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和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前者是由后者逐步演变而来。所以，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不仅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来判断，也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来判断。从某种意义来说，从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去判断这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可以更可靠、更确定。

　　中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转变，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可以拓宽和加深对于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有利于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本报告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扼要概括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造与特征，初步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根据培育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要求，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前言

　　关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向来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当时中国阶级阶层形势分析，指出了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期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为我们党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奠定了阶级路线基础。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我们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这条阶级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我们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大变化，逐步形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这是同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类似的，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和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各个社会阶层之 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

　　正确认识目前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从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结论，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政府实行的政策和管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并据以形成新的理论和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用以协调好党和政府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应当指出，现阶段我们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期不同，已经不再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安排好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关系，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199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指示社会学研究所要进行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经过酝酿准备，在院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初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从此开展了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三年来，课题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并对国内外有关社会阶级阶层问题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分析和整理。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先后对湖北省汉川市、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贵州省镇宁县、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无锡市和吴江市七都镇。广东省深圳市、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天津南开大学等市、县、厂、校，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 人户访谈和召开各种座谈会、调研会，取得了11000多个样本和近千份各类成员的访谈记录。

　　为了保证此项重大课题研究，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整体状况，从2001年6月开始着手进行全国规模的抽样问卷调查。课题组聘请抽样专家，按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72个市、县、区进行6000份问卷调查，由课题组成员汇同这12个省、市、自治区的同行学者合作实施。

　　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发表以后，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调查数据和成果。课题组经过讨论，改变了原来打算在全国6000份抽样问卷调查完成后才写研究报告的计划，决定先根据上述各典型地区社会调查所得的数据和资料，再辅以全国的统计数据和已有的文献，撰写了这份《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这只是第一份研究报告，随着全国抽样问卷调查的完成，以及分析研究的深人，我们还将写出若干份研究报告。最后成果将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整套丛书。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课题组集体研究讨论后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总报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化作了总体分析，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并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作了界定；对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做了初步分析，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但还只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二部分是课题组部分成员分别撰写的关于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社会中间阶层等4个专题报告。第三部分是由5个地区的分课题组，各自撰写的深圳、合肥、福清、汉川和镇宁等5个市县的社会阶层结构状况的地区个案研究报告。

　　关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一直是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十分关心的大问题。早在1981年第一个私营企业主出现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在1981年9月开辟专栏，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理论研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有一批社会学家对社会分层、社会流动问题进行了比较深人的调查和研究，有一批学术论著问世，这些论文和著作多数是关于某一地区某一阶层的调查和研究。1987年11月，"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正式被列为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分化、社会流动明显加快，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逐渐形成，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农民工等，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是社会学家，而且还有文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也都来研究这个关系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出版，其中有几部著作是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总体性分析的研究论著。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是一项重大的课题，也是一项最基本的国情研究，是党和政府进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依据。这项研究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写出全面、系统、深刻、真实的研究成果，是很大的难题，确非某一学者，某一单位的力量所能独立完成的。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和专门的经费进行此项研究，一般是每隔五年或十年进行一次。例如日本是每隔十年全国调查一次，被称做�"关于社会阶层和社会移动的全国调查"，出版的研究成果称为《日本社会的阶层结构》。这样的全国调查，日本是从1955年开始的，已经进行了五次，每次都有新的改进，其理论框架逐步成熟，研究内容逐步深人，研究方法逐渐完善。所以，这项调查的基本数据和研究结论，在社会上有权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有好几位研究人员，长期从事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社会学核心问题的研究，但因条件限制，也都只能就某一阶层、某一社区的阶层、某一专题进行研究。虽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但影响却是有限的。

　　自李铁映院长亲自下达了社会学研究所要进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任务之后，这项重大的课题研究就进人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在院所领导的直接支持下，组成了十多人参加的课题组，使原来由单个个人分散的研究转变为有组织有领导的集体合作研究。项目被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研究课题，得到了院科研基金的重点资助。课题组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定了汉川、海城、福清、镇宁、合肥、无锡、深圳等市县进行社会调查，都是和当地省市的同行学者合作共同完成的，有的还是主要由他们完成的。在进行社会调查过程中，得到了各地市（县）委、市（县）政府领导和干部群众的密切配合，热情帮助，有的还给予了人力、财力方面的支持。可以说，此项重大课题的研究，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无私帮助，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是不可想像的。这个课题自开展调查研究之后，就受到了社会学同行学者的关注、帮助和支持，课题组先后召开过三次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的李强、孙立平教授，北京大学的杨善华教授，人民大学的郑杭生、李路路教授，北京社科院的戴建中研究员，天津南开大学的朱光磊教授，上海社科院的卢汉龙研究员，广州社科院的蔡国萱研究员等都在百忙中来参加会议，并对此项研究贡献了宝贵的意见，使课题组的研究工作，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给予很大的关注，社长兼总编辑谢寿光、总编助理范广伟多次参加课题研讨会，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意见，尤其是在课题成果的编辑出版方面付出了心智和辛劳，也正是由于出版社的努力，使本课题成果得以列人国�"十五"重点出版项目。

　　现在，本课题的第一批研究成果就要出版了，让我们藉此机会向上述给予课题组帮助、支持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李铁映同志，他一直十分重视和关心这项重大课题的调查和研究，多次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给予了明确的指示。感谢其他院领导和院科研局的同志们，感谢社会学所的领导和办公室、科研处、资料室的同志们三年来给课题组一贯的支持，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谢意。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是本课题组的第一个研究报告，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由于时间紧迫，不仅还未能利用全国规模的抽样问卷的数据和资料，即使是已经进行调查的市。县和厂、校的调查资料，也未能完全运用，我们主要是选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深圳、合肥、汉川、镇宁这4个县市的资料和数据。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所以我们在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判断，难免有偏颇不当之处，这只能作为一家之言，抛砖引玉，希望得到同行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使以后的研究做得更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

　　　　　　　　　　　　　　　　　　　　2001年11月8日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一部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与1978年以前的阶层结构相比，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科学分析需要新的视角

　　对于当前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如何去认识，如何给予理论解释，存在着各种争论。但不管人们有些怎样的争论，今天，简单地照用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或者毛泽东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无疑是不够的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　　　　　　　　　　　　　　　　　　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①（《共产党宣言》，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版。）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实证的、科学的分析，从中得出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认识。具体而言，在分析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时，应该注意下述几个问题。 　　1．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不是划分阶层的惟一标准

　　当代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主要是个人（私人）占有，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生产资料是由国家和集体占有的。同时，公司制近十年来的发展也导致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物质财产的占有并不是衡量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的惟一标准。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就要重新认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加以科学的发展，形成一个更加符合变化的、现实的多元分类标准框架。

　　2．阶级阶层问题研究的目标与分析思路需要调整

　　在当前有关阶级阶层问题的争论中，有一种误导性的说法，即认为采用"阶级"一词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采用"阶层"一词则似乎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在大多数英文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ss"，它既可 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①（国内学界和民众通常采用的"阶级"和"阶层"这两个词汇的涵义，与英文中的class（阶级）和stratum（阶层）的涵义有些不同。英文中的class一词的涵义较为广泛，包括了中文中的"阶级"和"阶层"这两个词的涵义。而stratum一词的意思则比较窄，一般指的是由等级分化（stratification）而造成的连续性的等级排列。例如，按收人这一指标来分，从最低收入（每月50元）到最高收人（每月5000元），可以排列出连续的若干层（stratum），层与层之间只存在量（数值）的差异，不存在质（属性）的差异。但是，如果要把连续的stratum划分为几个区间，那么，处于各区间的个人或家庭构成的群体，在英文中被称为 class而非 st。turn，如 50～500元是 underclass（下层阶级），501～2000元是middleclass（中间阶级），2001～5000元是llPPefCI。SS（上层阶级）O在中文中，情况有所不同，"阶级"这一词汇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由生产资料占有来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一词汇让人联想到的是严重的社会冲突、动荡或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有些学者和民众对这一词汇还带有反感情绪和否定倾向。而"阶层"常常被认为是不那么具有冲突性并带有等级性质的群体概念。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采用哪一个词汇，而在于采用哪种思路来分析"class"这种社会现象。）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分析思路，即"冲突论"的阶级阶层分析与"功能论"的阶级阶层分析。冲突论强调各个"class"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功能论则强调社会分化现象有其合理性，强调协调各个"class"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整合。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当代社会中，"class"不论是被理解为阶级还是被理解为阶层，都有其两面性：既存在相互利益的矛盾性，也存在相互利益的可协调性。根据所研究的问题的不同、出发点的不同、关注点的不同和目标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分析思路。

　　马克思和毛泽东当年在对阶级问题进行分析时，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制度，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因此，他们的分析特别强调阶级关系

　　之间的对抗性，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剥削和压迫现象。而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执政党，因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建设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执政党目标的变化也需要相应调整阶级阶层问题的分析思路，需要客观地调查和评估当代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变化、地位、特点，研究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状态，从而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

　　（二）依据三种资源的占有状况勾画新的社会阶层结构

　　1．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四个主要特性

　　基于国际学术界对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普遍特征的研究结论，也基于本课题组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的认识，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做出了一些基本判断。 　　首先，与绝大多数已经实现工业化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一样，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为职业的分化。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科层组织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对社会阶层分化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①（有关观点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忡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第121～130页；李路路、王奋字：《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这些制度因素包括所有制、户籍制度、部门差异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强有力的作用。）

　　第三，生产资料所有权仍然是导致当代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特征。但很显然，这一因素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的作用要相对弱于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第四，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对社会阶层分化也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即在过渡时期的利益调整中，大部分人的收人和生活水平会逐渐提高，同时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收人和生活水平相对下降而落入社会低层；另外，在过渡时期还会出现阶层位置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

　　2．以职业分化和三种资源占有状况为划分标准的十大阶层划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技术）资源是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根据这种分层原则，我们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参见图1）。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各社会阶层及地位等级群体的高低等级排列，是依据其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源，因为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资源；经济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并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抑制其影响力的增长；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来上升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 　　（三）十个社会阶层的界定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改革的推动者，但却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后十年，他们仍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回％；在城市中的比例为l～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

　　2．经理人员阶层

　　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的区分界线还没有完全明晰化，其阶层内部的不同来源的成员，在社会政治态度和利益认同方面还有明显差异。这一阶层的社会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于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这一部分企业干部逐渐从行政干部系列中脱离出来，成为职业经理人。第二部分来自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出现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企业主聘用职业经理人来为他们经营管理企业；另一些业主则通过企业股份化而使自己从业主型的创业者转变为职业经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经理人员阶层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极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他们都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水平，同时，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也较高，被称为"老总"。许多大中型企业处于国有或产权不清的状态，实际上是经理人员在支配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同时，这一阶层的主导成分与国家权力和海外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状况决定了经理人员阶层在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也是主导阶层之一，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力，甚至要大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这个阶层还在发展之中，在目前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5％，但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这一阶层的成员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据我们调查，在深圳市这类经济中心城市，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高达9％，远远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但在经济不发达的贵州省镇宁县，经理人员就非常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以及这一阶层的经济回报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3．私营企业主阶层

　　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在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人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拥有资本规模大小不同，他们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质也有很大差异，因而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上对他们的评价有很大的争议。

　　在人数上，中小企业主构成了这一阶层的主体。就全国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但地区差异tL较大。在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一tL例可达3％左右；而在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该比例在0．3％以下。表1显示了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过程与趋势。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 　　专业技术人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他们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而且，他们还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传播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励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理念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显现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的转型，即从以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转变为以现代的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这种转变十分有利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保持较优势的地位，并与掌握着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保持良好的关系。

　　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以及社会中间层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他们主要集中于城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教育、科技和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一阶层将日益壮大。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但城乡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10～20％，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其比例仅为1．5～3％。

　　5．办事人员阶层

　　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同时，工人和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一阶层实现上升流动。这一阶层也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在城市中，其比例约为　10～ 15％；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6％之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人这一阶层，在未来十几年中，这一阶层的人员比例将会有明显提高。

　　6．个体工商户阶层

　　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人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有足够资本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但自己也直接参与劳动和生产经营的人）、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有足够资本可以自己开业经营但不雇佣其他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在1949年以前。中国曾经大量存在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但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这个阶层在城乡基本消失了，到1978年，全国总共只有15万个个体工商户。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个体工商户首先在各地农村大量涌现，继而又在城镇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所以，完全可以说，个体工商户阶层也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这一阶层的规模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扩大。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层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和城镇的失业待业人员（尤其是返城的"知识青年"）。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大量国有企业工人和城市居民涌人这一阶层。目前，这个阶层是吸纳下岗工人、失业待业人员和进城农民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很活跃的力量。调查表明，东部沿海诸省市经济繁荣，个体工商户发展得多，发展得好；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经济之所以发展得慢，个体工商户较少也是一个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一阶层还有扩充并吸纳劳动力的很大潜力；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将由于有某种特长或因为经营得当而逐渐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从而将上升到私营企业主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的主要获益阶层之一。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城市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大拆大建，把许多较为简易的商业设施拆掉了，把马路市场取缔了，致使不少个体工商户因失去经营场地和经营条件而歇业。另外，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这一阶层的管理变得日益严厉，向他们征收的税费也有所增加，他们所能分享的利益相对减少，收人增长速度明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其经济地位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也有所下降，所以他们的不满情绪较多。目前，个体工商户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2％，这一比例是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登记数计算出来的，但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多得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服务业还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　　较低，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接近办事人员阶层。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阶层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目前，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但城乡之间的差异极大，因为这一阶层与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深圳市和合肥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比例分别为17％和门％，但在城乡合一的汉川市（县级市）和镇宁县，此阶层所占比例仅为3．2％和1．6％。在小城市和乡村中，商业服务业还很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从业人员还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够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因为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发育程度较低，尚停留在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领域。可以预计，随着旅游业。体育事业。科技教育事业、文化娱乐业以及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这个阶层会迅速发展起来。

　　8．产业工人阶层

　　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产业工人阶层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随着中国工业化、社会化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将会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科技、文化素质，其劳动技能也将不断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产业工人阶层内部一直存在着企业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制所导致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收人、福利、社会地位、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差异相对 缩小，但户口因素的影响仍然很强。"农民工"应该是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成了这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做的是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所以在工资、劳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明显不如城市工人。

　　除了户籍因素导致的差异之外，单位部门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产业工人阶层内部的分化。福利和劳动保障较好的正规部门的工人与缺乏福利和劳动保障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经济效益低的传统部门的工人与经济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和国家垄断部门的工人，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有着明显差异。

　　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这使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工人阶层中一部分成员通过接受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离开了工人队伍，进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其他社会阶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矿企业改革，实行减员增效等政策，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从而在事实上改变了原来那种终身雇佣格局。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铁饭碗"被打破以后，处于就业无保障的状况。这使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应当指出，这种变化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促使大多数工人有了学习技术和专业技能并做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不好的一面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层长期没有就业压力，因而没有竞争意识，一旦他们的这种既得利益状况被改变，且一时又不能适应这种改变，他们便难免会有牢骚和不满。与此同时，进城的农民大批涌人产业工人阶层，他们成为产业工人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整个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则为22． 6％左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　30％左右。城乡之间差异极大，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之间，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之间，差异也都很明显。

