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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帝国勃兴的启示

           
  香港回归中国标志着大英国的完结。然而,金发碧眼的英国人能够在短短两
三百年内将其疆域从一个比广东省大不了多少的岛屿,扩张到地球四分之一的表
面,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不让人发出和司马迁一样的惊叹:「何
兴之暴也?!」对于有志于复兴华夏文明的人来说,在香港回归之日,思索大英
帝国的勃兴之道(有人称之为霸业),比嘲笑它的没落命运,也许有着更为积极
的意义。

  我在英伦求学时,曾注意到有三样东西,即牛顿科学、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恰好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出现在英格兰这块不大的土地上。它们的合力便造就了
「现代化」这种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东西,也就造就了大英帝国勃兴的
基础。

  随后,由近及远,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相继起而仿效英国,也
成就了它们各自的现代化(后俄国因实行共产制度而落伍)。

  我们中国也起而仿效了。自鸦片战争战败被迫割让香港以来,无数中国志士
仁人一直在探索和实践救中国的道路。曾先后占据历史舞台的有「师夷长技救中
国论」、「君主立宪救中国论」、「三民主义救中国论」、「社会主义救中国论」、
「市场经济(或改革开放)救中国论」等五种。再多一些就会令人眼花缭乱了。人们
不难看出,这些救国论都万变不离其宗,均和牛顿科学、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即
使是「社会主义民主」)有关。

  但不幸的是,试了那么多回,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似乎仍然在一步之遥,贫穷
的地区还是那么多,军事实力还是不敢和G7(即英、美、德、法、意、日和加
拿大七大工业国)攀比。于是民主派发话了:「没有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就
没有四个现代化。」在这里我不想谈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想劝人们应该把注意力
转向一个长期被视而不见的现代化原动力:创新性上面。

  创新性和现代化的关系,以往并没有被提高到同牛顿科学、市场经济、民主
政治一样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我们百余年来寻找救中国道路时的一个致命缺憾。
许多人会将创新性看作因变项,而把经济、政治、教育看作自变项,因而认为只
要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教育普及,创新性就会自然而然地涌现起来。其实在很
多情况下,两方的因果关系并不是这样。对自身经济、政治、教育的发展颇为自
呜得意的香港,就令人看不到多少创新性。倒过来,把创新性看作自变项,而把
经济、政治、教育看作因变项,人们在继续寻找救中国的道路时,就必定会发现
一个崭新的天地。

  我在英国曾看过这么一个电视专题报导:一位老人喜欢钓鱼,有一天他突发
奇想,能否拿他经常作鱼饵的蛆虫,来吞食本郡大量饲养的家禽家畜的尸体和下
水,从而代替目前采用的,污染程度较大的将之堆埋堆烧的方法?吃胖了的蛆虫
又可以拿来喂鸡,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位老人于是拿家里一座木板房作试验。
试验成功了。他接着又申请发明专利和营业执照,也成功了,他开心极了,在家
里举行庆祝派对,邀请亲朋戚友和左右邻里参加。而为庆祝派对所必不可少的大
蛋糕,他给做成了一条眼起圈,身起环的蛆虫模样!(宾客们也见怪不怪,饮食
起舞甚欢。)这位老人是多么陶醉在他的发明之中啊!正是这种业已溶化在千百
万英国人血液中的创新性在改天换地。创新天才救中国此其时矣!

  在大英帝国勃兴之始,创新性在英国本土有一爆发式的发展,其主要标志便
是大量涌现像牛顿、缪勒、洛克这样的创新人才。朱熹有一句话恰好可以用来形
容这些创新天才在历史上的作用:「天不生仲尼(即孔子),万古长如夜。」一部
大英帝国勃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创新捷报频传,创新天才频出的历史。时
至如今,在创新天才于人口中比例分布方面,英国和英语世界国家仍遥遥领先。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创新仍源自以英语国家为主的西方。日本在这方面还是乏
善可陈,遑论我们中国了。

  创新有两个层面,一是发明,一是推广。推广从接受者方面来说,便是模仿。
近一两百年来中国的创新史基本上便是模仿史。譬如在那五种救中国论里头,拾
人牙慧的地方便随处可见。这样下去,我们也还不会落伍,但必定会被西方文明
所同化,中国人将不再是中国人!现在是不是到了倡导「创新天才救中国论」的
时候了呢?

  创新天才并不是社会所能随心所欲创造出来的,他们是天生的。社会的责任,
仅在于清除掉妨碍他们成长、出现、发挥的因素,就像搬开压制幼苗生长的石头
一样。在目前中国社会,有三样东西必须做。一是废除填鸭式教育,二是扭转一
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三是提倡和保护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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