者得到了丰富的史实和深刻的感悟--如写到光绪与慈禧在戊戌变法之中关系时，作者插入了一段闲笔："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341页）以中国现代史上这种微妙的政治角逐为映衬，当然更清楚地说明了近代以来历史纷争的核心所在。
　　当然，作为数十年矻矻不倦地以研究教学为职业的史学家，作者的史识更经常通过对重大症结正面的理棼治乱而充分显示出来。这样的学术功力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的典型例子，比如作者通过对近代教案、中美外交史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美国政府大量原始档案的爬梳，指出了诸多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在近代中国争夺利益时的矛盾给当时中国内政外交带来的复杂影响和机运，尤其是在庚子事变造成的巨大国难之下，是由于美国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才坚持以"门户开放"代替"列国瓜分"。这一结论不仅完全推翻了"由于义和团'灭洋'勇气的震慑，帝国主义才被迫打消了瓜分中国的意图"等等流行说法，而且更对如何评价洋务派的外交政策、如何评价"群众运动"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视角或者提出了新的史料依据--作者在此书的开篇中曾沉痛地强调："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9页）；而在时刻不忘这被侵略痛史的前提下，又能极为清醒地给狭隘民族主义和"义和团情结"釜底抽薪，这当然体现了一种很高的学术境界。
四、由《晚清七十年》的风格而联想到历史学模式的补充更新
　　《晚清七十年》以其深刻的历史感悟、独到的史识、晓畅风趣的叙事风格等众多特点而独树一帜。但是在这些之外，我以为此书也许还可以给今天的历史研究以更多启发。
　　假如将《晚清七十年》与现今许多历史著作加以对照，我们似乎可以更真切地感到传统历史学研究之生命活性的减弱甚至丧失，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原因看得很清楚。一是在我们常见的"历史研究"之中，早已很少有研究者对生命过程的体验、很少有对人性尊严的追求和对生命灵感的触发、感动和解读。因此不妨冒昧地说，我们现在的史学呈现出一种尴尬的局面："历史"原本是由无数生命构成的有声有色的流程，但是越是经过"学问"的"腌制"，它就越变成了玻璃罩中木乃伊。
　　而在与此相对应的外在形式方面，以往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同时显出了缺乏创新的一面。这种研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细致地展现某一具体历史焦点和物像的真实细节。不管动用了多大的成本、或者舍弃了多少局部焦点以外世界丰富的全息性，只要不惜一切地实现了这种对局部的条分缕析，所谓"历史研究"的任务就算完成。
　　上述研究方式所以很难具有更大的前景，可能主要是由于：传统历史研究提供的信息，主要是为了满足一种自我循环、自我慰娱的封闭学术体系；但现代社会需要的史实和史识则不同，它除了要为局部知识体系的自我更新提供内在推动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要被纳入整个社会信息系统的交换和流程。因此它需要更多地具有动态、多维、特别是开放共享等等性质。这种现代特点，要求历史学具备一种能够适应这种共享体系的信息"制式"、具备一种能够向整个社会信息流程比较顺畅地输出知识和思想的"接口"。所以由于这个现代的要求，历史研究进步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能就是"制式"的丰富与革新。
　　用传统照像的技术方式与现代数码照像的异同做个比喻：长期以来传统光学照像技术进步的基本指向，就是不惜工本地提高对局部物像的还原能力；但是引入数码制式以后，照像就发生了一个维度上的重要变化：一方面，传统的局部成像和解析能力的提高依然需要继续不断致力；但是同时却引入了一整套更重要的指标，这就是如何使局部的"成像"更便捷地融入整个社会的信息共享体系，更方便转化为其它环境场景之中依然充分有效的信息资源。
　　我想，对于《晚清七十年》，读者固然可以从一般的写作风格的角度赞叹其行文的个性化、其见解的通达机智……，但是在这些之上更主要的特点，恐怕还在于它与现代社会文化体系具有很强的对接性。因此，不论是在思想穿透性、还是在叙述风格上，此书也才可能具有那样鲜明的生命活力。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页216-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