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单少杰先生费了多年功夫写成这部《毛泽东执政春秋》(明镜出版),而且不计个人的利害得失,毅然刊布,充份体现了孟子所谓大丈夫的风骨。仅此一点,已使我钦佩无已。但本书的价值还远不止此,单先生是哲学家,具有思想的深度。我匆匆读过原稿和《关于本书写作理念》,才懂得他的用心之苦。他不仅仅是写一部当代的信史,而是要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能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作者服膺康德哲学,他所处理的不但是历史知识问题,而且也是道德问题。思辩理性和实践理性,真与善,兼收而并蓄,是本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他所用的春秋两字取自孔子的原义。《春秋》是中国史学的大宗,两千年无异辞。清代中叶考证学大兴,褒贬之说渐受冷落,但章学诚仍然大声疾呼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上>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甚大,几乎没有人懂得《春秋》的深刻涵义了。但陈寅恪先生在1964<赠蒋秉南序>中说: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寒柳堂集》)

陈先生中岁以前,治史也极尽客观实证之能事,但晚经患难,终于回到《春秋》的传说,于欧阳修仿《春秋》而写成的《新五代史》特致推重如此。《春秋》之义在今天仍在史学上表现出生命的跃动,于此可见。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但他又在<自序>中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之旨在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是公羊家口传的孔子大义,可以说明《春秋》批判对象并不限于乱臣贼子无道天子也同样在孔子口诛笔伐的范围之内。历代皇帝对于史官的畏惮便是《春秋》确曾为中国人维护正义的显证。所以近代史学大家柳贻徵先生也十分重视史官直笔,而迳以史权两字称之。(见柳贻徵《述实录例》,《国史馆馆刊》第二卷第一期,1949年,页19。)虽然过去有人怀疑过《春秋》究竟能不能发挥乱臣贼子惧的功用,但史实俱在,是无法否认的。让我举一个后世的例子为证。《晋书》卷82<孙盛传>云:

《晋阳秋》(按字即字,因避讳而改)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

可见桓温多么怕《晋阳秋》的词直而理正,以至要通过孙盛的儿子,以灭其一门为威胁。这个桓温不是别人,他留下了一句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晋书》卷98桓温传)可见他嘴上虽说遗臭万载也足以自豪,心里还是怕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为了维护《春秋》的褒贬传统,曾对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反复质疑。黄先生早年在密西根大学写明代运河的博士论文时,我恰好赶上做他的论文指导人。论文完成后,我又介绍他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继续作研究,写成了《明代的税制》一书。甚至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也是由我一力推荐的。我和他的关系很深,不能不说几句话。黄先生比我年长十几岁,他是军人出身,三十对岁才在美国上大学,勤苦奋斗,著述不辍,是一位极可敬佩的学人。他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最初坚持以师礼待我,但我坚决拒绝,因为在西方担任论文指导的名义只是一形式,即使有所商榷,也是彼此都有进益。我引戴震不肯接受段玉裁、姚鼐为弟子的话,主张不妨交相师。他不得已而让步,但仍引傅君剑赠胡适句:文章风义友兼师。因此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师友之间。但是他对中国史的看法和我颇有不同。这在西方是十分正常的事,我们之间也并未因之而减少互相间的尊重,一直到他逝世前都是如此。

黄先生是研究经济史出身,他的《明代的税制》引用了《明实录》中大量的统计数字。这是他数目字管理说的来源。他大概又受到法国《年鉴》派的社会经济史的影响,重视长期性的结构,这样便形成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的观点。所以他的看法是有坚强根据的,绝非兴到乱说。这一点我必须为他辩护。但西方史学早已进入多元化的阶段,不再有统一的史观。多元并存是正常的现象,而且恰恰显出史学界的活力。经济史家与传统派史家的争论更是屡见不鲜。十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经济计量史学家(cliometrician)佛格尔(Robert W. Fogel)和英国传统巨擘厄尔顿(G. R. Elton)的激烈辩论曾经轰动一时。佛格尔引用大量统计数字研究美国南方黑奴,其结论曾引起不断的争议,他并因此而获得经济学的诺贝尔奖。佛氏是反对在史学中表达个人观点和价值判断的,厄氏则持相反的意见。但理性争论的结果则是双方都作出必要的让步,也更理解对方持论的根据。(可看他们两人合著的《Which Road to the Past?》,Yale Univeristy Press, 1983)黄仁宇的论点接近佛格尔,这是由于他们研究的对象相同所致。

最后,我愿意指出,西方虽然没有《春秋》褒贬的史学传统,但西方史学史上所谓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主流在实证主义、甚至科学主义的笼罩之下,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处理人文现象,各式各样的决定论主导著史学家的思路,不承认个人有真正的自由,个人与物质分子molecule)完全相等。在这种认知之下,道德判断自然无从谈起。但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的史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想把史学变作自然科学同类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西方史学家,特别是犹太籍的,写到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使用的语言恰恰符合《春秋》笔法。五十年代以来,不少有慧见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已突破了决定论的牢笼,坦率地指出:在历史寻找所谓规律因果律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努力过去不曾成功,现在没有成功,将来也不会成功。伯林(Isaiah Berlin)在五十年代初所写的<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那篇长文,尤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史学传统的褒贬(“praise and blame”)语言又在他的笔下复活了。由于诠释派人类学进入了史学领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所谓下层基础上层建筑的荒谬划分,许多史学家今天已从追寻规律转为追寻意义。孔子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话于是又获得了现代的诠释。

1993
年哈佛大学俄国史大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刊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国》(《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一书,他在书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著这一场空前的灾难,史学家是不是应该还是保持冷静,像科学家面对著自然现象一样,不动一丝感情?他所给予的答案是彻底否定的。他先引一位19世纪德国史学家的话:我认为写史必须带著愤怒和热情;再引亚里斯多德《伦理学》上的话:对于应该愤怒的事情而不发怒的人,我们只能以愚人视之。派普斯最后更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面论证:拒绝对历史事件下判断其实也是根据一套道德价值的系统。沉默等于承认一切发生过的事情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对的。这是为历史上所以胜利者做辩解的一种说辞。(页509-510)毛泽东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时,有下面这一段有趣的对话: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见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收在《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页336


斯大林最后一句话是所有共产党人都接受的公理。这条公理在西方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名言:凡存在,即合理“Whatever is is right”);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陈亮(1143-1194)的观点也可以与之相印证: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试问:如果我们真的拥抱这一公理,真、善、美一切价值还能在人间找得到一隙存在的馀地吗?
我特别引派普斯《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国》和单先生《毛泽东执政春秋》(明镜出版)相印证,因为这两部书恰好遥相呼应。派氏全书终于这段历史的道德涵义“moral implications”)正相当于单先生的春秋。派氏引康德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经典之论,又引波普尔(Karl R. Popper)的名言:每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可选择的志业而牺牲的权利,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鼓励别人为一个理想而牺牲。康德和波普尔不也是单先生最欣赏的哲人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此见之。
读了派普斯这些议论,单先生也许会感到吾道不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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