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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制度创新适应经济全球化：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
程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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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侯选人。1985年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1989年起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现任《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论文提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主导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它与五、六十年代典型的经济发展过程的重大区别在于，在这个大趋势下，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再走自成体系、相互独立、平行竞争的道路，而是转向国际化整合过程，摆脱了本国资源、市场的约束，也不再受本国国界的限制。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的经济繁荣，使中国大为受益；今后中国只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继续向前走，无法后退。然而，若中国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来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那只会是一相情愿。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企业和国际经济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行制度的冲突日益突显。这一冲突已经从经济层面扩散到政治层面，政府逐渐失去了操纵社会的手段。中国政府过去多年“花钱买稳定”的方针造成政府和国有部门的资源枯竭，严重削弱了政府能力，迫使政府开始大量裁减国有部门员工，这使它既失去城市社会的政治支持，也失去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基础。如果政府不能正视民众的意愿，得不到民众的合作，将必然使矛盾激化，酿成社会冲突。只有建立新的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架构，才能达成制度转型所必要的社会共识和利益妥协，中国只能通过民主化找到解决制度变革难题的出路。
中共十五大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加快经济发展、维持政治架构”的方针，并希望通过贯彻这个方针、维持下一个世纪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这个方针基本上是“六四”以后政策方向的延续，其追求发展和稳定的出发点主要是确保现行政治体制不变。当这个方针把满足执政党的需要放在首位时，它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关系到今后经济发展走向的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如果仅仅实行上述方针，中国将很难适应这一转变，更无法维持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年中，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主导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面前，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明显落伍了，并正在被一种新的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针所替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个大趋势的压力和挑战，而与那些已经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原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压力更大，因为中国既没有完成经济制度的转型，也没有开始政治制度变革。中国能否凭借相对落后的制度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获得成功，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本文先介绍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说明中国目前对经济发展的理解落伍了。然后，将分析为什么经济全球化在九十年代上半期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在今后一个阶段里却对中国构成严峻的挑战，为什么中国现行的经济政治制度会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那么大的矛盾。最后，本文指出，支撑中国过去若干年里经济社会稳定的“花钱买稳定”的方针，已经因资源枯竭而告终；目前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裁员意味着，政府与城市民众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可能酝酿严重社会冲突的阶段。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找到解决中国制度变革难题的出路。
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流行的经济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加上经济结构的现代化(Meier，1984)，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在各国都通用的发展蓝图，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按照这一蓝图，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每个国家都要通过工业化过程建立一个相似的现代工业结构，因此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自成体系、相互独立的过程，不同国家沿着各自的道路“赛跑”，最后按它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来判断谁领先、谁落后。(McMichael，1996)根据这种观念，要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就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规划到投资，都有赖于政府的操作；一个强有力的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developmentalist
state)，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可以说，这种看法今天还支配着中国的政府官员和许多学者的思维，认为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搞上去”。
从七十年代开始，世界银行就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是成功地加入到世界市场中去。八十年代以来，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哪个国家能突破建立本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框框，而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参照系，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建立起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这个国家就能快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中，真正推动各国建立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的，主要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为了降低劳工成本，这些企业把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生产活动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电子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跨国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产品设计和生产线制造过程。这样就带来了工业生产组织过程的重大变革。
