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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之“文革”岁月》节选

毛毛

http://www.cReader.com 2000-06-23

深夜，毛泽东找小平谈话

　　1967年1月1日，党报党刊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

到底》的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

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在“总攻击”的号召下，更多的、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干

部被批判和打倒。

　　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

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其中除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

　　当权派”代替刘少奇的名字以外，给邓小平也冠以“党内另一个

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名号进行公开批判。

　　党的最高报刊点名，意味着对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将大大升级。

　　4月3日，父亲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从1月12

日起我一直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

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当，所以一直在犹豫着。近日

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

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

当，请随时通知我去。”

　　给毛泽东的信送走了，却一直没有回音。没有回音，只有等待，

在不测的险境中无助地等待。

　　4月6日，造反派冲进刘少奇家，批斗了这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正式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次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贴出答

辩的大字报，几小时便被撕毁。同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召开号称

三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对刘少奇的批判已变得疯狂，父亲和我们一家人做好了思想准备，

以应付更加严酷的局面。

　　到了5月，一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到我们家，找父亲谈

话。汪东兴对邓小平说，主席最近刚回到北京，让汪东兴来看看邓小

平。毛泽东让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他的三个意思：第一，要忍，不要

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

写信。听完汪东兴转达毛泽东的意思后，邓小平表示，大字报中提出

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他要求见主席当面谈谈。汪东兴把邓小平的

要求转报了毛泽东。

　　不久之后，一天深夜，院子里黑漆漆的，我们全家人早已熟睡。

也不知是几点钟，突然我们孩子们住的西屋里电话铃不断地响了起来。

我矇矇眬眬地跑去接电话，只听总机说，一组（毛泽东处）秘书要找

秘书王瑞林讲话，可王不在办公室值班，让找一下王来接电话。其实，

王秘书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只是家中没有电话。把王秘书叫

来不久以后，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我们那个在中南海怀仁堂边上

的家中。

　　王秘书带着徐业夫到父亲的卧室把他叫起来，告诉说主席要找他

谈话，父亲赶紧起身。徐业夫没有让带警卫员，接着父亲一个人走了。

父亲走后，母亲很紧张。要知道，自“文革”后开始批刘、邓以来，

毛泽东一直未找邓谈过话呀。

　　天快亮了，父亲才从主席处回来。父亲告诉母亲，主席主要问他

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的历史情况，他向主

席详细讲了。主席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父亲说他向主席表示接

受批评。父亲问主席，以后如有事情向主席汇报找谁？主席说，可以

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看到主席态度缓和，批评得并

不严厉，使人感到相当大的安慰。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动和支持下，对刘少奇的狂暴批判不断加

剧升级，至9月，大报小报批刘文章达一百五十余篇。

　　批判刘少奇可谓声势浩大、如火如荼，但对于邓小平的批判，则

显得相对温和。其中的原由，一是因为刘少奇是第一号“最大的走资

派”，首先要打倒的就是他，当然声势不同。二是因为，到了此时，

在毛泽东的心中，仍然将刘、邓的处理加以区别。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无产阶级震怒”，最主要的是对着他原

本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而发的。对于邓小平，虽然他的不满从60年代

以后逐渐增加，但“气”远不如对刘的那样大。同时，纵观毛泽东前

后讲话和做法，可以证明，对于邓，他始终心存一份赏识。刘、邓在“

文革”中犯“错误”以后，毛泽东批刘也批邓，但批判的矛头，始终

主要对着刘。邓小平后来对此曾说过：“谁不听他（指毛）的话，他

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在邓被打倒以后的1967年7月16

日，毛泽东曾单独与他谈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毛泽东说：“林彪要

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从这个谈话看，

毛泽东在批判和处理上区别刘、邓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留着

邓，到了需要的时候，也许还可一用。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和这一番用心，父亲不可能知道，受到批判后，

特别是在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后，他整日在家，既没有工

作，也没有人找他谈话。那时我们这些孩子还和他住在一起，并且还

可以随便出入中南海，因此，通过我们，他对外面大批判及大混乱的

情况还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像中南海中其他受到批判的高级领导

人一样，他也被要求看中南海内造反派贴出的大字报。但他没有像刘

少奇一样被要求向造反群众写检查，也没有像刘少奇一样被造反派批

斗和冲击，只有一次在外出看大字报的时候，被中南海的“革命群众”

围攻过一次。当时一定是有人进行了疏解，因而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

斗。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面对报刊的点名，面对对他的种种攻

击、诬蔑，甚至造谣中伤，父亲看着，听着，承受着，忍耐着，心中

怎能平静？但是，也许因为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已炼就无畏无

惧；也许因为在他六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早已有过不寻常的坎坷磨

砺，所以面对非常局面，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面对不可预想的未来，

他虽不可能心中无思无虑，却仍可以沉默待之。从每日的起居和活动，

我们看不到父亲有什么变化，表面上看情绪也没有明显的起伏，依然

是那样的沉默，依然是那样的无言。

父亲被彻底打倒了

　　对于刘、邓的批判，毛泽东曾想不同于彭、罗、陆、杨。但林彪

和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对此却不满足。他们认为，必须进行声势浩大的

批斗，以群众运动的巨大声势，造成彻底打倒的不可挽回之势，以敦

促毛泽东快下决心。他们加紧部署正式批斗刘、邓的步骤。

　　7月15日，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革报送一份关于批斗刘少奇的请

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用笔将“少奇”二字勾掉，在后面加上“

邓、陶夫妇”。

　　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策划组织召开了“批斗刘少奇”

大会，对刘进行批斗、抄家并从此剥夺了刘少奇的人身自由。

　　刘少奇被抄家后，我们家的老公务员吴洪俊偷偷把母亲叫到屋后

走道说，今天抄了刘家了，拉了一车东西走，听说明天要抄你们了，

赶快收收东西吧！

　　7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父母亲两人叫到旁边的怀仁堂，说

有事情要问。父母亲被带走后，造反派来到家中，开始抄家。

　　他们首先到父亲的办公室、会客室，然后到父母亲住的房间，翻

来翻去，却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

　　父亲办公的习惯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

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处理文件

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

的办公室内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造反派

搜了半天，一点“稻草”都没捞着，便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

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造反派们不甘心无功而返，

就转到我们孩子们住的房间，一间一间仔细搜过，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那天飞飞在家，造反派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看《西游记》，其实在

他的口袋里装着父亲平时打桥牌用的扑克牌。幸好造反派没有搜身，

不然就会找到这唯一的罪证：邓小平的扑克牌———记得我们在看大

字报时，造反派给父亲列的一大“罪名”就是“爱打桥牌、爱玩”。

抄了半天的家，什么也没搜出来，造反派就责令我们交出家里的存款

存折。他们原以为我们家多么富有，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家人口

多、负担重，所以非但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反倒还欠着公家二百元钱。

他们本想借抄家大肆宣传邓小平的腐化生活，结果却大失所望而去。

　　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当时那种抄家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心理恐

