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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民主化与民主改革的经验教训
“第三波民主化与民主改革的经验教训”专题讨论会纪要
2000年12月3日，本刊编辑部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召开了“第三波民主化与民主改革的经验教训”专题讨论会，邀请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所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原新党立委、新党全国委员会召集人（党主席）周阳山先生主讲，美国东部地区的数十位学者参加了这次讨论会。周阳山教授在发言中总结了他多年来研究东亚、东欧和南美国家民主化过程的成果，并结合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做了丰富生动的演讲。与会学者交流了关于民主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心得和看法。会议的讨论涉及到当前国际政治学界比较前沿的一系列争论和话题。现将与会学者所介绍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威权体制与“第三波民主化”
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是美国政治学家萨谬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根据他在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浪潮：二十世纪晚近的民主化（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的说法，世界上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在这一年葡萄牙青年军人成功地通过政变推翻了专制独裁者的统治，几年后葡萄牙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二十五年当中，世界上共有六十个国家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其中约一半在苏联和东欧，有十几个国家在东亚，还有一些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
在比较政治学的文献中，过去有一种根据对拉美当代政治的研究提出的理论，即“钟摆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拉美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表现出一种钟摆现象，即每隔约二十年左右，会出现一次在民主制度和威权体制之间的摆动；民主体制下若经济发展不顺利、社会不稳定，会导致威权体制的出现，而威权体制面临西方国家的压力，结果可能又让路给民主体制。
在五十至六十年代，不少拉美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政变后由文官和经济学家来主持行政事务，这样的执政群体被政治学家们定义为“技术官僚（technocrats）”。比较政治学家奥当奈（Guillermo
O\'Donnell）等称这种体制为威权官僚体制（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在这种威权体制下，执政集团往往会实施许多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增强经济活力、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从而为军人及技术官僚集团的威权式统治争取合法性。但随后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等国的压力下，拉美国家的这种威权体制往往或早或晚又让路给民主体制。但是，自从七十年代中期拉美国家陆续转向民主政体以来，到现在还未出现再度向威权体制摆荡复归的趋势。
在“第三波民主化”出现之前，各国政治精英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的竞赛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社会主义阵营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自从七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弊端逐渐显现，其经济相对于西方国家日益落后，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魅力已逐渐消失。苏联的实力不可避免的衰微使它不得不结束冷战。而冷战国际格局的终结又大大促进了民主化浪潮，这在东欧表现得最突出。
比较政治学家过去通常认为，东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一般比较缓慢，而经济成长则比较快。换言之，在东亚的一些国家，虽然民主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可能比较成熟，但民主化的步调始终比较慢。但是在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时期，东亚地区也加入了民主化的国际潮流。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自1987年以来，台湾、南韩，稍后还有泰国、马来西亚，相继建立了民主体制。在东亚地区有一个特例，菲律宾虽然较早就建立了民主体制，但始终不成功。现在，印尼的民主政治还不稳定，缅甸则基本上仍然是军人政权。东亚地区各国的威权体制逐渐被民主体制所取代，是世界上威权体制式微的另一表现。
虽然目前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仍存在许多乱象，民众有很多批评，但台湾走上民主化道路的这一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无论当年威权体制的领导人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推动民主化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当年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之前，也曾担心局面失控。但有学者向他介绍了其他国家的情况，指出其实民主制度比威权体制更具稳定性，后来蒋经国接受了这一意见。今天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是过去威权体制遗留下来的后遗症。例如，近年来台湾黑金政治的泛滥，与当年威权政治下国民党扶持、利用地方派系的政治运作有相当大的关系。