如果说，与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观相对应的工业生产方式是大型工业企业的大规模制造，然后把标准化的制造业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那么，八十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的灵活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国际化。跨国企业把许多消费品、机械设备部件的制造过程分解成若干专门化的制造任务，分散到其他低工资成本的国家去生产，形成了国家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分工。许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因而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则出现了日益增加的对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设计人员等劳动力的需要。这被称为新型国际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国际流动急剧扩大，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是，一个国家可运用的经济资源的来源日益国际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也逐渐国际化，外国消费者、外国投资者、跨国企业、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现在在美国市场上，一个日本的Canon照相机可能涉及几个甚至十几个国家的生产者和设计者；瑞士航空公司为了降低劳务成本，已经把财务核算中心搬到了印度；英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罐酸奶在上市前可能已经旅行了几千英里。
在这个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外贸的功能早已不再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理解的那种“互通有无”，“开放”也不仅仅是邓小平所认为的“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的很多外资企业面向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它们在中国建立的生产线实际上是这些跨国企业的全球型生产方式的一个环节，是其“世界型工厂”的一个“车间”。
新的国际经济活动的特征表明，现在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活动过程都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由多国企业共同协调、组织的过程。这个各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现象也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它意味着各国的经济发展正经历着一体化的整合过程。凡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都逐步摆脱了本国资源、市场的约束，其经济活动也不再受本国国界的限制。虽然各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按本国国界内的经济活动计算的，但是构成一国经济增长的活动中很多却是由多个国家的经营者组织的。
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秩序，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以下规则。首先，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一致同意，一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应当主要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调节；其次，七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即G7)被推举出来，负责协调全球性市场的规则；由国际性组织来贯彻执行全球性市场的规则，这些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在经济全球化中具有支配性地位；各国都要遵从上述国际组织的制度性裁断。(McMichael，1996)
二、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借助跨国企业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可以乘机大举进入过去不得其门而入的发达国家市场，可以获得送上门来的资金、技术和就业机会。但恐怕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中国这样的运气，能在1992至1996年的短短时间内获得一千五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营造出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的历任领导人中，赵紫阳对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的感觉最敏锐，早在1987年他就开始倡导利用外资、“大进大出”的加工出口战略，但是，当时他的建议在国务院遭到了种种抵制，并未产生效果。而“六四”以后，赵的这个主张竟被说成是一个罪状，成了党内高层批判他的一个理由。然而，到了1992年，曾经支持批赵的邓小平却又把赵的这个主张悄悄地接了过去，纳入他关于开放改革的说法中，鼓励了沿海地区外向型工业的扩大。
九十年代前半期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导致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大批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其中港资、台资主要流向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涌入中国的外资中七至八成是港台投资)。“六四”以后中国大陆正处在消费者购物意愿低落、市场萧条、库存积压严重、三角债高居不下、资金短缺、缺乏经济复苏的动力的经济状况下，巨额外资的涌入为大陆的经济打了一针“强心针”。这些外资以及中国国内企业为兴建“开发区”投入的巨额投资等，形成了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劳动力的庞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进而刺激了消费，由此带来了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经济繁荣。外资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对需求的“引致效应”以外，还通过生产和出口直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重要贡献。
尽管中国已经吸纳了大量外资，并在外商的帮助下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过程，获益颇多，但官方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似乎还是有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大量外资的涌入也缺少准确的判断。比如，究竟这个机遇有多大，这个机遇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意味着什么，目前还很少能见到深刻的讨论。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官员把突然到来的外商投资看做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们甚至以为，只要打出“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这张“王牌”，外资就会源源不断地投入中国。
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中国的外资就有减少的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1至9月外商用于投资的进口设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四分之一，而且从9月开始外商进口的用于出口加工的原材料和配件已经变成零增长，很快这就会表现为外商企业出口的零增长。[1]这些数据说明，实际进入中国的外商的工业投资已经明显收缩，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指望外商企业的大量投资和出口来带动了。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的最乐观估计，预计今年全国吸引外资数量比去年至少降低30％。[2]
其实，无论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如何热切地盼望外资，今后进入中国的外资数量仍然可能逐年减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九十年代上半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而能够移往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经出现工业“空心化”，谁要指望更多的港商去大陆设厂就必定会失望。港台资本对大陆来说只是个一次性的机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香港或台湾，中国今后不可能再吸引这样大量的中小资本。
如果能吸纳的港台资本有限，那么今后中国就只能指望来自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投资，这类外资的活动与港台中小资本完全不同。港台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雇佣廉价劳工，面向国际市场出口，给中国大陆创造就业机会和外汇收入，但基本上不与大陆企业竞争，几乎可以说，对大陆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而西方大企业的产品都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由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西方大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降低其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构成对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的沉重压力。因此，最近，中国国内有关“要保护国有工业”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这点上中国面临着一个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中国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大企业的高潮，就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