慌。一个人本来没事，或因一次抄家，给造反派找到“罪证”，就会

引来杀身之祸。对于已经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的抄家行动，我们虽

未参加过，也未亲眼看见过，但却早就耳熟能详。在刘家被抄以后，

我们也不得不做好准备，把家里彻底检查一遍。在那个非常时刻，人

们内心的恐慌是无边无际的，有事的、没事的都要一查再查，防备不

测。

　　我们家本来十分简朴，没有什么奢侈用品，只有母亲去苏联时苏

联人送的几瓶香水。记得两个姐姐和我，在厕所里，把那几瓶从未拆

封的香水打开，一股脑地倒进洗脸盆中，边倒边开开龙头用水冲。也

不知道起了什么化学反应，香水和水一掺和，便咕嘟嘟地冒起阵阵白

泡。现在想来实在可笑，而且十分愚蠢———我们倒掉了香水，却没

有丢掉香水瓶子。如果造反派真搜到了并做起文章，有香水没用还好，

有香水还全用光了，那岂不真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啦？幸亏抄

家时造反派忽略了那几个无辜的香水瓶子。这是事后想起来的一桩可

笑而又可叹之事。真正可惜的，是我们把一些可能被造反派当作罪证

的照片都给烧了，其中有我们家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家的合影，

还有妈妈年轻时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的生活照片。这些照片，都被我

们付之一炬，再也无法找回了。

　　这次抄家后，父亲算是“正式”被打倒了。7月29日，中南海一

些“革命群众”以开支部会的名义，批斗了父亲，限他三天内交出“

请罪书”，宣布从即日起限制邓夫妇的行动自由。面对诽谤和批斗，

父亲忍无可忍，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今日上午支部会议的情况料已

知道。另，外语学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写出交待，支部限期是三天。

对此类事情应如何处理，理应请示主席和中央。电话不便打，我写一

封信求见主席，请代为转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写道：“5

月见主席时，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并嘱如要见主席可直接写信。

我再次写信求见主席，实在感到非常抱歉。今（29）日上午，我们几

个单位的支部开会，当面对我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在会

上勒令我在三天内交出我的请罪书，彻底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

毛泽东思想、反主席的罪行，同时对我的生活行动方面也做了一些处

理。我目前确实心中惶惶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十分恳切地希

望能够面向主席请教，我自觉这个请求是不一定恰当的，但我别无办

法，只能向主席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别的同志找我

一谈。”

　　毛泽东没有再见邓小平。打倒邓小平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8月1日，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和警卫员张宝忠被调走了。中办派来

了一个新“秘书”，而这个新“秘书”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母

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屋里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

新“秘书”声色俱厉地让母亲揭发父亲。母亲从容地说：“小平同志

从来不把工作上和组织上的事对家里人讲，我什么也不知道。至于文

件，每天看完后，该处理的当天都处理了，其他的都送中办机要处了，

要什么，你们自己去翻吧！”眼看着捞不到什么东西，对母亲的“审

讯”便如此了了。

　　家抄完了，下一步，该是批斗会了。

　　8月5日，为庆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谢

富治和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煽动，建议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

开百万人的声讨批判大会。同一时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

海，分别在住地组织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造反派事

先通知要进行批斗，我们全家已有准备。妈妈叫我们在家的孩子们，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无论如何不要出来。

　　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家后，从屋里把父母亲押出来，由造反派团

团围在院子中间。一些造反派上前将父母的头强行按下，让他们弯腰、

低头认罪。一阵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声后，造反派们气势汹汹连

喊带叫地批判了一通，然后便七嘴八舌乱糟糟地进行质问。我清楚地

记得，一个从上海调来的中办秘书局的女造反派喊叫的声音特别尖锐

特别刺耳。母亲的眼镜让造反派给拿掉了，她低着头想看一下父亲都

看不清。父亲耳聋，又弯着腰，根本听不清那些吼叫，因此也无从回

答。他刚刚辩解了几句，话还未说完，便被粗暴地打断。造反派说他

态度不好负隅顽抗，接着便又是一阵乱批乱吼。造反派还在院内架上

喇叭，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批判大会实况放给他们听。

　　妈妈不让我们出来，我和两个姐姐在屋里，紧紧地拉上窗帘。姐

姐们听着批斗的吼叫，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她们怎么也不忍去看

父母亲被斗的惨状。而我则站在桌子上，从窗帘缝中一直看着。我说，

我要看，要看到底，而且我要把这一切永远地记在心里！

　　批斗结束后，母亲扶着父亲走回屋里，看到父亲脸色苍白，赶紧

倒水让他喝，再扶着他躺下休息。这一天，就这样在吵闹混乱之中结

束了。

　　事后我们听说，这次批斗刘、邓、陶，对邓，还是最“文明”的。

对于刘和陶，则残酷得多，特别对刘少奇，进行了残酷的人身摧残。

　　批斗抄家后，父亲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彻底打倒了。

　　在中南海我们的家中，父母亲已处于软禁状态。我们几个孩子还

可以住在家里，但不准到父母亲住的北房。不过，院子里没有进驻造

反派，所以我们还是经常悄悄地去父母亲那里。受到批斗以后，父亲

沉默、无言、没有笑容，但也没有显露出过分的激动和绝望。在父亲

镇定情绪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人的心情也并没有低落不堪，只是更少

出去，尽量多地呆在家里。要知道，“文革”中，在社会上，在我们

所认识的人中，境遇比我们糟、情况比我们惨的，实在太多了。见怪

不怪，相比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在这期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事，让我们全家人永远

难忘。

　　我们的家在怀仁堂旁边，一个小胡同，从南到北前后四个院子。

一院李富春，二院谭震林，三院邓小平，四院陈毅。原本，四个副总

理，四户人家，大人们既是老战友又是老同志，关系亲密。小孩子们

更是从小一起长大，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甚欢。“文革”以后，到处

标语口号一片混乱，每家每人都忙于应付运动，自顾不暇。父亲被打

倒后，我们更是不愿出门，不愿见人。有一天，我和大姐邓林从家里

出去，走到胡同口，看见陈毅伯伯带着警卫员，正从外面走来。看他

严肃地沉着脸，就知道一定是刚刚被迫看过大字报。许久未见，陈伯

伯人瘦了，我们从小就熟悉的那副动人的笑容也消失了，只是他的腰

板，还是挺得那样的直。我们知道，在“二月逆流”中，陈伯伯也挨

了批判。为了不再连累他，我们自动躲着靠在一边。不想他一眼看见

了我们，脸色一变，眉头一扬，老远的几步就跨了过来。他叫着我们

的名字，并突然弯下腰来，像是鞠了一个躬似的，然后问道：“都好

吗？”我们一下子愣住了，当反应过来，知道他是在问候谁时，心头

一热，忍不住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我们赶紧回答：“都好。”陈伯伯

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说完，他又沉下了脸，缓缓向巷子的

深处走去。当时，我们曾为此激动了好几天，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和陈伯伯最后的见面。