　　9．农业劳动者阶层/

　　该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收人来源或主要收人来源的人员。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业劳动者阶层曾经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真正突破者，是农村经济体制的率先改革者，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实践者和推动者。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解放了生产力，农业连年获得丰收，不仅在较短时间内一举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推动了中国整个体制的改革。另外，这个阶层还是通过分化而产生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产业工人等的母体阶层。

　　尽管如此，由于这个阶层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往往也低于上述所有阶层，所以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比较低。本来，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这个阶层的规模理应进一步分化并大规模缩小，但在目前，这种分化和缩小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如户籍制度等）的阻滞。当然，不可否认，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农民阶层的规模已经有了显著的缩小，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和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 70O以上减少为　1999年的 44％左右。但是，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也从 1978年的 28．正％下降为1999年的17．3％，两种比例仍然是很不相称的，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不相称状况更为明显。这种状况决定了农民阶层的较低收入水平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尤其严重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动者阶①这里之所以用"农业劳动者"，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身份制下的农民概念，西方国家的农民就是农业劳动者，没有身份制含义。层是改革和发展的受益阶层，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阶层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了。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由于大宗农产品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销售困难，价格显著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进城做工变得更加困难，以农业为惟一收人来源和以农业收人为主的农民的收人，实际上是减少的，而各种税费负担却没有减轻。所以，这个阶层利益受损的状况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很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批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就业机会不足使许多新进人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期待业。城市大量征用农用地，则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而这些农民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另外，还有不少城乡居民因为残障或长期卧病的困扰而不能就业，他们多数也陷人贫困境地、目前，这几部分人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部分的失业者，但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一个阶层，却是中国目前这一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方面，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数量比较庞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大多是原国有、集体企业工人及其子女，以及无法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的中青年农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层中，相当部分人的失业、半失业状态持续数年之久，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失业、半失业人群的这些特征使他们构成一个过渡性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3．l％。

　　（四）社会经济地位等级结构：橄榄型还是金字塔型

　　关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或者工业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这种等级结构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等级排列，一方面是以职业的技术分化为基础的社会声望或社会地位等级序列，另一方面是按经济地位（收人或财富）排列的等级序列。也就是说，拥有庞大社会中间层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指的是这样一种阶层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着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如白领职业），并享有中等或中等以L的收人。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是橄榄型的还是金字塔型的这个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尚未发展成橄榄型结构，也就是说，还未能形成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本课题组根据典型调查数据和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等级地位的结构形态和经济收人的分布结构两个方面来观察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形状。

　　本报告的图1在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的同时，已依据各阶层拥有的资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排列出一个等级位序。但实际上，同一阶层的成员在资源拥有量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综合地位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图1中的社会等级分层跨越了阶层界线，它虽然一方面仍以职业的技术等级分化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考虑了组织分化（组织规模）和资产分化（生产资料规模），但更强调个人由于这些因素而形成的资源拥有量的差异。经济地位等级排列的主要依据，是家庭人均年收人或月收人数据。由于本课题组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正在处理中，现只能利用深圳、合肥、汉川和镇宁这4个市、县的抽样调查数据，初步估算各社会地位等级群体的比例分布和收人分布的结构形态。

　　图2、图3、图4和图5显示，深圳和合肥的社会等级结构是底部较为宽大的类橄榄型结构，而汉川和镇宁则是明显的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25尖底宽的金字塔型结构。深圳的社会等级结构最为类似橄榄型，中中层所占比例最大，接近半数的人处于中中层，但同时其结构的下半部分仍然明显比上半部分大，中下层所占比例比中上层高13个百分点。合肥的社会等级结构则处于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的过程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还是中下层，但中中层所占比例正在接近中下层，中上层的比例则相对较小。城乡合一的城市与县的社会等级结构有极大差异。在汉1；1和镇宁， 80～90％的人都处于中下层，中中层和中上层所占比例还很小。

　　4个县市的家庭月人均收人分布结构都展现出顶部尖小、底部庞大的类金字塔结构，　 60～ 70％的人的家庭收入水平在平均线以下（参见图2、图3、图4、图5）。尽管深圳和合肥在以职业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分化方面已趋向于橄榄型，但收人分布距离橄榄型还有较大的距离。最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等级分化所展现的趋势不同，收人分配结构并没有表现出如下的趋势，即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收入分配结构越趋向于橄榄型，或者城市比农村的收人分配结构更趋向于橄榄型。4个县市中，经济最落后的镇宁与经济最发达的深圳的收入差距似乎更大，其收人分配结构更类似于金字塔结构。在镇宁县， 74％的人的家庭月人均收人在平均线以下，最高收人组的家庭月人均收人是最低收人组的15倍。在深圳市，也有　74％的人的家庭月人均收人在平均线以下，最高收人组的家庭月人均收人是最低收人组的14倍（参见表2及图2、图3、图4、图5）。相对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间位置的合肥市和汉川市，收人分配结构较接近于橄榄型，绝大多数人的家庭月人均收人水平集中于平均线附近，最高收人组与最低收人组之间的差距也较小。

　　这种情况表明，收人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职业结构的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是正相关或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职业结构升级为橄榄型社会结构创造了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有庞大中间层的社会阶层结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调节收入差距的社会政策等。

　　　综合四个县市的情况来看，中国城市的社会等级结构正在向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而乡村地区或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社会阶层结构要转变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则还要走很漫长的路。全国的社会等级结构形态很可能类似于汉川的金字塔型结构，因为汉川的城乡人口比例和职业结构与全国的城乡比例和职业构成较为接近。

　　《五）各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地位变化

　　1．与职业和技术等级相关的经济分层形态开始出现

　　　研究社会分层现象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经济的分化，经济差异或者说经济不平等是阶层分化的基础，也是阶层分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近年来，有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对于收入差距扩大与阶层分化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并不很清晰。我们根据调查数据（表3和表4）进行的分析，用经济收人、日常消费开支和家庭耐用品拥有情况三个指标反映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层。尽管由于经济发达程度和城市化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7一水平的不同，深圳市、合肥市和汉川市有略微的差异，但经济分层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

　　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入水平是最高的，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收入水平居中，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收人水平较低，而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收人最低。

　　28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耐用品拥有水平远低于其他各阶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家庭生活比较复杂，一部分人（尤其是夫妻双方都是下岗失业人员）的家庭生活处于极为贫困的状态，也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较高（考虑到这种复杂性，表4暂不包含这个阶层的相关情况）。

　　相对于经济改革之前的经济分配平均化的社会结构而言，目前的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等级分层。很显然，这种经济的等级分层与职业和技术等级分化相关，比如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差异明显，有管理权的人与没有管理权的人经济差异明显，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与没有文化技术资源的人经济差异明显。这一经济分化趋势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早在川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分配的平均化现象时就指出，只要这些国家追求工业化目标，就必然会出现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的格局，这是"工业化的逻辑"。这说明，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层是一种必然的现象。①

　　目前的经济分层现象与改革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改革的最初十年中，普通农民和产业工人经济收人上升很快，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暴富者（一些敢钻体制空子的人或从事特别职业的人）的收人一般要比人们的平均收人高3～5倍甚至更多，而管理人员（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收人则上升得相对较慢，或者出现相对下降，那时的经济分化显得较为无序。而目前的经济分化虽然在分配机制上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但相对而言，基本上是向着工业化社会的职业功能分化趋势发展的，是趋向于按市场规则进行的有序的经济分化。深圳的阶层经济分层结构（参见图2）代表了这一未来趋势，即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收人将进一步提高并居于首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收人也将进一步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参见表5），"脑体倒挂"现象已基本被消除。1981年与1987年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仅为0．025和0．027。o而我们的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即多受一年

　　①　　Frank Parkin，"Cia。 Stratlfication InSOclallstsocletles，　 Brlt。讪 Jour。Alql　SOciologJ， 1969， p358～360　U XlnMeng， Labour人h泱etR叶orn。。nCh。n。， PlttBullding： Cambridge

　　　　Unverndy Press， 20（）（）， p89教育者收人增长6～7％，这一教育经济回报率水平接近欧美国家，但比东亚一些国家低。经济分层规则的这种发展方向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目前政府部门和一些官员对资源的垄断权在严重干扰正常、合理的市场经济分配机制的运行。我们的调查表明，目前人们主要并不是对市场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满意，人们最大的抱怨针对的是一些不合理的分配机制，特别是权力市场化和部门垄断等。还有一点要指出，目前的经济分层中，产业工人阶层的经济地位下降明显。与农业劳动者阶层不同，工人阶层在经济改革以前和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里，在经济分层中一直保持着中等地位，其地位下滑至目前较低的经济地位也就是在最近十年里发生的事。随着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有技术资源者与无技术资源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产业工人阶层的经济地位有可能还会下降。当前严重的就业压力，更恶化了产业工人阶层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状况。尽管这是工业化、市场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在一个较短时期内，经济地位快速下降，的确使这一阶层的成员难以接受。

　表5教育经济回报率的历年变化一

　　数据来源及说明：1981年和1987年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学研究所在1981～1987年对30个行业的企业职工共120000人进行的追踪调查（Xin Meng 2000， Labour Mirket R。jor。。；。n Ch。na， Pltt Building： L．ambrldge UniversityPress．卜　 89）。　 1996年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强等人的全国抽样调查（李强、刘精明："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忡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季号总第30期，第66页）。2000年数据是本课题组调查数据。2000年"未加虚拟变量，2000年'加人虚拟变量，2000年'加人虚拟变量。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31

　　2．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一致化倾向

　　对社会地位有多种测量方法，我们这里采用一种较为简便的方式，以各阶层成员的文化水平来反映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所谓社会地位或者社会声望，通俗来说，就是受人尊敬的程度，是社会上多数人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的价值评价。以往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在中国社会以及其他的工业化社会中，这种价值评价与教育程度高低相关。 　　表6显示了各社会阶层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各阶层社会地位的高低。文化程度最高的首先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其次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较低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最低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这一等级排列与前述经济分层等级排列较为类似，这表明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是，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趋于一致，或者说，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分配趋于一致。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掌握最多经济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资源拥有量也在不断上升。这一点在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表6的数据还表明，越是发达的地区，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素质越高。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利于改变其以往的社会形象，逐渐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目前，在人们眼中，他们不再完全是为富不仁、投机取巧的暴发户形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认为是精明能干、勤奋上进的经济创业者。当然，虽说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形象在逐渐改善，但人们对他们的社会地位的评价仍然无法与他们的优势经济地位相匹配。在合肥市和汉川市，分别有70％和59％的人认为，"应该让私营企业主享有与国营集体企业家同样的社会政治地位"；在深圳市、合肥市和汉川市分别有22％、 15％、 16％的人认同有经济资产的人应该获得高收人。　

　　3．主观等级地位认同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分化之间有距离

　　自我社会等级地位认定也是社会地位的一种反映。我们的调查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等级地位按上、上中、中中、中下、下五个等级进行归类，表7列出了不同阶层对其个人等级地位评价的量分结果。自我地位评估的等级差异与经济分层基本上趋于一致，只是自我地位认同的等级差异不像经济分层那么明显。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中层"，经济地位高的人很少认定自己为"上层"，而经济地位低的人也较少选择"下层"。比如，深圳有54． 6％人认为属于"中层"，合肥有　55．回％的人选择"中层"，汉川有 36． 4％的人选择"中层"。并且，人们对自身的等级地位的评价与其经济收人、教育和阶层归类之间的相关性也比较小（参见表8）。

　　对这一现象可做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来说，中国人较倾向于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中间地位，并保持一种中庸的社会态度。另一种解释是，人们对于目前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结构认同的程度较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已经上升的人不敢承认自己居于社会的上层，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人（特别是产业工人阶层）则不能接受自身地位下降的事实，同时他们也不承认那些拥有更多社会经济资源的人的社会地位比自己高。 　　自我地位认同的等级分化程度不明显，可能会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后果。一方面，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属于中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淡化或掩盖社会分化的明显程度，缓解目前较快速的社会分化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自我地位认同等级分化不明显或与客观的社会经济分化不一致，不利于当前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秩序的合法化和稳定化。同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不认同等级分化的社会分层结构，将不利于激励他们进行上升的社会流动。一般来说，如果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主观上承认整个社会的地位等级分化的合理性（比如，承认有能力的人或有文化的人应该居于更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们就可能会更努力地改变自己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争取进人更高等级的阶层，实现上升的社会流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对地位等级分化的认同，及其强烈的上升社会流动愿望，既有利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持，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自我地位认同的一个突出变化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自我地位评价明显提高，特别是在深圳、合肥两个城市当中，私营企业主自我地位评价得分都是最高的，尽管高出的幅度很小。其他的一些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变化。①实际上，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比领导干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更可能选择"上层"或"中上层"。访谈资料也显示，私营企业主强烈渴望在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能赢得社会的承认和他人的敬重，他们对自己目前的社会地位状况多多少少有些不满意。领导干部虽然极少自认为属�"上层"，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认为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或者应该比他们高。私营企业主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竞争①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1998）》，第16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35心态。另一方面，与私营企业主阶层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自我地位认同更趋于中间化，他们极少有人选择"上层"，同时基本上没有人选择"下层"。而在各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当中，有 2～ 10％的人自认为属于"上层"，同时也有近似比例的人自认为属于"下层"。

　　4．各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变化

　　在中国的社会分层中，政治地位或者说政治因素有其特殊的意义。虽然目前的情况与经济改革以前有所不同，政治身份不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它在社会分层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决定了党和国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因此，较高的政治地位可以享有一些非物质性的资源。比如说，社会荣誉、影响或参与决策的机会、在体制内有优先晋升提拔的机会，等等。这些非物质性的资源有利于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和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各阶层的政治地位也反映出他们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而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又可能会影响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 　　对政治地位的测量极为复杂，我们采用了一种既简单而又基本有效的方式，即用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来反映各阶层的政治地位情况（参见表9）。表9显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党团员所占比例最高，除合肥市外，①其他3个县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中的党团员所占比例高达　95～ 100％。这表明，首先是这一阶层与党和政府几乎是三位一体的，它的政治地位最高。其次是经理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较高。经理人员阶层中的许多成员以前的身份就是干部（企业干部），而办事人员阶层中相当大的比例是党政机关的普通公务员①合肥的情况比例特殊，合肥有大量的国有科研院所单位，其中有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不是党员。

　　或一般的办事人员，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后备军，因此这两个阶层中的许多成员与党和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再次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党员比例在各地都接近回巧或1／4，城市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高于县城和乡村专业技术人员的党团员比例。党团员比例最低的是产业工人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团员比例在各地差异很大，这与当地的私营企业主的主要来源及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有关。

　　与以往的一些数据相比，有几个阶层的党团员比例发生了升降变化，这反映出这几个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变化。