此外，由于中国的投资环境相当差，外资的“中国热”正在消散。据伦敦《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对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所作的调查，半数以上的外商对投资结果表示失望，认为自己过去高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3]虽然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撤走，但中国不能再指望出现一轮又一轮“外资热”，来支撑今后中国的经济繁荣。
在过去多年里进入中国的外资中，50％投入了制造业，30％投入了观光和房地产业。[4]今后“外资热”逐渐消散，将影响到中国的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成长，工业的技术进步会明显放慢，外资企业不会再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大批建设中的“开发区”和豪华公寓将难以售出，数千亿房地产投资可能因此被“套死”，中国不少地方政府以外资源源不断为依据而制定的发展规划，可能不得不修正、甚至被取消。
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之时，国际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表明，无论有多少困难，中国也只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继续向前走，往回退是不可能的了。六十年代中国曾经奉行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孤立主义”政策，在那个时代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了几十年；今天，如果还有人想要主张类似的政策，以维护现行体制，那么，其后果将不仅仅是国家的又一次落后，而且会立刻诱发严重的国内经济政治危机。但是，如果以为在现行基本制度框架内作些小修小补，就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则未免太天真了。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度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比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又大得多。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中，中国会面临上述的两难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只看到了外资带来的“甜头”，但对经济全球化过程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并没有准备去迎接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度的挑战。然而，由于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依赖已经相当深了，不可能退回“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闭关锁国状态，因此，依赖于经济全球化而又不能应付它的挑战，这就是中国当前深刻的制度危机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1.谁在推动经济发展?--国外的“看不见的手”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一个国家已经不能再单纯根据本国的需要和条件来设定经济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选择本国可能的经济发展目标；而且，今后单凭本国的资源和市场，以及完全由本国政府独自操作、在本国范围内组织经济活动，已很难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
按照旧的经济发展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通过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活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被理解为主要是本国的市场机制。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活跃的经济调节手段，即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这只“看得见的手”实际上总是在操纵着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在中国，到现在为止政府仍然被视为最重要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政府也自认为具有这种能力和义务。
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调节一国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可能就不见得主要是本国的市场供求；相反，国际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对该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推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中，就既包括本国的市场机制和本国政府，而且还增加了两个新的角色，那就是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看得见的手”。国外的“看不见的手”会受到许多国家的工业企业、银行以及无数消费者的行为的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情况的变化会很快地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影响到另一个国家。可以说，当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时，政府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操纵能力必然会趋于弱化。
然而，当中国国内把邓小平的一些看法抬高到“理论”的高度时，也许没有意识到，邓小平虽然注意到了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但他对于经济发展的理解其实还是相当简单陈旧的。受邓小平说法的束缚，现在在中国所讲的经济发展，还是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流行观念，而官方说法中甚至不乏清末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主张，即希望借助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和巩固现行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由“我”主导，为“我”所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大，这种一相情愿的看法距离现实就越来越远了。
1997年1到9月，中国的工业增长了11％，出口增长了24％，因此，在这个11％的经济增长率中，有将近5个百分点是由出口带动的；而在出口的增长中，本国企业和合资企业的贡献是60％，其余40％则来自外资企业。[5]换言之，目前，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车间”的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如果中国继续沿着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可以预见到，这一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扩大。
虽然这些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一样都是对国际市场出口，但是，中国企业是在国内组织生产，到国外寻找销路，中国政府可以操纵其生产活动；而外资企业则基本上都是其母企业的全球化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它们在中国的生产、出口活动是由其设在外国的总部调节的，中国政府不能直接插手、更无法操纵。因此，当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日益扩大时，它们不仅把国际市场的变化传导到中国，从而造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外资企业的增加还逐渐缩小了中国领土内中国政府可操纵的经济活动的范围。
今天，当中国政府谈到经济增长时，已经不能再单纯地以本国的供求变化和政府的目标为依据，而必须考虑到，在中国领土内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经济活动是由外国企业组织、掌握的。比如，当中国政府希望整体经济增长10％时，如果本国企业达到了这个目标，而外资企业却决定压缩生产规模，那么全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必然会比计划的10％低。对一个有计划经济传统的政府来说，接受这样的事实也许多少有点不舒服。
2.政府和国际市场:谁调节谁?