　　还有一次，公务员老吴回来，把一包香烟交给母亲。他说，在胡

同里，碰见李富春的警卫员小孔，小孔看见周围没人，悄悄塞给他一

包烟，小声说：“这是富春同志给小平同志的。”老吴看着小孔走后，

半天才回过神来，赶快回家。父母亲看着这包香烟，许久没有说话。

他们心里明白，在这艰难时刻，他们的老同志老战友，惦记着他们呢。

　　一年多前，邓小平送桔子给彭真。一年多后，李富春送香烟给邓

小平。世事变迁，怎不令人感慨。

　　这种状况又维持了一个多月。9月13日，公务员老吴突然急匆匆

地来告诉我们，刘家的孩子们被撵出家、撵出中南海了！刘家三个念

中学的大一点的孩子，一人只让带一个铺盖卷、一辆自行车，给强行

送到各自学校去了。小的一个上小学的，交给带她的阿姨也被强行撵

出家门。老吴焦急地告诉我们，你们也要有准备呀。

　　这时，在家的只有邓楠和我。我们跟妈妈商量，无论如何不能像

刘家的孩子那样被撵走，要走，也要有个去处。我们家还有一个老奶

奶，即使我们能去学校，奶奶怎么办？奶奶解放后一直住在我们家十

几年了，这么大年纪，总不能让她无家可归吧？刘家的孩子比我们家

的小，就这么让人赶走，太惨了。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们的命运

绝不能任人摆布。商量定了以后，我们也是铁了心了。

　　不久，造反派和中办的人真的来了，凶神恶煞地命令我们回学校

去，命令我的奶奶回老家去，而且两小时之内必须“滚出中南海”！

父母亲被软禁不能出来，我们姐妹二人对着造反派申辩起来，说要走

可以，但必须给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我们坚决不去学校住，奶奶也

不能回老家乡下，那里根本没有亲人了，难道要她去死吗？除非你们

用绳子把我们绑走，否则我们决不走！造反派吼，我们也吼；造反派

凶，我们也不示弱。我们横下心来跟他们大声喊着，控制不住的眼泪

一串串地顺着脸颊往下流。那些造反派见我们这个样子，没办法只好

暂且走了。他们走后，我们放声大哭了一场。自从父亲被批判以来，

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愤怒，和即将与父母亲分离的悲伤，

像洪水一样再也禁制不住，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知道逃脱不了被赶走的命运，我们把大姐从学校叫回来，赶紧一

起收拾东西。我们在西屋忙着收拾，妈妈在北屋也忙着找。我们在屋

子拐角的地方偷偷“交接”，妈妈找到一件，交给我们一件，她和父

亲是想让我们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都带走。

　　最终，我们胜利了。过了几天，造反派通知我们，给我们在中南

海外面找了两间房子，但要在两小时内立即从这里“滚出去”。

　　临走的时候，我们分别悄悄地走到父母亲住的北屋和他们告别。

　　妈妈趁我们去时，从她的屋里赶紧再拿出一些东西交给我们。妈

妈的眼里含着泪水，从她手中接过东西时，我感到她的手烫烫的。爸

爸正好在房后的走廊里，我走过去匆匆地亲了他一下，又匆匆地走了。

爸爸是最爱我们这些孩子的，我不敢再多看他一眼。我知道，虽然他

从来坚强，从来遇险不惊，从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与朝夕相处的

儿女们分别，也许从此再也不能相见，对于他来说，这是最大的伤害。

政治上的遭遇再险恶也打不倒他，亲人的生离死别，却是他最难于接

受的。

秋日的悲凉

　　1967年9月的那个秋日，我们离别了父母亲，离开了居住了十年

的中南海的家。

　　从那个时候起，父母亲开始了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囚禁生活。

狂涛中的一叶孤舟

　　从中南海被撵出来后，中办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胡同里给

我们找了一个住处。那是一个院子，除了一些简陋的平房外，还有一

栋据说是日伪时期建的小楼。在一楼的最里面，给了我们两间房子。

院子里住的都是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还有个别中办内部“犯错误”

干部的家属。我们搬来以后，奶奶和我的弟弟飞飞住一间，我们姐妹

三个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表姐住一间。这个楼房已很破旧，木板地

一走上人就咯吱咯吱地响。我们的住房和隔壁只一板相隔，那边的人

咳嗽一下都清晰可闻。楼外院子中间有一个水龙头可以打水，厕所则

在院外的街上。我们在走道里支上新买来的炉子，用冒着烟的木屑引

着了煤火，奶奶为我们做了在这个新家中的第一顿饭。

　　把家安顿好后，我们感到十分庆幸。庆幸我们没有像刘少奇家的

孩子一样被赶到学校，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庆幸我们

还有一个可以回的家。这个家虽然简陋，但它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

斗争得来的。当一切安顿下来，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挤在木板搭的床

上，久久不能安睡。我们想念我们的父亲，想念我们的母亲。我们知

道，此夜此时，他们一定也不能入睡，一定也在想念着我们。中南海

不管怎么样，仍是一个“世外桃源”。到了方壶斋，则就真正到了社

会上了。

　　我们学着过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我们到院子里打水，

到街上上公共厕所，拿粮票到粮店买粮，凭本到煤厂买煤，过年过节

的时候排队买木耳黄花和五香大料，一周一次四五点钟起大早去菜市

场排队买豆腐。副食店里有大腔骨卖，院子里一招呼，赶紧拿着家伙

和大家结伴而去。很快地，我们就学会了这种生活、熟悉了这种生活。

人就是这样，只要是心里头没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什么日子都能

过，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况且，工人们就是这么过来着，比起他们来，

我们还算“富裕”的呢。

　　这时，表面上，父母亲的工资仍然照发，不过钱由“组织”代管，

发不到他们手里，要用得一次一次地申请。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家人，

因无任何生活来源，中办规定，每个孩子每月发给二十五元生活费用，

奶奶每月只有二十元钱，都从父母工资中扣除。每月的“月例”，中

办指定专人送到中南海西门，由我们去领。在中南海里面，妈妈知道

我们在外度日不易，总是找借口多要一点钱送给我们。她一会儿说冬

天到了该买棉衣了，一会儿说被子没带够要买被子了，一会儿说男孩

子能吃粮票不够了，每月总是想尽办法，变着法子，不管钱还是粮票，

能多加一点算一点。在中南海外面，二姐邓楠和我每月按时去西门门

口领钱领粮票。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夹在钱中妈妈手写的单子和

纸条。拿着纸条，看着妈妈那熟悉而又秀丽的字迹，就好像触摸到她

那温暖的双手，令我们激动而更加想念不已。时间长一点，我们的胆

子也大了一点，开始以各种借口多要一点钱，还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要

一些家中书房的书。一开始，对方态度不好，不答理我们，姐姐和我

就在中南海西门外大声地争喊，闹着不走，弄得对方无可奈何。由于

我们不惧怕，敢和他们斗，妈妈在内，我们在外，相互配合，我们除

了能够多领到一点钱粮之外，还从家里拿出来了许多的书。就是这些

书，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以后无数个艰难孤独的日日夜夜。两年之中，

在中南海的大墙内外，父母亲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唯一而又间接的

方式，保持着仅有的一点联系。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我的奶奶。

　　奶奶名叫夏伯根，是父亲的继母，是我两个姑姑的母亲。她是四

川嘉陵江上一位老船工的女儿，嫁给我的爷爷做续弦后，成为家庭成

员中唯一的劳动力和生活支柱。在我们家乡，奶奶是方圆几十里地有

名的能干人，她会做饭，会做农活，会做衣服，会养猪养鸡。爷爷早

亡，留下孤儿寡母的一大家人，全靠她一人撑持。在国民党统治下，

顶着“共产党家属”的罪名，她藏匿过父亲他们寄回家乡的革命书籍，

保护过华蓥山共产党游击队的伤员，支持女儿参加当地地下党的活动。

她心里认定一条，就是共产党好。1949年，四川刚一解放，奶奶把门

一锁，拿着个小包袱卷儿就从家乡来到重庆，从此成为我们家庭中的

一个重要成员。奶奶来后，真是帮了妈妈大忙。由于工作忙，妈妈把

家中的小事杂事全交给奶奶来管。我和弟弟飞飞都是奶奶带大的，后

来我的两个姑姑的四个孩子也都是由奶奶带大的。奶奶不仅带我们长

大，还给我们做饭做鞋做衣服。奶奶一双小脚，没有文化，大字不识

一个，可是特别聪明。她会用心算算术，还每天听广播听新闻，国内

国际大事儿差不多全都知道。我们长大一点儿后，她就教我们缝衣边

儿钉纽扣儿，教我们腌萝卜做咸菜，教我们好多好多的生活常识。潜

移默化，日积月累，我们从奶奶那里学到的东西，真是说之不完道之

不尽。奶奶带大了这么多的孩子，操持了这么多的家务，爸爸妈妈总

是说，奶奶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这次从中南海出来，父母亲不在身边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