　　第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全国工商联等部门的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一趋势。1993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 13． 1o， 1995年上升至 17． lO，2000年进一步上升到19．8％。①这是由于1992年以后有大批党政于部和国有集体企业干部加人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导致的后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生分化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实现了上升的社会流动，进人了其他社会阶层，还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而目前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党组织也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这一点在深圳表现得最为明显，深圳本身不存在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即原来的国有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也很少，新产生的产业工人阶层的构成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在深圳的被凋查工人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党员。有关的访谈调查还反映出，现今的工人与党组织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既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和有关的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这些情况表明，工人阶层的政治地位下降，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如此发展下去，是与工人阶层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这一原则不相称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后有所波动，但并不能说已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总的来说，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经济改革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拔干部和发展党员。在合肥市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党员中，　 37．5％的人是在 20世纪80年代人党的，　 43． 7％是在　90年代以后人党的；　 40岁以下党员所占比例为 37． 5％。在深圳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党员中，　 20世纪 80年代人党的占　45． 7％，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人党的占

　　①戴建中："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于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页。42．9％；40岁以下的党员占71．4％。不过，由于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在快速增长，执政党发展党员的速度未能赶上这一阶层的规模扩大速度，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更是如此。在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而执政党不太重视在这些单位的这层人中发展新的党员。在体制内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平。例如，就深圳市而言，在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为 31％，而在私营。个体、三资、混合所有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为对％。就合肥市而言，在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比例为　29％；在私营、个体、三资、混合所有制单位中，党员的比例则只有8％。

　　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变化的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这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因为工人和农民在人口中仍占有极大比例。

　　【六）各阶层的社会态度回．获益阶层与相对利益受损阶层有不同的社会满意度

　　1996年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参见表　10），大约　86％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10年前更好，仅有　4％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差了。这表明，最初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确实使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获得了益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因而人们广泛支持经济改革和党的政策。 　　几年之后，我们在2000年和2001年的调查中采用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有些变化。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比1995年更好的人所占比例下降，而认为生活变差或者没有什么变化的人所占比例则有所上升。在深圳市，大约　14％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镇宁县，大约　20％的人有同样的感觉；在合肥市，这一比例则高达　24％。这种变化表明，近五六年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虽然使超过半数的人明显获益，但也有相当一批人获益不多或利益相对受损。在城市中，大约l／6的人感觉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另外1小至1／4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在乡村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接近l／3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另有1／5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不如以前。

　　人们对生活水平变化的感受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差异，也就是说，有些阶层的人普遍感到生活水平提高了，而另一些阶层中的许多人则没有感受到生活的改善（参见表11）。感到普遍受益的阶层有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他们对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都持积极的、支持的态度；而在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中，则有较多的人感到自身利益相对受损，这些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如共同富裕等）感到怀疑，还有不少人对某些相关政　　策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由于这些阶层的总规模庞大，所以，他们的这种态度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不利的。例如，在深圳市，11．8％的个体工商户、18．8％的商业服务业员工、30．2％的产业工人和21．4％的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自认为生活水平下降了；合肥市的相应比例分别为　27． 4％。26．9O、　36．5%和 24．2%；在镇宁县，有 15．2%的个体工商户、23O的商业服务业员 工、　 16． 3%的产业工人、　 22． 1%的农业劳动者和　14． 9％的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自认为生活水平下降了。这几个阶层也有较高比例的人对未来五年生活水平变化的预期不太好。

　　上述调查数据说明，近年来的改革政策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显著不平等。如何确保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和发展中获益，从而使执政党赢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Z．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感受是否达到了不能客忍的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人和财富分配的差距在不断拉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更是如此。这使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和有关学者专家公布的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35～0．48，并认为中国进人了收人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关于应当如何判断现阶段中国收人差距或贫富分化的程度的问题，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论。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并不是基尼系数本身，而是人们对收入差距现象的实际感受和价值判断。某个基尼系数所代表的收人差距程度，在某个特定社会中是否合适，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标准。在某些国家或地区（比如美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长期维持较高水平，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不认为这种较大的收人差距有什么不合理，反而认为这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另一些国家（比如北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却一直保持较低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一旦略有提高，便会立即招致社会公众对政府政策的强烈批评和不满。这表明，收人差距程度是否合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文化价值判断，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主观感受。 　　中国社会目前的收人差距程度是否合理，是否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主要不取决于人们测算出的基尼系数的高低，而取决于人们对收人差距扩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有两个特殊的历史因素影响着中国人对目前的收人差距的主观感受：一个因素是，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相当均等化的社会，收人差距是在改革后的一个较短时期内迅速扩大的；另一个因素是，迄今为止，党和政府一再向社会大众承诺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收人财富等级分化的社会。 　　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大约半数的人认为，社会中存在收人差距是合理的，另外半数的人则认为是不合理的（参见表IZ）。其中，产业工人阶层最不能容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在合肥市和镇宁县，大约70％的产业工人认为，存在收人差距是不合理的；而在深圳市，则有 60％的产业工人持相同的观点。这说明，在当前的产业工人阶层中，平均主义的影响仍然是很强的。而且，即便是认同收人差距现象的人，也不一定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是合适的。表13的数据显示，在深圳市和合肥市，仅有1／4的人认为，他们生活的城市中的收人差距是适中的或还不够大，3／4的人认为收入差距太大了；在镇宁县，则有4／5的人认为，他们所在县的收人差距过大。尽管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对于收人差距过大的感受更强烈，但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也多半认为，现在的收人差距过大了。我们在访谈调查中发现，一些有资产的人或高收人的人认为，收人差距过大使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时常感受到低收人者、失业者对他们的不满或仇视心态。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半数左右的人不认同收人差距现象，而且3／4的 人认为收人差距过大，那么政府就的确需要调整或控制收人差距的程度了。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总报告）第二部分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民是最大的社会阶层，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地主、官僚、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在人数上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阶层结构相对简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阶段，中国对过去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了革命性改造，结果只剩下"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农民阶级占绝对多数（197年为82％），仍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不论是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都不是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都不符合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 　　由于缺乏历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我们很难准确描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详细演变过程。现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及其他统计和研究的数据资料，来考察最近20年来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表14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推算出了历年来十大社会阶层的大致比例。应当着重强调的是，表14中的数据都只是约数。

　　门）此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从业人员数，《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职业人口状况数据，并参考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综合而成。"其中"项中的农民工和外来农民指占总从业人数的百分比。"一"为缺乏相应数据，在计算时按零计。

　　（2）1952年工业劳动者、城镇个体劳动者、农村集体和个体劳动者数据见《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9年卷，第250页。该年商业服务业员工数用的是1957年数据，见忡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年卷，第252页。该年经理、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为推算值。

　　（3）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中，1999年公务员528．2万人，加上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的处、科级以上领导人员，以此数和当年分行业年底从业人员数之比推算以前年度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人数，并参照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正％人口抽样数据加权处理。

　　（4）经理人员阶层的人数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职业个数，分所有制不同比例计算得出。国有企业按5人计算，集体企业按2人计算，其他企业按1人算。

　　（5） 1952年私营工商企业 16万户， 1978、 1988年数据引自《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991和1999年数字是《中国统计年鉴》中私营企业的投资者数。

　　　（6）在办事人员中，1999年政府机关办事员及其他人员有311．2万人，加上企事业部门的办事人员，以前年度为按此数占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比例推算，并参照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　回抽样数据加权处理。　1999年办事人员阶层根据全国普查和 1％人口抽样数据推算和抽样调查差距较大，根据后者作了调整。

　　 （7）个体工商户资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个体从业人口计算，1988年和1991年数据来自全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调查　数据。1999年数据见《中国统计摘要2001 ））第30页，为　3160．1万户。

　　　（8）农业劳动者中2％为国营农场职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分行业年底从业人员数"和"乡村劳动力"（年底数）的比值计算。产业工人中的农民工流动人口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绿皮书》比例推算，是农村劳动力的20． 9％。商业服务业员工劳动者中农民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绿皮书比例推算。扣除"农民工"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与忡国统计年鉴》分行业从业人数的比例相同。

　　　（9）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根据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推算，其成员主要是登记失业人口、隐性失业人口及在业贫困者。

　　众所周知，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以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为主的社会中间层将逐渐成为多数，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全国总就业人口中不再占多数，企业家和经理阶层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立阶层，他们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一起，成为主导性的社会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对每个人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开放，机会日益变得均等，公平竞争成为主要的社会流动机制，能力主义准则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依据。从表14来看，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演变，所以可以说，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在中国形成。下面，我们根据表14提供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宏观变化轨迹以及我们的实地调查研究，从六个方面来描述和分析这一雏形的基本特征。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1．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1999年的 4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例下降，对于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从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者所占比重还是过大，甚至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1998年，马来西亚、巴西和墨西哥的农业劳动者比重分别为18．17O、24．19％、19．79O。可见，中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不但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而且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大很多，这大大地制约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一点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转移很快，其速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曾有过的，但仍然只能说，这仅仅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和转变的一个良好开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49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20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将向上流动，进人社会中间层，从而对缩小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起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及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高潮中有明显上升，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变化不大。在今后一段时期，产业工人在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变化也可能不会很大。虽然随着一些传统工业的衰落，会有一部分产业工人流向其他社会阶层，但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新兴产业中的劳动密集性工业企业将加速转移到中国，从而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将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因此，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产业工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的现象。但是，产业工人内部的分化也将不可避免，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含量的增加，一部分产业工人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工人，从而实现向上流动，进人社会中间层。 　　实际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上述变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继续发展下去，这种变化将与农业劳动者的减少一起，正在并将继续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部分逐步缩小做出贡献。

　　（二）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壮大

　　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以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不再是金字塔型，而是橄榄型，社会大部分成员处在中等和中上层地位，只有少数人处于高层和较高层，而处于最低阶层的人也是少数。在传统社会，处在最低阶层地位的主要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大量向其他阶层流动和转移，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开始向上流动，这为社会中间层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条件。 　　社会中间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人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他们不但在收人上处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水平，而且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 　　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扩张最快的阶层结构部分（见表14）。比如，从1978年到 1999年，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重从零上升为　0． 6％，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重也分别从　0．03％和0．23%增加到　4． 2％和　l． 5%，商业服务业员 工阶层则从　2． 2%左右增加到　12％左右，都翻了几番。这样，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便开始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但从我们所调查的四个县市阶层结构（参见图2、图3、图4和图5）的比较显示，目前，中国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构成成分在城市和乡村有很大的不同。在深圳市和合肥市，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是所谓的"现代中间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而在汉川市（县级市）与镇宁县，社会中间层的主要成分则是"传统中间阶层"--个体工商户。由于目前中国的多数人口还生活在乡村，而县和县级市行政区域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地级市的数量，因此，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层还是以"传统中间阶层"的成分为主，"现代中间阶层"成分所占比例还较低。

　　要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完全成为橄榄型结构，社会中间层还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很苦引一需要大大扩张。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中间层将会不断得到扩张，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最重要部分、最稳定的社会力量，而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有望构成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中间层更多地具有"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特征。

　　（三）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在中国社会结构较上层的部分或者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中，掌握或直接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在这类阶层中，除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外，还有私营企业主与经理人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经理人员从于部队伍和企业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比例都在逐年稳步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尤其是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将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形式的发展，企业主的数量将稳定在一定水平或者相对减少，而企业经理人员的数量将会明显增加。不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规模增长还未达到顶峰，在未来几十年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还会有所上升。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只剩下15万户，私营工商业者则不复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厂长都被当做国家干部对待，属于工人阶级。在当时的条件下，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甚至文化精英是合二为一的，实际上只存在权力精英，厂长和经理的首要任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讲政治，搞政治挂帅。这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家阶层，是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的。比如，。日本的企业家阶层在1950年只占1．9%，到1980年已占到6．3%，日本的现代化也就是在这 30年中实现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充满着生机和活力，避免了国有企业的许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则是这一支撑点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变化。我们看到，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很快带动经济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批经过市场锤炼过的企业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有了一批在市场中拼打出来的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的第一个私营企业主诞生于1981年，到2000年底为止，在工商部门登记的私营企业有176万家，私营企业出资者有395万人，私营企业雇工达到2215万人。目前，中国私营企业主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为 0． 6％，尚未达到日本　1950年的水平。当然，这里还没有包括乡镇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后出现的大批私营企业主，如果加上后者，其比例会大得多，但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其比例仍然是很低的，估算为1％左右。

　　真正的经理人员阶层也是最近20年中出现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改造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经理。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数的多少跟经济发展水平是很有关系的。以深圳市。合肥市与汉川；市为例。据我们课题组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在三地所做的抽样问卷调查，深圳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其十大阶层中占的比例分别达到　6． 15％和　3． 08％，已经超过日本1980年的水平（该年日本的企业主和经理的比例只有6． 3%）；而合肥市和汉 31；市的上述比例分别为　2． 84o、　 0． 33O和0．97％、1．03％，各自只占深圳市的46．17％、10．17％和15．77%、33．44O（参见图2、图3、图4和图引。显然，深圳市的经济发达程度是合肥市和汉JI怖所不能比拟的。一般而言，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53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多，意味着投资主体多，投资数量多，这无疑会带动当地经济更快地发展。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在过去的20年中也有所上升，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城市化推进和国家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扩张，导致了政府组织和公共机构的膨胀。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城市化还将进一步推进，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还要继续扩展，因此，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数还可能继续上升。但与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相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整个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的上升幅度不会太大。对于结构性的变化而言，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三个等级地位最高的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将从目前比例最高的阶层变为比例最低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所占的比例。 　　（四）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已经具备

　　从以上分析可见，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有的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见表15），只是各个阶层规模有大小区别而已。当前中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等属于中间层的阶层规模过小，还没有达到1950年美国和1975年日本的规模，而农业劳动者阶层还过于庞大。当然，尽管中国的中上阶层规模过小，但是已占有一定的比例。今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在构成成分上不会有大的变化，可能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会大大地扩张，这是与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变化趋势。 　　①参见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第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o
　　②参见何建章主编：《当代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分层问题》，第166～1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C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所有基本构成，这种基本的现代社会阶层格局不会再有大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从表16可以看出，在从1965年到1999年的35年时间内，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有了显著提高，而且已经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变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和变化趋势的。中国产业结构日趋现代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职业结构和职业阶层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们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和们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日、美、英三国数据是1995年的。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改变了基本上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取消了对大部分商品的计划价格，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外资不断进人，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格局已经形成，特别是劳动就业的市场化水平越来越高。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这种发展，中国的职业多样性也已得到很大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结构具备了现代化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第三产业还不是很发达，第～产业比重过大，特别是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过多；人均国民收人还比较低；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发育和完善之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有一些遗存物（如户籍制度、单位制），随着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城市化还处在起飞阶段；……所有这些也都决定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还处于较低的现代化水平。

　　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水 平基本上是相匹配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阶层结构的发达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第三产业将会越来越发达，会使各个职业的比重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各阶层的比例。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来说，阶层比例的变化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中间层的规模会大大扩张，农民阶层和贫困层的规模会大大缩小，一些过渡性群体（比如农民工群体）会逐渐融合在其所属的阶层之中。如果中国社会阶层比例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五）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

