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国家与中国现代化（1900----1950）
[美]哥伦比亚大学 叶文心著 梁涛译

近些年来，当代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化的历史，成为最为活跃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这一研究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当时只有少数学者在讨论有关这一领域的有限话题，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一领域已大大地扩展，其中包括设立了十几个富有活力的研究中心，培养几十位博士研究生，创办几种学术期刊，召开众多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制定了大量的与中国学者的合作计划，形成了学者国际间的合作，这一切都给这一领域带来了蓬勃发展、百家争鸣的新气象。1

有几个因素影响到人们对这一时期浓厚的学术兴趣。1979年后，随着邓小平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及中国对外开放，西方学者自四十年代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在中国大陆查阅图书馆藏和档案文献，从中央政府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省市文献（例如上海市档案、四川省档案），地方资料（四川巴县档案、江苏吴江档案），到保存在研究所、工会、工厂、金融机构、电影制片厂、作家协会、大中小院校、图书馆、党支部、军区司令部、博物馆和地方文史馆的各种资料，以及报纸的合定本、期刊、回忆录、传记、书信、日记、照片、电影、记录片、采访记录等，无不对学者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来到中国查阅图书档案资料、进行采访和实地考察。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料管理人员利用复印机、印刷机以及微缩胶卷乃至互联网络，为他们获得资料提供了便利。资料充足、经验丰富，以及中外学者的通力合作，使得对当代历史话题的探讨，得以能够从全新的角度和在广阔的范围内进行。

学术界积极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近些年来社会科学理论、文化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学的发展。直到最近，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一直受韦伯社会学概念的支配，这些概念是由塔客特 培尔森及其同事所诠释的，学者由于受到韦伯社会变革理论的影响，对清朝末期的政治和机构给与特殊的关注，总的来说，他们的研究试图从功能和结构上对历史问题作出解答，因而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研究项目，很大程度上受到韦伯富于创造力的著作《中国的宗教》的影响，对解释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制度上的特征，以及如何切实理解晚清帝制的运行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功能研究的方法重视社会整体而忽略个体，因而不免有忽视人为作用及偶然性的不足，其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不仅往往使得对文化的理解失于灵活和缜密，而且基于这些理论框架之上的分析也大都预先认定历史是在直线中发展进步的。 近些年来，随着对大量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方面新作的了解，中国学者对这些情况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具体来说，他们受到了福柯、Bourdieu, Barthes, de Certeau, Ricoeur, 以及哈贝玛斯、安得森、Gellner, 萨伊得、Chaterjee, jamieson 等人的启发。这种新的认识促使学者对新问题提出质疑，对旧问题重新审视，而且对以前在知识界存在而未经检验的假设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当然，材料的获得和社会科学理论发展本身并不能带来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数年来，关注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发展的学者，一直力图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两件大事作出解释。这些解释先入为主地接受了两个既成的观点：中央集权、等级制度、政治统一也即大一统是中国社会秩序的必然规范，而中国民族国家是历史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的潜在主题。这些情况，一方面使人们习惯性地把二十世纪上半叶看作是自清王朝覆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过渡时期；另一方面，又使人们倾向于把中国当代历史理解为“革命的历史”，他们认为革命的最终结果即是在清王朝覆亡近四十年后，中央集权在北京的复兴。2

以革命的发展变化来理解当代中国历史，在以前并非没有受到人们的质疑。3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事件之后，这种观点受到激烈的批评和根本的怀疑。目前，很少有学者继续信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问题。与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相适应，许多学者转而研究在重新评价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例如城市社团、公民政治、流动劳动力、贫富差别、商业活动、法律文化、技术转让和世界资本主义。随着中外学术界交流的加深，中外学者在众多的历史学争论问题上成为了研究的伙伴，这将引起对以前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进行重新评价和修正，如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以及中西交流的动力等等。

有关这一点有两种倾向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学者不再只着眼于中央集权制度下领土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提出了一种文化概念上的中国，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其疆域还有待商榷，而且其特性也不是在文化上预先决定、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历史从古至今，不断发展的产物。另一种倾向是学者不再盲目受庸俗进化论的影响，而是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性质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多重主题表示出高度的敏感和重视。学者们一反对历史事件概述和综合的解释，打破了一些传统的分类，例如，将民族主义从共产主义时代中分离出去，他们考察新旧制度的冲突、国家的分裂、现时的双重性，以及历史连续发展过程中的偶然事件。当然，他们也关注中国谋求富强之路，象中华民国的诞生以及中国现代国家建立这类问题依然是他们研究的重点所在，同时，他们还批判性地研究了权力的各层机构及个人日常生活中物质文化的基础。

本书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力图以一种新的方法对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作出研究，4而且它们强调，城市和国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两条主线。近些年来，出现了许多关于上海城市文化和商业的文学作品，这为从学术上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5然而本书收录的文章却不局限于研究上海一地，而是关注整个中国的城市网络和市民文化，它叙述了受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的政治观点，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国际化趋势，并引导读者关注新兴商业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转换能力。那么，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个体的情况又如何呢？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及能否得到专业上的完美解答暂且不论，试问，在国家和经济现代化、边境开放、技术工业化的背景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如何挺过了一个充满了暴力、动员、战争、革命的世纪呢？而国家和城市的兴起，是否最终为人们在认识上转换谈话和机构中的既定知识体系和权利体系提供了条件？例如，爱国主义和消费主义是如何重新调整了社会关系，又如何打破了家长制的权威？

本书收入的文章均是节选，但各自独立成章。作为一本论文集，其内容则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当这些文章被看作一种学术上的交流和对传统智慧的修订时，这种整体性就更加明显。虽然这些文章是围绕城市与国家进行讨论，但整册书则是对巨变中的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个体的情况进行思考。本简介不仅介绍这些文章的纲要，而且意在对其进行整体性的阐述，其目的在于加强不同学术流派间的联系，并鼓励人们在看待现代化的概况时，不仅要关注其部分，更要进行整体性思考。

城市和现代化

在论及上海的印刷文化时，Leo Lee 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6他分析了自晚清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印刷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得出了城市现代化的基本模式，从而将知识分子的启蒙活动与市民新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

Lee 认为，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摇篮，而现代化则是印刷文化的产物。本世纪的前十年，随着少数几家西式出版社的建立，形成了所谓的印刷文化，这些出版社极力呼吁建立新的国家，并由此形成了一批新的读者群体。随着商业的发展，这种以印刷品为中介的现代化转化为一种形式和风格的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未必影响到人们思想的深处，但它却形成对于视觉文化和城市生活表面浮华的大众幻想。因此，上海的现代化便将精英启蒙与大众商业消费的西化式生活结合起来。出版业和印刷技术便于新一代市民的培养，同时满足了新的城市消费。