们还有奶奶。奶奶原本就是劳动家庭出身，原本就在困难中度过了大

半生，她什么都经历过，什么也不怕，什么也难不倒她。她虽不懂政

治，但受到这么大的变动和冲击却没有慌乱。在方壶斋，街道上组织

斗争她，她忍受着谩骂和侮辱，却一点儿都不怕。她凭着一股子硬气

劲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倒要看看怎么个结束！”有了她，我

们这些孩子们，特别是我和飞飞，就有了生活的依靠。有了她，我们

才可能比较快和比较容易地渡过难关。我们周围也有许许多多被赶出

家门的“黑帮子女”，其中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没有生活技能和生活

经验，不会生火，不会做饭，不会管理钱物。有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有的人衣裳破了不会补，有的人住的小屋又破又脏又乱。而我们，则

有奶奶，有这最后的依靠。其实，奶奶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依靠，而

且还是最为可贵的精神支柱。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奶奶，我们怎能如

此顺利地适应生活？可能连“滚出中南海”后的第一顿饭都不知怎样

着落。奶奶不仅照顾我们这一家人的生活，还特别富于同情心。罗瑞

卿家的玉田、朵朵和点点，乌兰夫家的其其格几个女孩儿，也都和奶

奶特别的亲。她们都是被赶出来没有家的孩子，偶尔来我们家或住我

们家时，都是奶奶给她们做饭吃。在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心中，

奶奶，是大家的奶奶。

　　奶奶、飞飞和我在家里住着，过得总算安稳。而哥哥姐姐们却还

得回所在的大学接受批判和管制，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大姐邓林被中央美术学院造反派关起来。院内院外只要一有事件

发生，也不管与她有关无关，都要把她拉出来斗一番，斗别人时，也

要让她“陪斗”。大姐是个老实的人，对造反派的审讯和谩骂，她不

会回嘴，不会争吵，只坚持一条，就是不管问什么，不知道的就是不

知道。造反派让她“劳动改造”，美院所有的女厕所都让她一个人打

扫。她每天兢兢业业，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特别想家，担心在

家的奶奶和弟妹。每次我去看她，她都问个不停，总想多说一会儿话，

舍不得让我走。哥哥朴方在学校被造反派限制了自由，不能回家。他

想念亲人，就和同在北大上学的妹妹邓楠约好，每个星期悄悄地在未

名湖见面。未名湖畔，兄妹两人趁着晚上天黑看不见人，避开造反派

的监视，畅开胸怀，相互交换消息和想法。哥哥对历史和政治知道得

多，对形势也比较敏感，他给妹妹讲了好多对局势的分析。而妹妹则

可以出学校可以回家，外面的消息多一些，也趁此时全数告诉哥哥。

已经记不清楚在未名湖畔共有多少次见面了，只记得从小到大，兄妹

之间，从未如此深地在思想上相互沟通过。

　　邓楠在学校虽也受到批判，但造反派允许她周末可以回家。她数

学好，又会算计，所以我们那个在方壶斋的家，就由她全权管钱管家。

可以说，在那两年中，对家里和弟妹操心最多的就数她了。每次从学

校回家，她总要买点东西带回来；想买点水果带给弟妹，又嫌贵买不

起。平时香蕉三毛二分钱一斤，偶尔可以碰到一毛二分一斤的处理品，

便高兴极了，有点儿烂也没关系，赶紧买点给大家“解解馋”。

　　可是，在大“革命”的狂涛中，哪有什么世外桃源？一些造反派，

听说邓小平的“黑”家属住在这里，便纷纷不请自来。造反派来了，

还能干什么？不是批判就是抄家。他们要打倒邓小平，找不着邓小平

本人，正好拿他的子女出气。

“邓小平专案组”成立记

　　1968年3月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

谢富治、叶群、吴法宪、汪东兴等十人，给毛泽东和林彪打了一份报

告，说有许多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没处存放，建议在“贺龙专案组”内

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问题”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可以。林

彪圈阅表示同意。

　　这应该算是“邓小平专案组”的正式成立。“刘少奇专案组”早

在一年前就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在此时成立，说明在新的形势

下，毛泽东同意加紧对邓小平进行更深入的审查。

　　成立“邓小平专案组”，邓小平本人却不知道。5月21日，他写

信给汪东兴，要求见主席，如果见不到主席，亦希望见见汪东兴。汪

东兴将邓小平来信报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在2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

读一下邓来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谈话。毛泽东让征

求“大家”的意见，林彪和中央文革这些“大家”根本不可能同意与

邓小平谈话。邓小平的要求被拒绝了。不过，在邓小平已经被彻底打

倒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要让“大家”议一下邓的来信，说明毛泽东还

没有忘记邓，还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着邓。对于林彪、江青等人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是的，直到此时，毛泽东还一直试图在批判的同时将刘、邓有所

区别，这是他在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并非无意的安排。但是，他的这

个安排，却让林彪和陈伯达、江青等“文革”大员很不满意，甚至心

存忐忑。林彪和中央文革两班人马一齐上阵，责令“专案组”加紧搜

罗证据，要将邓的“问题”铁板钉钉。

　　“邓专案组”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他们用极大的“工作热

情”到处搜罗批邓材料，并申请到中央组织部查阅了邓的档案。看了

材料以后，他们感到，仅靠揭发的材料，要定罪实在太不够了，但中

央又不准直接提审，怎么办呢？于是，他们想出一个点子，让邓自己

写一份历史自传。“专案组”要求，自传要从八岁起写至现在，要保

证做到：一、详细具体；二、内容准确；三、写清各个历史时期的证

人及他们现在的住址；四、材料随写随送；五、限定最迟7月初全部

写完。此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转邓。

　　接到让写自传的指令，父亲并不知道是“专案组”的主意，而以

为是中央的要求。他没有任何推诿，极其认真地拿起笔来，伏案书写。

　　从1968年6月20日起，到7月5日，父亲用十五天时间，撰写了他

的自传———《我的自述》。在长达二万六千五百字的《自述》中，

父亲回顾了他的出生，他的家庭，他在私塾的发蒙，和他几十年都没

有去细想过的父亲；回顾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出川出洋的

经历；回顾了在法国当学生和做苦工的生活；回顾了留法时期革命的

起点、革命的生活和革命的同志们；回顾了大革命和上海地下党激昂

险峻的斗争生活；回顾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战斗、失败和成长；

回顾了江西中央苏区的坎坷和长征的历程；回顾了抗日战争战场和一

二九师的战友们；回顾了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

回顾了十七年建设新中国的努力和十年总书记的工作……。

　　翻开这份《自述》，可以清楚地感到父亲的凝重和认真。在他的

回忆中，历史的每一个瞬间，仿佛都在他的脑海里重现重演。他清楚

地记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每一步脚印，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别人提出的

每一个疑问和责难，对于自己的一生，不论功，只讲过。同时，像当

时所有犯有“错误”的人一样，在回顾和“讲过”的同时，不得不再

一次被迫违心地作出检讨。

　　在被迫检讨的同时，父亲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觉到了那甚为

微妙的毛泽东的“区别”对待。而以几十年的政治阅历，他十分明晰

事物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在当时那种危难的政治形势下，他要

求的无非是一条，争取留在党内，保住这政治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他

知道，毛泽东能看到这个《自述》，因此，在最后，他写道：“我的

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

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

的机会。”

