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陈娟

哈贝马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８０年代讲现代化，９０年代讲现代性，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现代化注重的由传统性转向现代性的\"化\"的过程，现代性讨论的是现代社会结构与文化精神的特性，是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理解了现代性，我们才可以比较自觉地、有效地推进从\"传统\"向\"现代\"的\"化\"的过程。

　　不过，从现代化转向现代性，又使我们的\"现代意识\"深沉起来。至少在中国，对现代性的关注可能主要是由\"后现代\"论者不自觉地激发出来的。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启蒙理性主义的扩张，那么现代性讨论却首先包含着对启蒙心态的反省。比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８０年代中期就翻译进来，这本书的主题：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的特有的这条理性化的道路？韦伯本人是要从发生学上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非西方之于他只有方法论的意义。但唤起中国读者的却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西方现代社会那种模式的理性化的途径？更进一步是为什么中国传统宗教没有产生像新教那样的入世转向？这一提问显然意在反省中国传统的惰性以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这个论题迄今仍值得讨论，但在现代性话语中，韦伯的另一面突显出来，理性的扩张及理性化的完全没有带来预期的自由，却导致了非理性的经济力量和科层制的社会组织对人的控制，现代性的后果是个人陷入谓理性化的\"铁笼\"。韦伯对工具理性日益增长的霸权有一种特别的悲剧性的敏感，\"丧失自由\"\"丧失思想\"是他对现代性的前瞻性洞察。这一点，当然不仅仅是韦伯个人的悲沉意绪，也是从卡夫卡到加缪的现代主义文学一再渲染的。

　　９０年代以来，哈贝马斯是极受国内学人喜欢谈论的人物之一，推其原因，一是他与后现代诸家的顽强论战，在现代性尚未确立、后现代却甚嚣尘上的中国颇为引人注目；二是由于他的著作始终咬住１８世纪以来各种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和哲学话语不放，总是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提出自己以\"交往行动理论\"命名的现代性方案，使他的著作具有综合历史与理论的特点，以至于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可以当作现代性的哲学导论来读。但更重要的是，虽然哈贝马斯全力对抗后现代、坚持启蒙计划，但他提出的\"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的观点，仍然显示出他对现代性的思考的复杂性。要点之一，是他批判启蒙理性压抑性的一面，同时又倡导启蒙理性进步和解放的现代性的另一面。他同意韦伯，现代性规划中实际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之维走向了启蒙的反面，但他不满足韦伯把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把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实际发展起来的病态性的现状。启蒙计划的未完成性即在于它解放的和进步的一面受到了工具理性的抑制，当代的迫切要求是把生活世界从科学技术和科层体制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重建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基本上，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计划是同情的，而对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工程却有严厉批评。

　　所以，现代性话语的论域比现代理论更其丰富多维，事实上，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内含着对立甚至分裂的结构，比如作为一个文化或审美概念的现代性，就与社会经济意义上的现代性严重地不协调，现代化运动总是伴随着反现代性的呼号。无论是韦伯还是哈贝马斯，他们的思想都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近年来，韦伯的其他著作如《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等都有出了中译本；哈贝马斯的著作也有六种完整的译本，但对其多声复义的阅读似乎尚未开始。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世联的新著《现代性与文化工业》，在认真述评了从现代化学派到全球化论者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之后，集中较大篇幅以哈贝马斯为中心，对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与哲学话语有较全面的介绍，涉及数十位现代性理论家，给我们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知识背景和较为准确有理解思路。我个人认为，单著的特点是比较注意哈氏思想的起源。本来，介绍任何一个思想大家的学说都少不得溯其源流，明其系统。但这对哈氏却又特别意义，一方面因为在国内的\"哈贝马斯热\"中，一些学人较少愿意花功夫认真做此工作；另一方面，哈氏重建现代性的方案是通过协商讨论以达到相互理解的交往行动理论，就此一结论来看，这不但比较容易理解，而且因为通过平等对话以求统一的设想似乎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这样的理解当然没有错，但因为我们过于简化的接受，哈氏构思中的许多丰富内容就可能被忽略。

　　所以，探索交往行动理论的起源就相当重要。我注意到，单著从三个角度比较详尽地讨论哈氏的思想起源，对我们把握交往行动理论极有帮助。

　　第一是哈氏本人学术进路，这就是哈氏是如何走向现代性理想设计的？通常把哈氏的学术生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６０年代初至１９６８年，主要著作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二期是与激进学生分裂到８０年代初，主要著作是《交往行动理论》；第三期８０年代初重返法兰克福大学至今，主要著作是《道德意识与交往行动》、《对话伦理学解说》等。简单地说，第一斯是交往行动理论的准备；第二期是交往行动理论的完成；第三期是交往行动理论的扩展。从而，起源问题主要涉及的是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关系。在单著中，哈氏第一部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１９６２）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发掘了近代早期曾经有过的一个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这成为后来哈氏魂牵梦绕的理想意象，而它后来的衰亡及被操纵则又唤起哈氏重振这一理想的努力。这就是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方面启示了现代性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又点明了\"现代性的病理学\"。如何走出歧途？单著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劳动与相互作用》（１９６７）一文特别重要，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对立就是目的/工具行动与交往行动对立的原型：劳动在此被视为等同于目的理性行动，表现为工具性行动的理性选择，它基于经验知识而以技术规范为导向，以目标得以实现的有效性为依据；相互作用即是在具有共识的规范原则下表现出主体性间的期待而让步、理解和认同，其理性化表现为免于被宰制，代表了现代性解放的和自由的面向。从第一期到第二期，哈氏思想有其高度的连续性，早期的著作已经明确表达了交往行动理论的基本内涵。