Lee经过分析认为，上海的现代化至少是在两个层面进行的。正如商务印书馆的经历所显示的，一方面，一批新兴的职业作家、编辑、出版商以及翻译家（从广义上讲，即文化的中介和诠释者。）力图描绘新的学科分类，建立新的知识体系。这种启蒙活动源于现代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复杂动力。对中国来说，它不仅有助于地域开放，而且有助于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如机器、留声机、电影、霓虹灯、轮船、火车、机动车辆、电报——所谓的“声、光、电、化”，这一切都从时间和空间上具体地改变了其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用Lee的话来说，上海的现代化体现了“大众面孔”和“日常生活的模式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成为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所向往的生活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化，往往通过装饰在各种物品上的商业妇女形象——例如《良友》画报封面——体现出来，这些公开发行和展示的女性多是真人照片，形象逼真，魅力四射。她们身着各种服饰，集古典美、西方美于一身，把衣着考究的意识带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导致服饰在家庭和公共场所的功能区别。女性形象的商业化不仅是日常生活商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带来了室内装修和家具考究的意识，而且是现代消费主义的具体体现。这种大众和流行层次上的现代化和观念、知识、思想、理解没有必然的联系，作为整个生活方式商业化包装的产物（无论是核心家庭的出现、对童年生活的关注、对个人卫生的重视、对个人享受的迷恋，还是对两性关系的重新审视），这些机械化生产出的妇女形象不仅成为广告的媒体，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为视觉娱乐服务的商业化的印刷文化的产物。

或许有人会说，商业和商业化本身并不能创造现代化所需要的条件，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连宋代的城市文化，例如，开封和杭州，已出现了现代化。现代化也不能简单地看作知识的重新分类、妇女时尚的重新引导、文化典籍的重新划分、社会空间的重建和日常生活的调整等所具有的启蒙作用。尽管这些变化十分重要，但正如五世纪佛教的传入一样，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形成，必须有一个准备的过程。但根据Lee的叙述，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化却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它打破了精英与大众、自觉与自发的界限，这种意义上的“启蒙”是商业利益的产物，同时，商业化又促使新文化的诞生。因此，上海的现代化就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个人猎奇和孤芳自赏，而成为具有自身逻辑和经济模式的物质化的生活方式。 在谈到上海的现代化时，Lee 断然拒绝以往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现代中包含着传统”，并举出三十年代所使用的挂历为例，以说明自己的观点。 上海三十年代同时使用阴历和阳历为时间标志，前者是中国传统的，后者是西方现代的，两种时间标志系统的共存，表明传统时间系统如何打上现代的烙印，而现代时间系统又如何含有传统的影响。换句话说，甚至当上海人用机械钟安排生活日程时，他们也是既遵循自己的节令，又庆祝西方宗教节日和公共假日。这样说来，时间既是“虚无的”又是“实在的”，说它“虚无”，是因为时间的每一个单位在商业上是等价的，说它“实在”，是因为时间负载一定的风俗和信仰，没有两个时刻具有相同的内涵。Leo Lee 得出结论，中国的现代化决非与传统简单地断裂。

概括起来，Lee 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它孕育于适应于市场规则的城市印刷文化当中。其次，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与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接受新的物质文化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是从实用，而不是从理性来接受科学技术。第三，它从公众和个体的角度对空间重新划分，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时间重新设定。最后，它是商业消费文化的产物，并且深刻地改变了公众的日常生活方式。

把Lee的研究与既定的五四运动文献相对照，就愈发显得其观点新颖脱俗，尽管Lee本人并没有对二者进行比较。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一直被看作是一场打破偶像的思想启蒙运动，7中外历史著作中都把“五四”作为现代文化的起点，认为它不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而且影响了之后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几十年来，教科书上一直这样写着：五四运动是对西方科学民主观念的无条件接受，是对政治行动主义的信奉，正是这场运动引发了中国的现代化。

把上海而不是北京看作新文化的诞生地，是着眼于生活方式和妇女形象而不是着眼于观念和意识形态，Leo Lee向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发起了有力的挑战。他的主旨在于说明现代化是商业的，而不是政治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是对公平社会的追求，是私营企业的应变能力，而不是社会大众的集体行动。现代化不是靠少数觉醒者为了政治目标所作的誓与传统决裂的鼓动宣传而产生出来的，而是大多数普通人如出版商和读者，广告商与消费者，改革者与企业家等从事其日常工作的结果。最重要的，现代化是千百万人物质生活的转变，而不是少数精英为了动听的理由而作的有组织的鼓动宣传。

Sherman Cochran 仔细研究了上海中法大药房的创立者和上海新医药协会会长Huang Chujiu（1872——1931），8在新式药业中的市场运营和广告宣传，发展了Lee对传统上将政治而不是经济、将意识形态而不是个人认识作为现代化标志的观点所做的批判。

Huang精明能干，白手起家，他创立的新式药业企业是上海最大的几家企业之一。他的两大产品，健脑灵和长生丹都是冒充舶来品的国产药，其药性未得到检验。他们宣传这些药品是能够治愈常见疾病的西药，通过市场推销为产品打开销路。他们在中南地区建立起包括数十个特许经销点的经销网络，并利用印刷和无线电进行大规模的广告促销活动。他们的广告大军推出数以万计的广告宣传画，画上往往是一些既现代摩登又端庄贤淑的女性特写。这些画报上的美人形象一般是先由少数几个画家（如郑满陀、杭志英等）设计，再由雇佣的画匠稍作修改而成，然后很快机器印刷品便传遍了长江中游的各城镇。Cochran 认为Huang Chu Jiu这样的私营企业家通过大肆的商业运作，对大众视觉文化的转变起到重要作用，其影响波及上海市区以外的地方。

Cochran对上海之外的现代化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譬如，上海之外的地区，其整个生活方式是如何形成和转变的？城乡差别以及沿海城市和内陆村庄的社会经济差距又如何？三十年代，中国左翼社会批评者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此后的中国历史文献视其为无可争议的事实。Cochran在文章中坚持，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Cochran分析了上海现代化的原动力，向僵硬的城乡分化理论提出了挑战，而David strand则重新分析了现代中国城市的主要特征，考察了中国都市化的形成，并提出疑问：在上海以外的地方，“都市化”意味着什么呢？中华民国是否存在一个城市网络以满足城市间的交流？strand引导读者关注兰州这个西北地区骆驼商队穿梭往来的贸易中心和中国的地理中心。三十年代以前，铁路网已将兰州与上海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城市如南京、广州、北京和武汉联系起来。在“城市之间及城乡之间新的联系”的形成中，铁路、电报、印刷媒介以及纸币都起了一定的作用。通过这些方式，“孤立的城市在民众思想、革命运动、市场经济及改革模式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共同创造了现代化前景”。9