　　作为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

他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他从来没有因一时之冤屈而丧失信心，从

来没有失去过希望，从来没有放弃一切可以争取的机会。

　　在父亲伏案撰写《自传》的同时，“邓专案组”也一点儿都没闲

着，他们开始起草一份关于邓小平“罪行”的“综合报告”。林彪和

中央文革一伙对彻底整倒邓小平可谓是心急如火，“邓专案组”的上

司“二办”，也就是由林彪集团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

几乎隔几天就来个电话，催问进展情况。以整人为专长的康生，也在

人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连召开了几次案情专题研究汇报会议。

　　在“文革”中，一个人如果仅仅犯了“走资派”错误或“路线”

　　错误，就不容易打倒，或是打倒了也容易“翻案”。一定要有“

历史问题”，诸如叛徒、特务等，才算是铁板钉钉的“罪行”，打倒

后才可能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但是，邓小平没有被捕过，没有脱过党，

弄了半天，也只有“现行”问题。后来回想此事，连父亲自己都感慨

地说：“我这个人很幸运：打仗没有受过伤，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没有历史问题，也得找出历史问题，“邓专案组”的任务就是要

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去找。6月18日，江青在关于邓小平“罪行”的

汇报会上说：“邓小平的材料，你们要认真分析，这个人很可能是叛

徒。我一直在分析他的材料，和你们一起同他斗争。他的历史问题和

现行问题要一起抓。”会后康生把“专案组”组长找去，交给“专案

组”由他亲自保存的“批邓小组”编写的十大本材料，还有当年红七

军老同志的“交待材料”和照片。

　　“邓专案组”埋头苦干，历时一个半月，九易其稿，编了一份邓“

罪行”的“综合报告”。7月25日，他们全体到人大会堂东大厅，专

门向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作详细汇报。康生作了指

示，说现在看来材料不少，关键在如何运用，历史部分弱了，吴法宪

说邓入党有问题，介绍人都死了，死无对证。

　　会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与“专案组”到京西宾馆四楼，连

续作战，仔细从头研究修改。直至第二天拂晓，这份“综合报告”—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

终于定稿。全文共七个部分，一万五千余字。

　　“邓专案组”将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立即上报“二办”。不

到二十四小时，此报告已从康生、黄永胜、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张秀川等处传阅一圈。康生批示：“争取尽快送呈主席、林副主席和

中央、中央文革各同志审阅。打印五十二份。”两天后，康生办公室

多次传话给“邓专案组”，说康老对综合报告很满意。

　　虽说康生对报告表示了“满意”，但“邓专案组”仍觉得“历史

问题”分量不足。他们加班加点，寻找“疑点”和“漏洞”，一而再、

再而三地认真“研究”后，认为在邓小平长达四十多年的革命历史中，

唯一可能进行“突破”的，只有红七军时期所谓“逃兵”问题，有必

要就此问题继续深挖，以求把历史问题砸死定罪。

　　1968年9月11日，“邓专案组”写报告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

和李作鹏，为查清历史问题，要求邓“补充交代”一下1930年和1931

年两次从红七军“开小差”回上海的活动。黄永胜批示请汪东兴帮助，

要邓再写。在接到中办通知后，邓再一次就红七军的有关情况，以及

他两次从红七军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写出详尽并且实事求

是的说明。这个说明，又一次使“专案组”希望落空，没有捞到任何

稻草。

　　在写上述报告的同日，“邓专案组”还写了第二个报告，向周恩

来提出无理要求，让周总理给他们一些“帮助指导”，以查证有关邓

小平历史上的几个问题。“报告”中说，邓入党问题交代得有矛盾，

一是入党时间不一致，二是对入党介绍人的填写含糊，因此，怀疑邓

可能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邓专案组”还进一步要求周恩来对一些

所谓的“疑点”提供线索。诸如他们认为，邓1930年和1931年两次从

红七军“临阵逃跑”回上海，根本没有向中央提出汇报工作的要求，

而是另有目的；还无中生有地推测：“邓自述中说，1931年在上海，

中央派他去安徽芜湖巡视省委工作，去芜后省委被破坏即返沪。我们

觉得如安徽省委早被破坏，就有可能是邓小平出卖的嫌疑。”此件先

报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康生等人，经以上各大员逐一批

示后送周恩来，以迫周回答。对此无理要求，周恩来根本不予置理。

此“报告”送到周处后，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在周恩来处碰了钉子，“邓专案组”还不甘心，找来找去，最后

总算是东拼西凑地从原红七军老同志那里挖了一些“揭发材料”，编

了一份“专题罪行”上报邀功。

　　在“邓小平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加紧对邓“罪行”进行调查时，

中央专案“一办”、“二办”也加快了工作进度，对所管“黑帮”、“

走资派”及有各类“罪行”的人，加紧取证定性。加速专案定性工作

的原因，是中央已决定，要召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

　　林彪死党黄永胜等召集由其管辖的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开会，逐

个研究所管十五个对象的定案问题。“邓专案组”送上的邓小平“专

题罪行”受到黄永胜的表扬。但吴法宪却不满足，说：“邓小平招降

纳叛、包庇坏人的问题也很重要，也要尽快地搞。”

　　9月22日和24日，中央专案“一办”、“二办”连续在人大会堂

东大厅开会，对“一办”所管十四个、“二办”所管八个重要专案对

象，逐个研究定性。其中，将刘少奇定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并诬蔑为“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的“问题”被认

定是“隐藏比较深”，将性质定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

天降横祸

　　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

　　我接到二姐邓楠从北大打来的电话。她说：“哥哥摔了。学校要

把他送回家！”

　　邓楠回来后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不愿再受凌辱，趁看押

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行前，在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他

写道：“造反派非要我讲，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

走了……”朴方摔伤后，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们把朴方送到一家医

院，医生一听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竟然拒绝治疗。此后一连

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真是一个惨无人道的黑暗年代，人的性命，贱

如草芥。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收下了事。

　　朴方刚摔的时候，第十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下

肢虽不能动，但腹部以上仍有感觉。按任何医疗程序讲，在这种情况

下都应马上施行手术，进行清创减压，否则脊椎内的出血会向上逆行，

凝结后会加重截瘫病情。如果当时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人道主义，如果

能够及时进行手术，朴方是不会致残如此的。但在那个年代，在那种

政治气氛下，对朴方这样的“反革命黑帮子女”，对“自绝于人民”

的“反革命”，送医院没让人死已经算是“宽大”处理了，根本不可

能给予什么治疗。就这样，朴方的截瘫平面一天天地上升，由原本的

第十一胸椎，演变到第七胸椎水平。也就是说，造成了从胸部以下全

部失去知觉，大小便功能丧失，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

　　大约十天左右，性命好歹保住了，造反派便通知邓楠，说现在危

险期已过，他们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去。

　　邓楠听见学校说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连伤心带着急，立即

坚决地反对说：“送回家不行！我要求回家和家里面商量一下。”获

得造反派准许之后，邓楠赶快坐公共汽车回家来见我们。

　　奶奶、邓楠和我，坐在方壶斋那不见阳光的小屋里，眼泪不住地

往下流。邓楠和我商量，人是北大造反派整的，不能就这样把看护的

责任推给我们，更不能让他们把一个连危险期都还没有度过的病人送

回家来。如果真送回家来，仅凭我们几个人和年老的奶奶，怎么照看

他，怎么给他看病？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我们得去找人，去找中办！

　　我和二姐到中南海西门，说我们要找中办的领导，没人理我们。

我们说要找平时给我们送生活费的那个工作人员，也不给我们找。没

人理睬，怎么办？我们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绞尽脑汁地回想原来记得

的中办有关单位的电话号码。我们一个一个地拨，一个一个地打，打

了一个遍。接电话的，有的说这事不归他们管，有的说你们找北大去，

有的二话不说就挂断了电话。最后凭着记忆，我们拨通了中办警卫局

值班室的电话。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说不管。我们急了，就在电话

中狠狠地说：“人是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孩子之间没有看护的

义务，我们父母还在中南海，要送就送到我们父母那里！如果你们敢

把人送回家，我们就把他抬到大街上，抬到中南海大门口。我们要对

所有的人说，这是邓小平的儿子，让他们弄成这样啦，你们大家看看

吧！你们只要敢把人送回来，我们就敢这样做！”