　　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雏形还体现在社会阶层位序的确立上。所谓社会阶层位序指各个阶层在社会地位等级中的排列次序。阶层位序取决于各个阶层拥有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与组织资源数量，拥有三种资源数量越多的阶层，其阶层位序就越高，反之越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阶层拥有的资源量不可能是绝对均等的，其差别将长期存在。在现代化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企业主和经理人员阶层，由于他们拥有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最多，所以一直处于最高或较高阶层的位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由于拥有的资源量有限或比较少，所以阶层位序就比较低。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基本上呈现出这样的位序，表现在他们之间的收人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见表17）。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等阶层不论在收人上还是受教育水平上都属于比较高或最高的。只是这些阶层之间的位序在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在深圳市，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教育和收人方面都是最高的；而在合肥市，他们的教育水平是最高，但收入水平并不是最高的。这是因为，虽然合肥市科技人员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较多，但这些企业都是新办不久，所以他们的收人还不是很高。在汉川市和镇宁县，私营企业主不处于最高位序，处于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最高位序的是国家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六）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已经出现．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社会流动机制 　　在传统社会，个人的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以及随生而来的社会关系（如家族关系、亲缘关系）等"先赋性因素"是决定其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在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身份分层，凡出生农民家庭的人都是农民，凡出生在工人、干部家庭的人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农民想转变为工人和干部，工人转变为干部，都是很困难的，中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篱笆。这样的社会流动机制，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很大的差别，也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因而严重地限制了人们通过努力奋斗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和动力，从而也影响了国家的发展活力。 　　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尽管各社会阶层的位序已经稳定，但作为某个阶层的个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现阶段的中国，尽管先赋性因素还在继续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获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主要因素，一个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聪明以及能力，就有机会向上流动，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机会是面向所有的人的，是开放性的，不受个人的出生身份和家庭背景限制。

　　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以"身份"论阶层和划分阶层的做法和机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多，尽管还存在许多制度性限制和障碍，但是只要通过努力奋斗，只要有能力，每个人都有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机会和可能。农村孩子可以参加高考，上大学，然后就有可能进国家机关，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也可以去当专业技术人员，还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成为工人、个体户甚至私营企业主等，城市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来改变自己的阶层地位，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据有关调查表明�"出身蓝领家庭的青年有大约一半继承父业停留在蓝领阶层，另一半上升流动进人白领行列"；在城镇，"有约30％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人了非体力劳动者行列"/1/ 当然，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就业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因而难免会有人因竞争失败而向下流动，不过这样的人终究只是少数，而且他们只要通过努力，还是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地位的。不管怎么样，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能力主义评判原则逐渐取代身份主义原则，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这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也是中国保持持续发展活力的需要。 　　①李春玲：《中国城镇社会流动》，第ill。14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我们的调查还表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市场化的收人分配和社会分化机制比较认同，甚至已从内心深处表示接受。这种观念的变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和保证。例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被调查者较多地倾向于不同�"贫富差距大还不如吃'大锅饭"'的说法（见表18）。在合肥市，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的人仅占14．9％，相应地，倾向于不同意的占了 85． l％。①而在汉川市，持这两种态度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26． 1％与　74． 9％。

　　当然，不同阶层的态度结构也有所不同，在合肥市，私营企业主阶层已经彻底否弃了"大锅饭"意识，基本否弃"大锅饭"意识的其他阶层还有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这几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5． 8O、　 7． 4O与　9． 5o，亦即有　90％以上的被调查者都倾向于不同意。相对而言，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还有一定的"大锅饭"意识，其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4．8o、18．4%、18．7%与 22．3％。在汉J；I市，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是基本否弃"大锅饭"意识的阶层，另外，经理人员阶层的"大锅饭"意识也很淡，在这两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人分别仅占3．2％和7．6％，而倾向于不同意的人分别占 96． 8％和 92． 4％。其他各阶层则都有一定的"大锅饭"意识，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大锅饭"意识还比较浓厚，倾向于同意上述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高达　32． 0％。32． 1％和 35．l％。

　　①在这里，表18综合栏中表示"非常同意"和"有点同意"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之和构成"倾向于同意"的比例，相应地，另外两个比例之和构成"倾向于不同意"的比例。后文的计算同此。

　　从上述分析来看，个体工商户的情况有点特殊，在两个地方都是"大锅饭"意识相对较为浓厚的阶层。这可能反映了以下现实：第一，目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下岗职工，与以前的职业地位相比，现在有一些失落感；第二，在目前的宏观条件下（比如管制较严、融资环境差等），他们的经营活动比较艰难。但总的说来，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是宁愿贫富差距大一些，也不愿意再�"大锅饭"。而且，还可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职业领域，被调查者的"大锅饭"意识相应较弱。

　　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具有活力。结构形态相对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在中国逐渐显露出来。可以说，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这个雏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中间层不断壮大以及社会流动机制合理化，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人们的社会流动机会比以前更多了。但是，应该看到，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的要求还有一些距离，其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在中国，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期间还有很多变数和可能性，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化阶层结构的形成还需要国家精心地去培育和引导。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建设进程还不相适应---《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总报告）第三部分

　　从上文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其内部还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明显具有过渡性、自发性和半封闭性等特点。相应地，这个结构雏形还有许多方面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还不相适应。

　　（一）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继续发展完善之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还处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那么，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将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呢？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呢？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一些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

　　1．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地看，在不同的产业结构下，社会有不同的结构形态。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因而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是农民，整个社会的结构形态则是一座金字塔。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以工业为主导产业，农民阶层则在不断缩小，工人阶层成为最大的社会阶层，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兴阶层，比如企业家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等等，但这时社会的中间阶层以所谓的老中间阶层为主，其　 规模较小，所以社会结构的形态仍然是金字塔型，但金字塔底部的构成有所变化，规模开始缩小，整个结构形态出现向橄榄型转化的趋势。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先后进人后工业社会（有人称之为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以服务业、信息业、知识经济为主导产业，工人阶层的规模开始缩小，而以国家、社会和企业的管理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为主的阶层，成为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结构的形态逐渐演变成橄榄型。

　　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头小、中间大。所谓两头小是指，拥有较多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处于最高和较高社会等级的阶层规模较小；而拥有的各种资源最少甚至没有什么资源，处于较低和最低社会等级的阶层的规模也很小。所谓中间大则是指，就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而言，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处于社会的中间等级位置，属于社会中间层。

　　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小，并且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则处于贫困状态，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和革命。相反，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体面的职业，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人，生活比较安定。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他们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利益一致，他们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型消费群体，他们还是社会变迁中缓冲社会矛盾的稳定力量。无疑，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或者不会那么尖锐，大多数社会成员很少对社会感到不满。这样的社会是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的。

　　国际社会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现代化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仅有经济的现代化还不够，还必须在经济结构现代化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形成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那么，经济现代化是不巩固的、不稳定的，仍有倒退的危险。这样的例证已经不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就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一点更为重要，也更为本质。 　　2．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

　　从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客观历史过程来看，现代社会分化和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机制与前现代社会显著不同。

　　第一，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以成就为取向，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取得，不是依靠其先天的或与生俱来的条件，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也就是说，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是后致性因素，而不是先赋性因素。当然，这么说既不意味着后致性因素在前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过程中毫无作用，也不意味着先赋性因素已与现代社会没有关系。

　　第二，社会阶层的边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既不一定是与生俱来，也绝对不是不可改变的。在这里，任何限定某人或某些人参与竞争的制度性障碍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在现代社会，实际上很少有这样的制度设置。每个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便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地位。在传统社会，教育很不发达，并且为少数有钱、有权和文人所掌握，成为大多数人很难获得的稀缺资源；同时，就业的市场化水平也很低，大多数人都难以获得流动的机会。这就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边界固化了。而在现代社会，由于教育的普及以及就业的市场化，每个人都可以受到一定的教育，参与就业竞争，因而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三，现代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其结果是降低了传统社会所讲究的特殊品质（比如特殊的家庭身份、宗教、种族等）对个人的阶层地位形成的重要性，社会成员资格被标准化、普遍化。任何一个人，只要达到某种职位的最低标准要求，则不论其出身地位如何，都有机会在竞争中赢得这种职位。

　　第四，各精英群体，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等，能够相互协商、合作、妥协和制衡。在现代社会，由于高度的专业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总会有一些人拥有最多的资源，从而处于社会精英地位。他们之间既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也存在着利益的差别。利益一致可能使他们走向结盟，利益差别则可能使他们走向对抗和冲突，这两种状态对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是不利的，前者容易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后者则容易造成国家的动荡甚至分裂。而在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既存在着各精英群体相互协商、谈判、妥协和合作的渠道和机制，又具有限制他们在协商过程中结成同盟的制衡机制。比如法律规定，企业家一旦参政，就必须离开企业界，脱离经济活动；参加这个政党的精英不能参加那个政党，等等。此外，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间组织的存在，也是促使不同精英相互制衡的结构机制。

　　第五，贫困阶层享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提升生存能力的制度性保障。在现代化社会，贫困现象仍然存在。贫困者陷入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在竞争中遭到失败（如失业者、破产者等），或是缺乏劳动能力（如老年人、残疾人和年幼者等），或是遭受天灾人祸等等。这些都表明，贫困者中的大多数人致贫的原因，不是他们不"为"，而是他们无法有所"为"，或者所"为"的结果不理想。现代社会存在种种制度性的和民间性的机制，如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培训体系以及慈善机构等，一方面满足贫困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帮助提升那些还有一定条件但暂时陷于贫困的人的就业能力和竞争能力。

　　　　　　第六，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认可合理的阶层分化机制和层级体系。在现代化水平高的社会，后致性的地位获得机制和竞争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对竞争的舆论、法律监控制度也相当健全，"能者上、不能者�"，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相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处于急剧的变迁之中，尚未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影响社会阶层分化的因素相当多而且复杂，使得多数社会成员不同程度地不认可现有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地位等级体系，甚至也采取不合理的手段和方式去获取社会资源，从而恶化了社会流动和分化机制，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社会失序、社会认同混乱等问题。所以，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地位等级和合理分化机制的认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阶层结构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社会理念和文化价值，关键在于，通过这些机制和体制而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等本质特征，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阶层结构的公平性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不存在制度上区别对待的问题，不能把出身不同、种族不同或其他特殊品质作为竞争的先决条件，竞争的惟一条件是能力或业绩。二是对竞争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违反公平原则的竞争会受到制止和惩罚。这样的公平性是通过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来实现的。

　　社会阶层结构的开放性是建立在公平性原则基础上的，只要在竞争中遵循公平原则，那么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阶层之间不会存在相互屏蔽问题，边界是开放的。这里的开放主要是制度上的开放，凡是符合某种社会标准资格，就属于某个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职业是分层的主要标准，所以，达到某种职业资格，就应属于相应的职业阶层。

　　合理性与公平性、开放性也是紧密相关的，但合理性更多的是指国家在配置资源和机会上要有效地发挥转移支付功能，提高竞争起点条件的均等程度，防止社会阶层差距的过分扩大，使所　 有人享受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就。所以，这样的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国家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发展和普及教育，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活，提升弱势群体的竞争能力，反对垄断，扩大社会就业机会，等等。 　　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正因为具有上述本质特征，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每一个社会位置都不会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永远占据，保证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能够充分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能够增强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等级地位的认同，进而有效地化解因资源稀缺和利益分化而产生的社会紧张与冲突。所有这些，既是社会的活力之源，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时期也就有相应的社会阶层结构，或者说，现代化国家需要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 　　3．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需要其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的既定目标。中国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经济上看，中国工业化已经进人中期阶段。早在1958年，工业总产值便开始超过农业总产值，到1999年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9． 7％，而农业增加值只占17．3％，与此同时，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第三产业发展越来越快，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78年　23． 7％，到1999年增加到 33％，超过农业增加值近一倍。期间，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变化不大，从1978年的48．2％增加到1999年的49． 7％。这些因素表明，中国不仅在进行工业化，而且还显露出后工业社会的一些特点，商业服务业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势头。

　　经济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势必会带动职业结构的变化。现代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工人和管理人员，商业服务业发展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高科技的发展更是促使对技术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局的需求快速增长。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社会阶层结构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参见表19）。一个社会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能仅仅看它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还要看它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要以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为基础，只有在现代产业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才会形成如下的趋势与格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以及技术工人等社会中间层不断扩大，农民人数则不断减少。另一方面，经济的现代化也需要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结构的相应变化，经济的发展终究会难以为继，甚至会因为社会的动荡而陷于停滞或滑坡。 　　4．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

　　综观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说，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中最为本质的层面。

　　首先，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科技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社会支持力量。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家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工业化不可能达到非常发达的水平的；如果没有一支有相当规模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就不可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提高国家的工　　业化水平；同样，如果没有农业劳动者向非农领域的大量转移和流动，那么农业不可能走向产业化、现代化，农业劳动者自身也不可能很快地增加收人，改善生活。英国之所以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与其前工业化（指工业化之前的经济发展状态）时期出现的一大批熟练手工业者、中间商人和商人兼雇主等具有现代社会阶层特征的群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仅积累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而且还积累了用于工业化的资本。

　　其次，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稳定基础。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绝大多数人享受着体面的生活和社会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受益。例如，巴西、阿根廷、秘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以及伊朗、伊拉克等亚洲国家，曾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它们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出现相应的现代化转变，结果城乡差别急剧扩大，规模最大的农民阶层利益受到损害，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而少数权势者阶层则大发横财，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乃至社会动荡和暴动。

　　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与各地方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程度密切相关。中国的城乡经济差距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别，不仅仅体现在收人差距和产业结构的不同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差别上（参见图2、图3、图4与图5）。考虑到像经济收人、产业结构这样的统计指标往往包含着大量的水分，而阶层结构则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一个地区有多少专业技术人员、农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等，是难以夸张掺水的，所以，在评判一个地方的现代化程度时，社会阶层结构可以说是最客观、最本质的指标。而且，更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要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合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是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就要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各阶层能否分享发展的好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到这样的好处，而该国家或地区的阶层构成，则可能是最好的具一体操作指标之一。

　　总之，在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时，不能只看到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速度、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否带动其社会阶层结构朝着现代化方向变化，还要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什么样的形态，即能否将其归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范畴。所以，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仅有3000美元的人均国民收人是远远不够的，这还只是表面性的现象。只有研究和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才足以更深刻、更本质地判断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现代化水平。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国情、区情，或者说，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本质特征。

　　　（二）中国现有阶层结构不合理，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与上述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相对照，可以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并不是合理的。客观地说，可以把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不合理的基本表现概括为两句话：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社会中间层的规模过小，而像农业劳动者这样的构成社会中下层的阶层规模还过大。例如，在我们的调查中，深圳市、合肥市。汉川市和镇宁县的阶层结构都存在类似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则与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参见图2、图3、图4、图5）。这些不适应如不及时加以调整和克服，将对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尤其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或者会使一个社会难以应对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一社会危机，难以迅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1．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该缩小的阶层没有小下去

　　在真正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农业劳动者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阶层。例如，　 1992年，农业就业比重在英国为　2％，在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在韩国也仅为17％。①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落后很多。从我们的调查来看，汉J；；市的农业劳动者在占其全部社会劳动力的　54． 9％，镇宁县的这一比例为 64． 6％。就全国而言，据统计，　 1999年，在全部劳动人口中，以农、林、牧、渔业为惟一或主要职业、以务农收人为惟一或主要收人来源的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　44％左右。可见，中国的农业就业比重是这些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见表20）。总之，中国还有三四亿劳动力在从事小农经营活动。这种状况是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极不相称的，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极不适应的。