即使兰州的繁荣显示出它与外地市场的联系，以及它对全国经济和地方经济的依赖，但是还没有在全国形成一个等级式的城市网络。首先，城市间的物资联系与交流，产生的是一种抽象的画面，而不是一个“纷繁复杂、变幻无穷的城市生活”的具体现实。“有意识地、系统地利用中国城市”间的联系来解释中国现代化，与其说指的是现实情况，不如说指的是一种“人为加工了的文化意义上的，而且还颇有争议的假想现实（14页）”。一方面，大都市上海忙于“追赶世界大潮流”。另一方面，一些城市出现了追赶沿海城市的苗头，显露出一种“虚假的地方主义”。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等级式城市体系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动荡引起的不平衡，贸易港口开放的不稳定，全球经济局势的变幻不定”以及“运输手段的不断现代化”。

Strand 对Skinnerian关于晚清以来城市等级模式持有异议，同时，对传统上将全球与地区、城市与乡村割裂开来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把城市重新定义为不断发展的各种交换关系的交汇点，——包括商品、人口、形象、观念等相互作用影响的交汇点。 Strand认为，现代化不仅关系着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即拉大了城乡距离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物质文化，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组织能力和对科技的支配。Lee 和Cochran的著作不仅谈及私人企业家、城市消费者，同时还谈到行政官僚、技术专家、工程师、策划者等对市政的管理， Strand对后者进行了重点讨论。Strand不仅对城市的现代化在现代中国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提出新的问题——韦伯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经典问题，而且引导读者关注权力、技术及现代化的阴暗面。

Strand在其早期著作中阐明中国晚清城市已形成“自治的传统，达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平衡，这一切有助于有效解决城市问题（2页）”10。二十世纪初，在频繁的社会危机中，现代化则“刺激经济，调度资源分配，规模远远超过旧城市秩序，其方式既具创新性，又具破坏性（2页）”。城市政治的三个方面：城市行政机关、贸易与行业协会以及城市劳动力，都深受这一新形势的影响。工人们通过群众运动发现了一种新的力量，专家们则找到了形成社会关系的方法，而在市政管理阶层中，于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的思想，这种观点主张以国家机器和技术手段来调整公众生活，改革城市社会，同时设立新的机构使这一自上而下的改革得以实现。 Strand认为中华民国公民政治的主题不是市政体制的民主化，而是市政专制主义的兴起。现代城市的兴起本应对中国的政治体系产生全面的解放作用，然而，这种解放进展如此之小，以致市政官员拒绝中央集权而要求城市自治，这样，城市的兴起便导致了政治权力的分散。Strand写道：“凡有这种倾向的城市，在前半个世纪里其市政参与及国家建设都有所发展，”“民国中后期，选举制度及代表大会的发展则归于失败（54页）”。实际上，“1909年在晚清立宪派的领导下，上海的选举制度及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到了一个高峰（54页）”。与晚清不同，民国时期的市政管理倾向专制。如果说现代中国政治生活还有轨迹可寻的话，那一定不是直线发展的，也不是公民政治的民主解放形式。 Strand的文章从市政管理的角度对民国政体的性质进行了说明，Kirby则仔细考察了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对现代政治中的技术因素和国家组织能力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尽管Strand和 Kirby的文章都关注技术推动下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这一共同问题，但二者研究的领域和使用的材料截然不同。

Kirby对“革命历史”模式的一个最基本假设发起了挑战。他认为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是一个全球工业化的世纪，而不是不断革命的世纪，是一个国际技术的世纪，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世纪，是一个“技术国际”的世纪，而不是“共产国际”的世纪（1页）。11就中国而言，她的现代化始于民国早期，这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主导力量。12在1928——1937这段相对和平的关键时期，不论是政治上还是政策上，民族主义政府都把技术和工业化当作建国方案的重点所在。年轻的中华民国力图实现其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设计的“重建国家”的宏伟蓝图，建立起技术化的现代国都，实现国家的电气化，建设三峡大坝，并通过铁路、公路、甚至空中航线将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于一夜之间建立起中国的重工业体系（40页）。中华民国高度重视治国人才的培养，为了能“科学地”引导和管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它还根据建国思想的要求，组织政府机构，分配经济资源，制定教育计划，并建立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合作关系。

Kirby认为，尽管民族主义政府的许多政策比较保守，它仍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政权，该政权将中国重新统一后的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因而无论在机构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行者，随后的社会主义政权就体现了世界上最大的苏维埃经济官僚体制。确切地说，民族主义者在工业化进程中建立起公私营并存的“混合经济”。他们虽设有国家的工业计划部门，但主要用于政府经济调节，技术咨询，资源分配和政策制定，而不是为了工业彻底国有化13。然而，在经济和工业的广阔领域里，民族主义者与其政敌兼后继即共产主义者实行类似的政策，包括制定计划、统一标准、管理、分区、资金提供、分配及技术转让和合营企业的管理，而且两大政治集团都把建立独立的军事工业放在首要位置，并表现出尽早实现这一目标的极大决心。

民国时期最早提出工业现代化的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实践家，而是那些受到西方先进技术培训的工程师和政治精英。Kirby认为影响这些人政治立场和工作环境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动荡，不如说是这个世纪的战争，尤其是战时的经济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民国早期曾经主张部分行业自治和自我调整的中国管理协会，逐渐转变为民族主义者，并开始依赖国家。中日战争中出现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是当时最大的由技术专家组成的团体之一，它服从于国家领导层的直接利益，尽管它同时又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官僚化和政治上绝对独立的团体。确切地说，它虽力图避开了社会事务上意识形态的分歧，但却从没有超越官僚间的勾心斗角。虽然如此，这个官僚精英部门仍高唱专家治国的高调，凭其无可挑剔的专业知识，顽强地存在了二十年——1949年，当历来被看作是反动独裁和革命成功分水岭的“新中国”成立时，它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态度。

Kirby的观点在整体上奠定了一种新的阐释性框架的基础，它包括几个要点。首先，它从工业现代化，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和原因。其次，它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上，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连续性比革命的连续性更为重要。它要求我们对政策和机构，而不是政治和运动给予关注，它强调社会不断演变的动力是整个战争而不是整个革命。更重要的，它向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简单对立起来的观点发起了挑战，从而突破了“革命历史”模式的束缚，建立起对历史一种新的阐释的框架。 Kirby 和 Strand都提醒我们，所谓的现代化精英们对中国政治体系的现代化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认为学术与政治不可混同。事实上，为了保证技术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纯洁性，国家资源委员会的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僚知识分子强迫自己与政治保持距离。

显然，这些新兴城市企业家和专业人员的政治观点是民国政治中的重要问题。本书收录的Richard Madsen和 Helen Siu的文章，则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这些问题14。

Madsen十分关注耶酥会传教士在中国北方的传教活动，重点考察了天津工商界精英的教育背景。这些精英大都家境富裕，曾在天主教工商学院接受管理和经营方面的教育。

Madsen指出，工商学院的创立者是个天主教徒，他的建校目标有二：一是为法国在华企业培养会说法语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二是充当 “法国在华最好的宣传机构（12页）”。但是迫于局势的多变，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降低目标——最终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建立一个“天主教学校”还是建立一个“法国学校”。随着非天主教学生的增多，在学生的课外活动中，一种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中国式的世俗校园文化发展起来了。但与此同时，学校却保留着宗教式的等级管理制度，在组织上体现了天主教堂的特色。由于提倡顺从和驯服，它压制学生的积极活动。Madsen注意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工商学院的学生大都是那些愿意接受这种宗教式等级制管理的人。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校园气氛——对政治漠不关心。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的其他地方，清华、北大和南开的热血青年四处奔走呼吁，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武装抗日。15