　　放下电话后，我们仍然情绪激动，甚至激动得手都颤抖。站在中

南海外，望着那斑驳剥落的高高红墙，我们两人觉得那样的孤单，那

样的无助。这个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这漠漠人世

上，有谁能够帮助我们啊？

　　从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样的时候，在我们真正困难的

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也不会有人帮助你，只有自己靠自己。我

跟姐姐商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北大把人送回家来，这次就是拼了，

也要和他们斗！

　　我们绝不妥协的坚决态度，终于取得了成果。不知是谁最后作出

了决定，北大的造反派放弃了把人送回家的打算，转而把朴方送到北

大校医院。

毛泽东保留了父亲党籍

　　10月中下旬，召开了前面提到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对于全会，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不是关心制定了什么新的革命

路线，也不是关心进行了什么新的人事变动，我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

个，就是此次会议会不会对父亲作政治结论。这次如作结论，就是最

终定性。是好是坏，对于父亲本人，对于我们全家，都有极其重要的

关系。

　　我们到处打听消息。得知毛泽东仍决定保留父亲的党籍后，我立

即跑到中央美院去找大姐。大姐邓林6月份被抓到学院后，一直关在

牛棚里，没有人身自由，消息闭塞。我去看她时，造反派一直看着我

们，监视着我们，唯恐我们进行“反革命”黑串联。我急于把情况告

诉大姐，但碍于看管人员而无法说话。我说我口渴想喝水，那个看着

我们的人居然“开恩”去找水了。趁着他离开的一瞬间，我赶快小声

地告诉大姐：“爸爸没开除党籍！”我看见大姐眼中闪现出兴奋的光

芒。这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太大了。也就是说，父亲还没有完全被置

于死地。其实，对于父亲的政治前途，我们根本没抱幻想和奢望。但

我们知道，能保留党籍，对于父亲这样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的

老共产党员来说，太重要了。党籍，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不过是一支

政治的风向标；而在忠诚的共产党员心中，则高于生命，重于生命。

　　十二中全会后，邓小平没有被开除党籍。北大造反派的劲头好像

一下子小了一半儿，对邓小平儿女的兴趣也就没那么大了。他们渐渐

很少来校医院，而后根本就不来了。只有刚刚进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

偶尔来视察一下。哥哥的病房，居然有幸成为一个被造反派“冷落”

的角落。我们竟然还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偷着看《红楼梦》，也是一

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文革”运动没有停步，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没有停止。可能是

运动中发生的非常事情太多了，多到毛泽东都有所风闻。在1968年马

上就要过去的时候，也就是12月26日，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对敌斗争

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其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一段话：“即使

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

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

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

别。”从这个“一二二六”指示以后，我们的“头衔”改了，不再被

人叫作“黑帮子女”，而被称作“可教子女”。还是毛主席说话管用，

那些原来对我们声严色厉的造反派，不管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态

度只能有所收敛。而我们，不在高压之下，日子可就过得轻松多了。

　　本来，日子就这样渐渐地过去，渐渐地平静下来。却不料，一场

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们

家只有我和飞飞在中学，属于要“上山下乡”的范畴。1968年12月，

飞飞随他所在的师大一附中的同学，首批被分配到山西插队。飞飞最

信任哥哥，他到北大校医院问哥哥：“学校让我们下乡，怎么办，去

不去？”哥哥听说他最心疼的小弟弟被分配插队，心里很伤心。他想

了想，说：“去下乡，不知以后会怎么样，也许别人能回来，你回不

来。不去下乡，政治上会留下个包袱，说你不响应上山下乡号召，以

后可能更不好办。”听了此话，飞飞说：“那我就去。”

　　弟弟走后不久，到了1969年的1月，我也随着所在北京师大女附

中的同学，去陕北延安地区插队。在向西行驶的火车上，我度过了十

九岁的生日。我们那个在北京方壶斋的家，除了大姐、二姐有时从学

校回来一下，就只剩下七十岁的奶奶，靠着每月二十元生活费，一个

人艰难度日。

　　（注：带＊号的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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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之“文革”岁月》（3）／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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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com 2000-06-24

“邓小平专案组”撤销＊

　　1968年10月召开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顾反对，

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这就更让林彪、江青等人心存揣测和不安。

　　林彪虽已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但他深知，只要邓小平一天不

倒，就威胁尚存。唯有置邓小平于死地，方可解除后顾之忧。林彪、

江青等指使“邓专案组”加紧进行工作。

　　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邓专案组”，首要任务是尽快突击攻下邓

小平历史上叛变自首的问题。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为加强“邓专案

组”的外调力量，从驻京西宾馆的“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专案组”

抽调人员进行补充。兵强马壮的“邓专案组”加快了活动步伐，四方

八面搜罗取证。

　　“专案组”人员也是急疯了，竟然在黄永胜和吴法宪的亲自安排

下，不知天高地厚地找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聂荣臻进行调查。1969年7月20日，在京西宾馆的一个小会议室里，

德高望重的聂帅坐在一张藤椅上，对着“邓专案组”人员的提问，款

款而谈。聂帅从青年时代起，从20年代初期留法勤工俭学时起，就与

邓小平成为战友，相知甚深。让他谈邓小平，他可是知道得太多了。

聂帅谈得极富耐心，一谈就谈了差不多四十分钟。他谈的内容，等于

把他的老战友的履历，从头至尾地述说了一遍，至于“专案组”人员

所要的“罪行”和“问题”，连只言片语也未涉及。最后，聂帅说了

一句：“我身体不好，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之后，在秘书的陪同下，

头也不回地走了。“专案组”人员听了半天，居然一无所获，不禁大

为懊丧。

　　从1968年6月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邓小平专案组”为搜寻

所谓邓“叛变自首”等罪证，先后派出外调小组九十三批，外调人员

二百二十三人次，地域涉及十五个省、市、自治区，一百四十多个市、

县，行程三十多万公里。

　　可以说，“专案组”的工作是相当卖力的。但是，在辛辛苦苦反

反复复大量进行调查后，他们在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

作鹏写的一份报告中，不无遗憾地说：“关于邓小平的历史问题，经

反复查档、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

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

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

　　在被认为最为要害的“历史问题”上，“邓专案组”希望落空。

“专案组”没有找到历史问题，只好在“现行问题”上做文章。在以

上报告中，他们写道：“邓小平伙同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反革命窃

听，招降纳叛，包庇坏人、叛徒、特务等两部分罪行，已获得不少证

据，准备送呈首长审阅。下一步工作，我们拟重点查其意图搞反革命

政变，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和里通外国的问题。相应地核实其三反

罪行。”三天后，康生批示同意，并将此件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

谢富治等阅。

　　“专案组”在调查中仅剩的一个历史疑点，也就是邓小平的入党

问题，不久也有了了结。在上述报告转到周恩来处时，周恩来在报告

的下脚处批示：“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

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看到周恩来的

这一证明时，那些“专案组”人员和他们的上司们，是何等的失望。

　　这个命运可悲的“专案组”干得冤，撤得更冤。

　　到了1970年，先是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批判了陈伯达，接着搞专

案的大头目康生称病不起，而林彪集团又忙于和毛泽东进行较量。上

面的大人物都在忙于他们自己的“大事”，“专案组”的工作顿显松

懈，特别是“邓专案组”，到了下半年，简直就被冷落一旁。

　　总这样不死不活也不是个办法呀。“邓专案组”决定写个报告上

去试探一下。1970年11月28日，他们以“贺龙专案组”名义，给康生、

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到有关部门继续查找邓的

“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等问题。吴法宪刚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不敢轻举妄动，他将此件批送周恩来和汪东兴。

