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现代化：儒家东亚的启示
杜维明
很长时期以来，世界主流思想习惯于把现代化和传统、西方和非西方、区域性和全球性对立起来。我们超越这种两极对立观的努力有深远意义，为全球社会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创造了条件。人们长期认为，近代西方是世界取得有意义进步的唯一舞台。儒家东亚、伊斯兰中东、印度教的印度和佛教东南亚只是被动地接收这个西方现代化过程。现代化最后会终止文化的多样性。儒家或任何非西方精神传统会有助于实现现代化过程是不可想象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但是，传统继续存在于现代化之中。实际上，现代化过程身一直受到扎根于古老传统的多样文化形态的制约。
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礼教比法治重要，责任比权利重要，人际关怀比个人主义重要，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因此，毫不令人惊奇，李光耀、马哈迪（Mahatir）等政治领袖弘扬的亚洲价值常常在西方引起冷嘲热讽。但是，从家庭到国家，所有层次上社会解体的危机显然证明社会正义、心灵沟通、相互理解、承担责任和休戚与共意识的需要。就像亨金（Louise
Henkin） 强调指出的那样，所谓亚洲或儒家价值，正如启蒙价值一样，也是 具有普遍意义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探求、商人道德、家庭价值或抗议精神，儒家教导从六十年代起在工业东亚，八十年代起在社会主义东亚得以复兴。这是许多因素的结合。确实，一个多世纪以来，东亚知识分子热诚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常常无意之中求助于当地形态来重新整合他们向西方学到的东西。这种创造性吸收利用的模式有助于他们缔造一种启蒙理性和儒家人文主义的新的综合。儒家传统一直在其大一统体制性基础上发挥着作用，同时，也在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家长式政体方面根深蒂固。不用说，作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所有这些方面都在一种新的架构中脱胎换骨。儒家政治意识形态为日本和四小龙（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建国提供了丰富的象征符号资源。在东亚和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文化、家庭价值和商业道德也以儒家语汇加以表达。像网络资本主义、软性权威主义、团队精神和协商政治这些在东亚经济、政治和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观念全都说明，儒家传统在东亚现代化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1973年，赖肖尔就说过，东亚人民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比如群体团结、强调政治统一、巨大的组织技巧、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热诚追求。正因为这些特点，日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一个十九世纪中叶的不发达小国发展为二十世纪前期的列强之一－－－－发展为今天的经济超级巨人。现在其他东亚国家，即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正在重演日本的历程，而像香港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中国人的城市国家。在东南亚，华人少数族群一直在经济上和教育上占上风，以致于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人们不禁自问，如果越南赢得和平，如果中国和北朝鲜的政策改变足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空间（他们的人民无疑能够实现经济发展），那么，它们将会取得怎样的经济增长。
赖肖尔清楚简洁地勾勒了儒家东亚的兴起。具体来说，在儒家传统影响下的东亚现代化有六个特点：一，市场经济中的政府领导作用不仅必要，而且是人们渴望的。二，虽然法律是社会稳定的起码要件，只有通过人文礼教才能取得有机团结。三，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核心价值传承的中心。四，公民社会繁荣并非因为它是家庭之上、国家机器之外的独立空间。它的内在力量在于它是家庭与国家之间充满活力的纽带。五，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教育应该像强调知识一样强调道德。六，因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一个具体社会的生活品质有赖于其成员自我修养的水平。
东亚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地区，儒家东亚兴起的文化涵义是影响深远的。近代西方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原动力。当然，像工具理性、自由、权利意识、法律程序、隐私权和个人主义等启蒙价值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价值，但是，就像儒家东亚的例子所证明的，像同情、分配方面的正义、责任意识、礼教、热心公益和群体取向等亚洲价值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价值。正像东亚现代化必须整合启蒙价值，亚洲价值也会成为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合时的重要参照。儒家现代化证明，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西化或美国化。这是否意味着东亚的兴起象征着以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不是的。但是，这为西方，特别为美国指出了：它需要把自己的文明转化为一种既教导他人，也向他人学习的文明。东亚现代化的实现是多元化而不是另一种一元化的信号。儒家东亚完全现代化而没有全盘西化的成功清楚地说明，现代化可以采取不同的文化形态。佛教的、伊斯兰教的、印度教文化形态的现代化不仅有可能性，而且可能性很大。
杜维明从全球文明对话的高度强调了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的深远意义。今天，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取代了超级大国的两极对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人们面对这个问题时，情不自禁地得出轻易的概括：历史的终结、文明冲突或太平洋世纪。实际上，我们所目睹的正是全球历史的真正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终结。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这个新的起点必须以不同文明的对话为出发点。我们意识到植根于种族、语言、领土和宗教差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这使得对话的必要显得特别紧迫。霸权政治淡化之际，我们欢迎沟通、联系、谈判、互动、讨论和合作时代的曙光。因为全球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其中之一宣称自己的文化至高无上，那只是暴露出自己的傲慢自大，不同社会之间互相参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既是令人渴望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当互相参照得到发展之际，与南亚、伊斯兰世界文明对话将使东亚得益非浅。
（摘自杜维明在2000年5月21－23日哈佛大学召开回儒对话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