　　第二是哈氏与其思想前驱们的交锋和对话。哈氏运思的特点是始终与１８世纪以来现代性思想家保持紧密的对话，他的论著，既是理论建构也是历史阐释。对话的对象主要有两组，一是韦伯等人的社会理论。韦伯受到目的合理性观念的局限，以个人的自利行为解释理性化，他的理性化只是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过于狭窄，实际上是把理性化的西方的历史形式与普遍的理性化等同起来看来，只能陷入悲观而看不到现代性的出路。此后卢卡契及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也仍然把目的/工具理性化理解为现代性的基础，只有米德和杜克海默启示了出路，前者注意到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行为，后者区分了道德行为与工具行为，强调了社会一体化。从群体发生学上补充前者，在世俗化的趋势中从语言行动上理解后者，哈氏引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这是主体间相互承认的文化视界，也是现代性\"解咒\"的主要成果。至于现代性的另一个成果，即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领域，哈氏把它归属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一体化。哈氏综合韦伯的行动理论和帕森斯的系统理论，要求把现代社会同时理解为生活世界与系统：生活世界体现的是交往行动的合性性，系统体现了目的的合理性。由此可以分析现代社会的系统如何干扰了生活世界而造成的现代性病理学，而以独交往的合理性克服目的合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则是重建现代性的出路。哈氏对话另一组是黑格尔、尼采以降的现代性哲学话语。黑格尔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意图克服现代性的分裂，尼采则彻底质疑主体理性哲学，明确告别现代性的姿态。尼采之后，一方面是海德格尔/德里达摧毁主体意识，另一方面是巴塔耶/福柯的反理性，他们拒绝报有的有效性宣称，除了攻击现代主体意识哲学的基础外，不能给现代性以任何规范性内容，批判现代性的结果是付出了否定现代性的代价。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与哲学话语是相互对应的，工具理性是以主客体对立为基础的，代替工具理性的交往行动是以语言行为媒介的，交往行动的哲学只能是语言哲学，也即哈氏修正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动理论而提出的\"普遍语用学\"。他意在以此重建理想情境下主体间自由交流与理解的前提条件。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这一过程，确立了哈氏在现代性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

　　第三，哈氏与当代现代性话语的关系。大体可以用修正第一代批判理论、对抗后现代言说来概括。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看到渗透一切的工具理性已经走向反面，开始时他们还认为存在着解放的合理性或其他形式的理性，但其对另一种理性的渴望越来越被现实的非理性，包括法西斯主义及其他种种极权主义所摧毁，以至于走向对现代性的\"大拒绝\"。哈氏对老师辈的主要批评是他们缺乏规范性基础。为此他强调\"现代性的病态是理性的片面化实现，面对片面的东西，我们不应去拒绝，而应去改革它，补充它，使之全面化。\"（Ｐ２４４）应当说，哈氏的看法是可以讨论的，比如理查德·沃林在《文化批评的观念》中就指出，批判理论发展的所有阶段都表明了他们对方法论基础问题的潜在的自觉和关注。单著也特别点明这一点。如果是这样，那么哈氏对老师辈的矫正就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由潜在到明朗，即借助在老师们的那里关系还不太确定的观念伸展为系统的言说。对于要走出现代的\"后现代\"，哈氏的态度更为严厉。现代性有它的危机和病症，但重要的不是否定它而是完善它。所谓\"\"完善\"，一是调校工具理性压抑性的一面；二是恢复倡导现代性潜在的进步与解放的另一面。简言之，就是协调现代性的各个要素，把生活世界从经济与权力的殖民中解放出来，恢复其作为\"公共领域\"的本来面目。哈氏与后现代的关系，国内学界讨论较多，哈氏之进入中国，一开始就是作为后现代的批判者出现的。单著强调的是哈氏借此捍卫现代性与民主的价值，并把他与普特南等人一起称为\"新理性主义\"。这一起源，确立了哈氏在当代思想格局中的地位。

　　掌握了这三点，再来阅读哈氏众多论著，就能够比较明晰地认识哈氏重建现代性的计划及其他在现代性话语中的位置，由此也使我们认识到，哈贝马斯有他自己的理论脉落，这就是现代性高度同时又是片面发展的西方现代社会。特别重要的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关缘关系，不是其他民族文化可以随意搬用的。这一点重要，我们当然要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性思想，但中国的现代性如何建立，却需要中国自己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单世联先生近几年来致力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他的译作《法兰克福学派史》和著作《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及文化批评文章都受到读书界的好评。据闻他仍将集中研究从韦伯到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话语以及德国与现代中国的思想关系等方面的课题，我们期待着他的新成果。

（单世联《现代性与文化工业》，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定价３６元。）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2001年09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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