如此看来，抗日战争一爆发，工商学院的天主教士就和日本人勾结起来就不足为怪了，大部分学生都随之而去。在四十年代，工商学院的毕业生逐渐占据了天津金融和工商业的重要位置。显而易见，法国耶酥会赞助的专业培训为中国城市的工商业培养了一批年轻优秀的中产阶级人士。然而他们接受的西方教育既没有激励他们积极参与公众活动，也没有促使他们向过时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组织发起挑战。事实上，由于耶酥会奉行教堂等级制度，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儒家的父权观念、家族组织和社会等级。 Helen Siu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了珠江三角洲的商人群体，认为他们与天津各行业的精英一样，并未过多参与民国政治。

他研究了有关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商人集团的历史文献，发现那时的商人代表“能够在当地的宗庙、寺院、行会和学会这些解决争端的地方，用官话与政府进行有力的对话（19页）”。他反对商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普遍看法，认为商人是联系国家与城市、中央与地方的桥梁。晚清时期的商人接受了当地文化，遵循其礼仪，庆祝其节日，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官僚政治文化和以村庄为基础的地方大众文化之间起着调节作用。他们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包容性。

但1900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珠江三角洲和农村的边缘地区，出现了一个商人阶层，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这源于地方军事主义的兴起。二十世纪早期，现代军事武装取代了儒家官僚的统治，军阀统治着各省省会。敌对军事力量之间的斗争标志着古老中华帝国的解体，削弱了商界精英与农村联系的能力。同时，原来一直忙于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商业网络的城市商人，已有能力追求一种与以往不同更具包容性的新文化。

Siu认为，古老的中华帝国权力的削弱，与中国沿海地区商业文化的包容性是相继出现的。民国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人不同于其明、清时的先辈们，他们不再是帝国等级制度下通过传统的文化活动实现上下交流的推动者。相反，他们成为不同层次社会变革和新文化兴起的动力。他们在二十世纪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种民族国家的能反映商人利益的新渠道”，建立一种“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地域联系（6页）”。但是这两项都没有很好地完成。因此，民国时期的商人们尽管在文化上持一种宽容态度，但在政治上却并没有地位可言。16

以上文章集中讨论了全国范围内城市知识阶层的活动，包括私人企业家和消费者(Cochran)，出版商和广告商(Lee)，城市规划者和行政人员(Strand)，技术人员和官僚(Strand)，管理人员和实业家(Madsen)以及商业精英(Siu)等。这些人修筑铁路，创办实业，发展商业网络，改变生活放式和人们的思想，规划城市，幻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他们的日常活动，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都从现实外观、物质基础、机构框架和技术应用上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但是除了Strand文章中提到的市政管理者外，几乎没有人特别投入地建设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也没有人将其视为己任。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国时期城市知识阶层对政治和道德漠不关心。相反，他们提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例如，Madsen注意到接受现代科技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社会关系的独裁性和等级性。同样，Strand指出，工业现代化的蓝图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市政管理上的独裁性。而Kirby指出那些受过美式教育的技术专家，虽然在民国政府中身居高位，但未必对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产生影响。Lee，Siu，Cochran也不赞成商业活动和观念革新之间，尤其是和自由民主观念革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尽管当时资金和货物的流通已表现出自由和前卫的特征。那么，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一个由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组成的城市职业阶层的出现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城市的兴起与现代化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

事实上，很多人注意到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独裁性和等级特性，而且，这些特性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儒家政治秩序。例如，政治学家Lucian Pye认为无论在政治关系中还是在家族关系中，中国人的思想都表现出对权力的高度敏感。17文学批评家弗里德柯 杰密森认为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描写“个人命运的作品往往是对公有制的第三世界文化和社会窘况的讽喻”。与Pye不同，杰密森不认为这是中国特定文化的产物，而是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对抗关系的产物。18而且，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融合，自我意识的湮没，依然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

王晖，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读书》杂志主编，重新考察了章太炎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提出了个人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地位的问题。19王晖集中研究了章太炎最有创造力的1906至1908年时期。章这一时期的观点主要包括种族革命和现代大汉族主义。王晖仔细分析了章太炎作品中的推论模式，指出章对个体的肯定是一种否定推论的结果。首先，它源于章对诸如“国家”、“人民”等抽象的集体实体的本体存在的否定。而且，章太炎认为个体的独立不是通过不可剥夺的权利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站出来说“不”的能力来完成的，即拒绝个人服从集体，视普遍原则为骗人的鬼话，指责社会规范为压制自由，置个人于集体之上。 王晖认为，广义地说，章太炎对集体的否定来自于对某些本体论假设和认识论观点的否定，这些假设和观点认为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强调绝对个体的同时，章太炎一方面否定了唯科学主义的物质决定论和普遍法则，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社会进化论和历史的直线发展。章太炎所强调的个体化的主体不是肉体和物质意义上的个体，而是集体中的主观个体。他利用佛教唯识哲学否定了个体的本体实在，论证了这一点。归根结底，章太炎是想用他的个体概念取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如“公众”、“团体”等集体概念。他反对庸俗进化论，反对现代化和权力。王晖认为，章太炎将个体化的主体从社会自然形成的集体中解放出来，是为了重新建立一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然而，王晖的这篇文章并非要重写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以便把章太炎看作中国传统的绝对个人主义的最高代表。相反，王晖接着指出，章太炎把个体化的自我从社会自然形成的集体中解放出来，仅仅是为了将其归入更广义的主观性中。王认为，章太炎最为关注的并不是个体的形而上学问题，而是晚清时期的革命政治问题。在他的著作中，他用佛学理论支持他的政治主张，然而，由于他杂乱无章的叙述，以及所暴露的他那个时代尖锐的政治矛盾，反而限制了他所坚持的个体观念。 王晖认为章太炎的绝对个体概念并没有完全表达他的思想。他拒绝考虑个体、社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根据二元逻辑将个体与民族国家完全对立起来。王晖坚信，章太炎将自我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完全是他与其政敌，尤其是严复和梁启超思想斗争的结果。后者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富强，承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他们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为了加强中央权威，不惜牺牲地方的利益，即使当时的统治者是满族人也并不在意。章、梁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哲学基本理论的分歧，而且是立宪派和革命派政治斗争的具体体现。这是两种救国方案的斗争：一个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强调国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加强统治的能力；另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模式，主张利用无数个体的力量，发动革命实现社会变革。 王晖认为，曾在中国反传统文化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五四个人主义”是另一种思想体系的产物，与章太炎的个人主义截然不同。章的个人观念反对现代民族国家，不能融入“五四”时期的文化主流，因为，归根结底，后者主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是，章太炎的思想确实为新文学中的道德批判主义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在他的学生鲁迅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章的呼声显得弱小和孤立，但它的意义却不容忽视。 更重要的是，章太炎的学术生涯直接说明了一些列重要问题。首先，它表明现代中国人所接受的集体观念，并不是源于传统，而是在寻求国家民族富强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相对较晚的观念。其次，它还表明，对集体观念的接受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其文化本质特征的体现。王晖的研究表明，集体与个体、 民族国家与个体自我之间的二元对立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更不用说文化上的必然性。它不仅仅是章太炎为自己制定的政治目标和学术任务的产物，即一种战略的选择而不是逻辑的必然，同时还是语言晦涩和当时推论模式的结果。20