过了几天，“邓专案组”看到了这份转回来的报告。上面白纸黑字，

写着周恩来的一段批示：“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

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

组撤销。”看了周恩来的这个批示，“邓专案组”可谓吃惊不小。“

邓专案组”在一年多前就撤销了，可“专案组”人员竟然毫不知晓。

这都是什么事儿呀！在这种情况下，“邓专

　　案组”向黄永胜和吴法宪等写了最后一份报告，说：“如已决定

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我们对邓的审查工作立即结束，是否也就不再送

呈邓小平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的线索报告了？”这份最后的报告，

竟然半月无人回复。1970年12月24日，吴法宪的秘书来到“邓专案组”

，将全体人员召集开会，说：“你们送上来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报告，

和总理对前一个报告的批文，首长们都看了。首长叫给你们说一下，

报告不要再送了，邓小平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材料暂由你们保存，

先等着吧。”

　　等是不用等了，“专案组”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使命结束

了。

　　“邓小平专案组”从成立到如今，不过两年半的时间，就这样不

明不白地

　　被撤销，不明不白地草草结束了，实在是时运不济，可怜可悲啊。

“九大”与“继续革命”

　　1969年4月，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北京召开。

　　“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虽然他再一

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

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

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该说，只要没有

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

　　“九大”后，也就是1969年的5月3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信中对“九大”的召开及各项决议表示拥护，请汪转报主席、副

主席和党中央。在信中，他询问，“九大”开过后，不知是否已到处

理他问题的时候，并表示完全静候党的决定。他向毛泽东表示，将无

保留地接受党对他作出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并保证永不翻案。信

中最后提出，想同汪东兴见一面，谈谈他的感受。

　　正如他所愿，这封信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看了，并批转

给林彪及在京政治局委员阅。

　　邓小平的表态，一定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印象。其一，邓小平是

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毛泽东认为这一点很重要，他在以后的讲话中还

曾提到此点。其二，证明毛泽东决定不开除邓党籍是正确的。而恰恰

是这一决定，为今后留下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伏笔。

　　可能是以上这封信所起的作用，“九大”以后，父亲的处境有所

改善。对父母亲最为重要的，就是允许子女进行探望。

　　那时，我和弟弟已分别到陕西和山西插队。大姐邓林随中央美院

全体学生迁到河北宣化接受解放军再教育和劳动。哥哥朴方致残后一

直在北大校医院，“一二二六”后身份已从“反革命”变为“可教子

女”。“九大”前后，一定是有人作出了决定，落实政策，朴方被送

到在骨科方面享有盛誉的积水潭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朴方算是解

除了监禁，一些北大的同学———那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反革

命”学生———也可以到医院来看他了。二姐邓楠在“一二二六”落

实政策后被“接回”系里，在那里等待学校分配。在朴方转到积水潭

医院后，有一天，“中央文革”属下大干将谢静宜突然把邓楠叫去。

谢静宜，响当当的“文革”风云人物，这么大的来头，她找邓楠会有

什么事呢？原来，谢静宜要去积水潭医院看邓朴方，让邓楠“陪同”。

“文革”以来，别人对我们这些“黑帮子女”态度不好是正常的，训

斥责骂也是正常的，可对我们和和蔼蔼客客气气，倒真成了咄咄怪事。

至于“看望”这一类的词，在不明就里时，反倒会让人感到奇怪和不

安。不过，总是希望通过谢静宜的这次“看望”，使朴方的处境进一

步改善，至少不再变坏吧。

　　这以后不久，邓楠接到军宣队通知，告诉她可以去中南海探望父

母。乍一听到允许看望父母，邓楠虽然心中高兴，但却一时不敢相信，

她试探性地说：“不是要划清界限吗？我不去。”军宣队的人回答：

“是组织上让你去的，以后每个星期都可以去。”邓楠心中的不安和

疑惑一扫而光，她坐上公共汽车，心急如火，紧赶慢赶地奔向中南海。

　　在中南海，父母亲接到通知，说孩子们周六下午要来探望，二老

十分兴奋。要知道，快两年了呀，快两年没见孩子们了呀。这近两年

的时间之中，每一个日日夜夜，他们都在怎么样地思念着孩子们呀。

而今天，终于可以见面了。中午，二老连午觉也没睡，吃完饭就坐在

那里等。盼呀盼呀，好不容易邓楠来了。这是久别后的重见，一边是

女儿亲热地叫爸爸叫妈妈，一边是二老久违了的激动的笑容，一家人

完全沉浸在喜悦兴奋之中。妈妈后来说：“两年没见了，看到邓楠完

全变成个大姑娘啦。那么苗条，越长越漂亮了！”妈妈看着女儿，真

是越看越喜爱。爸爸伤心的时候不说话，高兴的时候也还是老样子，

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一见面就说不完话的母女二人，静静地笑

着。

　　妈妈原想，让见子女了，一定一来一大群，可只来了一个邓楠。

她问：“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呢？”邓楠告诉妈妈，邓林跟学校去

了河北宣化，和同学们一起在那儿劳动。毛毛去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了，

飞飞也去山西忻县插队了，他们常来信，都挺好的。妈妈问：“胖子

呢？”胖子是朴方的小名。邓楠避而不答，说：“哎呀，我的头发脏

死了，我要洗头。”于是跑到厕所，开开水龙头就洗起头来。妈妈觉

得不对，跟着追到厕所。邓楠越是回避，越是不说，妈妈就越是一个

劲地追着问。后来，邓楠才把朴方的情况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父母。

听了后，妈妈哭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落到这样悲惨的

境地。女儿来时的欢愉之情，此时已一扫而光。妈妈的心被刺痛了，

她止不住心中的悲痛，一想起就哭，一直哭了三天三夜。父亲还是无

言，只是不停地抽着烟。邓楠走后，父亲劝慰母亲，既已如此，要尽

量想办法让儿子得到治疗。

　　亲人重见，应是高兴，可是，在那个年代，对于我们来说，高兴

和欢愉，往往总是转瞬即逝，并随时会为悲伤和痛苦所掩盖。

　　得知儿子瘫痪，做父亲的心怎能平静。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提出请组织上帮助安排，以使朴方得到进一步的治疗。毛泽东和周恩

来对此信作了批示。中办主任汪东兴与解放军三○一医院进行联系。

三○一医院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总后勤部部长是林彪的大干将邱会

作。在林彪当权的情况下，三○一医院的领导不愿意接收“有问题”

的人。当时，连陈毅元帅得病后，要想送进三○一医院治病，三○一

医院都不愿意接收。这一次，要送的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院

方当然更不愿意接收了。汪东兴不得不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拿给

他们看了，才把朴方送进了三○一医院。

　　儿子能进三○一医院，父母亲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希望儿

子得到最好的治疗，想看看还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最起码，也希望他

今后能在生活上自理。要知道，朴方才二十五岁，今后的日子还长着

呢。

战备疏散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边界东部地区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接