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了政府运作的环境，因此国家将不得不改变它对经济的管理方式。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Giddens所指出的，“在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一旦遇到经济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一国政府会显得太弱小因而无力解决这个问题；而面对经济生活中的小问题，则这个政府又显得太大了，因此最好不要介入。”[6]对前一种情况(问题太大而政府弱小)的最好例证就是，最近东南亚国家的汇率相继贬值，就反映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可能不再具备操纵本国货币汇率的足够能力。而后一种情况(问题很小而政府太大)的例证则在中国随处可见，外资企业到中国投资设厂，本来可以由外商直接找合资伙伴和银行谈判、直接雇佣员工，但因为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政府，就导致许多政府机构都要插手过问、审批，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要求政府机构对国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不能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更多地遵守国际规则。而中国遇到的现实困难是，要做到这两点，都面临着国内的制度障碍，不仅很多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在随意干扰市场机制，而且中国的国际经济交往受到了国内政治的束缚。
从前一个方面来看，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并没有真正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而是停留在中途，旧体制改头换面后依然发挥着很大作用。在中国，计划经济已经瓦解，但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这种体制寄生攀附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体制上，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滋养着日益泛滥的腐败。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的、过去行使集权式管理的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换一些名称，仍然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
随着经济决策权力的下放，过去集权体制中自上而下的对官员的纪律约束大大减少了，各个机构或个人获得了充分的活动空间，行为目标有了很大改变。过去政府机构和官员的目标是努力完成上级指示，以便有机会扩大机构的权力和级别、谋求个人的升迁；现在，政府机构和干部们既不是单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驯服工具”，也不是受民众监督的公务员，他们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政府部门中形成了一种转型期独特的制度性文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九十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就是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直接、间接的经济利益。当行政事业机构有组织的此类活动广泛存在时，它与个人假借机构名义所进行的同类活动常常互相连通、无法区分，机构的不当“创收”与个人的“腐败”行为可以彼此转换、相互掩护。这样的“双轨制”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经济利益，从而巩固了这个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它免遭发育中的市场机制的冲击、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改革，这种体制会继续干扰发育中的市场机制，阻碍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正常经营，恶化投资环境。
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也遇到了全球型规则和本国政策的矛盾，例如在消除投资障碍、开放金融服务业、保护知识产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等问题上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希望本国经济能加入经济全球化，那么这个政府就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规则的制约。就象在球赛中一个运动员不能随意地挑选自己偏爱的比赛规则一样，当一个国家要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谋取利益时，它也不能选择性地遵守某些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准则，而把自己不喜欢的国际准则一概斥之为“干涉内政”，或以不合本国“国情”为由而加以拒绝。同时，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现实的经济活动过程，机会稍纵即逝，也容不得一国政府采用外交手段、为获得对己有利的国际规则而进行冗长的谈判。
实际上中国面临的困难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还大，那就是国内政治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干扰。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共生依存关系，但这种关系与外交上政府间的对等关系完全不同。能够为外资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良好投资环境的国家很多，中国面临着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竞争；而能够为中国提供资金技术、特别是庞大的销售市场的发达国家却屈指可数。中国虽然号称有十二亿人的潜在市场需求，但实际上相当一段时期内能够大量购买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最多只占大都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中国对机械设备的购买力也因国有企业大量破产而日益萎缩，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越来越大。
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当中国期待着长期在美国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维持一个巨额对美贸易顺差时，实际上是在要求美国连续多年为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作出让步。在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南韩和台湾等都作过这样的让步，但那是建立在冷战条件下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冷战早已结束，中美之间不可能再建立类似的战略伙伴关系，而双方在政治民主化和人权等方面的分歧对经济关系的影响却日益突显出来。
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不仅意味着美国民众将让中国每年从他们的口袋里赚走上千亿美元，而且意味着一批美国工人因为企业资本外流到中国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美国民众面前，将变得对中国至关重要。如果中国坚持一个在美国不得人心的集权政治制度、不给中国民众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政治权利，那么，代表民意的美国议员就可能会提出，为什么美国要付出这样的重大代价和让步，去支持一个美国民众不愿意支持的制度，在这种民意压力下，民选的美国政府将很难为自己的对华贸易逆差政策辩护。在这点上，政府间外交关系的改善并不能真正缓解矛盾。
四、关于“中国道路”的反思
在所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制度转型道路相当独特，与绝大多数国家的方向都不同，只有越南和中国相似。迄今为止，“中国道路”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社会政治的稳定。可是，尽管关于中国稳定的现状有很多描述，强调中国需要稳定的论述也不少，但是，究竟中国的这个稳定是如何实现的，却没有充分的讨论。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回答，到底中国前一个时期的稳定对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什么。
1.下一个世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主要是制度建设上的竞争
下一个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谁能更成功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谁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个机会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竞争中，有几个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们包括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等。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发达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地区，有较多的机会参与经济全球化；拥有丰富劳动力、特别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也是一个有利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是否适应于经济全球化。因为，在前两个条件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却差别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制度建设上的竞争。
前些年的中国的“外资热”表明，中国也许在前两个条件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如前所述，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却受到了国内政治的束缚，市场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法制建设走不上轨道，腐败日益普遍化、制度化，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还落后。如果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也许这样的制度状况“符合”中国“国情”，并不一定非深化改革不可。