民主政治的宗旨是，建立可以容纳各利益集团代表的政治体制，并实现它们之间的公开理性的和平竞争，从而在制度层面为长期性政治稳定创造条件。现实中民主化转型的过程是否顺利，往往与四类政治活动者如何互动有关。这四类政治活动者是指执政集团中的强硬派和改革派、以及反对运动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他们之间的互动可能有各种方式，如果互动过程是良性的，民主化过程就可能比较顺畅，所建立的民主制度就可能比较成熟，民主化的成果也比较容易得到巩固。否则，他们之间的激烈斗争就可能导致社会中的严重冲突。
二、自由化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政治学家们注意到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关系。自由化强调保障民众的基本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民主化强调的是政党政治的合法化、自由组党的充分空间、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主政治精英的形成等，政治发展上的这些进步，最终会达成向民主政治体制的转换。一般都认为，自由化是民主化的前声，但理论上并不能简单地推出自由化必然带来民主化的结论。
台湾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到了蒋经国执政时期，自由化进程大幅度加快。但是，自由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就难以进一步推进，因为台湾的民主化尚未起步。直到1987年台湾才开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南韩虽然早在五十年代的李承晚时期就有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政治，但后来又变成了军人威权体制，直到九十年代卢泰愚下台，金泳三、金大中先后就任总统，南韩的民主体制才得以巩固。
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不仅仅取决于经济自由程度，还受社会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据美国政治学家许沃思基（Adam Przeworski）分析，民主化可能发生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而民主化转型的成活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相关。有一些国家民主化转型中经济发展不太成功，而政治精英却把经济问题归结为政治领导上的问题，结果可能出现退向威权体制的现象。
在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关系方面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在相对比较民主化的政权下自由化的程度也可能很低。最近政治学界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即“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它指的是有的国家虽然开始实行民主选举了，但整体上并未呈现充分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未形成。
三、民主政治与文化传统的关系
民主化研究中另一个引起不少争论的问题是民主政治与文化传统的关系。
政治学界的很多学者都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说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由化和民主化能否取得进展的重要指标，那么，为什么在有的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其社会经济基础足以支持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但这些国家却未能建立这样的民主体制？
这涉及到一个民主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命题，西方国家民主体制的内涵究竟只是在那些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在当地的政治历史实践中产生的一种制度性结果，只是民主制度可能的形式之一，还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
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否具有两种不同的民主价值观？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关于政治体制的文化决定方面的争论，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西方学者对此的看法十分分歧。
亨廷顿代表一种观点，他坚持认为，民主的价值观、模式、内涵只有一种，但是有一些国家的文化传统，如儒家和伊斯兰教文化，是不支持民主制度的，东正教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亨廷顿提出，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在欧洲形成了一条新的“文化冲突线”，这条线由以下国家构成，从欧洲西北的波罗的海三小国延伸到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再到欧洲中南部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这条线西边的国家多属基督教新教或天主教文化的影响范围，在这条线东边的国家则受东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基督教新教文化是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天主教文化可以支持民主制度，而东正教文化传统则很难做到这点。在亨廷顿看来，未来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将发生在这条线以东的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传统与这条线以西的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统之间。他的这种文化决定论观点引起了极大争议。
国际战略关系问题专家福山（Fukuyama）不同意亨廷顿的观点，但福山自己的观点更浅薄。他借用了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华裔学者杜维明关于儒家文化研究的个别观点，福山认为，儒家文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皇权儒家文化，代表的是专制文化传统；另一个层面是日常生活（daily
