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邓小平：大智与务实

青近军

(转自《世纪沙龙》)

（一）

不论当代人与后人将怎样评价，邓小平都会作为一个伟人而进入历史。
如果说，是毛泽东的领导结束了旧中国那混战不止贫穷落后的局面，使往日的“东亚病夫”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那么，则是邓小平带着中国人民进入了如今大都或多或少能享受现代文明的“小康”生活时期。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程，新中国的五十年春秋，之中能被历史称为“伟人”的，大概也就是这二位。

邓小平的作风与毛泽东有相同的地方，如目光的长远高瞻，行事的果断铁腕，性格的坚忍顽强等。
但邓小平的行事态度中，务实的倾向显然更大于理想的热情，其坚强的原则性并不时时外露，相反，灵活度很大的处事风格经常溶于具体的实践之中。毛泽东曾对邓小平的性格有句极为中肯的评价：“棉里藏针”。这话当然是要从两方面理解：可以说是表面柔似棉花，内部却是“钢铁公司”；也能解释为内方外圆，易于与外界沟通、并存、相溶。

在中共八届中央常委级的七名领导人中，邓小平能以几大野战军之一的“二野”首长身份跻入，（另一名“野战军”首长出身的林彪，则是在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才增补为政治局常委的），并且还被委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要职，显然，这是与他那有力的务实作风分不开的。

“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1”
“不争论！争论浪费时间。”
“发展是硬道理。”
——这些近年国人已熟知的观点，更是充份体现了邓小平那有着深刻智慧内核的务实的施政方针。
这里，我们解析一下他在“文革”的黑风恶浪中，是如何以包含智慧的务实态度，安全的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的。

（二）

对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邓小平当然是毫无思想准备的。而他因身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地位，“天然地”与主持中央第一线领导的刘少奇关系密切，故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遭到被打倒的命运，由中央原第七位高官一下子跌落至几近“阶下囚”。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厄运，邓小平是如何应对的呢？
他首要想到的一定是、而从他之后的行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肯定是：设法保住自已的党籍与生命。

因为，熟知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历史、并且自已曾在大革命中有过的被错整经历，使他对名曰“文化革命”却又将大批高级干部送上“批斗台”甚至关进秦城监狱的“运动”，以及那“运动”将有可能带给他的灭顶灾难，有着了一种近于第六感觉的机警。他大概也明白了，身处那疯狂的“运动”之中，他是无法捍卫什么真理，也是难于辨明什么真理的。一则，他面对的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敌人（如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二则，所谓理论、路线上的正确与否，那是将由历史实践判定，不会由某些人来钦定的，由此，目前若用生命为代价去争辨，似乎也无必要。因而，唯一可做也可能有点意义的事，便是保护好自已的生理生命与政治生命（党籍）。

保住了生命，他即便从此成为一布衣，不能再展其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但至少他还可以做一名历史的看客，也至少可退而略享些许人间的天伦之乐。
若还有幸能保住他的党籍，保住他的政治生命，那么也就不排除他仍有可能再返政治舞台的机会，虽说不一定能再复任“总书记”之职，但做个有相当级别的负责官员，则是不应有多大问题的。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共产党与东欧国家中不少曾被斯大林主义整下去的高级干部，不就有相当多的人被恢复了官职吗？
但倘若不能保住生命，而落了个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枪决的悲惨命运，那就只是在历史上多添一件冤案而已，并无其他什么意义。尤其，对自已这样一个希望在推动中国历史上有所建树的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更会是件永生的遗憾。

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邓小平在“文革”中那艰难的岁月里具体想了些什么，但我们从他在那时所做的几件事中，却可以窥见他的上述生存策略。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
冷静而沉着地度过了“文革”生死难关的邓小平，就是一位当代的俊杰。