可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制度建设竞争，其参照系不是某国的“特色”、“国情”，而是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世界公认的制度条件。一种制度现状即使十分“符合”某国的“国情”，但如果它阻碍该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必须对这种制度作彻底的变革；否则，这个国家必然为维护这种制度而在经济发展上付出惨重的代价，用一句中国大陆八十年代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可能因为“坚守”这种制度而被“开除球籍”。
虽然中国大陆已经吸引了很多外资，但这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靠的是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同文同种又近邻，这样的机会只能用一次。今后，在吸引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投资、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中国大陆制度的落后可能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竞争中的制度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阻碍中国大陆在下一世纪加入经济全球化、加快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中国的制度现状。
2.政府稳定性的基础和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稳定性的挑战
不少中国大陆的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维持目前的制度现状“有利”于政治社会稳定，而只有政治社会稳定了、中国才能加快经济发展。这一看法触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稳定性是一个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时的重要条件。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虽然经济全球化需要政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也是对各国政府稳定性的挑战。
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就越少，而这会严重削弱政府能力，使政府无法兑现以往长期坚持的对民众的福利承诺，从而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造成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如果政府不能继续象它保证过的那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又不制止政府官员的自肥行为，还继续剥夺民众的政治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就可能面临严重的社会不满，其统治将变得非常脆弱。(McMichael，P.202)
实际上，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政府能否维持稳定，关键在于这个政府靠什么维持稳定，换言之，就是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化了的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制度问题，即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府的统治方式。
许多人认为，中共实行的是一种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中共领导人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由这个看法出发，就很容易导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离开了威权统治，中国就会大乱。毫无疑问，在控制言论、媒体、社团活动、信仰、宗教等方面，中国大陆的威权政治色彩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中共的统治并不是完全依赖这一手段的。在城市居民和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利益交换”，就是政府向民众提供广泛的福利，民众则因此而同意支持现行制度和政府的政策；在这种交换关系中，民众如果对制度政策不满意而公开反对的话，就要冒丢掉地位、职务、收入、住房等一系列利益的风险。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民众独立谋生的经济基础，建立了一个国家掌控一切的体制，所以就使这种统治方式得以制度化了。在中国大陆完成了城市工商业改造和个体手工业集体化之后，这种体制的基础就基本建立起来了。
这其实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共同特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历过社会主义政权第一个阶段的“革命高潮”期之后，都主要是靠这种“利益交换”方式延续统治。(程晓农，1995)通过这种交换关系，政府以经济利益与民众交换政治服从，籍此维持着政治稳定。
3.中国特色:有限经济改革+“花钱买稳定”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自然希望这种统治方式能长期有效地维持政治稳定。可是，愿望代替不了现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无一例外地证明，这种统治方式不可能长久延续下去。因为这种方式虽然维持了政治稳定，但它必然伤害经济效率，最后导致政府手中的资源枯竭，不得不实行经济政治改革。如果按照一般的逻辑去思考，就会令人们想到，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然会冲击传统的社会主义集权体制，因此必然动摇上述统治方式。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似乎非常独特。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让改革动摇上述统治方式，因而也就不会因改革而带来政治社会的不稳定。这场改革的基本方针是，通过有限的经济改革，来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从而赢得集权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是说，把上述的统治方式和有限经济改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九十年代前半期，中国大陆把这种统治方式通俗化为“花钱买稳定”这样一个政策口号，从上到下广为流传，倒是有一种政策“透明化”的效果。
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由政府操纵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政府通过国有部门提供；另一种则是让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发展和民众的收入和消费。在中国大陆，经过十多年的城市经济改革后，第一种方式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1995年城镇就业者里国有或准国有部门员工的比重比改革前只降低了4个百分点，仍然高达86％。[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并没有为人满为患的机关事业单位“消肿”，相反，却产生了“增肥”的结果，城镇就业者中机关事业单位员工的比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国有企业越不景气，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就增长越快。“到1995年底，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以及企业中的党政工团等管理人员总数约为3600万人，如果把这些人都算成是吃'皇粮'的，那么吃'皇粮'者约占全国职工总数的32％......国民生产总值的20％被这些吃'皇粮'的'吃'掉了。”[8]
最近，大陆的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织了“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在这次民意调查中，81％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五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单位”发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兼职收入有关。[9]这个调查本身就是为了了解政府“花钱买稳定”的效果，而调查结果也证明，虽然市场机制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城市居民似乎主要还是由国有部门供养，生存方式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式的。有几位美国学者通过在中国的调查也发现，经过十几年改革后，中国城市居民在就业方面的行为方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他们转往非国有部门工作的意愿和调职行动并未比改革以前有明显增加(Zhou，Tuma
and Moen，1997)。
可以说，1996年以前中国“改革道路”的实质，就是用有限的经济改革来增加经济的活力，从而产生较多的经济收益，用来“买稳定”；凡是可能动摇“用经济利益来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的经济改革措施，都被搁置了。因此，这种有限经济改革不但没有改变上述统治方式，反而因为大量提供收入和福利，换得了人心，巩固了政治上的集权统治。另一方面，城市经济改革也是依靠着这种统治方式才得以比较平稳地推进的，即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尽量给民众带来“看得见的好处”，这样民众也就会支持有限的经济改革，并且要求社会政治继续“稳定”下去。
在过去十几年中，很多经济学者提出过多种多样的与城市体制改革有关的政策建议，虽然听起来非常必要、紧迫，却常常得不到决策者的支持。这些经济学上的“理想主义”政策建议之所以未被采行，不是因为决策者不懂学者的高见，而是因为“政治稳定”是靠“花钱买”来的，所以，各种旨在削减社会主义福利、提高经济效率、强化竞争的改革措施，都实质上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很难在现行的政治制度框架内付诸实施。
4.为什么“花钱买来”的“稳定”长不了?