　　首先，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与中国现有的工业化水平严重不相称。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一直未能起到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的作用，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极不相称。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构成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17．3O，第H、三产业增加值合计占　82． 7％。也就是说，　 44％的农业劳动力，由于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太少，仅仅创造了　 17． 3％的　 GDP，而他们所能分享的GDP更少。这种状况，是与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趋势相背离的，也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累积了沉重的结构性负担。

　　一是导致农业劳动者的收人得不到较快的增长。农业劳动人口规模庞大，而其所创造的GDP份额太小，是农业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长期低下、与其他阶层的收人水平的差距日益拉大的深层根源。例如，调查表明，1999年，汉川市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月人均收入仅为181元，相当于平均水平的68．3％；同期，汉川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以及产业工人等阶层的月人均收人，分别是汉川市农业劳动者的月人均收人的3．65倍、1．68倍、3．49倍、2．61倍、2．23倍、2．30倍、1．30倍和1．35倍。这样，大幅度地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乃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的治本之道，舍此而外，任何其他增加农业劳动者收人的措施，都只能起到杯水车薪的作用，甚至根本无法实施。例如，中央政府每次提出使农民增收减负的措施，几乎都会遇到力度极大的反弹；再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例，尽管中央政府决心很大，也只落得中途搁浅的结局。

　　二是低收人制约了农业劳动者的消费需求，从而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农业人口的消费水平仍然是很低的，其消费支出的大部分被用于食品支出，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消费各种工业制品和服务产品的能力极为有限，以致在中国形成了明显二元化的消费结构。调查显示，1999年，汉川市农业劳动者家庭人均月消费仅85元，分别相当于当年汉］；；市。合肥市与深圳市各阶层家庭人均月消费的平均水平的 73．9％。27． 0％和 6． 6％（暂不考虑各地的物价差异）。这种状况与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不相称。近年来，各级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扩大内需的措施终究难以十分奏效，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一个大规模、低收人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没有钱用于更多地消费工业品和服务产品。 　　三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长期低下，潜藏着引发社会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正是由于广大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收人水平过于低下，目前，中国已出现生产相对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这不仅造成了对国外市场的高达　30％以上的依存度，而且还潜藏着引发经济一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国际的经验值得注意。例如，今天的拉美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虽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世界中等收人国家的水平，但社会结构却是高度畸形的，广大农村和农民处于破产的境地，整个社会因此而很不稳定，匪盗猖撅，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又如，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伊朗利用石油资源迅速成为一个中等收人国家，但当时的政府并未利用这个机会推动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而是不顾社会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农牧民仍处于贫困状态的现实，致力于实现国防的现代化，大把花钱，购买先进武器，结果是引发了巨大社会动乱和宗教革命。此外，我们还应当警惕的是，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社会阶层结构特征与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经济格局之间，也不难发现某种相似性，而欧美的这些国家恰恰就在那个年代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社会一经济危机。

　　其次，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观念和文化素质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农业劳动者阶层不仅规模过大，而且还存在着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的观念与文化素质。中国的农民大部分还是小农生产者，更多地习惯于家庭生产的经营模式，缺乏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文化教育水平较低。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73市和深圳市各阶层的总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汉川市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相当于合肥市和深圳市各阶层总平均水平的　 50． 3％和　 45． 4％，镇宁县则分别相当于　 29． 4％和26． 6％。这种状况，无疑制约了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和发挥，这是农民外出找工作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他们即便向非农产业转移了，往往也只能于一些收人低、工作条件差的体力活。可以说，农业的过剩劳动力基本上是低素质的过剩劳动力，这种低素质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严重软约束，也是中国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性问题。

　　2．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该扩大的阶层没有大起来

　　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必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口构成总人口的主体，这是社会稳定的坚实力量。日本曾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美国的中间阶层约占总人口的　60％。相形之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中间阶层不仅出现得较晚，而且规模过小，目前能够将其归人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　15％左右。①

　　社会中间层过小的结构性后果，在许多方面与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的结构性后果相同，都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不稳定。

　　首先，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的一个结构性后果是，不利于社会稳定。

　　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平等，贫富差距巨大。因为这种结构形态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他们所享受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很小，小得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严重不相称；少数人处于社会上层和中上层，他们享受的社会资源份额很大，大得同样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严重不相称，其结果就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未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好处。我们的实地调查显示了这一点。例如，深圳市是社会中间层发育得较大的地方，调查时各阶层人均月收人的总平均水平为3532元，低于这一水平的阶层有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这三个阶层在深圳市整个阶层结构中合计占　47． 7％（见表　3、图　2）。但要注意的是，表　3中的收人统计没有包括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收人情况，因此，就其余九个阶层而言，三个低收人阶层所占比重实为　53． 2％。①汉J；l市的这一比例更高，在考虑到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时为67． 2％，而在不考虑这一阶层时为　73． 4％（见表　3、图　4）。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存在，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普遍不满甚至动荡。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虽然有所增长，但在规模上仍然过小，社会总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工人阶层。以致与阶层结构相关的城乡差别和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长此下去，必然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次，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使国家缺乏抵抗风险和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条件。

　　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就可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的实力，否则，便难以抵抗各种经济风险或危机，难以迅速从各种社会--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难以获得持久的发展潜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南亚各国（地区）由于有着不同规模的社会中间层，在应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就表现出很不相同的能力。在此次危机中，韩国是应对危机的能力最强、恢复得也最快的国家，而这与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不无关系。有资料显示，早在1980年，韩国的中间阶层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就已经达到 55％以上，此后这一比例还一直在提高。①正因为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韩国社会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在遭遇金融危机以后，全社会能够团结一致，很快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相反，作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迄今尚未从此次危机中恢复过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与印度尼西亚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社会中间层有关。例如，1998年，该国城市化水平为38． 8％；另外，　 1996年该国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为　44． 0％，　　1998年甚至还上升为　45． 0％。②这种城市化水平和就业结构，当然无法产生一个支撑社会稳定的社会中间层。

　　韩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正反经验还表明，一个国家，即便在经济上达到了中等收人国家的水平，但如果其社会结构没有实现现代转型，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便仍然不能算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显然，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同样过小，还跟不上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三）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秩序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

　　尽管在中国目前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中，各阶层的位序关系已基本形成，但调查表明，迄今为止，这种位序关系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认可，因而缺少必要的社会群众基础。这种状况明显影响着社会心态的稳定，从而也影响着社会阶层结构的稳

　　1．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之处，影响阶层位序等级的合法性

　　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多元化，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机制，如市场机制和国家再分配机制等，也有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无论是怎样的配置机制，都将影响人们所享有的资源的份额，从而影响人们的阶层地位。然而，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却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对现有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可和认同。

　　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相应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基于能力主义--业绩主义的资源配置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但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非法获取资源和机会的做法，譬如权钱交易、坑蒙拐骗、贪污腐败、买官鬻爵、任人惟亲、拉帮结派等，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些人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实现的向上流动，不但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而且还广泛引起了社会的不满。一旦人们普遍对各种社会地位获得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整个社会对各阶层位序关系的认同就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此外，某些制度性的垄断现象的存在，也影响着人们对现有各阶层的社会位序关系的认可。在这里，引起广泛争议并且得不到认可的垄断现象，主要是各种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尤其是金融、电信、民航、铁路等部门的垄断。这种垄断之所以会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和不满，就是因为它使社会分化机制不合理，在让一部分人获得不合理的高收人的同时，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制度性垄断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各阶层在收人分配结构中的实际地位的评价。正如调查所表明的，这种状况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不少人认为，现在是该富起从理论上看，汉川市城乡居民的态度可能是难以完全令人赞同的。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人分配制度必然从单纯的按劳分配转变为按要素分配，劳动、技术、资产或资本、管理等，都有权参与整个社会的收人分配过程，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在多数被调查的汉川市城乡居民看来，有技术专长的人、有文化学历的人以及吃苦耐劳的人是应该获得高收人的人。这表明，他们是承认劳动与技术参与收人分配的权利的，并且认为社会应当给予他们较高的回报。但是，认为这三类人在现实生活中�"最容易获得高收入的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却低得多。例如，认为这三类人实际最容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仅为认为他们应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的引％、45％与28％。这种不一致意味着，在许多被调查者心目中，应该获得高收人的人在现实中很少能够获得高收人。

　　对于当官的人与有资产的人，认为他们应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惊人地低，分别仅占16．5％和13．6%；相反，认为他们实际上最容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则较高，认为当官的人实际最容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尤其多，其比例高达　69． 2％。这种不一致包含着较为复杂的社会心理。首先，这肯定意味着，一部分被调查者还难以接受管理和资本有权参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的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果真如此，则是与市场经济对保持各种要素的活力的要求不相符的；其次，这可能也意味着，在相当多的被调查者看来，这两种要素所获得的经济回报过高，甚至有不合理不合法之处。

　　至于所谓家庭背景硬的人与有社会关系的人，认为他们应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分别不到　5％与　10％，亦即超过　90％的被调查者并不认为他们应当获得高收人。无疑，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因为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不是生产要素，而是非生产性的因素，让它们参与社会的收入分配过程，也不符合现代社会按能力和业绩评价个人的普遍原则。问题是，认为他们实际上最容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相对而言，大大高于认为他们应当获得高收人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这种差异，无疑反映了下述事实：现实资源配置和收人分配机制中存在非市场化的不合理因素。 　　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人初次分配必然是有差距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上所述，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收入差距的成因，并非仅仅是市场主导的收人分配机制本身的不平等性，还有许多非市场化因素，这使得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难以接受收人分配差距现象。这种状况必然影响到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机制的正常运作，进而影响到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确实不认为社会存在收人分配差距是合适的（参见表12）。表12的数据显示，在深圳市和镇宁县，倾向于认可收入差距的被调查者略占优势；而在合肥，则是倾向于不认可的被调查者略占优势。相应地，还有不少被调

　　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苦79查者倾向于同意"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没好处"这一说法（见表22），尽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的一个取得重大成果的改革方针，是在广大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同志亲自提出来的。表22显示，尽管总体上倾向于不同意的被调查者居多，两地的这一类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59． 7％和63． 0％，但表示同意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也不可小视，分别达到40． 3％和 37． 1％。更为严重的是，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目前中国的收人分配差距太大了（见表13）。例如，在深圳市、合肥市与镇宁县三地，认为目前收人差距太大的被调查者分别占74． 9％、　 73． 5％和 81． 8％。

　　在做出各种判断时，被调查者的倾向与他们的阶层地位明显相关。例如，结构地位越高的阶层，越倾向于认为社会存在收人差距是合适的；反之，结构地位越低的阶层，越倾向于认为社会存在收人差距不合适。同样，地位较高的阶层较多地倾向于不同意"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对社会没好处"的说法，而地位较低的阶层则较多地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一般而言，结构地位高的阶层更有可能获得较高收人，而结构地位较低的阶层获得较高收人的机会往往较少，因而两类阶层之间在利益上往往会存在冲突，当这种机会上的差异不同程度地被制度化或非市场化时，利益冲突更加难以避免。调查结果显示，阶层利益冲突正在成为各阶层都意识到的社会事实（见表　23）。在表　23中，仅有　10． 6％的被调查者认为各阶层之间没有冲突，其余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意识到阶层利益冲突的存在，只是对冲突的范围有不同的判断。

　　总之，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资源配置机制和收人分配机制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的。这种状况如果不随着经济社会的正向发展而逐渐得到改善，那就必定会到影响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2．制度改革和创新滞后，一些阶层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制度性确认

　　社会各界对一些阶层或群体的阶层地位给予否定性评价、甚至出现认识混乱的原因，不仅与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存在有关，也与国家未能及时从制度上充分确认各种合理合法地获致的阶层地位的问题有关，其结果是使得一些阶层或群体的职能、角色和地位未能获得制度性的一致化。这同样不利于社会阶层结构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在这方面，受到严重不利影响的社会群体之一是农民工。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怀着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撞憬，离开土地，进人城市务工经商，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有制度无视他们对城市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迄今为止还没有承认他们进城并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十多年了，他们至今还过着候鸟式的生活，还是城镇的边缘群体，由此人为地形成了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和持续存在，主要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至于各社会群体，其实已经开始接纳他们。例如，对�"为了保住城里人的工作，应该限制农民进城"这一说法，合肥的倾向于同意的被调查者不到一半（46％）；汉）；；市的这类被调查者不到　1／3（仅占　32． 8％）。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反对态度最鲜明，因为他们最渴望有用工的自由（见表24）。可见，安排继续限制农民进城的有关制度并没有多少社会学上的根据。同样，继续从制度安排上拒绝承认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地位，也没有多少社会学上的根据。据我们调查，在合肥市，倾向于同意"进城的农民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的被调查者占　55． 1％；在汉川市，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74． 6％（见表 25）。有趣的是，对照表24与表25，可以看到，在合肥市与汉川市，态度反差最大的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在合肥市，这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限制农民进城的被调查者仅占　33． 4％，但倾向于不同意"进城的农民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的人占66． 6%。而在汉 Jll市，相应的两个比例分别为　58． 3%和　25%。在汉川市，较多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认为，农民最好少进城，但万一进了城，也不妨一视同仁，因为作为一个中下发展水平的县级市，汉川市可能并没有多少特权可以保留给城市居民。相反，在合肥市，较多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似乎并不特别介意农民是否进城，但比较介意保护城市居民的特权，比如特殊的就业领域等。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不利于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的确定，因为这个阶层是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重点。