（三）

第一，他敢于用牺牲自已的“尊严”而全力去保住自已的生命与政治本钱。

当时，自他认识到对于“文革”浪潮自已是根本无法阻挡与反对之后，他便从外在的各方面，不仅不再对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有什么不敬之举，相反，他顺从地承受了指控他的一切罪名，多次向毛泽东表示了检讨与认错，并表示对中央处理自已的决定与自已对自已“错误”的认识，都“永不翻案”；而只“请求主席和中央保留我的党籍，将我留在党内”。

毛泽东历来对党内不同政见的对手，也只不过就是整得你认输作捡讨，或加上撤你职降你职，从而显示他的正确与权威，因而并不一定要把谁真的整死。以往，对王明（中共“七大”时毛还特安排王明当中央委员，1960年时还同意王去苏联“治病”放其出国）、对高岗饶漱石（高岗是在两次自杀并身亡之后，才决定开除其党籍的）、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都是如此。

既然邓小平能“认错”服输，因此，毛泽东也就网开一面，在其他人都以为也要“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并将其关进秦城监狱之时，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即通过“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决议的中央全会）上指示：“邓与刘并不一样，邓只是摇摇鹅毛扇而已。。。邓小平今后负责工作是不能做了，但党籍我看还是可以保留，也还可以做做资料性的工作。”
由此，邓小平不仅没有遭到被关进秦城监狱的恶运，也保住了当时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安全标志的党籍。

1976年4月，邓小平因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而再一次被“打倒”时，“四人帮”一伙当然迫不及待地要将邓小平置于死地，然而，对邓小平的务实才干始终欣赏的毛泽东，又一次指示：“他（邓）与刘、林（彪）还是不同的，他肯认错。。。”“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对于凡肯当面认错并确显诚恳的同事部属，毛泽东历来都能予以适度宽容。对此，长期与毛共事的中央领导们当然不会不了解这一点。然而，真正要以此来保护自已，也不是件容易事。

历史再一次给了邓小平能安全等待云开雾散的机会。
但是，不可否认，这举足轻重的历史性时间，是邓小平凭其才智向毛泽东争取而来，而并非无缘无故就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样，在险恶的“文革”风浪中，邓小平以他那充满大智的务实策略，终于躲脱了杀生之祸保有了自已的生命与党籍，从而使他有机会再登政坛并在中国历史上挥写出有声有色的一页。

有人对邓小平在当年的“认错”、捡讨、说“永不翻案”等举动，很不以为然而蚩之以鼻，认为是邓的人格低下，是某种权术。
其实，这都是只知读死书的书呆子之见。政治家的人格是体现在他的政绩上，而其他所作所为，均为需要而已，不能苛求。政治家不是道学家，政治家的生命不是全属于其个人，而是相当大部份是属于他所追求的事业。因而，凡有益于其事业的所作所为，便是正确。否则，便是不妥。若只以个人的喜好去应对险恶的客观，那并非其高尚，相反，倒有愚蠢之嫌。正如鲁迅所说：有人要我们象《三国》中的许褚一样，不穿盔甲赤膊上阵，从而易让人一枪便剌死，然后，他又会说句风凉话：谁叫你赤膊的！
幸而，邓小平深深懂得，在政治战场上，也时有需穿“盔甲”保护自已之际，他也这样做了，因此，他得以保全自已并得以主政中央而实现自已的一些治国抱负。

（四）

第二，他从内心到外在都能真正地面对现实，能真正放下无用的抱怨之心，放下过去曾有的“大官架子”，与一切能给予他实在帮助的人沟通，从而为自已创造能生存能静待能尽为父为夫为子的天伦之事的小环境。

自被宣布被“打倒”、被剥夺权力、被软禁之后，自邓小平意识到自已处境的危险之时，他就确定了一条现在看来是极其关健的策略：一定要设法保持自已与毛泽东个人的联系！只要毛泽东始终能知道自已的情况，那就没有什么人能加害到自已。因为，他深知毛泽东决不会整死一个已向他认错的同事的。但若自已与毛的联系被隔断，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在毛面前胡说些什么，毛泽东一时“龙颜大怒”出于意气作些指斥邓的“最高指示”，那无论他邓小平作多少捡讨认多少次错，也都将无法改变自已的厄运了。
此策略实为邓小平保护自已的缜密务实方针之首。