前几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城市居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社会也相当稳定，这种繁荣和稳定可能持续下去吗?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曾经提出了如下看法，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有三个重要原因，即大量外资突然涌入，掏空银行来保护国有企业，倾斜性政策把农村经济资源转移给城市居民消费。(程晓农，1996)所以，中国城市居民过去几年实现的小康生活不是在改革卓有成效、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靠“吃外资”、“吃农民”、“吃国有部门的老本”和“吃银行贷款”维持的，这后两点对今天中国的经济局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国有部门在改革中市场份额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但是政府指使国家银行对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实行“无条件保护”的政策，提供大量的银行贷款，所以得以保持大多数员工(即城市居民的主体)的高收入高福利；但另一方面，这种政策又使国有部门负债累累、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并导致国家银行面临金融危机。
显而易见，国有部门的低效率、高福利必然会导致上述结果，可是为什么政府明知如此、还要那么做呢?这说明，政府并不完全是根据经济的有效增长来提供福利，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标准，那就是为了维持政治社会稳定而提供福利，也就是“花钱买稳定”。从短期内看，这确实能带来政府和受益者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这种做法不但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而且对今后的社会稳定带来有害的后果。
当政府花掉历史上几十年积累的国民财富，再欠一大笔留给下一代去还的债务，从而换取一个短时期的政治稳定，那是“竭泽而渔”，必然难以为继。况且，如此换来的政治稳定不能保证市场化改革的持续进展。在过去几年中，对经济增长和市场化贡献最大的农民得到的经济利益最少；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小、在市场竞争中失败、但政治上更顺从的国有部门员工却得到了最多的经济利益。当把繁荣带来的经济利益供给那些国有部门的员工时，虽然换来了短期的政治稳定，但同时也产生了鼓励他们继续依靠国有部门、阻止他们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转移、从而抑制经济市场化的效果，因此这种追求政治稳定的手段必定伤害市场化。
实际上，实行“花钱买稳定”的方针时，政府考虑的根本就不是经济效益，而是不同社会群体政治能量的大小。中国目前政治社会的稳定主要以城市为基础，城市稳定了，全国就能稳定。农民之所以得不到政府提供的经济利益，是因为他们政治上能量小。他们的居住和经济活动都很分散，教育程度低，缺少社会组织，如果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好，并不一定立刻会对全国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而城市居民的政治社会能量则远比农村居民大，城市居民的主体是国有部门员工，他们的利益要求、对政策的反应、社会不满的形成都非常相似。可以说，中国城市的经济社会能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有部门能否满足其员工的利益要求。
以上分析说明，中国即使不加入经济全球化，政府过去十几年来维持政治社会稳定的手段也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而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则进一步降低了这个集权国家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萎缩迫使政府开始面对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花钱买稳定”的方针给施政者留下的最大难题就是，如果不再提供福利，还能维持稳定吗?
5.“繁荣和稳定”牺牲了什么?