life）中的儒家文化，这部分文化传统是可以与西方的民主文化相衔接的。福山据此提出了所谓的“主体文化说（the primary of culture）”，他认为，东亚国家过去十几年以来之所以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文化传统接轨了。
还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文化决定论的解说是套套逻辑（tautology），一个国家能否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文化根本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领导人，民主化进程主要取决于领导人在特定时刻所做的决定，即他是否抓住时机引导国家走向民主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研究民主化时采用文化决定论的方法，是引进了一个假问题。
周阳山教授认为，关于文化决定论的争论各说各话，很难产生建设性的学术认知。他的看法是，文化传统的因素当然是存在的，它会影响民主化的社会基础。但对民主化进程来说，许多其他的因素更重要，如社会经济状况、教育水准、国际压力、领导人是否具备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能力等。当这些重要因素所形成的条件基本具备以后，民主化就是在所必然的。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单一因素无法阻挡亚洲国家的民主化趋势，但可能局部地扭曲民主化的轨迹。换言之，文化因素的影响只是局部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因之，所谓的“儒家文化无法建立民主”的整体性解释或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四、如何理解东西方社会对宪政民主的不同认知
在讨论宪政民主制度时，亚洲国家的学者多半都知道，无论法制主义（legalism）还是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都是从西方引入到亚洲社会中的概念，不是本土文化的产物。在西方文化中，对法制的理解是法治（rule
of law）与宪政主义；但在中国文化中，对法制主义的理解却是法制（rule by law），而不是宪政主义与民主。这就是东、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的差别。
许多亚洲国家历史上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殖民地当局虽然实行法制，但在殖民统治的长时期中却不实行宪政民主。例如，英国殖民当局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直到撤离前三年才在香港开始推行民主选举。因此，殖民地国家的当地居民长期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更谈不上民主政治的实践，缺乏这方面政治文化的熏陶。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许多本民族的政治精英也往往偏重强调法制，而不太愿意真正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民主，这也阻碍了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
更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还常常高举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来对抗西方国家，而把源自西方的法治和宪政民主等内容也一起掩盖起来，甚至抹杀掉了。这样的政治精英把从殖民当局夺来的政治权力视为自己的禁脔，客观上扮演了昔日殖民统治者排斥宪政主义和民主制衡的那种角色。
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一种情形，即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同层面的复杂问题，用一种简化的方式纠结在一起。例如，在台湾民主化之前的政治环境中，国民党实行的是由大陆来的政治精英掌握主要权力的威权主义统治，而“台独”主张者或民进党人往往就把国民党的统治视为类似于殖民主义式的统治。根据民进党对台湾现代史的“史观”和认知，它所主导的针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反对运动，不是个简单的民主化问题，而是个反对外来“殖民”统治的问题，含有对抗“外来民族”的意味，而国民党的“二.二八”镇压就被看成是这种“殖民”统治的象征。从这样的认知出发，很容易激化台湾的族群矛盾。但是，民进党取得政权之后展示的无能和贪渎，却出现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荒诞”。这也是当前台湾民主化的重要困境之一。
五、亚洲社会的特殊性对民主化的影响
政治学家奥当奈（Guillermo O\'Donnell）曾经注意到，受东方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东方社会建立民主政治时与西方社会有两点差异，这是研究民主化问题的西方学者不应忽略的。
奥当奈讲的第一点是“雇佣关系（patron-clientelism，或译为“侍从主义”）”，即依重上下互相利用的人际关系网来处理社会事务的习惯。这产生了在依法运作的政治之外的“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许多公众事务实际上不是依法处理，而是被“非正式政治”所左右。这在台湾就非常明显，五十年代以来，国民党在台湾扶持、分化、利用地方派系操纵基层政治，而地方派系则通过农会、水利会、合会行库来募集资金，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了严重的黑金政治。另外，台湾乡村基层村、里长与村民间这种密切的“雇佣关系”网会造成选举时村、里长有能力左右选票投向的结果，而这又导致县、市长选举中候选人必须通过村、里长贿买选民，即所谓的“买票”文化。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下，善于到基层笼络人心、买票拉关系的政治人物往往比较容易得到选票，而理念型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却不容易当选。以台湾的新党为例，该党是知识精英率领以理念诉求为主的政党，在台湾选民中平均的支持率约为百分之七，主要支持者是一些反对黑金、关心时事的中小商人、中小学教师、政府官员和军警人员，他们是不需要候选人去拜托就会主动出来投票的；在都会地区因知识分子人口比重高，所以该党的支持率高一些，但一般也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若实行单一选区制（每区选一人），知识分子型政党的候选人很难出线，只有在大选区制（每区选多人）的情况下，这样的政党候选人才可能靠其在选民中百分之五到十的支持率，抢到个别的当选机会。