如何落实这一首要策略方针呢？
放下任何已属虚有的“大官架子”，与一切可能对上述方针有益的人沟通，或者说：诚恳请求帮助！

其中最重要的是选择与保持与汪东兴的“沟通”。
当邓小平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大支柱之一的“二野”政委、党委书记时，汪东兴则还不过是保护毛泽东与党中央机关的警卫部队中的一个警卫大队长；当邓小平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人）之一，又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总书记”时，汪东兴也仍只不过是中央警卫局的头头。如果不是“文革”，汪东兴基本上是没有资格、也轮不上他与邓小平这个“中央首长”打交道的。

然而，斗转星移，在“文革”中，一大批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杨尚昆等）的“关押、囚禁、看守”事务及他们的生活，却偏偏都属于中央办公厅及其各“专案组”管了。而不离毛泽东左右的汪东兴，却恰恰成了这些机构的总管。刘、邓等人有什么情况或要求，自然也是由这些机构上传给汪，再由汪报告中央和毛泽东。
汪东兴就是一个可以传信息给毛泽东的特殊人物。

相信一定不是只有邓小平一人懂得了当时汪东兴这个人对他们命运的重要，然而，现有资料表明，似乎却真的只有邓小平，才成功地获得了汪东兴在当时极有意义的帮助。这件事，似乎也再次证明了一句古代格言：知易，行难。

自邓小平确定了要千方百计保持与毛泽东的信息联系的方针后，他便开始不停地给汪东兴写信，一是请汪为他转呈送给毛泽东看的捡讨认识之类信件，二则是请汪帮助解决一些自已生活中的困难。

给毛的信，他不知写了送了多少封，毛泽东却从未正式回复过。对此，邓小平也从没有沮丧与抱怨。因为，他并不奢望当时毛会给予他回信。他不停地写信与送信的目的，只是要保持与毛的联系，或要保持毛对他邓小平情况的了解。达到了这一点，他也就满意了。有时，汪东兴也会只言片语地口头向他传达一点毛在看了邓的信后所做的评价，邓就更高兴了，他便知自已仍始终在毛的掌握之中，而不是被其他人所掌握，这样，自已的安全便能有保障。

不停地请汪东兴为自已转呈写给毛泽东的信，除了能达到让毛泽东始终能了解自已的情况外，邓小平的另一目的，便是让汪东兴慢慢从毛对邓的有分寸的态度里，懂得他邓小平还不是“全完了”的人，这样，也有利于强化鼓励汪东兴继续帮助自已。这一点，显然也实现了。

除了请汪东兴转呈给毛泽东的信外，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的另一方面内容，就是恳请汪帮助他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这包括将其夫人卓林始终能留在其身边（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中只有邓小平成功地使自已夫妻俩未分开）、将已被害为残疾的儿子邓朴方接回同自已住在一起，将其继母安置到自已在流放到江西的家中，使远在外地的几个儿女都能有机会常“回家看看”。。。等等。而这些，汪东兴都帮他做到了。

本来，这些事对于当时手握大权的汪东兴来讲，真只是“小菜一碟”轻而易举。然而，要能使汪东兴愿意为一个已沦为阶下囚的人出力实现其要求，这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但邓小平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当然，这之中是有着毛泽东愿意宽容邓的背景，但，就是保有的这一点背景也是通过汪东兴才做到了的。

如果邓在汪的面前不“示弱”（他给汪的信都是称“向你报告”，对此，相信汪东兴一定能产生精神上的满足感）、不取务实态度，而仍用往日居高临下的神情，或只认毛泽东而不屑汪东兴的实有权威，那么，邓小平文革中及其以后的人生历史，完全有可能就会是另外的内容了。