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上的一个不同点是，中国通过计划经济和“高积累、低消费”曾经完成了“强制”的初步工业化，建立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体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最早转移出来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制造业，而随后就可能把部分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应该说，中国原有的重工业基础使得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更大的机会，在机械制造和原材料工业方面加入经济全球化。可是，目前中国的现行体制却导致重工业体系的逐步瓦解和“空心化”。
重工业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它们是改革前三十年中国大陆抑制消费、倾全国之国力而积累下来的家当。在改革过程中又“汲取”了全国的大部分金融资源，始终受到种种优惠保护，但它的“体质”却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在与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的竞争中连连落败。在前些年执行“花钱买稳定”的方针时，这些企业不是把可支配的主要资源投入技术进步，而是全力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和居住条件。这虽然换来了城市消费的繁荣和社会稳定，推动了商业、旅游、娱乐业的膨胀，却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发展潜力，“吃光了”企业的老本，导致现在多数企业濒临破产。
再过几年，也许很多重工业企业就将消失，而中国也可能因此而丧失在重工业领域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倘若如此，若干年后中国也许将只剩下面向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面向国内需求的能源原材料工业，而制造业的主体--机械设备制造业可能逐渐萎缩，那就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倒退和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这可能将是下一代中国人为当前的政治稳定付出的惨重代价，也是这一代执政者永久的负债。
五、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政治难题
“花钱买稳定”这一手段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交换关系，即“给你好处、听我的话”。这种状况下，政治稳定和民众对经济政策的支持就变成有条件的了，它取决于政府提供的福利之多少。显然，一旦政府的财源进入捉襟见肘的状态，政治稳定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社会支持就会明显下降。最近，中国大陆就有学者叹道，支持改革的“队伍不见了。”[10]这反映出，在中国大陆要深化经济改革，所面临的实际上不只是产权问题，更根本的是政治难题。
1.“不管饭”的“社会主义”:中国跨世纪的难题
现在，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城镇就业体制现在正面临着三重的压力。首先，政府为了避免被沉重的就业福利负担拖垮，开始大规模解雇国有部门员工；其次，经济全球化过程在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增加了就业的不稳定性；最后，大批农村居民试图“脱农”进城、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花钱买稳定”的方针陷入了资源枯竭的困境，为了使银行系统免于崩溃，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开始裁减国有部门员工，这就是中共“十五大”提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从国有资产管理局清产核资的结果来看，40万家国有企业中，约35％早已经负债大于资产，成了应该破产的“空壳子”。但是，直到最近，银行危机露头以后，政府才部分放弃了用银行保企业的做法，转而鼓励企业裁员和破产[11]。企业一旦失去了政府的全力保护，也不得不通过裁员、减薪来自救。于是，从去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企业减薪、裁员和破产的浪潮。
到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因裁员(国内称为“下岗”)而失业的职工已达到900万人，另有1096万职工处于半失业状态(即虽还未被正式裁员，但已经停、减发工资)[12]，这两部分加起来，相当于城市就业人口的八分之一。据官方估计，未来五年内，八万多家国有工业企业中应该会有15％(即13，000多家)破产[13]，加上商业、建筑企业的破产数量，失业人口可能超过三千万。
如此大量的员工同期失业，必然造成再就业的困难。1996年政府协助安置了400多万[14]，绝大部分进入了商业服务业，现在第三产业可容纳的就业量已经接近饱和，今后对失业员工的安排会越来越困难。而且，由于多年的社会主义体制已把国家职工养成了一个具有强烈优越感的利益集团，这些人即使失业，也不愿意去和农民工竞争低工资低技能的职位。结果，现在一方面城市里有两千万失业半失业国家职工，但另一方面也有数千万农民工在城市里找到了国家职工不肯低就的粗活、脏活、重活。
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能够大量吸纳国有企业的员工，从而，多数国有企业就会逐渐自然萎缩、“无疾而终”，而非国有部门就会支撑经济繁荣了。过去十五年来，中国非国有部门的成长确实令世人惊讶，乡镇企业是非国有部门的主力，它的扩张主要靠原材料的便利、劳动力的低廉和自我积累能力。为了维持成本竞争力、以便渗透到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中去、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只好走压低相对工资的路，其人均工资只有国有部门员工的30％，这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勒紧裤带”求发展的“苦办法”。这种发展方式说明，只有穷困的农民才会接受这样的低工资，城市的国有部门员工是不会轻易转到低工资的乡镇企业去的。
乡镇企业要继续保持高速成长的势头，不能只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里扩张，能否成功地进入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将成为乡镇企业今后一个阶段成长的关键。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乡镇企业就需要更多的融资，不能再单纯依靠自己有限的积累能力。但近几年乡镇企业的融资困难有增无减，从1990年到1995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5％上升到30％，但1995年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全社会贷款余额的比重仍然只有8％，而同时国家财政通过改变税制把乡镇企业的税负增加了50％。[15]在这种抑制乡镇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中，很难指望乡镇企业一举成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
同时，还要看到，经济全球化中跨国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全球化了，例如，广东宝安某外资企业“四川妹”的竞争对手可能是远在大洋彼岸哥斯达黎加的妇女。在这种劳动力市场需求全球化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员工的就业可能是不稳定的。