　　据统计，目前全国有农民工约8800万人。按照户籍制度的规定，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但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领域里工作。这样，他们的身份与他们工作的产业性质和／或地点不一致。尽管农民工的出现无论对农村还是对城市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但是，由于上述这些不一致，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首先，虽然农民工个人进了城，但他们的家还在农村，由此造成的往返费用以及给家庭生活带来的诸多不便，是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直接承担的并非必要的巨大代价，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估算这种代价究竟有多大。其次，农民工进城以后，即便其家属随迁，但由于身份的限制，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学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他们的子女因为身份的限制而失学、辍学，社会还将为此付出额外的代价，即低素质人口的复制。而这恰恰是一个经常发生的问题。最后，由于上述情形，农民工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一个无法融人工作于斯、生活于斯的城市社会的人口群体，一个每天耳闻目睹身边的城市生活的便利和奢华、而自己却只能以最艰苦的劳动挣取一份最简陋的生活的群体，一个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在城市里到处受到歧视的群体，是决不可能去热爱城市社会的，在遇到政治经济的新变故时，他们难免会成为城市社会的异己力量，许多社会问题就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城市的公安部门在谈到社会治安形势时，常常把犯罪人员的外籍化作为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却很少对实际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其实，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安排，才是产生这些不该产生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除农民工群体外，还有一些阶层的地位尚未在法律和制度上获得与其角色一致的定位。比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担负着重大的政治责任，承担着组织、推动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掌握着配置政治、经济资源的极大权力。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的合法回报却低于他们的阶层地位，或者低于其他一些收入较高的阶层（见表26）。在汉川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均月收人是最高的，但横向相比，他们的收入仅分别相当于合肥市与深圳市同行的58．98％和14．67%（参见表3）；而在深圳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人均月收入低于与之相比的四个阶层。合肥市的情况则介于汉J；！市与深圳市之间。或者横比（即异地相同阶层比较），或者纵比（即本地不同阶层比较），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都可能发现自己的收人不理想。而且，如果按照国家的有关工资制度来衡量，那么，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名义工资水平将会更低。有资料显示，根据1999年的规定，按最高标准计算，国家主席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与基础工资之和为 1210元（外加每年 1元的工龄工资，下同），部长、省长为980元，司长、厅长、局长为823元，处长、县长为568元，科长为418元。①如果加上各种补贴，这些管理者的工资条上的月收人总额还能增加一两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部长以上的除外）如果真的只有这些收人，即便再加上他们配偶的收人，也只能维持养家糊口的一般生活水平，要想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当然，在位时，除了名义工资收入外，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还有许多隐性收人，包括他们合法享受的各种与职位相当的特殊待遇，这些收人都没有被货币化，没有计人他们的工资，一旦计人，那么，他们的实际收人要比名义工资多得多。所以，即便在这个阶层本身中，倾向于同意"现在政府官员的待遇太低，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这一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也在半数以下，其他社会阶层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的比例就更低了（参见表27）。但是，他们一旦从权力位置上退下来，许多在位时能够合法享受的特殊待遇就会大打折扣。在外部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个阶层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就成了一部分不能自律的成员用以打通权力与金钱的界限的工具，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卖官鬻爵等丑恶现象就难以遏止了。近年来频频出现的"58、59岁现象"屡治不愈，盖源于此。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个阶层的行动边界，还没有给出明确规定。尽管国家正逐步从市场领域退出，但发展经济仍被当作政府官员的主要职能，经济发展成为政府官员的政绩所系和晋升之途。在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的行政考绩制度下，把资源配置到能立竿见影地彰显任期内的"政绩"的做法，就变得非常普遍。大搞"形象工程"，超越本地经济水平和承受能力去修建高等级公路，以所谓"发展眼光"建设具有"超前水平"的楼堂馆所，强行上马与本地资源和市场条件不符的生产项目，等等。结果往往不是竹篮打水，就是86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劳民伤财，甚至兼而有之，而对教育发展、农业投人、民众疾苦等却不怎么在意。所有这些问题的后果都是严重的：它们将降低这个阶层的社会声望，败坏社会风气，瓦解社会凝聚力，最终侵蚀社会发展的活力。

　　又如，私营企业主阶层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和主要组织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个阶层也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之一，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但是，迄今为止，这个阶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阶层地位仍未得到明确。

　　首先，对于这个阶层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者和组织者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阶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其他社会阶层的认识并不充分，甚至还有不少人仅仅看到该阶层D当代申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87D的不规范行为，对他们的高收人和较高收人有种种看法。这意味D着该阶层的主导性作用和社会地位还没有得到社会认同。例如，D对于"现代社会主要是靠企业家来推动的"这一说法，在合肥市I只有 36．2％的被调查者倾向于同意；汉）11市可能更需要企业家，工同倾向于同意的人也刚过半数（见表　28）。D其次，这个阶层的利益尚未得到政治上的充分认可，宪法尚D无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的规定。实际上，整个社会都需要有这样D的规定，但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更多的财富，因而对这种规定的；需要更迫切。I表28对"现代社会主要是靠企业家来推动的"说法的调查l单位：％

　　再次，这个新生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虽然有所增加，但其在政治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管道还很有限，而对于这个阶层中的一部分成员运用的非法管道，在法律和制度上也没有明确的限制。正是由于有许多这样那样的不明确之处，这个阶层既无足够的稳定感，在行为上也多有不规范之处，或者慎言谨行，信奉夹起尾巴做人的原则；或者广结人缘，甚至致力于与权力结成极为复杂的关系，俾可赖以获得政治庇护，并据以表达自身的政治需要，参与体制内外的资源分配，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手里攥着几本护照，一有风吹草动，便抽资外逃。这种状况，无疑不利于这个阶层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充分发挥这个阶层的作用。

　　（四）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存在区域不均衡性

　　与经济发展一样，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的发育也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现象。越是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简单，越是具有传统社会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中间阶层规模过小；越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阶层结构越是复杂，越是具有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即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越来越小，中间阶层规模越来越大。例如，根据我们的调查，湖北汉川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贵州镇宁县，相应地，汉川市农业劳动者阶层所占比重为　54． 9％，镇宁县的相应比重为64． 6％，前者比后者低约　10个百分点。就整个等级结构而言，深圳市、合肥市、汉J；【市、镇宁县的中中层所占比重依次分别为46． 1％、38． 4％、　 10． 4％与　3． 2％（见图 2、图　3。图 4、图 5）。

　　当然，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前者要以后者为基础。但与此同时，阶层结构的不发达也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可以看到，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人数很少，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主几乎不存在。同样，在这些地区，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连达标的教师也难以找到。不仅如此，在这些地方，现有的少量专业技术人员也至今还在不断地向发达地区流动，从这些地区考出来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也多半不愿意回到家乡。所以，这些地区的落后，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不发达，而且也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发育的滞后。如果这些地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能较为明显地改善和培　　　　　　　　　　　　　　　　　育其社会阶层结构，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在经济上有一个大的发展。

　　应当看到，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的区域不均衡性已经日益显得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适应。一方面，国家现代化建设不允许存在大片地区处于经济落后状况，所以急需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这样一种举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落后，这些地区不仅留不住本地专业技术人才，也难以培育出一个足以改变当地经济不发达状况的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要开发这些地区，无疑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从外部吸引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家等去参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但这又使中西部的大开发更多地停留在国家行为层面，缺少当地社会各阶层的有力参与，而当地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却是开发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基础。可见，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从经济层面设计若干个大项目，推动经济发展，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仅仅这样做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虑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要考虑培育和改善本地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能够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原因分析

　　所谓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相适应，意味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还相对滞后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的要求。而导致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这里将从几个视角来考察这些原因，目的在于为相关的对策思考提供一些必要的线索。

　　1．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不利于农业劳动者阶层缩小和社会中间层扩张

　　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城市化严重滞后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成长缓慢的一个客观原因。所谓城市化滞后，是指社会总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以及劳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与经济　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相称。因为，在现代意义上，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过程。在中国，工业化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产业结构水平比较高，而就业结构水平却比较低（见表29）。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没有带来就业结构的高度化，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最后20年里发展得红红火火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基本上是与城市化无关的，乡镇企业的空间分布模式是所谓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相应地，城市化模式则被替换为以发展小城镇为主攻方向的城镇化。然而，这两个模式都是违背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的。原来指望在发展小城镇的基础上，在农村发展第三产业，但结果却很不理想。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要以一定规模的人口集聚为基础的，所以流产的命运对它来说不可避免。

　　当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9．39%，1990年上升为26．4%，到2000年再上升为 36． 09%，　 20年里共提高了近 16． 7个百分点。但这一水平仍然是有限的，与中国工业化已经到了中期阶段的水平不相适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也很远：早在1996年，世界总计的城市人口比重便已经达到　45． 5％。①不仅如此，中国各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对于孕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当然是极为不利的，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就是城市化滞后的一个直接后果。同样，社会中间层规模过小的结构性问题，也与城市化滞后密切相关：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水平低，不利于教育、科技等事业的发展，因而不利于新社会中间层的发育成长。

　　其实，更深人的分析表明，城市化严重滞后本身并不是导致上述阶层结构问题的直接原因，更不是其终极原因。这种直接的。终极的原因，实际上应当到国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滞后或缺位中去寻找，即便城市化滞后本身，其实也是国家的相关制度--政策创新滞后的结果。

　　2．社会政策缺位，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还只是一个自发演变的过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后进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农民占绝大多数、城乡分割和第二、三产业很不发达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起步和推进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实行经济体制的转轨，即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同时还要实现社会转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另外，还应当注意到，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现代化是一个自然的长期的过程，其中至少包括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其结果是近代工业的崛起和农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的萎缩，形成以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另一个阶段是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同时，第三产业迅速兴起并逐步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新中间阶层，从而使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最终具备所谓的"橄榄"形态，实现高度现代化（或进人后现代）。相形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要把这两个阶段压缩为一个阶段。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高度复杂而艰难的事业，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失调、矛盾、摩擦甚至冲突，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进步的关系方面则尤其如此。

　　所有这些，本来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应当仅仅是一个自然而自发的过程，而应当包含着国家对相关过程的自觉调节和协调，应当是一个"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有机结合的自然而自觉的过程。但是，综观中国的各种政策，可以看到，在促进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成长方面，迄未形成像宏观调控经济的经济政策那样的明确而自觉的社会政策。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基本上是在国家调整经济政策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发生的，国家并没有自觉到要运用相应的社会政策去引导和协调这一过程。所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具有明显的自发性。

　　迄今为止，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再翻两番，达到3000美元的中等收人国家水平；并且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人民富裕了，社会结构就会得到稳定，国家就能实现长治久安。因此，若干年来，我们制定了这样那样的推动市场经济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的经济政策，却没有注意制定相应的适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在有些同志看来，经济政策甚至可以替代社会政策，可以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然而，这恰恰是国家政策考虑上的一个严重的误区。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一方面在合理的限度内缩小各阶层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收人差距，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为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提供足够的保障，从而防止社会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以往的经济政策致力于调整和改革经济体制，致力于搞活国民经济并使其保持较为持久的快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社会成员也获得了较以前更多更公平的选择和竞争机会。但是，由于以往的各种不公平的积累，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起点条件是大不相同的，从而每个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能够赢得的资源也不一样，收人和财富的分化和不平等现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不仅如此，调查还表明，在改革和利益分化的过程中，一些阶层由于拥有种种便利和优势条件而能够获得较多的好处，另一些阶层则难以获得多少好处，甚至其原有的利益也在改革过程中受到损害。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和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产业工人阶层，各有相当一部分成员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到损失。

　　目前，中国收人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例如，有资料显示，　 1998年，占总户数 20％的高收人户占有全部存款余额的50％，他们的户均存款为　65万元； 20％低收入户户均存款余额在万元以下； 60％中等收入户的户均存款余额 3万元。在收入分配方面，改革初期，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的收人占全部收人的比例为　36％左右， 20％最贫穷的人只占　8％左右；到　20世纪　80年代末，前一比例提高为　42％左右，后一比例降为6％左右；又过了十年，前一比例再提高到引． 4％，后一比例则下降到　4． 06％。两者之比从改革初期的4．50：1扩大20世纪为90年代末期的12．66：1 。据清华大学教授李强计算， 1990年代后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4577　（当时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38～0．39）。①由此可见，国家社会政策在缩小居民收人--财富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显得多么软弱。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即越是有钱的人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越轻，而越是没有钱的人所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反倒越重。有资料显示，1996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的 40％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0％。②这种现象迄今并无什么改变。所有一切都表明，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形成与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和形成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没有形成能够合理地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体系。

　　国家社会政策缺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在这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这一问题本身有两个表现：一是经济条件本来较好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得到的保障也比较好；相反，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的阶层和群体却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例如，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属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基本上没有什么保障可言。而在城市，有工作的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比没有工作的人所享受的好，工资水平高的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比工资低的人所享受的好，有城市户口的职工享受的社会保障比农民工所享受的好。可见，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起到保护弱势阶层和贫困阶层的作用。二是社会保障的力度远远不够，难以充分地确保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不仅如此，即便是非常有限的这点儿社会保障，还不能做到让所有贫困人口都享受到。实际上，这两种表现是相互联系的。 　　①2000年7月27日《北京青年报》，第27版。
　　①同注①。

　　3．社会制度创新滞后，一些过时的制度安排阻碍着阶层之间的流动

　　除了上述社会政策缺位的问题外，不利于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一些过时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尚未得到根本的改革，还在继续阻碍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 　　在计划经济和身份制度时代，至少有三种制度安排直接阻碍着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流动。一种安排是户籍制度和相关的就业制度，这种制度铸造了一个城乡分离的制度化的二元社会结构：当时占人口　80％的农民很少有机会进人城市就业，因而也很少有机会通过职业转换实现地位转换和向上流动。一种是干部人事制度，根据这种制度，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比较而言，农民的这种机会更少，仅有的两个途径是参军提于和机会少而又少的上大学；而工人则除了参军提干和上大学外，还可以通�"以工代干"的方式获得准干部身份。还有一种是高等教育制度（相关的还有知识分子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大学学历的人自动获得干部身份。这本来是一种不错的文官形成制度，但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较少，能进人大学的人数极为有限。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高考制度被取消，高等教育从此陷人停顿，这条路也就被堵上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上述三种制度安排中，变化最大的是教育制度。高考制度被恢复以后，高等教育日益扩张，农民、工人及其子弟通过上大学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增加。遗憾的是，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又在逐渐地封闭相当一部分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则更加强调学历的意义，应当说，这是正确的制度安排。问题最大的是户籍制度。迄今为止，虽然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有关方面仍在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拒绝彻底打破这种制度，因而它继续成为阻碍农民进城的制度性篱笆。可以说，目前的城乡制度安排具有半封闭半开放的性质。当然，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与城市户口相联系的许多福利已经没有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度的篱笆作用也随之而完全消解；相反，这种作用在许多方面仍然表现得相当清晰：进城的农民即便在允许他们进人的领域找到了职业，也可能会被简单粗暴的城市管理者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赶出城门。显而易见，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制度化二元社会结构，是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要求大幅度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趋向不相适应的。

　　中国特有的传统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模式还在城市制造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一部分职业和行业被规定为城市劳动力就业的禁脔，进城的农民工不得染指，否则，相关用人单位将受到惩处。这就使得统一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迄今为止还难以形成。尽管政府在1992年就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统一劳动力市场却是千呼万唤出不来。没有统一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流动就不可能顺畅。而劳动力的流动却是社会流动的主要内容，因而也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基础条件。

　　另外，公共资源的配置不公正，导致机会结构不公正，这也是阻碍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一种制度性缺陷。目前，最严重地影响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公共资源配置不公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或不当。分城乡来看，城市的公立教育机构获得的资源远远多于农村的公立教育机构。实际上，农村的教育是农民自己办的教育，而城市的教育才是国家办的教育。分教育层级来看，高等教育所获得的公共资源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了创办所谓一流的高等学府，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财政拨款被投给几所办学条件已经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或希望工程这　　　　　　　　　　　　　　　　样的民间资源动员方式去解决，并且美其名日"人民教育人民办"。在这种制度下，城市的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可以获得每月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薪水，而乡村教师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还经常被拖欠，并且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与此同时，大学收费制度并轨的所谓改革，不仅为各公立大学利用国家慷慨提供的公共资源谋求学校自身的福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提高了莘莘学子跨人公立大学深造的门坎。这样一种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其结果就是使广大农民和贫困阶层陷人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在参与市场竞争方面缺少足够的能力，因而也就缺少适当的向上流动机会。

　　4．关于整体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还不清晰，不利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创新

　　在这里，所谓整体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完整地认识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如何构建的问题，并给以逻辑谨严的系统阐述。但恰恰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整体思路还不够清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上述社会政策缺位、社会制度创新滞后等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按照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于1949年以前存在的剥削阶级，如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与城市中的资本家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或则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加以消灭，或则通过公私合营等手段子以改造，从而使他们作为阶级被消灭。于是，在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主要只存在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工农联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如上所述，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结果，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新生。调查表明，这个新生阶层的社会来源，主要是干部、职工、农民、个体户、专业户、手艺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基本上与原来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阶级无关。尽管如　　此，私营业主阶层的出现，仍然意味着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对于这一变化，人们的认识是极为复杂的，一些人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把私营业主阶层称为"新富阶层"；一些人按照传统意识形态的原则，把这个阶层称�"新生资产阶级"；还有一些人则进一步看到这个新生阶层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对这两种社会力量结盟的可能性感到忧心忡忡。由此可见，对于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及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认识。