毋庸置疑，在当代中国知识界，王晖对章太炎思想作了淋漓尽致的批评和修正。重读章太炎的作品，王晖指出，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个体观念。这一发现揭示了五四时期的个体观念是以物质决定论为基础的，同时也揭示了它的政治高压本质，使这一备受关注的思想体系更加清晰明朗。王晖文章中提出的这些本体论问题使得民族国家不再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不可争议的唯一主题。21

王晖并不否认中国社会关系的专制和等级特征，也不否认章太炎个体观念的工具主义本质，事实上，对这些特征的认可，是章太炎寻求另一种中国现代化体系的起点。最终，他提出了另一种可行的中国现代化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王晖文章中的批判精神源于中国八十年代的学术思潮。文革后的十年里，中国涌现出一代新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试图用一种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本世纪中国的革命史。 这种批判性的反思促使人们思考个人的地位和人存在的意义。除了王晖外，还有哲学家李泽厚、文学批评家刘再复、马克思思想家王若水等。二十世纪中国个体的处境不仅受哲学思潮的影响，还受到纷纭复杂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政治的影响。在这个充满革命和战争的世纪里，个体的命运难免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具有霸权主义特征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其次是国民党政府对市民的“训政”，以及由此引起的暴力政治文化的滋长。

正如David Wang 和 Frederic Wakeman文章中所指出的，这种文化具有多种表现，22如欢庆与地主阶级血腥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民众甘愿“流血、流汗、流泪”的爱国狂热。David Wang 和 Frederic Wakeman重读了1949年后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些著名作品，重建了抗日战争时期暗杀亲日派的上海主战派的生活档案，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文化进行了分析。这些文章使我们透过了冠冕堂皇的市政改革家、城市专家、精明的企业家和地方名流身上的光环，看到了所谓的革命同志和爱国市民的内心深处。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阴暗面，看到了各党派和政府是如何利用新闻媒介和新技术来迷惑大众的。

David Wang 的文章考察了晚清以来到四十年代末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罪与罚，论及了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批判态度，勾勒了文学由展示暴力到变为暴力场所的发展轨迹。Wang 分析了刘鹗在世纪之交完成的小说《老残游记》，从中看到了现代暴力意识和公正意识的影子。在这本小说里，廉洁奉公的的刚毅深得民心，然而他的所谓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的公堂却正是暴力与冤狱的孳生地。这种反差为作者提供了一个创作的空间，使他能够构思出理想正义与法律正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冲突，并用前者取代后者，从而不仅在文学表现中，还在现实生活中重新讨论了正义与暴力的问题。

David Wang 注意到，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图主持社会公正——“所有的人都狂热地呼吁正义却不知正义为何物”，而这种呼吁则把文学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公众法庭。中国现代文学中之所以表现出揭露社会冤狱、挺身而出控诉社会不公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产生于五四运动高潮时期，当时的激进分子视所有的传统规范和社会关系为专制高压的体系，并与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30年代，当反传统的呼声让位于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时，左翼文学对传统的攻击，无论是在意象上还是在构思上都愈演愈烈。社会公正与文学暴力逐渐趋向融合。左翼文学的初衷是以文学为武器讨伐社会不公，但在其美学观念影响下，中国文学最终发展成了暴力文学（2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左翼作家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边区根据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延安的许多作家成为了共产党的喉舌。他们的笔不仅成为抗战时期在野政党政治宣传的工具，而且成为政党领导下阶级斗争的武器。作家由批评者转变为政治拥护者，理想的正义完全转变为革命的正义。

重读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David Wang感到作者的声音完全反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丁玲有名的革命文学作品中，阶级敌人被置于“新政权的专政之下，对其进行惩罚，仅仅是为了庆祝血腥胜利（40页）”。丁玲关于土地革命的小说融剧院、法庭、执法现场为一体。小说中新掌权的人物表现出的动物式的本能，被描写为“逻辑的必然而不是一时兽性的发作”。换句话来说，她的笔墨不是对付出的牺牲表示哀痛，而是为了标榜流血是历史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中国文学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讨伐一切罪行和不公的最终手段。他们视阶级斗争和欢庆暴力为正义，彻底毁灭了理想的正义。当作家将自己和政党绑在一起时，他们的作品就失去了自我批评的能力。

David Wang坚持认为，左翼作家的新革命文学将“新时代男人”的处境描写得与“革命前妇女的地位”十分相似（45页），并以此来教育新一代民众。他们眼中所谓的“英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阳刚之气不足，阴柔之气有余的男人——在一些著名作品中，这些人为了更高的集体利益不断进行自我牺牲、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以便显示自己的美德，换句话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富有男人气概，不如说是充满女人的阴柔之气。但是，他们正是以此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这些人备受赞扬，因为他们甘愿为了所谓无情的历史法则而牺牲个性与人性。有这些“英雄人物”唱主角，文学讨伐社会不公的历史终于结束，而现代中国的暴力文学终于建立起来。用 Wang的话来说，这种新暴力文学的建立，是通过“自我审判”与“自我惩罚”的形式实现的（45页）。

在David Wang的文章中，这种考验了革命英雄意志的罪与罚，其实是一个阶级对其成员的利用，也是阶级斗争炼狱中对血与火的盲目追求。Wakeman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现象，他文章中的罪与罚与亲日派和抗日派密不可分。其中的英雄热爱的是自己的祖国，而不是自己的同胞，仇恨的是汉奸，而不是地主。而那些战争英雄只不过是爱国抗战中自己行为的主人，并非为正义而战的革命英雄。