至少，他在1973年就复出的可能就比较难。而如果没有1973年的复出，就不会有1975年毛泽东对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党政军要职一肩挑”的关健任命，那么，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的政局中，邓小平就不一定能成为新一代中共主要领袖了。因为，即便打倒了“四人帮”，当时，也并非所有的人愿意为刘少奇及其“路线”平反的。何况在尚存的中央常委里，陈云的资格比邓还老，（陈云在1931年的中共第六届中央里就是政治局委员，而邓是在二十四年后1955年的七届五中全会时才进入政治局的），陈有着曾长期做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经历，还有一顶“经济专家”的桂冠。

由于务实方针的得法，使邓小平在“文革”中得以在其流放地江西新建县较为平安并悠闲地度过了政治上的艰难岁月。江西的那三年日子，邓小平虽已无政治权力，但却使他能有机会过过近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享受了一段天伦之乐。在江西的时期，使他成功地处于了一种“进可以攻”（静心学习，静观时局，随时等待政治上复出的机会）、“退可以守”（全家人都能在一起过老百姓的日子）的难得妙境。
而这，就是邓小平包含大智的务实作风的最大收获啊！

即便汪东兴当时的态度有着毛泽东的背景，但邓小平却始终是为此记了汪一笔功的。所以，尽管在以后反“两个凡是”的斗争后，汪东兴因在“文革”中直接整人不少，“官”愤很大，欲置之入死地者不乏有人。但邓小平却只撤去汪的中央大权而已，对其过去并不追究，同时在待遇上也仍予不动，使其能安享晚年。这也算一种不为情绪所左右的务实吧。

（五）

让我们回头看看“文革”中冤死的刘少奇与贺龙。
那二位挨整的命运看来是不可避免，但是不是就无法躲脱那灭顶大难呢？从现在所知的资料看，应该说，保住自已生命的可能还是存的。问题是，他们二位在不同的角度上，只被那不公平的命运激怒，导致未能采取如邓小平那样包含大智的人生务实之举。

在“文革”中，刘少奇确曾有过一次化大灾为小难中难的机会，可惜，他没有把握住。
1967年1月1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应刘少奇之请求，接见了刘，并同他作了一次不短的谈话。
刘少奇在那场谈话中，先对自已在文革初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与捡讨。他态度极为诚恳，并一再表示前段的问题，“都应由我承担责任”“全是由于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主席的战略方针理解得不深”等等。

话说到这个份上，毛泽东的心态显然有某种程度的改变了。
因为，他的本意就是要借“文革”的氛围，使刘少奇及其“司令部”的人认错认输，回到他的绝对领导的体制里来。（毛曾指责刘及其同事将北京弄成他毛泽东“针插不进，水拨不入的独立王国”）现既然刘能有如此态度，毛当然也很高兴 。他听完刘的表白后，甚至主动递了烟给刘，并以一种轻松的口吻对刘说：话不能这么讲，“文革”运动是中央发动的，有错误、出了乱子不应由哪一个同志来承担，更不能由你个人来承担；要说责任，我是中央主席，主要的责任当然只能由我来负。
毛泽东还对刘说：你不要背包袱，今后还是要大胆工作。
随后，毛泽东甚至还以关心的口气，向刘询问了其夫人王光美与被汽车压坏了腿的其女儿刘平平的情况。

在那场谈话前段，毛泽东应该有过了减轻对刘的处罚的念头。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决非一次谈话可以消除。但，至少，刘少奇所作的认输的顺受态度，是可以减少一些毛对他的愤怒，从而，至少也就可以避免那种被迫害至死的最大不利后果的。

然而，在谈话的后半段，情况却又发生了180 度的大变化。
刘少奇显然是对毛泽东出现的和蔼态度原因，作出了极其错误的判断：他以为毛既然如此坦荡，并不象有多大敌意，那自已也就坦率地谈出对下一步“文革”运动的看法，供主席参考。
他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文革”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会给国民经济生产带来很大损失；如果是因为大家对他刘少奇不满，他可以不当国家主席不当中央领导人了，甚至可以去职而带着王光美下放到延安去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等等。