　　随着城镇国有一集体企业改革的深人，工人阶层迅速分化，其中一部分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的人，积极参与社会大流动，或在原企业中成为管理者，或进人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新型的工人甚至企业白领，或通过经商办厂而成为私营企业主。更多的工人则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其在改革开放以前所享有的领导阶级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一在一部分人眼里，工人阶层的这种地位实际上已经被消解。如果说，传统的产业工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改革中得到了收益，那么，1992年以后，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成了利益受损者，时刻处于向下流动的不安之中。面对这种新的变化，不仅相当一部分工人感到不理解和不安，一些自信代表着工人利益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感到不能理解，难以接受。与此同时，广大以农业劳动为惟一或主要职业、以农业收人为惟一或主要收人来源的农业劳动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而1997年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收人增长缓慢，负担沉重，向上流动的机会日渐减少，教育制度"改革"所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则更是雪上加霜。

　　总之，发生在大多数工人和农民身上的这些变化，与新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状况都有改善，形成鲜明对比。这已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问题。

　　于是，基于各种阶层意识的思想言论蜂拥而起，批评者其言凿凿，辩护者其论皇皇。尽管如此，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调节和协调，所有这些问题，迄今为止尚未从意识形态角度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需要的说明。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也就当是怎样的，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种阶层结构。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不仅难以真正澄清社会上广为流
行的各种思想认识混乱，也导致了一些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甚至错误，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和严重滞后。

创新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体系，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总报告）第四部分

　　在现时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都已不再是一个完全封闭地自我演化的过程，而必定要在自身已有结构的基础上，在保持某些有价值的特色的同时，更多地遵循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发展趋势。就社会阶层结构而言，具有普遍性的世界发展趋势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通过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的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一种较为合理的阶层结构，这种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其中的各个阶层既有各自的阶层利益，因而相互难免会有利益矛盾，但同时又有许多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的共同利益：在这种阶层结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阶层共赢的结果。

　　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与阶层利益矛盾的协调，还是各阶层的广泛妥协与合作机制的形成与维持，都需要有超越各阶层利益的国家利用各种合理的社会政策、制度和机制进行必要的调节，从而使这一过程具有历史的自觉性。可以说，在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的多样化和结构高度化的基础上，国家这只"有形的手"运用恰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来引导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变，已显得日益重要。

　　（一）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体系创新的核心任务

　　l．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需要"有形的手"支撑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过程和途径也难免有差异。就发达国家而言，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经历了一二百年甚至更长的过程。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如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中介服务业从业人员（如律师、会计师等）、企业白领、职业经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等，他们被称�"新中间阶层"。直至新中间阶层广泛出现以后，发达国家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才告最终形成。

　　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大体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国家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毫无作为。相反，为培育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发达国家一般都随着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采取各种必要的甚至是非常全面的措施。例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后不久，发达国家的政府便陆续建立和制定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在其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致力于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推动其社会全面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的出台，重塑了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导向，构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体系。例如，无论是英国政府建立福利国家制度，还是罗斯福"新政"几乎面面俱到地介人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其最终效果都是为塑造一个较为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提供了社会制度一政策保障。

　　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则面临着全球化的压力，不得不用一百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历史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的介人，而企图等待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自然形成，其问题可能会相当严重：有可能形成高度畸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在这种阶层结构下，社会的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极少数社会上层占有绝大多数的国民收人或社会财富，而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处于绝对贫困境地。例如，有资料显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一部分中等收人国家（如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由于普遍存在缨尔达尔所谓的"软国家"问题，　 20％最富家庭占国民收人的份额，是最低者为　20％最穷家庭所占份额的7．5倍，最高者达33．3倍。而在发达国家，这个差距最小仅为4．3倍，最大为8．8倍。①

　　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如上所述，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现代阶层结构的发育主要还是一个自发过程。自发演化过程的好处是阶层结构的形成显得自然，避免了不合理的人为干扰所可能形成的结构问题（就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但是，如上所述，没有国家这只"有形的手"介人，单凭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也难以催生出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尤其不可能使阶层间的收人和财富分配差距自动保持在社会各阶层所能够接受的限度内。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考察了发达国家的收人分配历史后，提出了所谓倒U型假说。该假说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的趋势是，其差距先扩大，在达到某个顶点后，便开始缩小。这一假说的问题是，把发达国家的"有形的手"为缩小收人差距而做出的努力给"抽象"掉了，好像收人差距缩小本身也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其实，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收人--财富分配上所起作用的本质是将差距扩大，而国家的"有形的手"所起作用的本质则是，以社会公平为目的，运用适度的社会政策，缩小社会的收人--财富分配差距，从而尽快形成一个支撑社会稳定的社会中间层。这就是说，为了尽快培育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当把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与国家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结构发育成长的过程成为一个自然而又自觉的、充满活力的历史过程。

　　大量调查表明，中国现在的收人差距已经很大，而且还有日益拉大之势，全社会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社会学上的收人差距警戒线。这意味着，现在已经到了发挥国家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围绕着培育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这一核心，全面创新有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关键时刻。

　　2．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现阶段社会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核心

　　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更具本质意义的目标。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实现这种现代转型，那么，它即使在经济上达到了中等收人以上的水平，也不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传统社会结构与现代经济不是不可以并存的，但只要看看20世纪后半叶的中东、拉美和东南亚局势，我们便不难发现，在这种并存状态下出现社会经济危机的风险有多大。

　　考虑到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在目前还仅仅是一个雏形，还不足以像成熟的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那样，发挥其支撑一个社会稳定、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功能，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国家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选择的目标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培育一个成熟的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国家也建立了一些新的社会制度，出台了一些新的社会政策，有些社会政策还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成功。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至少使中国少增加2亿人口。这充分说明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的巨大政治作用和经济意义。再如，私营企业主这个新生阶层的出现，既是中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的结果，也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不断调整和突破的结果：为了推动这一阶层的生长和发展，国家两次修改了宪法。这两个例子充分证明，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正确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可以说，这样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比单纯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更为重要，作用更大。其实，推动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本质上只能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功能，而不可能是以效率为目标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功能。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与国家花大力气进行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创新相比，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明显滞后，由此导致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合理的现代阶层结构本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阶层结构需要"有形的手"运用恰当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去催生，因而不能在宏观上为其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确立一个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以致曾经出台过的一些社会政策大多具有"救火"的性质，零零散散，不成体系，有的甚至相互矛盾。

　　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现在还来得及扭转以往的社会制度安排与社会政策选择的偏向，把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作为今后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并围绕这一核心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况且，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已经形成，经济政策的大方向已经明朗，国家本身已具备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其方法也已趋于成熟，这正是回过头来重视和推动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有利条件。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中心任务，那么，培育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中心任务，而且，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二者不可或缺。

　　3．认真回答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扫除过时意识形态的障碍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结构确已发生深刻变迁。一方面，改革前的各阶级阶层在改革中不断分化；另一方面，则出现了一些新生的社会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表现在各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出现了新的调整。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作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理应及时而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这些变化，理应不断自我创新和自我突破。 　　应当指出，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代不同：已经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来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在我们的研究中，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集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因此，这里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各社会阶层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甚至冲突。相反，由于利益的分化和重组，各阶层所分享的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有多有少，有先有后，甚至有损有益。有鉴于此，在确定了我们要培育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目标后，一方面，应当深刻阐明各阶层在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并予以系统的表述；另一方面，也应搞清楚各阶层利益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损益状况，并把保证所有各阶层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作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 　　这里，需要认真回答以下四个重大现实问题。

　　第一，关于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谁是主导阶层的问题。在现有的十大阶层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阶层，在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主导力量的作用，其中的精英分子尤其如此，所以，应当在政治上赋予他们以较高的地位，让他们担当起与他们的主导阶层地位相适应的角色和使命。

　　不过，主导阶层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妄为，相反，他们的行为（或权力）应当是有边界的，如果超出这种边界，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胡作非为，他们就要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丧失其主导阶层的地位，并蜕变为破坏性的无序力量。目前，在少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权力市场化现象；在一部分私营企业主中，也存在惟利是图、残酷压榨雇工等不良行为。对于这些现象和行为的弊害，我们必须通过党纪和国法来加以防止和惩治。 　　第二，关于社会中间层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都要以建立一个较大规模的、坚实的社会中间层为前提，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当代的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中间层规模足够大时，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就有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当然，社会中间层在倾向于稳定的同时，也渴望发展，渴望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果社会经济条件合适的话。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还会在这种追求自我提升的过程中，向上流动到社会精英层，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中间层是产生社会主导阶层的母体。

　　第三，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问题。毫无疑问，现代产业工人阶层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　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在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　有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产业工人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非　常重要的，他们的阶层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和提升。可以预见，未来的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将是掌握现代科技的技术工人，他们　的劳动将主要是操作科技含量很高的机器和精密仪器，而不是以往那样的重体力劳动。这样一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将有可能进人社会中间层。 　　　为了保证产业工人自身的技能和素质能够与未来的产业发展相适应，国家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不断实现自我提升，同时还要保证他们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表达自身阶层利益的合法管道。值得指出的是，在计划经济�"大锅饭"的体制下形成的不良后果，至今还在影响着产业工人自身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据统计部门披露，现在，高等级的技术工人紧缺。许多企业家也感叹："现在找一个好的钳工，比找研究生还难。"①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了，中国今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了，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不应当是与生俱来的，而应当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争取来的。也只有具备了这些主客观条件，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才能得到保证。目前，关于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主义主人翁地位的问题，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认识，包括产业工人阶层的自我认识。这些认识都有一个共同的盲点，这就是在思考方法上仍然停留于计划经济时代，而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产业工人阶层提出的新要求。 　　第四，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工农联盟"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广大农业劳动者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将向上流动到其他社会阶层（主要是产业工人阶层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留下的农业劳动者，则由于所从事的产业（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也仍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随着农用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和耕地的相对集中，最后剩下的农业劳动者将逐步成为真正独立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而不再是传统的小农，从而亦将有可能成为社会中间层的组成部分--与非农领域中的中小业主以及其他自营业者一起形成所谓的"老中间层"。

　　现有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是一个正在分化的阶层，这个阶层的地位和作用，将视这种分化的结果而定，而不能简单地根据过去的"工农联盟"这样的观念去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工农联盟"的基础，应是农业劳动者阶层自身的进一步分化，是这一阶层人数的逐步减少，是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者转化为第二、三产业劳动者和其他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可以预言，庞大的农业劳动者阶层还将是其他社会阶层进一步成长壮大的母体。所以，对�"工农联盟"这个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加以扩展或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联盟"。

　　（二）构建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新体系的五个基本原则

　　现阶段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核心任务是要建构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可以认为，从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出发，社会制度、社会政策的创新要遵循稳定、合作、共享、协调和保护弱者的原则。 　　　1．稳定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出发点

　　　中国需要稳定，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况且，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能够支撑一个稳定、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当然，这种稳定不应当是强加的，而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肯定和强化各种合理合法的社会阶层形成机制（如收人分配机制、地位获得机制

　　108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昌等），消除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机制，从而确保由此形成的每一个阶层所享有的地位与利益能得到本阶层的认同，并且也能得到其他阶层的认可或基本认可，确保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在不同的阶层之间流动，这乃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机制。 　　2．合作而非对抗，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基调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性的关系，更不是敌我关系，而必须是一种通过协商而广泛合作和"联盟"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振兴中华民族，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理想；而且也是因为，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各阶层各有自身的阶层利益，从短期来看，这样的阶层利益关系是有矛盾的，但从长期来看，各阶层只有通过相互妥协、协商和合作，走共赢的道路，才能使自己的阶层利益实现最大化。

　　有鉴于此，国家为培育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而进行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也应当贯彻这一精神，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广泛妥协、协商和合作提供必要的社会制度环境和社会政策支持。

　　3．共享而非偏惠，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成功的基础

　　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要建成一个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这应当是全国人民都将乐于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而要使这一目标得到成功的实现，国家的有关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选择就必须保证，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能够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 　　共享包含着消极与积极两层含义。其消极的含义是，有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要能够保证，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会有哪个阶层成为纯粹的利益受损阶层。当然，改革是一个调整利益格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阶层的利益可能在某个时段遭受某一方面的损失，但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应当保证，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利益损失是必要的。同时，某一方面的利益受损的阶层，能够从其他方面得到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目标的合理补偿。其积极的含义则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福利都能够得到绝对的增加。当然，这里要再次强凋的是，由于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条件的不同，由于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不同的阶层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时间会有先有后，所分享的份额也会有大有小，因为共享并不意味着均分。 　　4．协调各阶层利益，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首要目的

　　客观上，各阶层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形成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保证这一结构稳定、持续和充满活力，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去协调这些矛盾的阶层利益。如果国家在协调社会阶层的利益矛盾方面软弱无力（就像南亚的"软国家"那样），或者完全偏向某些阶层的利益而漠视其他阶层的利益，那么，社会各阶层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冲突和对抗的可能则会变成现实。在这方面，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当然，这里所说的协调，并不意味着采取比如剥夺的手段去削平差距，而应当是指一些制度化的安排和合理的适度的政策选择，例如公共资源的公正公平配置，这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那些按其自身条件没有优势可言的阶层，　都能够获得一定的竞争能力和较为公正的竞争机会。因此，所谓　的协调，不是出于良心或良知的号召，而是切实可行而又必须实　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　

　　　5．努力保护弱者，是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重要责任

　　任何社会都难免会有一些弱者，如各类贫困人口，他们通常都是由于遇到一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而在竞争中成为失败者的。保护他们，为其基本生存提供必要保障，这既是国家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道德责任，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还是解除其他各社会阶层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放手地广泛参与各种正当竞争的制度和政策保证。要知道，对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在竞争中失败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的。因此，构建合理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真正做到未雨绸缨，也是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重要使命。

　　（三）建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新体系的四个主要环节

　　与培育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需要相适应，新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四个主要环节。

　　1．建主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制度，制定相应的调节性社会政策

　　从长远看，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需要建立带有战略性的。能够长期坚持的社会制度，同时还要根据时代的进展和变化制定调节性的社会政策。这样的社会制度与政策组合的根本目的，就是构建一种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并在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下，使这种结构在面临不同时期的具体问题时能得到及时的调适。 　　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改革任何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和政策藩篱；建立开放的社会结构和公正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保证社会上的各种地位、角色和发展机会能够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保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边界不固定化、有形化和身份化；保证改革与发展的成果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111享有（当然不是平均享有），而不是为某个或某几个占有优势地位的阶层所独占。

　　从近期来看，应当加紧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为了建立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的目的，近期和中期可操作的社会政策至少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要有步骤地改革户籍制度，并最终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社会各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尤其是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和向社会其他阶层流动，创造自由而开放的政策条件，从而使该大起来的阶层能够变大，该缩小的阶层能够缩小，促进社会中间层成长壮大。