Wakeman 认为二十世纪的“汉奸”是那些背叛了祖国的人民而投靠敌人的中国人。这个概念将对民族文化的背叛与勾结外国侵略者混为一谈，因而又与“缺乏人性，性暴力及残暴”联系起来。换言之，对汉奸的攻击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首先，它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的集体性，而不是其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和政治。而且，由于将民族背叛与勾结外国混为一谈，它模糊了公众事务与文化特性的界限。 Wakeman 研究的中心是反汉奸运动，在他的分析中，身份不仅是民族意义上的归属，而且是人性的根本体现。那些背叛了本民族的人也就失去了人性，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攻击的对象。而那些没有超越民族界限的人则不仅被看作同生共死的兄弟，而且还被赋予很高的人格。 根据Wakeman 的分析，“中国人”因而成为一个人民族身份的象征。对民族的忠诚不仅确定了一个人对国家的义务，而且成了公民义务的全部，以至于到了只有那些没有越出民族界限的人才称得上人格高尚的程度。同时，使得攻击叛徒成为公民的道德义务，因为他们认为背叛民族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Wakeman 在文章中写道，“仅仅因为这些汉奸是囤积居奇，抬高物价的奸商，或是因为他们贩卖鸦片‘毒化’自己的同胞，或因为他们在其日本主子授意统治的地区肆意提高税收，‘搜刮’民财，或因为他们向日本主子出卖中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仅仅因为这些，他们还罪不致死。他们该杀，仅仅因为他们是汉奸”。 根据上述民族身份的理论，这些爱国行为只是公民的道德义务，因而不能说它含有道德的力量和个体的自觉性。但是Wakeman 认为，抗战中的英雄却另有其产生的背景。

Wakeman 的研究表明，汉奸这一名称不是二十世纪出现的。它的首次出现可以追溯到宋代，当时指那些为女真金国作奸细的中国官员。在二十世纪，直到1938年民国政府撤离武汉之后，汉奸这个词的意义才确定下来，当时全国弥漫着迷惘与颓废的气氛，许多人的抗日决心有所动摇。在前线，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了。为了赢得大众对武装抗日的支持，他们有意将“叛徒”和“英雄”对立起来。在两个政党为了国家命运而合作的背景下，抗日者被宣传媒介描述成“英雄”，而那些妥协者和有意亲日者之流则被贬为“坏蛋”。把英雄和坏蛋完全对立起来，纯粹是为了抹杀两党合作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善和恶一旦对立起来，就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那些继续背叛人民，继续公开做走狗，暗中作汉奸的人，不仅要遭天谴，还要受到同胞门的杀戮（42页）”。同时，整个一代年轻人都受到教导：不仅要热爱祖国，还要和叛徒作斗争。

Wakeman根据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对重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机构即军统授意下的爱国行动作了详细的描述，使我们对当年发生在上海街头的爱国事迹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早在1938年，当日本加紧在长江下游地区建立伪政府时，军统也采取措施清除貌似中立的外国租界一切亲日嫌疑分子。为了加强其行动力度，军统在上海下层市民中大力招收新成员。为了加强动员，他们利用一切手段：裙带关系、邻里亲情、金钱诱惑、爱国狂热，征得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不仅在上海为军统效力，还成为反汉奸的城市恐怖中的杀手。

Wakeman 的研究表明，上海街头的暴力行为在当时显得颇为光彩，英雄式的暗杀也备受推崇。这些激进的年轻人大多十八、九岁，二十出头。他们狂热地认为，自己是受“四万万中国人民”的重托誓死清除中国人中的叛徒。经过详尽的考察和筛选，Wakeman 勾勒出了这些忠诚的杀手们的生活：穷困潦倒的出版商，完全靠亲戚的资助度日；十几岁的青少年，小学毕业后就一直没有工作；与游击队有联系的招待员；丢了工作的成衣商；同住一个阁楼的同乡密友。在失业的困境中，同志式的友情、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对汉奸的刻骨仇恨将这些人团结起来，他们坚决地向军统为他们指定的目标发起攻击。他们枪杀、 斧砍、刀劈、棒打，害死了一个个医生、作家、记者、金融家、工业家、政治家——要除掉一切通敌嫌疑。而事实上这些杀手们要么被日本宪兵、要么被亲日派逮捕，严刑拷打，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他们的血将战时上海的外国租界的大街小巷变成了城市恐怖主义的战场。而抗日新闻媒介把他们的行为当作爱国主义英雄事迹大肆宣传。23

这些年轻人坚信叛徒与英雄、民族的背叛者与民族的捍卫者之间的界限黑白分明。当他们为自己的信念献身的时候，那些战争中的高级领导人——重庆的情报局局长戴笠、南京的亲日头子周佛海、江苏北部的共产党领导潘汉年和东京的日本人———正随着战局的变化巧妙地调整自己的战略。亲日派为了免于战后的惩罚，很快就投靠了重庆，而军统为了挫败长江下游的共产主义势力，很快就会和“走狗”们勾结起来。在如火如荼的抗战背后，战争头目们正悄悄地做着交易，进行战略性联合，而这一切，将影响成百万人的生活。与上层领导人的实用主义相比，战时英雄主义的悲剧性就益发显得突出。 Wakeman 总结说，事实证明，在那个狂热崇拜“流血、流汗、流泪”的年代里将英雄与叛徒、善与 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是卓有成效的。他注意到，一个人要成为汉奸，他就必须是个汉人。另一方面，只要他还是一个汉人，他就可以通过赎罪获得国人的宽恕，重新做人。根据Wakeman 的分析，汉奸的出现是将民族身份与公民义务混为一谈且过分强调前者的必然结果。虽然反汉奸的暴力行为都被战时新闻媒介作为公民义务、道德义务大肆宣传，但是爱国行动主义发展成暴力文化的一部分——现代化的国家动员和宣传的结果———归根结底，他还是缺乏英雄主义。

王晖研究了现代中国生活中个体在集体中的地位，David Wang和Wakeman承认中国社会关系的两大特征是集体性与强权性，认为它们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现代生活的必然结果。Wang和Wakeman认识到对生活在这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里的大众来说，自律是他们自身的行为准则，又是他们对本体论认知的盲从。他们研究了个体行为的社会空间结构，尤其是社会对个体行为的新约束。通过分析左翼和右翼的宣传言论，他们发现“英雄“与“坏蛋“相互依存彼此定义；而英雄主义一方面要求为了政党的利益安屈求全，一方面要求为了政治实用主义和政治机会主义容忍背叛。 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成人为英雄，然而，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激烈的社会言论的束缚。Wang和Wakeman分析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全民族抗日中都产生了其悲剧式的英雄。但是，来势凶猛的现代言论不仅决定了个人的生活方式，还决定了公众的生活方式，不仅重建了社会空间，还重建了家庭空间。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要求全体中国人民的忠诚不二。这些现象不仅大幅度调整了标志性社会资源的分配，而且与Leo Lee分析的商业化一样，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现代化民族国家通过各种手段，不仅向各种社会团体提出了强有发力的挑战，而且形成了一整套行为表现体系，为个体的自我表现提供了条件。如Duara和Pickowicz所指出的，24传统的父权体系正是在现代社会的上述背景下被重新定位。新的民族主义宣传不仅影响了男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妇女的生活。