他这样说，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说这番话的神态，使他又变得如在政治局会议上主持工作一样，而不象一个刚“犯过错误的人”了。这显然使毛泽东会有很大的不快。第二，他对文革运动的那番看似有着自我牺牲精神的建议，明显的透出了他对“文革”运动的评价；而他这种评价却无疑使毛泽东产生更大的不满与警觉，从而，一下子抹去了此前毛对其态度的判断。

因此，毛泽东对刘的那番话，只进行了简单的官样文章似的反击：发动“文革”运动是中央全会决议所定的，要它停下来，你我都有没有权利！
毛泽东此时的脸色一定很不好看。说完这些，他不再听刘的申诉，谈话也就嘎 然而止。
自这一天起，毛泽东再也没有与刘少奇见过面。
而这一天的后半段谈话，显然使毛不再对刘产生那原曾有过的测隐之心了。

被囚禁关押一年多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再过一年后的1969年十一月，刘死于被囚禁地河南开封。

如果在当时，刘少奇能象邓小平那样采取大智而务实的人生态度，刘至少是不至于被弄死的；毕竟，他是中共第二号领袖，毛泽东显然也不想完全步斯大林的套路，百年之后的斯大林遭遇到什么样的对待，不会不对他发生影响。
（六）

贺龙元帅的死，虽然也少不了当时的背景。但象他那样级别的高干，被关被囚的并非他一人，如彭真、薄一波等人竟被关押10 年之久。可是，彭、薄等人都熬到了毛泽东的去世与“四人帮”的垮台，出来后还能重返政坛。然而，贺龙却在被囚二年后的1969年便病、愤交加而去世了。在“文革”还尚未结束的1974年，毛泽东就下了指示为贺龙“平反”。现有资料表明，他的被囚是因毛泽东与当时的中央所定，但他的直接死因却不是中央什么人的指示所致。

贺龙死在什么人的手中呢？
他是死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病了没有人会向上面报告，报告了也没有人会认真来给他做治疗，身患重病却没有人会给他任何慰藉，只会有一张张冷漠加敌视的、无任何同情心的脸。看守他的战士都将他当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不仅不会从生活上给他照顾，反而处处对他进行刁难，有时连水也不给他喝，以显示他们战士的革命立场。
而这一切，林彪集团的人显然没有谁会给他关照，而“专案组”中也没有人为改善他的生存环境发话或向谁报告。连曾许诺会保护他的周总理，也没关注到他生命所处的危险。（以后在为贺龙“平反”的一次会中，周对此也曾对贺的家属表示深觉内疚）
常言道：龙游浅水遭虾戏。
而一代军魂的贺龙元帅则简直就是被置于“旱地”活活“困”死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按“罪行”来讲，比贺龙要大得多。可是，邓小平却经常能得到周围人（包括看守他的人）在生活上的宽容，为何他贺龙却得不到邓小平能得到的那些呢？
（何况，整邓小平的“专案组”居然就是由整贺龙的“专案组”一部分人所组成的。）
我们只能推断，几十年戎马生涯统兵带将的习惯，使贺龙既不能象政治家那样有着能申能屈、能官能民、能上能下的坚忍心态，又很难以务实的平等之态，对待周围那些原来地位与他悬殊的看守和士兵们，从而以争取适度改善自已的生存环境。因而，病魔、困境加上如焚的心态，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

翻阅历史，不论你对邓小平会有怎样的评价，但对邓小平那种深藏大智的务实作风，确应怀一种敬意与钦佩，也可作我们常感十有其九而总觉不如意的人生旅途的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楷模。尽管我们不会有邓小平那种改天换地咤吒风云的能力与机会，但象他那样永远正视现实、而以一种包容机智的务实态度去对待我们面临的种种不幸、去突破我们遭遇的种种困境，这，我们应该还是做得到的。
20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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