连发生两国正规军武装冲突。

　　由于对形势过于严重的分析，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世界大战不

可避免，要准备打仗。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各方面进行了大规

模的战备工作。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

外地。其中包括一些原中央领导，也包括一些“文革”“要犯”。老

同志中，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到广东，陈云、王震等到江西，聂荣

臻、陈毅等到河北。“走资派”中，刘少奇送河南开封，陶铸送安徽

合肥，邓小平则被决定送到江西。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后，毛

泽东曾对他亲自交待，“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

便。”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

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要准备打仗，中央安排疏散，毛泽东也要到外地去。周恩来报告

毛泽东，想让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毛泽东批准汪东兴留下

十天。这样，和邓小平等谈话的工作，就落到了汪东兴身上。10月的

一天，汪东兴带着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到邓小平那里去了一次，一是算

对前次邓写信希望见他的回应，二是把准备疏散到江西的安排通知邓

小平夫妇。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

疏散到外地，邓夫妇安排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

炼。听到疏散的消息，邓小平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

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现在年纪

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对于这个请求，汪当

即表示同意。谈话的最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

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也表示可以。

　　父亲虽然对被疏散感到突然，但汪东兴亲自来谈此事，使他减轻

了不安。汪东兴许诺以后有事还可以找他，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

说，即使去到千里之遥的外地，也能够保持和中央的联系。

　　因为汪东兴即将陪同毛泽东到外地，就把一些工作交待给王良恩

办。不久，王良恩一人又到邓处，察看走前事宜。母亲向他提出，家

中有许多藏书准备这次带到江西去，想请帮助做几个大木箱子。另外

她和父亲多年习惯于睡觉时保持卧室黑暗，想把现在卧室的旧窗帘带

走。没想到王良恩的态度十分不好，两个要求都不同意。父亲很生气，

提出要再见一见汪东兴。不久汪东兴就又来了，不但同意帮助做几个

装书用的木箱子，还同意把那副旧窗帘带上。他还对父亲说，你们要

带什么都可以，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子不会动的，以后你

们回来还可以住这里。

　　这也是在去江西之前的一桩“公案”。王良恩原是林彪的人，后

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因伙同陈伯达印华北组简

报“东窗事发”，最后自杀身亡。王良恩本是“文革”起家，对邓态

度不好是可想而知的。而汪东兴就不同了。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

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文革”初期毛泽东曾交待邓小平有事找汪东

兴，以后也一直让汪东兴直接管邓。这次汪来见邓，不但态度很好，

还许诺以后回来还可以住在原处，这些都富有积极的意义。最起码，

使邓夫妇明白，疏散离开北京，不单单是对邓一个人的行动。到了江

西后，他们还可以去工厂劳动。不管是学习性质的也好，改造性质的

也好，总算是结束了北京这种完全隔离的囚禁生活，应该是好事而不

是坏事。见了汪东兴之后，父母亲心里安定下来，加紧收拾行装。

　　在父母亲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去江西的时候，邓楠所在的北京大学

因“一号命令”，要把学生疏散到京郊怀柔县。邓楠要走了，父母亲

提出要求，希望批准在河北宣化的邓林回京帮助收拾行李。经中办批

准后，邓林得以回京见到了两年多未见面的父母亲。不过，这个时候，

大家都没有工夫来叙家常，因为去江西的行程已近。

　　离京前，在母亲的要求下，中办同意她去三○一医院看望朴方。

在医院的外科，还没有走进病房，母亲想到才两年没见，一个以前高

高大大爱跑爱跳的儿子，就这样瘫痪了，顿时心如刀割，控制不住地

哭了起来。陪同她来的人劝慰她，说这样对孩子也不好。母亲先找了

个椅子坐下，等逐渐冷静下来后，才忍住悲伤，擦干眼泪走进病房。

见到了儿子，看到儿子住一个单间，病房条件还好，母亲略感心安。

不管怎样，在离开北京之前，能看一眼儿子，总是了了一个心愿吧。

从医院回家后，母亲把情况告诉了父亲。儿子进了三○一医院，总会

获得更好的治疗，也许还能有一线希望减轻病情，这也是不幸中的万

幸了。

　　行期在即，父母亲忙着收拾行装，无暇他顾。他们更不知道，为

了安排好他们的江西之行，他们的老战友周恩来，正亲自进行着详细

的部署和周密的安排。

　　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给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周恩来

对接电话的江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说：“中央决定

中央的部分首长要到下面去接触接触实际，也适当地参加一些劳动，

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带一个秘书、警卫员和炊事员；

还有王震同志夫妇，全家去江西。……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劳

动也不行……从北方一下子到南方不太习惯，你们要适当注意关心他

们的生活。

　　吃饭当然是他们自己花钱，但房费不要太贵了。第二件事大概汪

东兴同志已告诉你们了，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

‘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劳动锻炼。当

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六十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大好，

收房费也要照顾一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先向他汇报一下。这些同

志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汪东兴同志打个电

话定下来。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

有人照顾他们。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之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

　　接到总理的电话后，程惠远片刻不敢耽搁，赶紧连夜驱车三百五

十多公里，向在婺源的程世清汇报。程世清，靠着造反夺权起家，“

文革”中，也是名声不小的一个人物。尽管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

但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的指示，他也不敢怠慢。想了一下后，他

对程惠远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总

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们

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了之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然后将邓小平夫

妇安置到赣州去。

　　至于陈云、王震到什么地方，可同他们俩做具体商量后再定。不

管他们住在哪儿，我们都负责装上暖气。……我们一定保证他们人身

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揪斗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一下

中央，一、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二、陈云、王

震同志来江西，我们想派人去北京接他们是否可以？”

　　10月19日，周恩来在接江西省革委会电话时，原则同意程世清的

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

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

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

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

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

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

　　总理指示得这么详细，这么具体。江西的人议来议去，左也不成

右也不成，干脆，请北京来人，看看再定。

　　10月21日午饭后，“邓小平专案组”接到他们的上级“二办”通

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会议由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主持，参加会

的还有王稼祥、谭震林等“专案组”的人员。王良恩说，王稼祥疏散

到河南信阳，谭震林到广西桂林，“中央决定将邓小平疏散到江西南

昌下放劳动，接触群众，昨天晚上周总理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关照

过了”。并交待专案组负责人：“你再带上个人。任务有两条，一是

安全送到，路上不能出问题；二是会同江西的同志为他们找个合适的

住处，有暖气的更好。邓小平年纪大了，住处跟劳动的地方不要距离

太远，远了派车不太好，步行太久或坐公共汽车也不大安全。虽然陈

云和王震同志也是去江西，但他们和邓小平不—样。他们两个都上了

‘九大’中央委员，一般来说还不会出什么问题。邓小平没有选上，

文革前又是挂过像的，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容易被人认出来，发生

揪斗现象。清楚了吧？好，你们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早上八点钟赶到

沙河机场上飞机。”

　　在中办和江西为邓小平去江西的事情忙着的时候，父母亲和大姐

邓林也在抓紧收拾东西。父母亲平时的生活简单，生活用品很好收拾。

　　但既然允许他们带书走，就要尽可能地多带点儿。他们到院子后

面的大书房中去挑选，把我们家多年来珍藏的马列主义著作、历史、

文学等各类书籍，一本一本挑出来，装进中办帮助做的几个大木箱子

里面。他们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将由这些书来陪伴那些不眠的日

日夜夜。临行前的头一天，也就是10月21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

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