Duara的文章探讨了妇女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宣传中的作用及负作用。Duara认为，中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妇女形象，“一类是五四型，她们是极端反对儒家思想，确切地说是反对家庭观念的民族主义女性；另一类是保留了较多传统美德较保守的现代女性（13页）”。前者在政治上与共产党相联系，而后者则通常与国民党和社会改良派联系紧密。反传统女性表现得较为革命，然而在政治上却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的形象因此也受到影响，因为“这些女性及其行为破坏了中国文化精粹的纯洁性（13页）”。相反地，保守女性看似受传统的束缚，实际上进入了现代社会并成为“新父权”社会的主角。

为什么两种女性具有不同的政治影响呢？Duara认为，原因在于民族特性这个大问题，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稳定不变的文化内核。众所周知，现代化是直线发展、不断变化、滚滚向前的历史必然。为了能使自我在时间的长河中找到一个位置，就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的空间—— 一个“亘古未变的文化精粹以作为历史发展中的必要主题”。这个内部空间包括“一个不断被修正的文化精粹，其历史性被不断的发展变化所掩盖，尽管这种变化与其他领域的变化并不同步（8-9页）”。“在历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中，作为其主题的民族与社会，都需要建立一个稳定不变的‘文化内核’，以便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确立自身的位置（9页）”。在中华民国，与传统的“藕断丝连”恰巧与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暧昧态度相吻合。结果使“东方文化、民族文化或文化精粹与真实空间之间错综交叉、相互影响（10页）”。既然中国人自我定位的真实空间必须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它就必须由妇德、家庭、精神和传统而组成，从而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时期的新父权体现。在这个体系中，妇女“在公共活动中成为现代女性，而同时又被要求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粹（14页）”。

中国女性究竟是如何体现民族传统呢？Duara认为，这是由实际的需要和不同的政治党派决定的。民国的著名人士从孙中山、汪精卫到鲁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Duara指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父权体系如何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国家的需要，从而形成民族主义时期的新父权体系（16页）”。某“南方女性”就此发表文章，认为民族主义给了她“一种新的思考背景，使她得以重新评价”传统父权——她认为女性身上具有中国男子所不具有的忠贞、善良，认为这些传统美德使得中国女性在国家建设中能够表现得热心公益、忠于祖国（17页）。

1930年日本扶持建立了满洲国。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父权是如何为民族主义时期的新父权服务的，Duara通过对伪满中产阶级精英中形成的社会团体“道德社会”的考察，力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Duara指出，这个由日本人控制的精英团体的成员主要有高级官员、商人、地主，包括了满洲国从中心城市到各个城镇的各界人士。该团体是个强大的教化机构，它宣传和平、道义，鼓吹儒家治国的东亚救世论。由于与国家政权存在密切联系，它反对“西方”，斥责其为物质文化；认为“东方”重视道德而非宗教。它不反对女性恪守妇道、忠贞守节。中产阶级的父权倡导者与满洲政府联合起来，宣传家族观念、夫为妇纲。妇女被塑造为传统文化精粹的象征——孝顺、忠贞、自我牺牲、屈于父权。

Duara认为这种教化意义重大。在满洲政府和中产阶级父权倡导者的授意下，民族主义时期的新父权利用各种教育机构和宣传机器规范妇女的行为，限制妇女的思想。但是，女性并非失去了所有的自主性。30年代中期，“道德社会”的女性，有的在慈善学校教书，有的在全国做伦理道德演讲。Duara仔细研究了300多页有关她们的资料，发现这些参加公共宣传的妇女不同于家庭妇女。Duara强调，参加“道德社会”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妇女“掌握她们家庭以外生活（35页）”最理想的方式。而且，从现代观念来看，社会活动或公众活动有其积极的一面。它拓宽了妇女的生活空间，使其有机会参加广泛的道德实践。尽管这些女性在新父权体系中仍被奉为典范，她们在宣传活动中已能够赢得比传统父权下的女性“更为自主的活动空间（44页）”。满洲国“道德社会”的妇女演讲者虽然受到父权的约束，但实际上在其宣传工作中却违背初衷，越出了父权的藩篱。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妇女担任着为民族主义作宣传的任务，其地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民族身份理论和民族主义的父权体系继承了传统的父权体系，要求她们成为妇德的象征；另一方面，正是倡导父权的国家扩大了妇女的活动空间和自主空间。民族主义与父权的内在联系既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对立的产物，又是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这种内在联系产生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它否定了简单地将中国女性分为“传统型或现代型”；“进步型或保守型”的二分法。 现代民族主义与传统父权的联系是历史的产物，这种联系有多方面的原因。Pickowicz通过分析满洲中产阶级的“道德社会”，从女性的表现中看到了这一点。而Pickowicz则从40年代后期反映中国战时经历的大众电影中看到了这一联系。Duara认为这种联系不管从心理上还是认知上都是一种必然——换句话说，为了使民族主体在历史的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一个不受西方影响的内部空间，这一联系是必需的。相反，Pickowicz看到，国与家在实际结构上是一致的——看到了40年代的大众电影是如何以家庭的经历来反映民族的遭遇的。这些电影反映了一些人的亲身经历，是一批“有意义的影片”。通过分析民族主义和父权之间联系的历史必然性和文化实用性，Duara和Pickowicz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状态。

Pickowicz指出，战后中国充满了幻灭与绝望的情绪。抗战大多数中国人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虽然中国最终取得胜利，战胜了日本；但是战争中曾惨遭蹂躏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失落与挫败情绪。

40年代后期，上海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反映这种战后低落情绪的电影。这些电影大都是吏诗般的中国战争片，表现了中国家庭在战争中的遭遇。它们一经上映，立刻引起强烈反响，票房收入不菲，而且一连几月势头不衰。这些电影迎合了40年代后期弥漫在中国的低落情绪，诉说了战后中国普遍存在的不公正感和失落感，将成功的喜悦变成了挫败的哀伤。尽管影片没有直接批判民国政府，但其中许多反面人物都是支持重庆政府的战争投机者。当时，对国民党集团的批评声日渐升高，这些电影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加速了它的覆亡。由于这个原因，49年后编写的电影史都称之为政治上比较“进步“的电影。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这类电影——如有名的“Far Away Love”、“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就会发现，当它们表现家庭遭遇时根本无革命性可言。事实上，其中的家庭观念和文化政治完全是保守的。所有正面角色的爱国情操和大公无私的精神不过是新旧儒家文化的延伸，同时，所有反面角色也不过是背叛了传统的家庭观念。而那些恶棍，如Wakeman文章中的汉奸卖国贼一样，不过是打破了文化界限，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蚀，变得贪婪、无情、自私，以至终于与敌人勾结起来。Pickowicz强调，这些电影无一不表现出反对商业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所有正面人物历尽艰难、出生入死，而作为中国人，他们的自我价值和人格却丝毫未损、完美无缺。这一切都归功与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因而，这些战后的“进步”电影非但没有充当反传统的先锋，反而与民族主义的宣传结合起来，利用传统规范来维护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塑造典型的民族主体。 这些表现战时家庭遭遇的电影，不仅是民族遭遇的缩影，而且是民族苦难的再现。它所描写的家庭关系不仅体现了传统的父权体系，而且反映了父权体系出现的混乱。Pickowicz指出，战争中男女的不同表现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些影片中，往往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精粹，体现出斗争勇气、反殖民主义决心、忠诚的美德和献身的精神。而表现出文化堕落、战时畏难情绪、向殖民主义妥协、动摇退缩倾向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因而，在Pickowicz看来，战争似乎使中国女性展示了她们最优秀的一面，而使男性暴露了他们最阴暗的一面。