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将比以前严峻得多。国有企业被迫开始大量裁员将触动城市利益集团，这个集团面临着社会分化，一部分管理精英和技术人员的经济社会地位会持续上升，而许多蓝领工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则会下降，甚至与农民工拉平。城市社会的不满正日益扩大，构成对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的挑战。这可能导致执政党的社会基础转移。
在这个阶段还会有一系列矛盾，比如，来自工人的压力会要求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对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的依赖又要求更大地开放和经济自由化；又如，社会分化的政治现实和强调社会公平的意识形态之间矛盾会越来越大，很难两相兼顾。
2.全面深化政治经济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在中国，靠理想、信念、目标、信任、领袖魅力等来动员民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过去十来年行之有效的、靠给“好处”来换取民众“听话”的阶段终于也快结束了。自改革开始以来，中共恐怕还是第一次遇到目前这样的困境:“甜头”给光了，“苦头”摆上了桌面；好话没人听了，难听的话不愿说也不得不说出来了。恰恰是在这个政府最难以获得民众支持的时候，政府却面临着没有民众的合作就可能陷入危机的状态。
多数中国民众都能理解，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行动是保证中国在下一个世纪能获得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由之途；但是，事实也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正面临着与现行制度的日益扩大的冲突。这个冲突集中在这样一个两难问题上，如果继续坚持现行政治制度框架赖以立足的旧承诺，诸如“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国家要保障国家职工的经济社会地位，那么就不可能推动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如果放弃这些承诺，政府的实质性社会基础就会表面化，即它实际上只是执政利益集团的代表，这样它既会失去城市社会的政治支持，也会失去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基础，因而不可能有效协调转型期中个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根据中国大陆国家体改委对1997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社会心理的调查，目前下岗职工中有近60％的人对个人的未来无从判断或失去信心，很多人“反感当权有钱者、希望来一次社会运动、想找机会发泄一下。”[16]如果政府一味依赖政治压力和政治威胁来谋求暂时的稳定，打击压制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试图让社会的多数成员付出转型期的沉重代价，以便保障和满足一小部分经济、政治精英的经济政治特权和迅速膨胀的财富，这种政策将种下社会急剧分化和社会冲突的种子，导致不久的将来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其结果，不仅最终无法避免政治危机，而且会破坏下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
这个两难困境的根源在于，政府已经不再有能力“花钱买稳定”，而需要社会成员(特别是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必须通过社会成员的理解、参与和合作才能完成的过程。而实际上，社会成员自然也高度地关心这样的问题:他们付出了失业或低收入这样的惨重代价能换来什么?如果为了制度转型、非付出代价不可，那么，这些代价是否应该在全体社会成员中适当分摊，而不是谁没权谁就活该倒霉?民众除了被动地等待政府的裁员计划以外，是否也可以积极地参与他们期望的政治改革?
在这种情势下，政府如果不能正视民众的意愿，就不可能得到民众的合作，结果必然使矛盾激化，酿成社会冲突。只有建立新的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架构，民众的意愿表达和政治参与才能纳入制度的轨道，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各社会集团之间才能充分沟通、协商，达成制度转型所必要的社会共识和利益妥协。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坚持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让各种民意得到充分的表达，通过民主政治的程序来协调整合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中国可以、也只能通过民主化找到解决制度变革难题的出路。
【注释】
[1]《经济日报》，北京，1997年10月20日。
[2]“中国新闻社”电讯稿，北京，1997年5月20日。
[3]TimesItalicEconomist，London，July，1997.
[4]《经济日报》，北京，1997年4月4日。
[5]“中国新闻社”电讯稿，北京，1997年10月16日。
[6]Giddens，Anthony.1990.TimesItalic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65.
[7]见《中国统计年鉴，1996》。
[8]《中国改革报》，北京，1997年8月21日。
[9]原载《经济晚报》，《中国改革报》1997年8月15日转载。
[10]“改革没有退路--访刘德福博士。”《中国改革报》，北京，1997年9月2日。
[11]《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规范破产、鼓励兼并、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人民日报》1997年4月21日。
[12]《经济日报》，北京，1997年5月27日。
[13]《世界日报》，纽约，1997年5月31日。
[14]《中国改革报》，北京，1997年5月14日。
[15]齐景发(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局长)，“辉煌别八五——来自乡镇企业的报告”，《人民日报》1995年12月18日。
[16]《中国改革报》，北京，1997年10月6日。
【参考文献】
[1]程晓农，“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当代中国研究》(Princeton)，1995年第1&2期，第84-105页。
[2]程晓农，“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当代中国研究》(Princeton)，1996年第3期，第18-63页。
[3]McMichael，Philip.1996.TimesItalic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A Global
Perspective.London:Pine Forge Press.
[4]Meier Gerald M.1984.TimesItalic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Zhou，Xueguang，Nancy B.Tuma，and Phyllis Moen.1997."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TimesItalic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2，No.3，Pp.33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