　　第二，继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打破各种无效和低效的行业和部门垄断，最终建立自然而合理的社会分化机制。

　　第三，警惕和预防其他形式的垄断出现，要密切注意私营企业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在促进私营企业发展成熟的同时，要避免它们在某个地区、某个领域形成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垄断局面；另一方面，还要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推进职工参股等制度建设，促使社会中间层不仅能够获得较高的工薪收人，还能够拥有一部分财产收人，从而既达到扩大社会中间层的目的，又促使他们的政治取向更加趋于稳定。

　　2．建立有效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的社会机制

　　如上所述，由于个人的原因（如家庭背景），或者由于社会的原因（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夕阳产业资源耗竭），不同社会成员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是不同的，因而在自发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或社会流动过程中，他们往往面临事实上的机会不平等。从长远看，以创造相对平等的机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理应在建立有效地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方面发挥作用。我们的调查表明，社会各阶层尤其关注产业工人　　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升迁机会（见表30）。在合肥市与汉川市，倾向于同意"应该给普通工人和农民创造更多升迁的机会"这一说法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分别高达　85． 5％和　88． 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被调查者中，倾向于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所占比例最高，在合肥市为　34． 6％，在汉川市为　25． 0％。在中国，对于建立有效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机制来说，作为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主体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态度至关重要。

　　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从公正和公平的考虑出发，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而其中最为有效的操作平台，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竞争能力和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政策。国际经验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社会，国民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矫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113正各种过于不公平的起点条件、保证社会的机会结构相对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例如，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地区）的整个经济上升时期，国家和私人的教育费用超过国民总产值的10％。结果，劳动力的高素质成为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经济长期景气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投资增长额占国民生产总值因资源投资而发生的增长额的大部分，而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则基本上取决于知识的增长和专业培训水平的提高。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以财政预算为基础教育拨款的规模和比例，是其他国家未曾有过的。教育的高水平不仅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而且有助于大部分居民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①

　　另外，中国的区域发展差异巨大。东部地区由于起步时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之势。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将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造成更为严重的机会不平等。要缩小这种区域不平等，最有效的措施无过于国家加大区域之间的转移支付的力度。对此，研究者们已经从其他的角度做了充分的论述，我们则要从在全社会相对均衡地形成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角度，再一次强调这种转移支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现在已经到了向中西部地区实现转移支付的时候了，而目前的财政体制实际上还是向发达地区倾斜的。应当看到，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地区离合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还很遥远，那么，即使个别地区率先形成这种阶层结构，国家也难以实现社会稳定。

　　3．建立有效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于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制度与政策来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有效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恒常机制，并创造使这种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政策条件。首先，从发展和保持社会活力的考虑出发，相关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应当充分保护各阶层的合法利益。其次，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应当致力于形成在社会上广泛具有合法性的合理分配机制，限制和消除各种非法收人获得的渠道，要坚决进行反腐败、反走私、反假冒伪劣和反偷税漏税的斗争。再次，要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制度，制定相关政策，缩小各阶层之间的差距，保证社会各阶层都能参与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存在若干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无疑是加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清理现有各种税收制度以及相关政策的失误，建立和制定各种在保持效率和活力的前提下，有效而适度地调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和政策（如切实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等），从而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减少利益冲突，乃是中国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创新的当务之急。 　　从调查来看，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倾向于同意，"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见表31）。在合肥市，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的被调查者占81．l％，而且各阶层中表示"非常同意"这一说法的人所占比例达到 60％左右，但私营企业主阶层除外，这个阶层中倾向于同意的人仅占　25％。在汉川市，倾向于同意的比例更是高达　88％，即便私营企业主阶层，倾向于同意的人所占比例也接近 60％。这是社会的强烈呼声，也是为建立合理的阶层利益协调机制而进行社会制度--政策创新的社会基础。当然，协调绝不是剥夺，"帮助穷人"也主要不是救济，重点仍然是要充分发挥公共资源的作用，提升大多数在阶层结构处于劣势的社会成员，包括穷人在内，从而使他们能够在社会的帮助下，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福利状况。

　　4．建立健全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近年来的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从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需要出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与每一个社会成员利益攸关的事，更是保证社会贫困层获得基本生存的关键所在。因而，加快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从长远来看，还是从近期来看，是围绕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一核心来建构新的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体系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四）制定支持不同社会阶层发展的具体社会政策 　　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占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承担不同的角色，起着不同的作用。因此，真正完整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还应　当考虑到这种特殊性，为社会各阶层的健康发展提供特定的政策支持和必要的制度约束。

　　l．进一步明确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地位、作用、利益与限度，培育一支高效、自律的公务员队伍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主导阶层，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因为他们掌握着最为重要的资源，即政治权力。因此，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重点，是切实保证这个阶层的合法经济利益，使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地位获得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在这里，实际上也包含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意思。从积极的层面而言，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应当保证他们获得相对较高的收人和财富（应当注意，把这个阶层所获得的各种隐性收入显性化，使这个阶层在供给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留下来的经济待遇逐步转到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安排，把他们享有的各种特殊福利待遇逐步市场化、货币化，也是制度安排创新的一个方向），使他们的付出与收获形成合理的比例，从而使他们在此基础上获得相对的满意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支高效而自律的官员队伍，或者说，是为了形成一个与其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相称的管理者阶层。从消极面而言，这个阶层拥有最多的政治权力资源，如果缺少自律，那么，在这个阶层中，难免会有部分成员滥用这种权力。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建立有力而且有效的他律机制，是确保这个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合法行使权力的前提条件之一。

　　在建立一支有效的自律的官员队伍方面，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两个国家都建立了相当专业、在行并且较少营私舞弊的官员队伍。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往往赋予社会公职以崇高的威望，并要求官员们勤勤恳恳为公家效劳，从而为政府机关的高效率提供了某种文化支持。当然，在现时代，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不仅应该勤勤恳恳，而且还应具备高度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韩国和新加坡的代表性做法是，吸收科研机关的专家就任国家公职，并利用考试和测试制度来决定官员的职务晋升。比如，韩国总统补正熙在20世纪60年代初着手实施改革纲领时，改组了国家公职制度，用通过竞争和按才能及业绩提升国家公职人员的制度代替把高职位当做奖励的传统做法。他还把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逐步改造成不受政治形势波动左右的专家治国精英。这种做法使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可能在韩国政治家和各压力集团最少干预的情况下制订并实施本国的经济战略。韩国和新加坡提高其政府管理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另一重要手段是高薪、优越的退休条件和给政府公职提供的丰厚物质待遇。据1992年的资料，新加坡国家官员的工资（包括奖金和其他奖励）超过私有部门同级领导人的工资。在韩国，国家官员的工资为私有部门同级工资的80～100％。①

　　我们的调查表明，从整体上看，多数被调查者也非常看重国家公职人员的专业技术知识与管理技能。例如，多数被调查者倾向于同意，"学历是提拔干部的首要条件"，持这种态度的被调查者所占的具体比例，在合肥市是　57． 5％，在汉川市为70． 3％（见表 32）。当然，学历并不完全等于能力，因而不应当成为提拔干部的惟一条件，但它至少是衡量专业知识水平的一个可操作的指标。中国推行领导干部专业化、知识化已经有年，尚须继续坚持，并且要切实注意解决走形式的问题。至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如上所述，在中国其实已经不算很低，大多数被调查者也倾向于这样认为。因而，在一个时期内进一步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待遇，将面临社会支撑条件不足的制约。况且，高薪养廉的有效性，也受到了多方面的驳118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自议。但是，他们的名义工资不高，也是一个事实。这种状况肯定不利于促进这个阶层养成自律的精神。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可以考虑把他们的诸多合乎制度规定的或合理的隐性收人货币化、显性化，这样做既可使他们对自己的真实收人真正做到心中有数，也可让其他阶层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实际合理收人少些猜疑。其次，要在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得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合法收人跟他们的付出基本相称，也与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和认可空间基本相称。同时，还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务使这种合理合法的分配制度不为任何不合理、不合法的分配形式所破坏，从而既能充分激发这个阶层的能力和积极性，又能保证他们的行为得到其他各阶层的认可和接受。 　　充分肯定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作用，引导这个阶层健康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事业里，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也是一个重要的主导性阶层。相应地，我们不仅应当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地对待私营企业主阶层，赋予它与其他阶层平等的政治地位，还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和引导这个阶层健康发展。目前，大致说来，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健康发展的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选择的重点有四个。 　　重点之一：充分承认这个阶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起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实践者、组织者和主要推动者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扩大这一阶层的规模。

　　重点之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切实承认他们的合法利益，要把他们当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分子吸收到执政党中来，从而扩大执政党执政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对于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私营企业主们是感到振奋的，欢迎的。"七一讲话"的有关精神，是对他们的一种政治上的鼓励，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除此以外，国家在法律制度安排上还要做出一些调整，如在宪法上进一步承认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等等。 　　重点之三：还要锤炼和提高他们的素质，促使他们从私营企业主向现代企业家转化，从而使他们不仅能够应对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机会和挑战，还能够正确对待自身的阶层地位，注意在企业中建立与员工对话和协商的机制，进而在企业内部形成双赢的机制；要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不善待雇工的行为对整个阶层的长远利益的危害，并不断予以克服。

　　重点之四：适度扩大他们参与政治、表达利益的合法机会和正常管道，防止他们利用非法手段和途径，参与政治和公共资源的配置，谋求非法利益，对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各阶层的利益　造成侵害。总之，要使这个阶层能够稳定下来，能够进一步发展，从而充分发挥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者、组织者和主要推动者的作用。 　　应该说，上述措施已经具备了实施的社会基础。例如，我们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都倾向于同意，让私营企业主享受与国有企业家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具体地说，合肥市的被调查者中持这种态度的人占　80． 0％，汉川市的相应比例为81． 6％，尤其私营企业主，更是百分之百地倾向于同意这种说法（见表33）。

　　3．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培育新社会中间层

　　在现代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群体等，是形成所谓新社会中间层的主要社会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吕 121源。在很大程度上，新社会中间层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活力之源。而这个新中间层的形成，则主要得益于现代教育的高度普及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我们对调查数据所做的相关分析表明，在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限与他们的阶层地位的高低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例如，在深圳市、合肥市、汉川市和镇宁县，在显著性水平sig．= 0．000的条件下，这两个变量之间的Gamma等级相关系数依次分别为0．667、0．600、0．644与0．778。表6的数据也显示，教育能够较为显著地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

　　目前，随着改革的推进和"脑体倒挂"问题的解决，这些阶层中的大多数人的经济收人有了较大提高，其利益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证。现在的问题或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重点，主要有以下三个。

　　重点之一：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展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要发展高级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扩大新社会中间层得以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

　　重点之二：改革农村教育支撑体系和地方财政制度，由国家财政（县级以上）来支撑农村教育，从体制上解决农村教育由农村办的状况，解决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长期、普遍被拖欠的问题，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改进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心本职工作，把农村的基础教育办好。 　　重点之三：加快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创造有利于科学创造和技术创新的制度--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有现代知识和技能的群体的创造力。

　　4．创造就业机会，保障产业工人阶层的权益

　　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中国产业工人阶层还将不断壮大；但与此同时，城市又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可见，就业机会不足，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也是稳定和提升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现有的产业工人和潜在的产业工人）的阶层地位的瓶颈之一。而相关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的重点有两个。

　　重点之一：大力创造就业机会。这是近期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和社会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人多、劳动力多、需要的就业岗位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部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不是致力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是在不恰当地减少已有的就业机会。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着重于管理和产权制度的改革，而是提倡所谓的"减员增效"，把大量工人当做负担抛向社会。在公共交通方面，则不合时宜地发展所谓"无人售票"这样的运营方式。这样做也许能够奏效于一时，但从长远来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却是得不偿失的：企业既没有找到真正增效的机制，社会又增加了失业人员。又如，有些城市的管理者们为了所谓的城市形象，几乎是随意地驱赶各种小商小贩，撤销实际上位于城市小巷的农贸市场，不仅给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便，也沉重打击了自营业者群体。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管理方式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是不相符的。总之，政府应当把增加就业机会当做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出发点，而不应当出台眼光短浅的就业政策，在管理措施上更不应当追赶时髦，盲目地追求所谓的与国际接轨。 　　重点之二：采取得力而有效的措施，切实保障产业工人阶层的合法权益。目前，中国产业工人阶层在这方面碰到的问题相当突出。例如，在一部分私营企业尤其是港台和韩国业主投资的企业里，工人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劳动强度超出工人体能所能承受的限度，工作时间被任意延长，而工薪则十年不涨一分。研究表明，这种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相关的地方政府失职，或者不如说，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这些地方的政府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时偏向于外方业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保护产业工人阶层的合法权益的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峻，因而是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重中之重。 ．稳定地权，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D有关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的最终目的，是D大规模地减少农业劳动者，从而富裕农民。针对这一目的，相关D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重点有三个。D重点之一：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的收人，减轻农民的负D担。不过，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出具体的分析。从整个社会D来看，农民承担的各种税费负担确实极不合理、不公正，并且广D泛存在着对农民重复征税的现象，存在着让农民承担本该由国家D财政负责的公共支出负担的现象。就此而言，国家应当根据农业D的产业特性，整体地考虑减轻所有农民的负担的问题。而在农民D阶层内部，研究表明，同样存在着负担畸重畸轻的现象，收人较D少的农民承担了较多的税费负担。因为，目前的农村税费制度安D排的特点是，按照一定地区范围内的农户人均纯收人水平确定该D地区农民的税费负担率，再根据这个负担率确定人均实际负担的D税费额，不管具体的负担者是穷还是富，每人都交一样多的税D费。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公正。关于增加农民收D人减轻农民负担的笼统提法长期收效不大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l针对性，因为农民已经分化了，在8亿多农村人口中，有的已经D富裕起来，有的则在生产、生活方面还有很多困难。因此，在农D村，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正确认清农民已经分化的现实，在此基D础上制定明确的政策，解决好增谁的收、减谁的负的问题。一旦D解决好这个问题，应当能够使国家的各种增收减负政策产生更好D的效果。在目前，真正应当减负增收的是低收入的纯农户，或以；农业为主、很少兼业的低收入农户。l重点之二：彻底稳定地权。可以考虑从法律上使农地使用权D永佃化，真正做到"生不增，死不减"，再在此基础上使农地永D佃权的流转（包括抵押、买卖）完全合法化。这样做的目的有I三：一是可以解决人口增加的农户对更多土地的要求，而无须每I年搞"／J'土改"：尽管中央要求稳定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但由 于农户人口异动之故，农村各地实际并未严格执行这一政策，仍然每年或每隔几年进行小的调整。二是可以真正防止对农民土地的无偿或低偿剥夺。目前，由于土地的产权性质复杂，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组织很容易以各种借口侵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损害农民的利益。土地使用权被永佃化以后，这种侵夺与损害就失去了所谓的合法性。三是可以为那些愿意转移到其他产业的农民提供转移的本钱：他们可以通过永佃权的抵押甚至买卖获得启动资金。 　　重点之三：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步伐，取消各种分割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政策，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市场，在大量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的同时，使农民工群体真正完全融人产业工人阶层，并融人城镇社会。关于这一点，本报告已在多处做了分析，此处无须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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