民族危亡时期父权秩序所受到的冲击或许有损男性的人格，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秩序。这期间产生了许多令人景仰的女英雄，但父权权威未必因此受损，而女性也未因此获得更大的自主权。那些在战时表现出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关心他人的传统美德，并有幸从战争中活下来的女性，战后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那些在艰苦岁月里道德高尚的女英雄，最终的命运不过是被其不道德的配偶抛弃。另一方面，那些谴责其亲人道德败坏并与其资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女英雄们，如果她们还追求更高的自主权，结果也未必会好。高尚的道德境界注定她们要加入到一个新的爱国团体中去，从而成为集体利益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她们的美德使她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受到父权的束缚。虽然她们看似走出了家庭的藩篱，加入了公众、社团、集体，但实质上，她们继续受到传统妇德的束缚，只是这次是作为正面形象而出现。 当然，民族主义时期新父权的出现究竟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中国女性的处境，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Pickowicz 和 Duara通过研究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材料，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两人的文章都认为，随着新的民族主义宣传的开展，女性的活动空间远远超出了家庭，国家与民众对妇女行为的默认为她们开辟了活动的新天地。然而根据Pickowicz 的观点，家庭结构的崩溃和集体主义的兴起，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妇女重新置于父权之下。 与Duara文章中满洲国中产阶级社团“道德社会”中女性宣传者不同，Pickowicz在电影分析中提到的女性不再是努力寻求更大生活空间的家庭主妇，而是一些失去了性别特征的女同志、女战士；因为她们决心要为这个男权社会献出一切，她们不仅在男权社会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也在公共活动中站稳了脚跟。确切地说，Pickowicz的论述表明，女性形象是教育的结果。至于在中国现代化背景下，民族、父权和女性这三种力量重新组合的结果如何，以及这种组合是否会产生新的女性形象，是否会引起妇女在社会空间的重新定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然而Duara、Pickowicz以及王晖、David Wang 、Frederic Wakeman ，要么通过逻辑推理，要么通过对偶然事件的分析，已经雄辩地指出，民族国家的出现是有步骤的、必然的，而它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势不可挡。

注释：

1 因为本书只是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提出讨论，并不是要对现代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作出全面理解，故本部论文集的讨论范围并不包括所有的重要历史问题。例如，有关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早期历史，内地的政治经济和动员，城市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性、阶级和种族问题，以及法律改革和制度变革问题最近的学术研究成功并没有包括在本书之内。 2 对于当代中国历史中“革命运动”主题的简明、杰出、典范的论述，可参看Mary C. Wright所著《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一书中的《导论：升起的变革浪潮》。（纽黑文及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

3 对于中国1911、1927以及1949年革命的性质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对每一阶段的成功和失败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一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可参看John K. Fairbak 及Albert Feuerwerker所著《剑桥中国史》第十三卷《中华民国史1912-1949》 第二部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特别是第三、第十一及第十二章。

4 在本书中现代化被看作是多样和复杂的。它在几个不同的层面相互联系同时运做着，其中包括思想启蒙、都市的国际主义和消费主义、全球企业和跨国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的合理化和工业的技术、物质文化、市政规划、都市化、职业化、民族国家的兴起、对新的市民群体的训练培养、以及民族主义者呼声的出现。

5 关于这一著名论题的讨论和这一研究领域的丰富成果，参看 Wenhsin Yeh所著《上海的现代化：共和制城市中的的商业和文化》，《中国季刊》第 150卷（1997六月）第 375-394页。

6 Leo Lee《民国早期现代化中的文化建设：一些关于上海城市的研究》。

7 有大量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周纵策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剑桥Mass: 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出版）以及最近史华兹所著《中国的启蒙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及其遗产》（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出版）。

8 Sherman Cochran《销售药品和广告梦想：1900-1950》。

9 David Strand《“身居高位不如甘为平民”：都市化中的现代城市》。

10 David Strand《北京黄包车：二十年代的城市人口和政治》（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出版）；也可参看 Strand《结论：历史的展望》，收入 Deborah S Davi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Elizabeth J. Perry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后毛泽东中国自治和社会的潜在能力》（纽约华盛顿特区： Woodrow Wilson 国际学术中心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出版）第 394-426页。

11 William C. Kirby《设计中国：发展国家的诞生1928-37年》。

12 现代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变革力量的状况，参看Philip Kuhn富有创见的著作《共和国下的当地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问题》，收入 Frederic Wakeman, Jr.和Carolyn Grant主编的《晚清帝国的冲突和控制》（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5年出版），第 257-298页。也可参看 Prasenjit Duara《文化、权力和国家：1900-1942年的中国北方农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出版。）

13 William C. Kirby《德国和中华民国》（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相关的讨论，可参看 Thomas B. Gold《台湾奇迹中的国家和社会》（纽约：M.E. Sharpe 1986年出版）。

14 Richard Madsen《等级的现代化：作为天主教社会在中国北方范例的天津的工商学校》； Helen F. Siu《世界主义者的基础：广东的商人和当地文化》。

15 参看 John Israel《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1927-1937》(斯坦福: Hoover 出版社1966出版) 和Israel 与 Donald W. Klein《反叛和官僚主义者:中国的十二月党人》 (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出版)。

16 参看 Faure 和 Siu所著《身份》以及 Ong和Onini所著《无根据的统治权》。

17 Lucian W. Pye《中国政治的精神》（剑桥：MIT 出版社1968出版), p.xviii.8；

18 Frederic Jameson《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社会版本 15 (1986):69。

19 汪晖《章太炎的个人观念和现代中国的身份》。

20 可以看到，汪晖对中国文化中的集权主义的看法有别于Madsen，他不同意将对传统的尊重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21 也可参看 Prasenjit Duara《从民族拯救历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5出版)和 Peter Zarrow《无政府主义和中国政治文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0出版), 以及 Arif Dirlik《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柏克来：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22 avid Wang《罪与罚？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公开争论》； Frederic Wakeman, Jr. 《汉奸（卖国贼）！上海战时的通敌和锄奸》。

23 Frederic Wakeman《上海魔域：战时恐怖主义和城市犯罪（937-1941）》（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出版）。

24 Prasenjit Duara《论真诚和妇女：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妇女的个人叙述》和 Paul Pickowicz《抗战胜利：中国抗日战争后的景象》。