奥当奈讲的第二点与第一点相关，即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由于人治干扰法治，结果就出现了法因人殊的现象。比如，一项法律对甲适用，而对乙就不能完全发挥效用，因为乙的关系网能使他少受法律的约束。在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是如此，在日本这一问题也很严重。此种特殊主义使在西方普遍认同的法治观念被大为扭曲。
六、族群型民族主义对民主化的威胁
在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过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民族问题可能构成对民主化的严重威胁。西方学者将之称为族群型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它与种族主义不同。以往人们谈到种族主义（racism）时，往往是强调不同人种的外在差异，如肤色、身体特征等。而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民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外在形貌差别，但不同族裔之间的仇恨程度却很可能超过其他国家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这不仅是因为东欧的一些族裔之间有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差别，还因为历史上留下的隔阂和摩擦，以及不同民族间存在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和无形的壁垒，而某些政治人物别有用心的煽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及前苏联。
前南斯拉夫的国土是由历史上的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帝国之各一部所构成的。在这块国土上最大的两个民族是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它们虽然语言相近，却有不同的文字，塞尔维亚人使用俄文化（居里尔字母）的拼音，而克罗地亚人则使用拉丁字母。克罗地亚人历史上受奥匈帝国统治的影响，信仰的是天主教，而塞尔维亚人则信仰东正教。在传统的国际关系方面，塞尔维亚人亲近俄罗斯，而克罗地亚人却亲近德国和奥地利。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人支持过纳粹，而塞尔维亚人则多坚决抵抗纳粹的占领。结果，二战后塞尔维亚人占据了南斯拉夫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主角地位，而克罗地亚人则倍受压抑。
自从铁托死后，随着八十年代末东欧其他国家巨大的政治变化，南斯拉夫内部这些潜藏已久的族裔摩擦终于爆发。虽然南斯拉夫并没有其他国家里出现过的那种种族冲突，但族裔矛盾却导致了数次严重的内战。这样，族裔冲突变成了南斯拉夫国内动荡的根源。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只在民族矛盾明显的国家才会有族群冲突，在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社会里，同样可能出现族群冲突。例如，台湾在相当程度上就存在着族裔关系的不和谐，尤其是有某些政治人物蓄意利用和制造本省籍与外省籍之间的籍贯差别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或维护其政治利益，这就使族群差别不但不能顺利消融，相反却经常导致族群摩擦。
最近，因为民进党行政当局按其反核政策决定停建国民党执政时代即已开工兴建的核能四厂工程，引起了在国会（立法院）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等在野党的反弹，在野党发动签署罢免民进党总统陈水扁的议案。而社会上反对罢免的人群则相当情绪化，有些民进党的支持者甚至在街头喊出“中国猪滚回去”的口号。
这个口号中的“中国猪”并不是种族主义的说法，而是政治人物利用族群差别制造出来的范畴，藉此来挑动社会矛盾、动员其支持者。这个所谓的“中国猪”代表两种人，一种是外省籍贯、本人或父母1949年后移居台湾的人，他们通常在选举时支持亲民党的宋楚瑜或国民党的连战。另一种则是指本省籍贯的闽南或客家等族群中愿意支持宋楚瑜或连战的人，而这样的民众几乎占了台湾选民的三分之二，把他们骂为“中国猪”，问题就很严重了，这样的谩骂不是根据出身或文化差别去排斥部分居民，而是在按照政治信念上的差别制造族群矛盾。
在这种辱骂的背后，还反映出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皇民化”文化政策的某些影响。当年一些被日本统治者挑选来配合当局实施统治的台湾人，热心充当日本当局的二等“皇民”，甚至数典忘祖，接受了日本人蔑视中国人的观念，认为自己比中国人优越。战后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至今已时隔半个多世纪，但是这种观念并未消失，那些当年的“模范皇民”也缺乏反省。相反，当时日本殖民当局灌输的这种蔑视中国人的观念，作为一种潜意识现在仍然支配着台湾的一些制造族群矛盾的人。
类似的族群问题在东亚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例如，在南韩，三个主要政党的支持者有很明显的地域差别，分别以三党领导人（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的家乡民众为主，这样，政党政治就带上了地区型族裔政治的色彩，不是以理念或阶层为诉求，而是以同乡为诉求。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族裔矛盾也很突出。在东亚国家里，新加坡政府比较成功地在社会中建立了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观念，虽然它的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多是华裔，它的总统却是印度裔，外交部长和驻联合国大使多半是由马来裔出任，突显了多元族裔代表的特性。
最近，不少学者注意到，族群型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的激化，基本上主要不是基于历史的仇恨或记忆，而更多地是政治人物煽动的结果。南斯拉夫的前总统米罗舍维齐就是通过不断制造和动员族群型民族主义，甚至不惜发动内战，来谋取其政治权力或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这类政治人物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常常会制造出导致国内族群对立甚至族群仇视的口号，利用宣传机器进行快速社会动员，以争取或凝聚部分社会成员对他的支持和效忠。
值得警惕的是，使用这种手段的并不一定都是威权主义政治人物，在民主化进程的初级阶段，民主派领导人也同样可能使用这种耸动而危险的手段。波兰前总统、原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1989年参选时，另一竞争对手马佐维茨基是原团结工会顾问，在团结工会创立时期曾坚决支持瓦文萨，但瓦文萨为了选票竟指责马佐维茨基有部分犹太裔血统，并呼吁选民不要忘了历史上犹太人曾经在波兰居于支配地位，不要投犹太人后裔的票。最近，在罗马尼亚的选举中总统侯选人之一伊列斯库是原共青团负责人，他又搬出了反犹太人、反吉普赛人等制造族群冲突的口号，但依然胜选，这反映出新的警讯。
七、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架构与宪政选择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有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即“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治精英在设计本国的民主制度时，往往未能象美国当年的政治精英那样以公、善为主要考虑，相反，却掺杂了不少政治领袖的个人权力或权谋的盘算。这种现实与学者们单纯从理论层面提出的制度设计构想不同。这些民主化国家在制定民主化宪法时如何设计政治架构，特别是选择什么样的领导体制，常常受到主要政治人物个人权谋考虑的影响。倾向于选择半总统制就是个典型事例。
所有的前苏联或东欧国家，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到东南欧国家，多采用半总统制，只有匈牙利、保家利亚等少数国家是例外。半总统制通常是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由总统提名的总理负责日常行政事务，面对国会制衡压力的不是总统而是总理，总统本身可以相对地超然于在野党在国会的压力之外，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太上皇”的地位。半总统制赋予总统的这种特殊地位令总统的权位既充满权力的诱惑，总统当选后又不必具体承担兑现竞选口号的施政责任。半总统制可能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为了当选而走偏锋，可能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总统候选人或当选人为了迅速争取民意、赢得选票或对新政权及其个人的认同，往往会或多或少地诉诸于民粹主义式的社会动员，把族群矛盾当做政治手段来运用。在东欧实行半总统制的民主化国家里，只有知识分子出身的捷克总统哈维尔主动避免这样做，其他如瓦文萨、叶利钦、伊列斯库等人都是反面的恶例。
从台湾的情况看，这样的政治架构还可能造成内阁和政治的不稳定。当选总统有充分的权力却不承担多少施政责任；而由总统提名的行政院长权力有限，却不得不承担主要的行政和政治责任。若行政当局的政策面临反对党的巨大压力时，不得不听命于总统的行政院长不但没有充分的自主决定权，却必须背负全部的责任，结果在行政、立法两权对立、协调不成的情况下，行政院长或是不得不被迫主动辞职，或是被总统主动换马，以便总统转嫁政治责任。自2000年民进党执政以来，短短数月内，第一任行政院长唐飞被迫辞职，第二任行政院长张俊雄又因“核四案”而面临辞职压力。俄罗斯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总理频繁换人，内阁的施政很不稳定。
当然，也有个别国家的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进程中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修宪行动去弥补上述政治架构的缺陷。例如，在波兰上次的总统选举中，候选人之一是前共青团领导人，他在选举时就宣布，一旦当选将修宪缩小总统的权力。后来波兰确实通过修宪，把半总统制修改成更接近议会内阁制的政治架构。可惜的是，在多数民主化国家里，总统在任内却往往是设法修宪延长自己的任期并扩张自己的权限，也有人干脆把选举制度改成有利于分化反对党、更便于在位总统连选连任。在原共产党国家，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共产党或其继起的执政集团会用一种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法影响政治架构的选择，从而在民主化的初期阶段快速地垄断大部分政治权力；只有到了民主化的中期阶段，在民意压力或反对党的挑战下，才可能逐步修宪，使上述宪政架构的存在问题有所改善。
在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执政集团为了巩固权力而与其他利益群体或势力做了大量制度外的交易，会造成政府功能软化、经济改革政策推动不力甚至被扭曲，形成政治腐败及社会不安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会成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生长的温床。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民众可能对民主制度失望，转而希望出现政治强人来收拾残局，导致部分地向威权体制复归。民主化的制度设计要能有效地把相关利益集团的互动纳入制度化架构，从而减少政治精英之间以及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之间“非正式政治交易”对民主巩固所造成的损害。另外，制度设计也要注意能尽量遏制民粹主义的泛滥。民粹主义对民主化的危害在于，它本身是无法制度化的，它需要不断地煽动民意来体现其号召者的魅力，而这种以号召者的个人魅力为基础的社会思潮或运动，是排斥甚至破坏体制或规则的，可能造成个人专断、破坏民主政治的局面。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从理念上所认识的民主化，往往带有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的色彩。在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研究中，通过对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民主政体的分析归纳，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般性概括。在比较政治学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也套用这一框架来寻求普遍性规律。但是，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或民主化国家里推动或参与实际操作的政治精英来说，这些分析性理论框架未必能与具体现实尽然吻合。在每个国家中，民主化的起点和背景往往是具体的，各不相同的，而政治精英们的选择和互动常常受到特定政治社会环境的约束，在一定的时点上他们可选择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整理)
【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1期（总第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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